中评两会专访：王贵国谈“一国两制”在香港
中评社香港2月24日电（记者侍佳妮）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国际经济法学专家王贵国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二十二年整体是成功的，但“一国两制”本身是新生事物，在实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王贵国认为，香港回归之初，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理过少，没有明确指出在维护“一国”方面有哪些要求，以致如今香港人对“一国”的概念和情怀淡薄到了相当低的程度。并且，过去中央政府太注重香港资本家的利益，普通香港市民感受不到政策的温暖，这也是需要反省和改进之处。
但是王贵国也强调，反省同时不可矫枉过正。他引用《道德经》中的名言“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认为如果香港老百姓感受不到“一国”的压迫感，有很大的自由度，又明确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哪里，就是“一国两制”最好的状态。
作为政协委员和法律专家，王贵国将在两会上提出一个具体而务实的建议：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不能仅仅在北京有办公室，应该在香港也设立一个对等的办公室或办事处，招募香港本地年轻人全职做法律研究。在北京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也应当定期来香港办公，了解香港社会的现状和动态。
中评社专访王贵国，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已经跨入第二十二个年头，您认为这二十多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训？
王贵国：整体来看，“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二十二年是成功的。“一国两制”本身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实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一国两制”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我们要承认，其中有矛盾。主要的矛盾在于怎么看待“一国”。“一国”是一个大圆，“两制”在这个圆的范围内浮动，只要不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很大空间。一旦超出，就是跨过红线，“两制”就过界了。如何不超过这个红线，我认为需要从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认知这三个方面考虑。
港人的国家情怀低下不能怪香港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过去二十二年来放任的结果。中央政府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只想着给香港好处。每次领导人来香港，都会想着送香港一个大红包，好像送一个大红包，香港人就爱国了。其实并非如此，在香港这样经济发达、教育程度高的社会，仅仅“送大礼”是不够的。台湾很多人在大陆做生意，钱照挣，台独也照搞。香港也这样，很多企业和个人赚着内地的钱，又没有爱国情怀。
中评社：那么您认为，您所描述的情况应该如何改善？
王贵国：这还是涉及到“一国”与“两制”之间如何界定，除了外交、国防事务之外，其它事情中央政府都可以不管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比如港大最近几年的变化，与管委会主席的任命有很大关系。那么谁来任命、任命什么人、任命时有过什么考量，都应该作为考察评判教育官员的重要指标。
过去中央政府太注重香港资本家的利益，太注重和资本家打交道。在70、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这也许都是正确的。但当香港社会发展起来，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社会形态成为一个橄榄球状，一边是很小的穷人，一边是很小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很庞大的时候，还将重点放在与资本家打交道上，给他们再多的好处，老百姓都得不到。而资本家的财富一直在增加，中产阶级的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那他们不会感受到政策上的温暖，就不会拥护中央。我们中国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需要反省的地方。
但在这个反省过程中，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回归之初是管得太宽松，放任自流，那么现在也不宜用管理内地的方式来管理香港社会。别的不提，单从文风来说，内地人喜欢讲空话、套话、废话，香港人直奔主题，形式主义切忌搬到香港。过去管得太松，现在也不能事事都管，而管得太严。这是中央政府需要考量的。
《道德经》有句话，“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有人说，香港人不搞“港独”是怕了，千万不能认为香港人怕中央政府是好事。这就像孩子在父母面前一样，如果父母把孩子吓住了，孩子在父母面前就不会讲真话，并不是真正归心。中央政府应该好好考虑一下《道德经》这几句话，如果香港老百姓感受不到“一国”的压迫感，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同时又明确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哪里，我认为就是最好的状态。
王贵国：保持香港的法制社会的完整性，这是非常好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是进步的，任何一个法律环境、法律制度，都要与时俱进。比如说“一地两检”，过去连高铁都没有，香港《基本法》里怎么可能写“一地两检”呢？明天可能又有新的交通工具，那是不是《基本法》里没写，就不可以做呢？做一件事情需要有法律基础，需要有事先充分的调研。比如说，我们事先调查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地两检”现状，然后拿出方案供社会讨论，效果可能就较好，就较具说服力。
我从加拿大转机去美国，在加拿大就已经进入美国国界了，行李都不用拿，因为美国的执法机构已经在加拿大的领土上了，工作人员盖个章，就算我入美国国境了。欧盟国家“一地两检”的情况更多。“一地两检”本来是很普遍的事情，可是香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制度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事先没有做研究呢？
谁可以做这件事？很多机构都可以。基本法委员会本身就有研究和向政府提建议的职能，为什么没做这件事？香港社会对基本法委员会有什么认识？如果要讲宪制架构，它属于宪制架构的一部分，有效衔接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内地的大陆法系制度，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两制”真正的衔接点。
但是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都没有重视这个机构。基本法委员会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和显示，所以每次一释法，香港老百姓就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机构。这件事情，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都有责任，但不是香港社会的责任。
我建议，基本法委员会不能仅仅在北京有办公室，应该在香港也设立一个对等的办公室，或者办事处，招募香港本地法律界和其它界别的年轻人，全职做法律研究。在北京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也应当定期来香港办公，了解香港社会的现状和动态。现在内地讲“精准扶贫”，“一国两制”也要有精准性。
王贵国：中央政府讲台湾回归要发挥港澳作用，不要先谈哪些地方好，要先谈哪些地方不够好。中央政府也好，香港政府也好，在这方面都要不断反省，学习孔夫子“吾日三省吾身”。每一件事都要有具体的规划，具体的考量。我认为中央在考虑台湾的时候，也切忌用传统的方法，毕竟时代变了，一定要有新的思维方法。少说空话，好好想想怎么样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打动他们的心。
中评社香港2月24日电（记者侍佳妮）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国际经济法学专家王贵国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二十二年整体是成功的，但“一国两制”本身是新生事物，在实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王贵国认为，香港回归之初，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理过少，没有明确指出在维护“一国”方面有哪些要求，以致如今香港人对“一国”的概念和情怀淡薄到了相当低的程度。并且，过去中央政府太注重香港资本家的利益，普通香港市民感受不到政策的温暖，这也是需要反省和改进之处。
但是王贵国也强调，反省同时不可矫枉过正。他引用《道德经》中的名言“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认为如果香港老百姓感受不到“一国”的压迫感，有很大的自由度，又明确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哪里，就是“一国两制”最好的状态。
作为政协委员和法律专家，王贵国将在两会上提出一个具体而务实的建议：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不能仅仅在北京有办公室，应该在香港也设立一个对等的办公室或办事处，招募香港本地年轻人全职做法律研究。在北京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也应当定期来香港办公，了解香港社会的现状和动态。
中评社专访王贵国，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已经跨入第二十二个年头，您认为这二十多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训？
王贵国：整体来看，“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二十二年是成功的。“一国两制”本身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实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一国两制”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我们要承认，其中有矛盾。主要的矛盾在于怎么看待“一国”。“一国”是一个大圆，“两制”在这个圆的范围内浮动，只要不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很大空间。一旦超出，就是跨过红线，“两制”就过界了。如何不超过这个红线，我认为需要从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认知这三个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