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关注美大选年对华政策变化
中评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徐梦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日前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中美关系圆桌论坛。期间他发言表示，中美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战略博弈新阶段，大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在整体方向不变的同时可能出现四方面变化。现在，中国应把中美关系和对美政策放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中理解。
王鸿刚认为中美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战略博弈新阶段，期间可能会有些微回旋和缓和，但总体方向不变，这也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他得出三个推论：
首先，中美贸易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稳住中美关系难以确定，协议要解决的问题越往后越难；其次，双方近期都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总体上没改变中美关系的整体气氛；第三，涉台、涉疆、涉港、涉藏、涉南海问题的新管控机制没有建立，原有的战略共识正在瓦解，这些问题本身已经获得自我强化、自我升级势头，所以底线可能会不断下移。
美国对华政策在大选中会经历哪些变化?
谈到美国2020年的对华政策，王鸿刚表示，大选是2020年美国政治的最大因素，美国在2020年确实需要对一些事关美国前途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重新检讨，这主要涉及四个层面。一是，美国到底要奉行国家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路线；二是，到底要关起门来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三是到底坚持特定种族优先还是多元包容，这个内政问题也有对外意涵，尤其是在中美人文交流问题上会直接体现出来；四是重点要对外继续强化对抗，还是要夯实内部根基。如果说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个建制派与民粹派的对决，那2020年极有可能是左翼民粹对右翼民粹的博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我们所设想的那种理性的、中正的、温和的声音恐怕不会占主流，以及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从2017年到现阶段形成的中美关系的态势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大选中会经历哪些变化，王鸿刚提出四个相关词。第一是“确认”，通过大选的辩论，两党极有可能会进一步确认一些最基本的共识，确认以“竞争”为基调。第二是“微调”，对一些极端性的、情绪化的、尝试性的，以及会引起中方过激反应，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做法做调整。第三是“细化”，两党都会拿出更具体的关于脱钩的或有关对抗的版本。第四是“动员”，这次选举也将具有在美国国内进行战略动员的效果。在前景上，具体朝哪个方向发展，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回应。
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战略
中国会做何反应？王鸿刚表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明确2020年在整个中国的对内对外战略中的定位。对我们来说，2020年是收官之年、决胜之年，2020年可能会形成一种非常浓厚的、思考实现中国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氛围。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会成为牵动整个中国内外战略布局的首要问题，这种情况下，把中美关系和对美政策放在中国的大战略中去看，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在的做法。
王鸿刚认为我们反覆在提的关于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是中国目前的大战略，两者不能分割，一个是动力，另一个是保障。
追求实现民族复兴必然意味着我们要追求更高的发展主动权，发展自主性和发展空间，这就意味着更高的国家安全状态，比如在两岸统一等主权问题上会有新的设定，这些内在都蕴含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摩擦升级和框架重置，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
同时，民族复兴也意味着更大程度地拥抱市场经济和拥抱自由公平贸易，去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普遍遵守的、更加兼容的规则体系，内在蕴含的是中国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和市场共享，由此可以推导出“脱钩”不现实，合作共赢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这也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某些确定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很多内涵，第一层就是中国将来要追求的国际秩序愿景是共同体，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霸权体系。中国既然追求的是共同体，而不是在一个新的国际体系中充当霸权，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竞争方式将同美苏关系不一样，也同历史上的大国博弈不一样。
同时，共同体也意味着共同的全球治理，有关涉恐、涉气、涉难民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会主动找美国合作，美国也可能有很多人希望和中国合作，所以潜在的合作空间是有的。如果真正推动构建共同体，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势头，对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大国的行为构成制约，那么对共同利益和多边主义的破坏，都会遭到群体的抵制，所以这个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的理想化的设想，本身就是一个战略。
同美国博弈的三个关键词
王鸿刚阐述了对中国对美战略的理解，认为第一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最近官媒反覆提到的一个观点，其实也是对大国博弈的一个最好的回应。这里，自己的事不仅包括国内的事，也包括对外的事，关键是处理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者之间怎么相互促进的问题。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在对美战略中获取优势的最好方式。
第二是“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其中协调合作是手段，稳定是目标，稳定过去是目标，将来还是目标，过去的目标是通过隐忍、合作加捆绑的方式实现，那么未来这种稳定的实现方式多少会有些不同，包括做好最坏的准备争取较好结果等，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传统智慧在新时代会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是“新型国际关系”。我们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网络，国际合作网络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稳定性的一种最好的保证。如果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是以稳定中美关系来拓展国际合作网络的话，那么未来几十年大的战略态势，就是通过我们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网络，使中美关系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博弈战略。
中评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徐梦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日前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中美关系圆桌论坛。期间他发言表示，中美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战略博弈新阶段，大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在整体方向不变的同时可能出现四方面变化。现在，中国应把中美关系和对美政策放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中理解。
王鸿刚认为中美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战略博弈新阶段，期间可能会有些微回旋和缓和，但总体方向不变，这也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他得出三个推论：
首先，中美贸易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稳住中美关系难以确定，协议要解决的问题越往后越难；其次，双方近期都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总体上没改变中美关系的整体气氛；第三，涉台、涉疆、涉港、涉藏、涉南海问题的新管控机制没有建立，原有的战略共识正在瓦解，这些问题本身已经获得自我强化、自我升级势头，所以底线可能会不断下移。
美国对华政策在大选中会经历哪些变化?
谈到美国2020年的对华政策，王鸿刚表示，大选是2020年美国政治的最大因素，美国在2020年确实需要对一些事关美国前途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重新检讨，这主要涉及四个层面。一是，美国到底要奉行国家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路线；二是，到底要关起门来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三是到底坚持特定种族优先还是多元包容，这个内政问题也有对外意涵，尤其是在中美人文交流问题上会直接体现出来；四是重点要对外继续强化对抗，还是要夯实内部根基。如果说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个建制派与民粹派的对决，那2020年极有可能是左翼民粹对右翼民粹的博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我们所设想的那种理性的、中正的、温和的声音恐怕不会占主流，以及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从2017年到现阶段形成的中美关系的态势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大选中会经历哪些变化，王鸿刚提出四个相关词。第一是“确认”，通过大选的辩论，两党极有可能会进一步确认一些最基本的共识，确认以“竞争”为基调。第二是“微调”，对一些极端性的、情绪化的、尝试性的，以及会引起中方过激反应，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做法做调整。第三是“细化”，两党都会拿出更具体的关于脱钩的或有关对抗的版本。第四是“动员”，这次选举也将具有在美国国内进行战略动员的效果。在前景上，具体朝哪个方向发展，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回应。
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战略
中国会做何反应？王鸿刚表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明确2020年在整个中国的对内对外战略中的定位。对我们来说，2020年是收官之年、决胜之年，2020年可能会形成一种非常浓厚的、思考实现中国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氛围。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会成为牵动整个中国内外战略布局的首要问题，这种情况下，把中美关系和对美政策放在中国的大战略中去看，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