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共同”同构视角下国家统一机制研究
中评社╱题：“五个共同”同构视角下国家统一机制研究 作者：苏晗之（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林薇（厦门），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生、本文通讯作者；王传超（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用“五个共同”揭示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指出了“同构”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中的重要意义。本文从“五个共同”出发，基于“同构”这一新的视角对古今中外相关的经典统一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对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以“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为强制性同构案例、“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为模仿性同构案例、“清朝统一台湾”为规范性同构案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时，两岸同源背景为开启同构统一机制提供基础，差异化同构方式是促进统一的关键，统一后的协同治理是促进国家稳定的核心。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访问大陆的马英九一行时曾指出：“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1〕总书记用“五个共同”揭示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同时也指出祖国的完全统一的道路。因而，如何发挥两岸“共同”的基石，进行“构建”的探索，形成“同构”的机制，进而促进新时代台湾问题的解决，理应成为当前国家完全统一的思考方向。
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国家统一案例中，无不证明了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为国家进行同构统一进程提供基础，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期盼则是国家同构统一过程的关键因素。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幷基于共同继承文化，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的统一根植于共同历史，清政府对台湾的统一基于共同血脉等，正是在这样的同源背景前提之下，形成了国家同构统一的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期盼。尽管这些国家统一同构的机制不相同，但最终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本文从同构的视角出发，对以上三个统一同构成功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国家统一的同构机制，以期对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促进国家完全统一有所启示，为实现国家统一提供理论参考。
二、同构理论与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最早从制度同构角度提出“铁笼理论”，认为基于科层制组织制度越来越相似像无法突破的铁笼。〔2〕新制度主义出现之后，1983年，美国学者保罗·狄马乔和沃尔特·鲍威尔提出所谓同构是“制约性过程，在面临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有一种力量促进某一单元与其他单元变得相似”。“制度同构概念是理解渗透到众多现代组织生活之中政治与仪式的有效工具。”“试图解释在现代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为什么组织结构和实践越来越相似？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组织走向同质化，从而使得组织形式、结构和具体实践愈来愈相似和趋同？”〔3〕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学、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在政治学或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4〕但是，制度性同构已经用于解释组织结构、制度、政策、规范趋同原因幷为全面理解“趋同现象”提供依据。例如克劳迪奥用制度同构的视角研究了欧盟的一体化问题，他指出单一货币、税收政策以及媒体所有制政策都是“同构”的产物。〔5〕因而，将同构用于促进国家统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有益视角。
制度同构一般基于三种机制：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和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正是这三种机制的交互作用，使得同类型组织之间的相似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强。〔6〕
强制性同构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该组织面临着其他组织所施加的压力，二是该组织运作所处社会的文化期望。这种压力既可被感知为强制力量，也可被感知为说服或邀请。〔7〕由此可知，强制性同构来源于一方对另一方期待，期待的一方因为第三方的压力，为满足自身期望，而主动接受强制性同构，主动向被期待一方靠拢（见图一）。
模仿性同构是组织对于不确定性的自发反应。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模仿或许是能够帮助组织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风险减缓机制。面对不确定性，某些只倾向于模仿那些成功或者更合法的组织，以此节省“搜寻成本”。〔8〕因而，可将模仿性同构理解为，相对落后或者自认为不合法的一方为了进步或合法性在风险或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学习模仿另一方达到提升自己的目的，另一方对于模仿和学习持不拒绝的支持态度，重点在于是两者之间的互动（见图二）。
规范性同构是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结果。狄马乔和鲍威尔将专业化解释为某种职业成员为了界定该职业的工作条件和方法，控制生产者生产以及为职业自主建立认知基础和合法性的一种集体努力。〔9〕正如加拿大学者蒂娜·大秦以芬兰的全国报纸同构变迁为例，提出民族主义作为制度压力因素从全国范围内促进了芬兰报纸相关组织创建。〔10〕总之，规范性背后是共同认知（合理性）塑造的规则合法性对不符合的一方进行规制（见图三）。
基于此，尽管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以及规范性同构之间是相互起作用进而达到趋同的“同构”效果，但是三者在同构力度方面呈现增强趋势。从由于压力和期望的主动强制性同构，发展至因为合法和成本的互动模仿性同构，再到基于共同规则的被动性规范同构（见图四）。
本文首先以“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作为强制性同构案例，其次以“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作为模仿性同构案例，最后以“清朝统一台湾”作为规范性同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与新时代台湾问题进行对比，揭示对解决台湾问题，促进国家完全统一的启示。
［图1］［图2］
［图3］［图4］
三、同构国家统一机制的案例分析
从本质上而言，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三种方式交互作用，最终形成同构结果，在国家统一机制上亦然（见图四）。然而，不同国家统一路径，在同构视角下呈现侧重方式不同。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案例，以苏格兰主动向英格兰靠拢的强制性同构为主；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案例，以双方互动的模仿性同构为主；清朝康熙帝收复台湾案例，以清朝对台湾的规范性同构为主。
（一）强制性同构：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
强制性同构是其中一方因为第三方的压力，为了满足自身的期望，而主动地选择与另外一方强制性同构，其中强制的来源在于第三方压力和自身期望。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入主英格兰，双方成为共主联邦。由于欧洲王室习惯，王位合一幷没有让两个国家在法律上合二为一，依旧呈现两个独立国家的状态。〔11〕历史上，由于宗教原因苏格兰为了与英格兰抗衡一度与法国结盟。甚至直到共主联邦建立后100年，苏格兰对英格兰依旧采取强硬态度。〔12〕但在短短四年后的1707年，苏格兰同意与英格兰合幷，其态度翻转的原因在于宗教改革压力、经济压力，尤其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压力，让其选择主动与英格兰进行强制性同构。
首先，宗教改革形成的压力，让苏格兰与英格兰不断亲近是强制性同构的前提。由于宗教改革，苏格兰教会与英格兰教会同属于新教，同时苏格兰信仰激进的卡尔文教派，但法国却依旧是接受罗马教廷领导的旧教阵营，这压力使得苏格兰选择与曾经的宿敌英格兰同一阵营，而抛弃了法国。与此同时，由于苏格兰内战导致苏格兰被英格兰占领，但由于宗教因素苏格兰幷没有强烈抵抗，这也是苏格兰选择与英格兰同构的开始。
其次，经济扩张失败导致的压力，让苏格兰不得不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经济更好的英格兰。由于银行业崩溃和商业失败，苏格兰陷入了经济危机。为了改变现状，苏格兰建立苏格兰银行，仿照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非洲和远东苏格兰贸易公司”，准备开挖巴拿马运河。此举触犯了当地霸主西班牙利益，苏格兰殖民地刚建立就被西班牙军队摧毁。〔13〕同时，丹尼尔·笛福在苏格兰倡导自由贸易经济，认为独立只是幻想，衰败需要英格兰的商业救济。〔14〕
最后，自然灾害带来的压力迫使苏格兰选择强制性同构，是最终与英格兰实现统一直接的导火索与决定因素。由于苏格兰的特殊地理位置，灾荒成为苏格兰的重大困扰之一。1550-1600年苏格兰遭遇了长达24年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灾荒。1695年至1700年间的农业歉收形成的饥荒，更是让苏格兰损失了5%—15%的人口。〔15〕苏格兰不得不开始思考与英格兰的统一问题，1706年苏格兰议会作出决议同意了《1707年合幷条约》，自此苏格兰幷入英格兰的大不列颠王国。〔16〕
（二）模仿性同构：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
模仿性同构是两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它是相对落后的或者不合法的一方，在另一方持不拒绝的支持态度情况下，为了进步或合法性在风险或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学习模仿另一方进而达到提升自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统一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双方具有将近900年统一的文化历史基础且互有需求，尽管小的一方（桑给巴尔）对统一的需求更强烈，但最终统一的实现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政治安全需求、经济的依附以及高度自治的制度，是桑给巴尔选择对坦噶尼喀进行模仿性同构、最终走向统一的基石。
首先，政治安全需求促使桑给巴尔不断靠近坦噶尼喀。桑给巴尔独立革命爆发之初，总统卡鲁姆藉助坦噶尼喀的力量顶住外部压力，击退国内反对势力，革命成功后立即访问坦噶尼喀，表示愿意尽快讨论联合或联邦关系问题。随后坦噶尼喀正式提出联合问题，桑给巴尔马上表示了同意。从国际环境来看，桑给巴尔独立建国之初，美国和苏联都想把桑给巴尔拉入自己阵营，以便对东非地区施加影响力。然而，桑给巴尔不愿加入美苏，求助于隔海相望的坦噶尼喀。坦噶尼喀也不愿看到美苏势力介入，1964年，两国合幷成立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其次，经济的依附是桑给巴尔选择与坦噶尼喀实现统一的驱动，坦噶尼喀也愿意给桑给巴尔提供相应便利，因而双方实现了模仿性同构建立了统一国家。利益是培育出涉及主权让渡的合作机制促进模仿性同构的必备条件，桑给巴尔经济结构单一，主要靠出口丁香，人均收入水平低。承担制定和输出秩序重任的强国能够始终拥有对合作收益的支配权，而弱国则凭藉“搭便车”式的获利〔17〕，在互动之间实现对强国的模仿性同构。坦噶尼喀为桑给巴尔供应电力、燃料、建材、食品和日用品，为桑岛进口贸易提供港口服务。
最后，高度自治的制度是模仿性同构的体现，为双方接受和维持统一提供支撑。早在两国合幷前，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就表示反对“一步到位”式的联合方案〔18〕，建议在充分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给予新体制下的桑给巴尔以特殊制度照顾，双方签订了《联合法案》成立联合国家，保留各自的总统和政府，桑给巴尔享受高度自治权。事实上，实力较强的坦噶尼喀凭藉其原有国家机关承担起联合共和国的所有基本职能，是坦桑联合制度的首要制定者和输出者，退居为地方自治体的桑给巴尔则通过在中央的代表权陈述利益诉求，是联合过程重要且积极的参与者。依靠稳定推进的单一制度建设，合幷后的坦桑双方又逐步统一了货币、市场、交通运输和文教〔19〕，由此两国实现了模仿性同构的统一。
规范性同构作为在共同认知（合理性）形成的合法性的基础上，合理或合法性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规则的同构。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元朝开始，中国历代政府就先后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对台湾进行有效管辖。虽然台湾曾被荷兰占据38年，但在1661年被郑成功收复。郑成功去世之后，其后代却据岛与清廷对抗，企图谋求“与朝鲜同样的地位”来达到反对国家统一的目的，清政府从反分裂的合法性、以民心为重的合理性以及以民生为念发展台湾经济，最终实现了对台湾的规范性同构。
首先，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都应受到严厉打击，为清朝规范性同构台湾提供合法性。郑成功以明朝名义收复台湾，让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内政。1659年郑成功瞭解到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苛政暴行后决心收复祖国领土〔20〕，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仿照明朝旧制制定法律设官分职〔21〕，幷招徕大陆移民〔22〕。然而，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在与清政府和谈过程中竟称“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23〕，郑经的分裂之心昭然若揭。同时，郑经与反清势力进行勾结，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耿精忠在福建高举反清大旗，郑经亲率大军加入。郑经介入了清廷的争端，给了清政府进行规范同构台湾的口实。
其次，清政府力图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台湾人民的民心为出发点，为统一台湾进行规范性同构提供了合理性。“民心”作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最重要的因素，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民惟邦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进也民心，退也民心”“临患不忘国，忠也”“以百姓心为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因而民心向背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合理性的风向标。清政府在进行台湾的统一的规范性同构过程中始终以争取台湾民心为出发点进行和谈招降。从1662年（康熙元年）到1683年，康熙帝先后派遣官员与郑氏进行了11次和谈〔24〕。另外，针对郑氏的大小官员和民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例如保护郑氏军队的家属亲族，对投诚者委以重任；制定《招抚条例十款》，以官爵资财招降；开展各类反间活动等等〔25〕，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统一的规范性同构目的。同时，不惜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包括实行海禁和迁海政策来迫使郑氏和平归附〔26〕。
然而，郑经在历经参与三藩之乱的大败之后，开始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27〕。其去世后，各种夺权内乱轮番上演，导致台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清政府以台湾民心为出发点，认为一味求和行不通，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作为后端，无法实现和平统一，1668年福建水师施琅提出“以战逼合”的统一主张。直到1681年，台湾遭遇3年大旱，康熙帝决定派遣施琅出师台湾幷在澎湖海战中获胜，郑氏在内外压力之下选择不战而降，自此清朝对台湾统一的规范性同构实现。
最后，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以民生为念，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巩固了规范性同构。雍正帝作为康熙的继任者，把台湾作为海疆重地要地，注重加快对台湾的开发利用，健全了台湾的行政机构。首先是放宽进入台湾家眷限制，允许在台湾有田地产业者携妻子过台，不仅让两岸人民得以团聚，而且使台湾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其次，鼓励在台湾的官吏和人民开垦荒地，带动了移民垦田的热情。第三，支持台湾的稻米贸易，大力引进台湾的稻米，刺激了台湾的农业发展。最后，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聚集地进行安抚，还有注重台湾的文化教育开设如大陆一样的书院学堂〔28〕。如此一来，清政府对台湾的规范性同构得到了大大巩固。
四、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一）两岸同源背景为同构机制的开启提供基础
无论是马克斯·韦伯，亦或是后来的研究者，在提及同构时都认为主体（组织）之间逐渐趋同，但是这些主体（组织）原本处于同一话语体系之下。之于同构视角下的国家统一而言，同源背景为同构机制的开启提供一定基础。所谓的两岸同源背景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
两岸同源背景在新时代台湾问题解决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29〕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的案例中，两个地区虽然历经了殖民时期的分离，分别被建构成多部族多教派的两个主权国家，但是双方有将近900年的统一文化和历史基础，属于同源背景，在两地分别独立之后，走向同构的统一成为顺理成章。
尽管台湾曾被日本殖民，但是在台的有志之士一直进行着反抗，两岸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时依然保持着中华命运共同体的联系，因此中华民族的同源背景从未断绝。同样，在清朝同构统一台湾的案例中，尽管台湾被荷兰殖民者短暂占据，但是幷未切断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同源背景，尤其是在郑成功抵达台湾时受到了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郑氏在台湾也是一直沿用明朝的制度。而后，当康熙帝统一台湾时，一直以来都是以中央对地方的名义进行和谈。正是两岸的中华民族同源背景，让规范性同构得以顺利进行。
另外在两个独立国家的同构统一中，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幷案例，尽管在双方共主后仍是两个独立国家，但是二者的国王都属于欧洲王室成员，共享相同的继承文化背景。尤其是随着后来的宗教改革，两个国家都选择了信奉新教。这样的共同宗教文化认知，为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扫清了障碍，由此苏格兰和英格兰有了同构的同源背景基础。因而，海峡两岸同宗同源的中华民族历史背景，助推着两岸的同构统一之路。
（二）差异化的同构方式是统一关键
在国家统一机制上，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这三种方式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同构结果。尽管每个国家侧重的同构统一方式不同，但是促进统一是双方的共同期盼，因而对于新时代台湾问题解决方面的启示值得借鉴。
首先，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的强制性同构，揭示了面对新时代台湾问题要保持制度自信。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英格兰作为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扩张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苏格兰却陷入了经济危机，选择效仿英格兰的经济模式，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个过程让苏格兰改变了对英格兰的态度，开始对英格兰有向往之意。同时，苏格兰在资本扩张过程中惨败，还有自然灾害导致民不聊生，最终令苏格兰选择与英格兰进行强制性同构。因而，在台湾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走自己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台湾问题终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得到解决。
其次，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的模仿性同构，展示了面对新时代台湾问题要坚持融合发展。桑给巴尔基于国内外的政治安全需求向坦噶尼喀求助时，坦噶尼喀给予了支持。在桑给巴尔提出援助要求幷表示愿意尽快讨论联合或联邦关系问题，坦噶尼喀也是尽快响应，幷主动提出联合问题。经济的依附是经济结构单一的桑给巴尔选择与坦噶尼喀实现统一的驱动，坦噶尼喀也愿意给桑给巴尔提供相应的便利。因而，在台湾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尤其是在大陆经济不断发展，台湾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大陆市场等资源的经济局面下，两岸双方一定要加强交流合作，在交流中促进融合发展，进而打破隔阂实现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塑造。
最后，清朝康熙年间统一台湾的规范性同构，昭示了面对新时代台湾问题在坚持和平统一的基础上，不承诺放弃武力。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打击分裂国家的行为。尽管清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一直以民心作为出发点，始终坚持以和谈的和平手段作为立足点，但是当郑氏的分裂之心昭然若揭，康熙帝毅然决定派遣主张“以战逼合”的施琅出师台湾，最终通过局部战争的胜利，逼迫郑氏不战而降。因而，新时代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反分裂的红线以上，面对分裂势力以惩戒和武力进行兜底，用底线和高线的思维张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三）统一后的协同治理促进国家稳定
国家统一的完成不意味着同构的结束，如何通过协同治理实现统一后国家内部同构进而维系国家统一，对于同构视角下的统一国家同样重要，因而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指国家完全统一的实现，也应包括国家完全统一后的进一步同构也就是协同治理。英国学者汤姆·林指出政府的内部协同治理是指组织内部通过文化、价值观念、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等进行内部合作〔30〕。也有学者提出政府协同治理是指整合相互独立的各种组织以实现政府所追求的共同目标〔31〕。三个同构案例同样分别启示着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后对台湾进一步同构，进行协同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强制性同构统一案例中，幷没有进行政府协同治理，导致苏格兰的分离之心从未断绝，为完全统一后的政府协同治理台湾上演了反面教材。事实上，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是政治和经济妥协的产物，幷没有从文化和认同方面进行同构。苏格兰的出发点是想藉英格兰的经济优势来进行殖民扩张，英格兰则是为了分化法国与苏格兰的联盟关系进而解决英法战争的泥淖。两个国家同构统一之后，英格兰幷没有对苏格兰进行协同治理，反而控制苏格兰的野心急剧膨胀，利益分配越来越不均衡，苏格兰的民族情绪逐渐发展起来。随着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消亡，苏格兰分离之心开始蔓延，成立民族性政党到独立公投，乃至今日分裂行为从未停息。究其本质而言，正是联合王国没有继续同构进行协同治理，导致了苏格兰不断与英格兰进行分离博弈。
其次，相对比而言，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模仿性同构统一案例中，两个国家在合幷之前，相对较强的坦噶尼喀就已经呼吁建议在充分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给予新体制下的桑给巴尔以特殊制度照顾。通过《联合法案》保留各自的总统和政府，赋予了桑给巴尔享受高度自治权，在统一后坦噶尼喀主动承担起基本职能，桑给巴尔退居为国家重要且积极的参与者。祖国完全统一之后对台湾的协同治理的同构，中央政府早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它不仅体现了主权与治权的辩证关系，而且实际上是在以一种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国家中个别地区保留历史上形成的另外一种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另一种政治法律制度，让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之间“和平共处”〔32〕。同时，“一国两制”已经在香港与澳门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无不在证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
最后，规范性同构的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以民生为念的协同治理，大大加强了台湾对祖国的认同和归属之感。清政府不仅大力发展台湾经济支持两岸的贸易往来，而且从人文关怀方面做到了协同治理。鼓励在台的大陆官吏带头垦荒，允许两岸人员互通团聚，安抚少数民族，还有注重文化教育等等以民生为念的协同治理，让台湾人民对清政府的认可感大大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3〕，为未来祖国的完全统一的协同治理，指明了以民生福祉为念的方向。
五、结语
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本文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家统一思想的“五个共同”出发，以同构作为国家统一的分析视角，用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的方式结合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以及清政府统一台湾案例，从宏观的角度提出国家统一的机制，以及对促进新时代台湾问题解决的启示。
通过研究发现两岸目前处于模仿性同构的双方融合发展交往阶段，因而应当继续以“五个共同”作为指导，保持制度自信发展自身经济，方可为强制性同构提供可能性。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不断挑衅，不可放弃以惩戒和武力兜底的规范性同构，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注释：
〔1〕〔29〕〔33〕新华时评：共同追求和平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4688.htm
〔2〕〔4〕田湘波：《制度同构理论研究评述：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的视角》，《决策与信息》，2023年第7期。
〔3〕〔7〕〔8〕〔9〕Paul Maggio and Walter Powell(1983).“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 (2).
〔5〕Claudio M.Radaelli,"Policy Transfer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s a Source of Legitimacy",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Vol.13(1),2000.
〔6〕Bernice Davies(2015),”Using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to creat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governance of clinical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Mutual Acceptance”,Journal of Law and Governance.
〔10〕M.Tina Dacin(1997),"Isomorphism in Context: The Power and Prescription of Institutional Norm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40(1).
〔11〕肯尼思·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2〕〔14〕赵立平：《近代早期英格兰苏格兰联合问题研究——兼论不列颠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13〕Brenda Bradshaw(1996),The British Problem 1534—1707,MacMillan.
〔15〕Alan Smith(1997).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London.
〔16〕David C.Douglass(1953).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London.
〔17〕〔19〕邓延庭：《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关系研究——兼论坦桑联合关系对非洲一体化的意义》，《亚非纵横》。
〔18〕Othman,Haroub,The Union with Zanzibar,Mwalimu: The Influence of Nyrere,Britain -Tanzanian Society,1995.
〔20〕〔22〕〔25〕洪荣文：《试论清朝统一台湾的战略启示》，《统一战线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1〕〔27〕〔28〕宋云高：《清初收复台湾的历程》，《世纪行》，2002年第12期。
〔23〕江日升：《台湾外纪》，第15卷。
〔24〕〔26〕王兴亚：《清朝收复台湾策略述论》，《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0〕Tom Ling,Delivering Joint-up Government in the UK: Dimensions,Issues and Problems,Public Administration,2002(4).
〔31〕解亚红：《“协同政府”：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阶段》，《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5期。
〔32〕王邦佐、王沪宁：《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2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2月号，总第326期，P20-27）
中评社╱题：“五个共同”同构视角下国家统一机制研究 作者：苏晗之（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林薇（厦门），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生、本文通讯作者；王传超（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用“五个共同”揭示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指出了“同构”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中的重要意义。本文从“五个共同”出发，基于“同构”这一新的视角对古今中外相关的经典统一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对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以“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为强制性同构案例、“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为模仿性同构案例、“清朝统一台湾”为规范性同构案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时，两岸同源背景为开启同构统一机制提供基础，差异化同构方式是促进统一的关键，统一后的协同治理是促进国家稳定的核心。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访问大陆的马英九一行时曾指出：“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1〕总书记用“五个共同”揭示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同时也指出祖国的完全统一的道路。因而，如何发挥两岸“共同”的基石，进行“构建”的探索，形成“同构”的机制，进而促进新时代台湾问题的解决，理应成为当前国家完全统一的思考方向。
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国家统一案例中，无不证明了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为国家进行同构统一进程提供基础，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期盼则是国家同构统一过程的关键因素。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幷基于共同继承文化，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的统一根植于共同历史，清政府对台湾的统一基于共同血脉等，正是在这样的同源背景前提之下，形成了国家同构统一的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期盼。尽管这些国家统一同构的机制不相同，但最终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本文从同构的视角出发，对以上三个统一同构成功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国家统一的同构机制，以期对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促进国家完全统一有所启示，为实现国家统一提供理论参考。
二、同构理论与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最早从制度同构角度提出“铁笼理论”，认为基于科层制组织制度越来越相似像无法突破的铁笼。〔2〕新制度主义出现之后，1983年，美国学者保罗·狄马乔和沃尔特·鲍威尔提出所谓同构是“制约性过程，在面临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有一种力量促进某一单元与其他单元变得相似”。“制度同构概念是理解渗透到众多现代组织生活之中政治与仪式的有效工具。”“试图解释在现代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为什么组织结构和实践越来越相似？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组织走向同质化，从而使得组织形式、结构和具体实践愈来愈相似和趋同？”〔3〕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学、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在政治学或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4〕但是，制度性同构已经用于解释组织结构、制度、政策、规范趋同原因幷为全面理解“趋同现象”提供依据。例如克劳迪奥用制度同构的视角研究了欧盟的一体化问题，他指出单一货币、税收政策以及媒体所有制政策都是“同构”的产物。〔5〕因而，将同构用于促进国家统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有益视角。
制度同构一般基于三种机制：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和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正是这三种机制的交互作用，使得同类型组织之间的相似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强。〔6〕
强制性同构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该组织面临着其他组织所施加的压力，二是该组织运作所处社会的文化期望。这种压力既可被感知为强制力量，也可被感知为说服或邀请。〔7〕由此可知，强制性同构来源于一方对另一方期待，期待的一方因为第三方的压力，为满足自身期望，而主动接受强制性同构，主动向被期待一方靠拢（见图一）。
模仿性同构是组织对于不确定性的自发反应。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模仿或许是能够帮助组织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风险减缓机制。面对不确定性，某些只倾向于模仿那些成功或者更合法的组织，以此节省“搜寻成本”。〔8〕因而，可将模仿性同构理解为，相对落后或者自认为不合法的一方为了进步或合法性在风险或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学习模仿另一方达到提升自己的目的，另一方对于模仿和学习持不拒绝的支持态度，重点在于是两者之间的互动（见图二）。
规范性同构是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结果。狄马乔和鲍威尔将专业化解释为某种职业成员为了界定该职业的工作条件和方法，控制生产者生产以及为职业自主建立认知基础和合法性的一种集体努力。〔9〕正如加拿大学者蒂娜·大秦以芬兰的全国报纸同构变迁为例，提出民族主义作为制度压力因素从全国范围内促进了芬兰报纸相关组织创建。〔10〕总之，规范性背后是共同认知（合理性）塑造的规则合法性对不符合的一方进行规制（见图三）。
基于此，尽管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以及规范性同构之间是相互起作用进而达到趋同的“同构”效果，但是三者在同构力度方面呈现增强趋势。从由于压力和期望的主动强制性同构，发展至因为合法和成本的互动模仿性同构，再到基于共同规则的被动性规范同构（见图四）。
本文首先以“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作为强制性同构案例，其次以“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作为模仿性同构案例，最后以“清朝统一台湾”作为规范性同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与新时代台湾问题进行对比，揭示对解决台湾问题，促进国家完全统一的启示。
［图1］［图2］
［图3］［图4］
三、同构国家统一机制的案例分析
从本质上而言，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三种方式交互作用，最终形成同构结果，在国家统一机制上亦然（见图四）。然而，不同国家统一路径，在同构视角下呈现侧重方式不同。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案例，以苏格兰主动向英格兰靠拢的强制性同构为主；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案例，以双方互动的模仿性同构为主；清朝康熙帝收复台湾案例，以清朝对台湾的规范性同构为主。
（一）强制性同构：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
强制性同构是其中一方因为第三方的压力，为了满足自身的期望，而主动地选择与另外一方强制性同构，其中强制的来源在于第三方压力和自身期望。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入主英格兰，双方成为共主联邦。由于欧洲王室习惯，王位合一幷没有让两个国家在法律上合二为一，依旧呈现两个独立国家的状态。〔11〕历史上，由于宗教原因苏格兰为了与英格兰抗衡一度与法国结盟。甚至直到共主联邦建立后100年，苏格兰对英格兰依旧采取强硬态度。〔12〕但在短短四年后的1707年，苏格兰同意与英格兰合幷，其态度翻转的原因在于宗教改革压力、经济压力，尤其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压力，让其选择主动与英格兰进行强制性同构。
首先，宗教改革形成的压力，让苏格兰与英格兰不断亲近是强制性同构的前提。由于宗教改革，苏格兰教会与英格兰教会同属于新教，同时苏格兰信仰激进的卡尔文教派，但法国却依旧是接受罗马教廷领导的旧教阵营，这压力使得苏格兰选择与曾经的宿敌英格兰同一阵营，而抛弃了法国。与此同时，由于苏格兰内战导致苏格兰被英格兰占领，但由于宗教因素苏格兰幷没有强烈抵抗，这也是苏格兰选择与英格兰同构的开始。
其次，经济扩张失败导致的压力，让苏格兰不得不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经济更好的英格兰。由于银行业崩溃和商业失败，苏格兰陷入了经济危机。为了改变现状，苏格兰建立苏格兰银行，仿照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非洲和远东苏格兰贸易公司”，准备开挖巴拿马运河。此举触犯了当地霸主西班牙利益，苏格兰殖民地刚建立就被西班牙军队摧毁。〔13〕同时，丹尼尔·笛福在苏格兰倡导自由贸易经济，认为独立只是幻想，衰败需要英格兰的商业救济。〔14〕
最后，自然灾害带来的压力迫使苏格兰选择强制性同构，是最终与英格兰实现统一直接的导火索与决定因素。由于苏格兰的特殊地理位置，灾荒成为苏格兰的重大困扰之一。1550-1600年苏格兰遭遇了长达24年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灾荒。1695年至1700年间的农业歉收形成的饥荒，更是让苏格兰损失了5%—15%的人口。〔15〕苏格兰不得不开始思考与英格兰的统一问题，1706年苏格兰议会作出决议同意了《1707年合幷条约》，自此苏格兰幷入英格兰的大不列颠王国。〔16〕
（二）模仿性同构：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统一
模仿性同构是两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它是相对落后的或者不合法的一方，在另一方持不拒绝的支持态度情况下，为了进步或合法性在风险或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学习模仿另一方进而达到提升自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统一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双方具有将近900年统一的文化历史基础且互有需求，尽管小的一方（桑给巴尔）对统一的需求更强烈，但最终统一的实现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政治安全需求、经济的依附以及高度自治的制度，是桑给巴尔选择对坦噶尼喀进行模仿性同构、最终走向统一的基石。
首先，政治安全需求促使桑给巴尔不断靠近坦噶尼喀。桑给巴尔独立革命爆发之初，总统卡鲁姆藉助坦噶尼喀的力量顶住外部压力，击退国内反对势力，革命成功后立即访问坦噶尼喀，表示愿意尽快讨论联合或联邦关系问题。随后坦噶尼喀正式提出联合问题，桑给巴尔马上表示了同意。从国际环境来看，桑给巴尔独立建国之初，美国和苏联都想把桑给巴尔拉入自己阵营，以便对东非地区施加影响力。然而，桑给巴尔不愿加入美苏，求助于隔海相望的坦噶尼喀。坦噶尼喀也不愿看到美苏势力介入，1964年，两国合幷成立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其次，经济的依附是桑给巴尔选择与坦噶尼喀实现统一的驱动，坦噶尼喀也愿意给桑给巴尔提供相应便利，因而双方实现了模仿性同构建立了统一国家。利益是培育出涉及主权让渡的合作机制促进模仿性同构的必备条件，桑给巴尔经济结构单一，主要靠出口丁香，人均收入水平低。承担制定和输出秩序重任的强国能够始终拥有对合作收益的支配权，而弱国则凭藉“搭便车”式的获利〔17〕，在互动之间实现对强国的模仿性同构。坦噶尼喀为桑给巴尔供应电力、燃料、建材、食品和日用品，为桑岛进口贸易提供港口服务。
最后，高度自治的制度是模仿性同构的体现，为双方接受和维持统一提供支撑。早在两国合幷前，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就表示反对“一步到位”式的联合方案〔18〕，建议在充分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给予新体制下的桑给巴尔以特殊制度照顾，双方签订了《联合法案》成立联合国家，保留各自的总统和政府，桑给巴尔享受高度自治权。事实上，实力较强的坦噶尼喀凭藉其原有国家机关承担起联合共和国的所有基本职能，是坦桑联合制度的首要制定者和输出者，退居为地方自治体的桑给巴尔则通过在中央的代表权陈述利益诉求，是联合过程重要且积极的参与者。依靠稳定推进的单一制度建设，合幷后的坦桑双方又逐步统一了货币、市场、交通运输和文教〔19〕，由此两国实现了模仿性同构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