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洛文化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三重维度
【摘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河洛文化作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根脉和归属，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深沉的历史基因、深厚的理论根基以及深切的实践指向，形成了增进祖国和平统一情感认同的根本助力。从历史维度看，河洛文化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文化基因；从理论维度看，元典观念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源泉；从实践维度看，“一国两制”是祖国和平统一的现实旨归。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①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②这种心灵契合源自于“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③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是以黄河、洛水交汇地区为中心，今河南省境内的中原历史文化。随着中原移民到台湾，河洛文化在台湾得以保留与传承，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深沉的历史基因、深厚的理论根基以及深切的实践指向，这正是以河洛文化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三个维度。
一、历史维度：河洛文化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文化基因
河洛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以深厚的根源性和广阔的包容性构筑起中华文化的主体特质。随着中原移民到台湾，河洛文化在台湾得以保留与传承，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为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寄托。
（一）河洛文化凸显中国意识的历史底蕴
河洛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今北及晋南冀中，西至关中，南达汉水，东到鲁西、江淮这一带的地理历史文化，主要区域在今河南省境内。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正所谓“中华文化，根在河洛”“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文化在“煌煌祖宗业”中所具有的文化根脉性，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以及“中国意识”的历史存续。“中国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在河洛文化特殊的地域性上，更蕴含在河洛文化独有的根源性中。
从地域性来看，河洛地处中原腹地。中国古代有“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的理念，正如荀子所言：“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所以“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夏商周分别以“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的史实突显了河洛地区作为“天下之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据西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都于洛邑，幷以此为中心统治天下，至此洛阳就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中国”的原义即指中央之城邦，也就是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也因其“中国”的特殊区位优势，从商周到汉唐至五代，共计十三朝在此建都，享“十三朝古都”之美誉。
就根源性而言，河洛沃土孕育滋养出代表中华文化之根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生动体现于《周易·系辞上》所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汇聚了中国古圣先贤最原始的思想智慧，这种思想智慧通过河洛文化的世代传承形成影响深远的文化辐射，将依托“中国”区位优势的河洛文化，从一种地域文化发展为历史文化概念。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河洛文化作为“中国”意识的文化基础，幷通过分封诸侯实现“以夏化夷”，使“夷戎”各部族通过河洛文化的礼乐教化形成“中国”观念，正所谓“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法言·问道第四》），这充分说明文明程度已成为判断是否为“中国”的关键，这也体现出河洛文化通过自身的正统性辐射及对外域文化的吸收融合，由河洛而泽中原，由中原而传播“中国”，从而形成兼容周边群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二）河洛文化彰显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
台湾同胞作为炎黄子孙，其“根”在河洛。从历史上看，占台湾总人口数量最多的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是自秦汉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朝代，由北方中原河洛地区的士族和黎庶迁入台湾的汉族移民。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的始祖是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正是华夏先祖夏禹的后裔，而“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可见，无论是闽南人和客家人，还是作为台湾“原住民”的高山族都与河洛地区有着血脉相连的深切关系，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渊源真实存在。
台湾现有县志和谱牒中有许多关于台闽祖根在河洛的论述，至今许多台湾人还自称是“河洛郎”，这在台湾同胞现有姓氏与语言中得到生动体现。从台湾区姓谱研究社于1987年发行的《台湾区族谱目录》收录的万余种族谱来看，台湾大部分的家族开基祖都来自中原河洛。正如台湾俗话称：“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考查，陈、林、黄、郑的姓氏分别根源于河南淮阳、卫辉、潢川、荥阳。除了姓氏之外，对于台湾同胞使用的语言来说，无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都是从中原河洛方言发展演变而来。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编成的四卷本《台湾语典》和近代台湾学者黄敬安编成的《闽南方言证经举例》都充分证明台湾方言“言多周秦之语，声含中原之音”。这种“河洛话”乡音未改的客观存在，更进一步说明了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三）河洛文化昭示“统则强、分必乱”的历史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从“春秋无义战”到两晋南北朝的纷乱，从秦朝大一统到多族群交融的隋唐王朝，在王朝更替、政权更迭进程中彰显出“统则强、分必乱”的历史规律。河洛地区居“天下之中”的地缘特点和政治构建，使其在历史统一时期是中央王朝的控御中枢，但每逢分裂割据之世，河洛地区就会成为必争之地而陷入频仍的战乱中。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等因素使得河洛地区战事连年，居各历史时期之最。正是发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永嘉之乱，使得河洛地区在历经战火中饥困日甚，《晋书》对此记载，“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在战火连连、灾难不断的乱世中，形成了“衣冠南渡”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的浪潮，可以说，当初中原人民背井离乡南迁的根源就是永嘉之乱。
在“分必乱”所造成分裂动荡、民不聊生的历史遭遇下，我们渴望团结统一带来“统则强”。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以华夏为核心，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在此格局下，秦始皇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及至汉代，汉武帝在强大基础上，极大推动了“大一统”王朝的构建。随着历史的发展，“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主张“四海一家”，缔造了“四夷来慕”的国家盛况；“洪武之治”的开创者明太祖朱元璋主张“咸其生遂”，形成了“共享太平”的祥和景象。中国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国破家亡、人民遭殃。中国历史所经历的统一与分裂、河洛地区所呈现的盛世与乱世告诉我们，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二、理论维度：元典观念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源泉
河洛文化汇聚了中国古圣先贤最原始的思想智慧，这些思想智慧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典观念得以体现④。从“河图洛书”的文化源头到《四书五经》的思想智慧，河洛文化以特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其中，“大一统”思想、“和而不同”理念以及民本思想观念最具代表性，虽因朝代更替历经演变，但其思想主旨始终未变。
（一）“大一统”思想的理想目标
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何谓“大一统”？关于“大”，表“以……为大”，具有重视、推崇之意。“一统”强调从根上合多为一。可见，“大一统”作为理想的政治秩序，以“一统”为“大”，在“多元”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一体”的秩序格局，主要体现在政治一统、思想一统、民族一统和文化一统四个方面。政治一统就是指国家统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描绘的“大一统”理想承载着古圣先贤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思想一统体现在以儒学思想为纲，融合诸子百家之长；民族一统强调“夷夏一体”,通过“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文化一统提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在主流价值的规范引导下实现不同文化的交相融合、兼容幷包。
“大一统”的理想秩序如何实现？中国历代王朝都尊奉以重德的“王道”思想使“天下兼相爱”，追求“协和万邦”的和平目标。“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鉴于“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既是一个道德理念，又是一个政治主张。通过从“九族”“百姓”再至“万邦”的层层扩展，以家庭、社会的和谐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即使是在分裂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只是把采取武力的“霸道”当作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化干戈为玉帛”（《淮南子·原道训》），就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圣先贤在“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对于战争的谴责以及对于和平的追求。
（二）“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
如果说一体多元、和谐共处的“大一统”是理想政治秩序所追求的根本目标的话，那么，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和而不同”则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此目标。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有了深刻认识。据《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通过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命题，将“和”与“同”做了明确区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百物的生成是土、木、金、火、水相杂而成，单独的其中之一是不能成就事物的。“和”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通过协调统一而达成更高层次的和谐，正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
孔子在对“和”“同”辩证关系进行深切领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和而不同”命题的提出，使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和”“同”辩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的特质正是在“不同”的存在中得以体现。人类社会只有在“同”与“异”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才能获取不断进步的生机活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追求和谐相处，又要强调求同存异。通过对“和而不同”中“和”与“同”辩证关系的把握，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只有融合多元、整合差异，才能够生生不息，求“同”排“异”只会导致自我闭塞，最终将事物推向灭亡，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流交融尤是如此。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深刻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价值认同。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三代，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虽因朝代更替历经演变，但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都深刻阐明了民生忧乐对于社稷兴衰的重要影响。《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表达是民本思想的精髓要义。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稳定国家才会安宁。这充分体现出国家的安危存亡取决于人民。《管子·牧民》进一步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所提出的“民贵于君”理念，将民本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荀子以舟水为喻，肯定了人民力量的价值意义。纵观历代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阐释，都强调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对于政权存续和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民本思想不仅是一种思想论说，更是一种治国方略。中国古圣先贤在明确人民对于治国安邦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者在治国理政中应该践行的民本仁政，主要体现在富民、教民和利民三个方面。一是富民强国。《管子·治国》记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强国必先富民，为政者应大力发展经济，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通过藏富于民的方式来发展生产、繁荣社会。二是教民以礼。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为政者在充裕人民物质财富的基础上要“富而后教”，通过“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荀子·大略》）对百姓实施礼乐教化，否则“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三是利民为本。为政者的民本理念需要通过人民皆有所利的仁政实践来充分体现。对此，孟子提出，对“士”，要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对“农”，要做到“助而不税”；对“商”，要做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对“平民”，要做到“无夫里之布”。可以说，士、农、工、商这四个层面的具体举措构成民本仁政思想的政治实践。今天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精华的继承和超越。
三、实践维度：“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两岸和平统一的现实旨归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⑤这一方针正是源自于河洛文化中“大一统”思想、“和而不同”理念以及民本思想观念的思想智慧，本着对两岸同胞共同未来的期盼，通过粉碎“新两国论”的政治图谋、化解制度之争的思想分歧，来共创两岸同胞的现实福祉。
（一）以“大一统”思想粉碎“新两国论”的政治图谋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疆域上的历史秩序和情感上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历史上维护政权稳固和社会安定的根本保障。“大一统”思想以统一为纲，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使中华民族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向心力。“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汉书·董仲舒传》）正是这种源自于历史底蕴最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人民形成了基于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为根本的，对于国家统一的理想追求。台湾问题因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而形成，“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⑥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大一统”思想的时代表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大势，更是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台湾自古属于中国。面对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的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在日前发表的“双十”讲话中，以“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相比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论”，“新两国论”意图藉“中华民国”之名凸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无疑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歪曲挑衅，更是对台湾民众的隐瞒欺骗。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已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1978年建交公报和1982年八·一七公报中均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面对如此清晰明瞭的事实依据，赖清德陷入美国“以台制华”的阴险图谋，意图解构“两岸一中”、妄想“倚外谋独”，到最后注定是“害台毁台”、自寻绝路。
（二）以“和而不同”智慧化解制度之争的思想分歧
“和而不同”是古圣先贤对于探求世界万物生长发展的规律总结，体现了事物之间因为自身差异而具有“不同”的丰富多样性，通过融合平衡而造就“和”的协调一致性。有差异的事物应“和而不同”，从而避免“同则不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是将“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运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代方案。这一制度安排既以“一国”坚定了中国主权的“和”，又以“两制”照顾了两岸社会制度的“不同”，在两岸同胞无法分割同根同源的精神纽带上生发出对不同政治制度下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文化认同。
“一国两制”作为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两岸社会制度不同而提出的政策方案，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得到了成功运用，这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经验指导和实践示范。随着世界局势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国两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新时代的“两制”台湾方案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新时代的“两制”台湾方案“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⑦，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格局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使得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⑧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藉口。面对如此和平民主、善意共赢的“两制”台湾方案，赖清德无视中华民族统一大义，污蔑、歪曲“一国两制”，不顾台湾人民切身利益，甘愿充当美西方反华势力打“台湾牌”“以台制华”的棋子，幷完全复制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框架，将“台独”分裂的本质粉饰歪曲成“制度之争”，这种迎合外部势力而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为不能使台湾社会得到安稳发展，只会给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只有在“两制”台湾方案的指引下落实“爱国者治台”原则，使台湾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才能在和平统一后实现长治久安。
（三）以民本思想理念共创两岸同胞的现实福祉
民本思想通过阐明人民忧乐与社稷兴衰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民为邦本的思想基础与为政之道。中国历代政治家都将本固邦宁确立为维系政权稳定、实现天下大治的思想动力。民本思想彰显了为政者经国济世造福于民的情怀与担当。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传统民本思想精华相结合，实现了“民”由“臣民”向“人民”的时代转化，幷创造性地凝练升华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定了回答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一根本问题的坚定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通过“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⑨，将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对台政策最为直接的体现。
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着祖国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意。自1987年《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打破两岸同胞隔绝状态以来，台湾同胞在两岸经济文化合作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从1978年两岸贸易额仅有的4600万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2678.36亿美元，大陆连续23年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稳居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⑩这为台湾同胞带来了丰厚的现实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从“两岸是一家人”⑪的宣示到“两岸一家亲”⑫的理念，再到“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的决心，从“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到“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的“新四通”，祖国大陆对台工作不断深化发展，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随着“31条措施”“26条措施”和助力台胞台企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一系列惠台举措的出台及落实，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情感认同与利益连接不断增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面对两岸持续加强的融合美好前景，台湾民进党当局出于“倚美谋独”的政治本性，唯“美”是从，配合美国企图对大陆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严重破坏两岸经贸秩序。这种牺牲台湾经济前景、砸台湾民众“饭碗”的行为愚不可及，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环境，面对祖国大陆持续提升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面对长期困扰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众多难题，台湾同胞理应在祖国大陆一系列的惠台政策中摆脱政治内耗、发展经济民生，在能更多获利受益的基础上构建两岸“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⑬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⑭如果用这句话来表达现在两岸关系的时势，即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就会受损。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作为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充分体现出我们对和平价值的珍视和对同胞福祉的珍惜，有力彰显了我们对民族负责、为后代着想的责任与担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两岸同胞要把握历史大势，在不分裂国家、认同都是一家人的基础上化解矛盾、寻求共识。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两岸同胞可以就家里事有商有量，但对于“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要坚决反对幷强力震慑，将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共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项目编号：23ZDA01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10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N]．《人民日报》，2014-09-27（01）版。
③⑨《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N]．《人民日报》，2024-04-11（01）版。
④元典是指作为文化源头的经典要籍，它承载着思想文化最本源的理论学说，在民族历史上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周易》《尚书》《礼记》《周礼》《诗经》《论语》《孟子》《道德经》等多部经典著作构成中华元典的基干。
⑤⑥⑧⑬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1-03（01）版。
⑦《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发表[N].《人民日报》，2022-08-11（01）版。
⑩《国台办：2023年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取得积极进展》http://www.gwytb.gov.cn/xwdt/xwfb/wyly/202401/t20240117_12594376.htm。
⑪2013年2月25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一家人。维护好台湾同胞权益，发展好台湾同胞福祉，是大陆方面多次作出的公开宣示，也是我们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郑重承诺。”
⑫2013年10月6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说法。习近平说：“两岸双方应该坚持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倡导‘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⑭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3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2月号，总第324期，P106-112）
【摘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河洛文化作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根脉和归属，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深沉的历史基因、深厚的理论根基以及深切的实践指向，形成了增进祖国和平统一情感认同的根本助力。从历史维度看，河洛文化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文化基因；从理论维度看，元典观念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源泉；从实践维度看，“一国两制”是祖国和平统一的现实旨归。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①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②这种心灵契合源自于“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③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是以黄河、洛水交汇地区为中心，今河南省境内的中原历史文化。随着中原移民到台湾，河洛文化在台湾得以保留与传承，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深沉的历史基因、深厚的理论根基以及深切的实践指向，这正是以河洛文化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三个维度。
一、历史维度：河洛文化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文化基因
河洛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以深厚的根源性和广阔的包容性构筑起中华文化的主体特质。随着中原移民到台湾，河洛文化在台湾得以保留与传承，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为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寄托。
（一）河洛文化凸显中国意识的历史底蕴
河洛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今北及晋南冀中，西至关中，南达汉水，东到鲁西、江淮这一带的地理历史文化，主要区域在今河南省境内。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正所谓“中华文化，根在河洛”“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文化在“煌煌祖宗业”中所具有的文化根脉性，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以及“中国意识”的历史存续。“中国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在河洛文化特殊的地域性上，更蕴含在河洛文化独有的根源性中。
从地域性来看，河洛地处中原腹地。中国古代有“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的理念，正如荀子所言：“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所以“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夏商周分别以“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的史实突显了河洛地区作为“天下之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据西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都于洛邑，幷以此为中心统治天下，至此洛阳就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中国”的原义即指中央之城邦，也就是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也因其“中国”的特殊区位优势，从商周到汉唐至五代，共计十三朝在此建都，享“十三朝古都”之美誉。
就根源性而言，河洛沃土孕育滋养出代表中华文化之根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生动体现于《周易·系辞上》所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汇聚了中国古圣先贤最原始的思想智慧，这种思想智慧通过河洛文化的世代传承形成影响深远的文化辐射，将依托“中国”区位优势的河洛文化，从一种地域文化发展为历史文化概念。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河洛文化作为“中国”意识的文化基础，幷通过分封诸侯实现“以夏化夷”，使“夷戎”各部族通过河洛文化的礼乐教化形成“中国”观念，正所谓“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法言·问道第四》），这充分说明文明程度已成为判断是否为“中国”的关键，这也体现出河洛文化通过自身的正统性辐射及对外域文化的吸收融合，由河洛而泽中原，由中原而传播“中国”，从而形成兼容周边群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二）河洛文化彰显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
台湾同胞作为炎黄子孙，其“根”在河洛。从历史上看，占台湾总人口数量最多的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是自秦汉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朝代，由北方中原河洛地区的士族和黎庶迁入台湾的汉族移民。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的始祖是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正是华夏先祖夏禹的后裔，而“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可见，无论是闽南人和客家人，还是作为台湾“原住民”的高山族都与河洛地区有着血脉相连的深切关系，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渊源真实存在。
台湾现有县志和谱牒中有许多关于台闽祖根在河洛的论述，至今许多台湾人还自称是“河洛郎”，这在台湾同胞现有姓氏与语言中得到生动体现。从台湾区姓谱研究社于1987年发行的《台湾区族谱目录》收录的万余种族谱来看，台湾大部分的家族开基祖都来自中原河洛。正如台湾俗话称：“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考查，陈、林、黄、郑的姓氏分别根源于河南淮阳、卫辉、潢川、荥阳。除了姓氏之外，对于台湾同胞使用的语言来说，无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都是从中原河洛方言发展演变而来。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编成的四卷本《台湾语典》和近代台湾学者黄敬安编成的《闽南方言证经举例》都充分证明台湾方言“言多周秦之语，声含中原之音”。这种“河洛话”乡音未改的客观存在，更进一步说明了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三）河洛文化昭示“统则强、分必乱”的历史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从“春秋无义战”到两晋南北朝的纷乱，从秦朝大一统到多族群交融的隋唐王朝，在王朝更替、政权更迭进程中彰显出“统则强、分必乱”的历史规律。河洛地区居“天下之中”的地缘特点和政治构建，使其在历史统一时期是中央王朝的控御中枢，但每逢分裂割据之世，河洛地区就会成为必争之地而陷入频仍的战乱中。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等因素使得河洛地区战事连年，居各历史时期之最。正是发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永嘉之乱，使得河洛地区在历经战火中饥困日甚，《晋书》对此记载，“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在战火连连、灾难不断的乱世中，形成了“衣冠南渡”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的浪潮，可以说，当初中原人民背井离乡南迁的根源就是永嘉之乱。
在“分必乱”所造成分裂动荡、民不聊生的历史遭遇下，我们渴望团结统一带来“统则强”。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以华夏为核心，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在此格局下，秦始皇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及至汉代，汉武帝在强大基础上，极大推动了“大一统”王朝的构建。随着历史的发展，“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主张“四海一家”，缔造了“四夷来慕”的国家盛况；“洪武之治”的开创者明太祖朱元璋主张“咸其生遂”，形成了“共享太平”的祥和景象。中国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国破家亡、人民遭殃。中国历史所经历的统一与分裂、河洛地区所呈现的盛世与乱世告诉我们，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二、理论维度：元典观念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源泉
河洛文化汇聚了中国古圣先贤最原始的思想智慧，这些思想智慧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典观念得以体现④。从“河图洛书”的文化源头到《四书五经》的思想智慧，河洛文化以特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其中，“大一统”思想、“和而不同”理念以及民本思想观念最具代表性，虽因朝代更替历经演变，但其思想主旨始终未变。
（一）“大一统”思想的理想目标
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何谓“大一统”？关于“大”，表“以……为大”，具有重视、推崇之意。“一统”强调从根上合多为一。可见，“大一统”作为理想的政治秩序，以“一统”为“大”，在“多元”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一体”的秩序格局，主要体现在政治一统、思想一统、民族一统和文化一统四个方面。政治一统就是指国家统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描绘的“大一统”理想承载着古圣先贤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思想一统体现在以儒学思想为纲，融合诸子百家之长；民族一统强调“夷夏一体”,通过“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文化一统提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在主流价值的规范引导下实现不同文化的交相融合、兼容幷包。
“大一统”的理想秩序如何实现？中国历代王朝都尊奉以重德的“王道”思想使“天下兼相爱”，追求“协和万邦”的和平目标。“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鉴于“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既是一个道德理念，又是一个政治主张。通过从“九族”“百姓”再至“万邦”的层层扩展，以家庭、社会的和谐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即使是在分裂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只是把采取武力的“霸道”当作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化干戈为玉帛”（《淮南子·原道训》），就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圣先贤在“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对于战争的谴责以及对于和平的追求。
（二）“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
如果说一体多元、和谐共处的“大一统”是理想政治秩序所追求的根本目标的话，那么，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和而不同”则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此目标。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有了深刻认识。据《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通过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命题，将“和”与“同”做了明确区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百物的生成是土、木、金、火、水相杂而成，单独的其中之一是不能成就事物的。“和”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通过协调统一而达成更高层次的和谐，正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
孔子在对“和”“同”辩证关系进行深切领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和而不同”命题的提出，使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和”“同”辩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的特质正是在“不同”的存在中得以体现。人类社会只有在“同”与“异”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才能获取不断进步的生机活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追求和谐相处，又要强调求同存异。通过对“和而不同”中“和”与“同”辩证关系的把握，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只有融合多元、整合差异，才能够生生不息，求“同”排“异”只会导致自我闭塞，最终将事物推向灭亡，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流交融尤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