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统合：以《诗经》外交为例
中评社╱题：“中国文化统合：以《诗经》外交为例” 作者：阎德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作为华夏文明最可靠的文本载体，《诗经》展现出天下体系的原型，验证了西周春秋时期“国际关系”“外交”和“国际公法”的实然存在，并通过礼乐制度和官学教育的推广普及，助力“语同音”“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共同体创生发展，开创出独具特色的诗礼外交，将“天下体系”逐渐打造成文化共同体，形成文化上的统合力，为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创造了诸多重要制度性条件，同时藉由诗礼赋咏外交，使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动提升为外交艺术，充分展现出华夏文明的创造性软实力，或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思路。
关于西周春秋时期有无“外交”“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一直存在争论，本文不从传统的经学、史学或文学研究切入，而是尝试着从政治学的视角对《诗经》进行理解，本着论从史出的原则，分析作为史料的《诗经》，是怎样为我们勾勒出当时政治行为体所处的国际图景、交互形态及其外交轮廓，同时去发掘《诗经》自身如何内化为天下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其独特的华夏文化统合功能。
一、西周春秋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格局：天下体系与四夷方国
按照西方定义，16-17世纪欧洲主权国家初步形成后，独立的国家间关系才被称为“国际关系”。①实际上，世界上不同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国家体系或准国家体系，像古印度、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等。对于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诗经》作为真实史料的载体，反映出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最初的交互范围是“天下”，最初的政治行为体主要是“方国”。
1.天下体系：天下方国格局
《诗经》作品大致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在这一时期，以周公和召公为首的周朝领导人，发明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小雅·北山》）、“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小雅·小明》）的天下概念，创建了与之匹配的文明共同体——天下体系，把天下视为完整的政治单位，通过分封建立，形成以周王室（宗主国）为天下中心，加上若干诸侯国以及四夷方国等构成的共同体结构，首次完成人类历史上“以一治众”“以小治大”的全球治理体系。②自此，“至大无外”的“天下观”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第一个承载着普遍兼容性的全球价值观。
“天下”指的是西周春秋时期政治行为体的活动范围。地理学上有“日月所照，人迹所至的普天之下”的广义天下与“四方之内的‘中国’”③的狭义天下之分。“天下体系”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地理概念，周和华夏族方国（诸侯国）居于世界地理中心，其他四夷方国居于世界地理周边，共同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主体图景。天下体系也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指的是终结乱世状态达到世界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如同管子提出的“创制天下”“时匡天下”（《管子·霸言》）之意。
其实，远在夏朝时中国就已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天下方国格局。周朝延续了商朝的内外服制度，④作为周朝政治联盟秩序的核心，为联盟内部各政治实体明确了地理上的方位、距离上的远近和血缘上的亲疏，规定了相应的义务，通过制度的边界将外部集团纳入其中，并试图用此制度进行规训。
2.政治行为体：宗主国、诸侯国与四夷方国
周朝天下体系更为基础的政治单位在内部是“宗主国”和“诸侯国”，在周边则是“方国”“四夷”及其诸多属国。
自周文王开始，重视运用分封制在王畿内扩展土地和势力。武王克商后，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分封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建立诸侯国，到成康之世时大量封国。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周初分封七十一国，其中以周王姬姓为主体，封四十国（《荀子·儒效》又说封姬姓五十三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由此形成周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一体化宗法分封政治结构，既有中央集权的体制设计构想，也实现了治理上的分权，初步实现“天下王土”的构想。⑥
对于诸侯国，《诗经》以“国”代称或直呼国名，譬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大雅·皇矣》）、“南国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诸侯国；《大雅·绵》中“虞芮质厥成”具体讲到虞国和芮国。《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收诗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是十五个封国的民歌，又称“十五国风”。需要说明的是，周王室东迁后权势大衰，无法支配诸侯国，各诸侯国却主权特征鲜明，不仅成为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成员单位，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
“方国”，指的是当时的邦国联盟，像《大雅·大明》记载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模型，认为方国是更加成熟发达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是在方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⑦袁建平进一步将其细分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后成为王国；周灭商之前是方国，灭商后就是王国；包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都是实力强大的方国。只不过，夏商周是方国联盟构成的王国，直到秦代发展为帝国文明。⑧在王柯看来，《尚书·周书·牧誓》篇为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队是由“牧誓八国”组成“多民族联军”⑨，其实就是八个方国。大的方国往往是诸多小方国的联盟。此外，像“使不挟四方”（《大雅·大明》）、“四方来贺”（《大雅·下武》）、“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国的概指。
《诗经》中描述的四夷方国有：周太王时期的“混夷”（《大雅·绵》）、“串夷”（《大雅·皇矣》），周厉王时期的“蛮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国风》中的《墉风·定之方中》《墉风·载驰》《郑风·清人》等诗反映的是卫文公时期与北方戎狄的关系。当然，《诗经》不可能系统记载当时所有的四夷方国，像鬼方（康王时期）、虎方（昭王时期）、扬越（穆王时期）、条戎、奔戎、申戎（宣王时期）等就没有记载。实际上，从《商颂·玄鸟》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国数量在商朝达到高峰，之后随着国家间的战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记载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国）、《大雅·大明》记载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发展，华夏文明内部方国数量骤减，跨越外服的周边四夷方国也在不断整合之中。
综上所述，从政治行为体的关系结构来看，作为宗主国、代表周王室权力核心的“有周”“时夏”（《颂·时迈》）或“中国”（《大雅·民劳》），与拱卫王室的诸侯国以及周边四夷方国，通过内外服、分封制等制度优势〔“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颂·时迈》）〕和政治文化辐射力〔“我求懿德，肆于时夏”（《颂·时迈》）〕，形成中心国、次中心国、跨境国、周边外围国等不同层级，并全部统合于“天下体系”内，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中心政治共同体。各政治行为体身处“天下体系”，在人文地理与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统合度，但由于地理远近、血缘亲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二、西周春秋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形态：国际公法与礼乐制度
国际公法基于自然法或国际道德。西周春秋时期，凡在国际交往中符合礼、信、敬、义等原则，即是合乎国际公法⑩。根据《诗经》描述的天下体系，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宗主国周王室、诸侯国和四夷方国等政治行为体，彼此按照普遍承认、互相遵守的“周礼”进行交往。以“周礼”为核心的国际公法被华夏诸国及其四夷方国普遍接受，构成国际关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据陈戍国先生统计，《诗经》言礼之诗有105篇之多⑪，涉及五礼活动的多与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相关。我们以周礼为主线，对《诗经》反映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主要形态进行阐述。
1.吉礼
《诗经》中表现吉礼的诗有《召南》的《采蘩》《采苹》、《小雅》的《天保》《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大雅》的《文王》《早麓》等。譬如《楚茨》一诗，通过“我仓既盈，我庾维亿”的收获规模，“祝祭于祊”的祭前庙门求神，“钟鼓既戒”“鼓钟送尸”“乐具入奏”的祭礼用乐，以及“诸宰君妇”的亲自参与，生动描写了周王室与华夏内部“诸父兄弟”等诸侯国共同出席岁时祭盛典的情景，通过祭祀共同祖先，强化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家国同构意识，进一步加强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组织关系结构，也为天下体系提供着政治文化软实力的支撑。
2.凶礼
作为凶礼，有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之分，其功能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这些礼仪均属国家间的正式外交活动。在《诗经》中的《邶风·泉水》《墉风·定之方中》《小雅·鸿雁》等篇章均有记载。譬如，《定之方中》描述与禬礼相关的案例。狄国伐卫，卫懿公被杀后，诸侯盟主齐桓公率众诸侯国在楚丘筑城，使得卫文公迁都楚丘后，最终复兴卫国。
3.宾礼
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来看，宾礼都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直接相关。西周实行大规模分封制后，为加强对诸侯国的治理，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要求诸侯定期来朝周王室的朝觐制度和诸侯国之间往来的朝聘制度，配合规定的仪式，形成外交活动的宾礼，发挥“以宾礼亲邦国”（《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的功能。
《大宗伯》记载宾礼有八种形式：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眺曰视。不过，据沈文倬先生研究，西周实际施行的宾礼只有朝、觐两礼，且以先朝礼后觐礼为顺序，并不是春朝秋觐。⑫《诗经》中的《邶风·简兮》《墉风·干旄》《唐风·无衣》《曹风·下泉》等诗，记録了宾礼的存在，成为考察西周春秋时期外交的重要史料。譬如《韩奕》的首章“韩侯受命，王亲命之”和次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清晰记载了韩侯继承王位觐见周王、受命册封等觐礼外交。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以周礼为核心的国际公法衰变崩塌，出现诸侯争霸的国际格局，诸侯国很少甚至不再朝觐周王室，而强大国家却要求弱小国家朝觐。像鲁国就多次朝见齐、晋等强国。同时，伴随诸侯强国的争霸，诸侯国之间的朝聘会盟等外交活动急剧增加，《左传》记载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外交达170多次，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外交也近百次。⑬此外，作为临时的外交策略活动，周王室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四夷方国之间、四夷方国之间有着形式灵活的会同礼。如《大雅·常武》和《小雅·车攻》的描述。
4.军礼
如果说宾礼体现国家间平时的怀柔安抚政策，军礼则反映非常时期特殊状态的国家间关系。一方面，周王室通过军礼来“同邦国”，威慑诸侯国以维护整个统治体系；另一方面，当外交手段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或解决国家间争端时，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武力斗争是周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诗经》中的战争诗占很大比例⑭，军礼与战争息息相关。譬如，《大雅·棫朴》的“薪之槱之”反映的是出征前燔柴祭天的军礼，《大雅·常武》反映的是出征前册命将领之礼，《小雅·采芑》反映的是检阅军队之礼等。此外，还有描述“从孙子仲，平陈与宋”（《邶风·击鼓》）等方国间的战争，“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小雅·六月》）等对异族的战争，以及周王室震慑诸方的战争等等。
随着诸侯列国争霸愈演愈烈，外交与军事手段并用，甚至外交服务于军事，并以战争迫使对方就范，于是结盟一度成为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形态，特别是以晋国为首的北方盟会和以楚国为首的南方盟会开启了两百余年的争霸战，直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中国历史完全进入战国时期。《小雅·巧言》对国家间结盟行为的评述是，“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诸侯列国结盟越频繁，战争祸乱也就越多，直至秦朝完成大一统才一度中止了联盟外交。
嘉礼作为和合国家、族群和人际关系，沟通联络彼此情感的最为通用的礼仪，即所谓“以嘉礼亲万民”，自然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譬如，《诗经》中关于燕飨之礼的诗有《召南·羔羊》《小雅·鹿鸣》《伐木》等。
在举行燕飨礼时，往往还会举办大射礼（周天子与诸侯间）或宾射礼（诸侯之间），就如《小雅·宾之初筵》《大雅·行苇》所描述的那样，藉此达到周王室考察或控制诸侯的政治目的。同时也反映出《诗经》在春秋时期，已完全融入燕飨礼中，《诗》礼互为表里，直接服务于外交活动。
此外，吉礼中的婚礼也可作为国家间结亲和好的联姻政策。联姻和亲政策成为华夏集团内部以及华夏集团将周边四夷方国纳入天下体系的重要手段。像《大雅·绵》记载“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太王娶西方姜戎的太姜，外戚家族得以分封为齐、许、申、吕四国，西戎方国也就纳入天下体系，齐国与周王室成为“甥舅之国”，达到了联姻政策的实际效果。
作为宗主国，周王室实行分封制，但对诸侯国却并不占有絶对优势，更为深刻的教训是，在经历商王室后裔大举复辟的“武庚复商”、周王室与上天无法正确沟通的“卜龟失灵”以及东征平定管叔和蔡叔的内乱之后，周公旦对基于血统的传承、鬼神的信仰来获得天命的自信已然消失，就有了《大雅·文王》中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之说。周朝政治领导人开发出“天命靡常”的观念，相信只有充实自身的德性，藉由德性开启智慧，广施善政，实现天下体系内的方国由小康走向大同，这样才能获得“天命”，“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雏形也得以生成，由此“德性天命观”取代“血统天命观”，中华文化迈往新的里程碑。⑮为此，西周政治精英创造性发明了“周礼”（对内为宪制，对外为国际公法），通过制礼作乐、祭祀共同祖先、藉助血缘亲缘关系的“家国同构”，塑造文化政治共同体，形成当时强大的制度优势，解决了“以一治众”“以小治大”的内政外交课题，也为中国塑造了政治文化优先、而非经济或军事优先的治国理政的价值要义。
三、西周春秋时期的诗礼外交：话语体系与外交艺术
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作为周朝礼乐文明制度的核心载体——《诗经》，通过礼乐制度和官学教育在各国中推广普及，助力“语同音”的“官话”系统渐次形成，以及“书同文”的文化共同体创生发展。作为接受官学教育的读书人（士），必须谙熟《诗经》，成为外交官或者参与国家外交活动时，自然成为推广普及《诗经》文化的主体力量，也由此开创全球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上极具特色的诗礼赋咏外交，将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动发展为外交艺术，展现出华夏文明的创造性软实力，同时又反哺周朝的礼乐文化制度。
1.《诗经》与分封制、井田制等其他政治制度一道，构成政治文化制度优势，维护着周朝天下体系的治理秩序
在西周伟大的政治家们看来，“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因此，必须创建一整套便于操作的礼乐制度，把民众生活、社会伦理、教育信仰、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进行规范和文化重构，依靠制度优势，达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小雅·楚茨》），实现民心向善、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诗经》内容丰富深刻，许多是为讽谏朝政、外交聘问、君臣宴飨而创作，稍加引申就可移用相应的场合。特别是其诗意朦胧含蓄，引发的联想、理解和诠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为断章取义地用诗提供了方便。通过民间“采诗”、各国“献诗”、政府汇编结集，经过“歌诗”传唱后，再回到中原各国和四夷方国，在这一来一往的互动过程中，加大了《诗》的文化辐射力，堪与后世的《圣经》在世界流传相媲美。
可以说，《诗经》是奠定“经典华夏”和“人文中国”最为重要的系统工程，不仅与乐构成歌曲传唱，更是与礼乐合而为一，构成周礼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颂《诗》行礼、《诗》礼教化、赋诗言志等方式，发挥着华夏文明强大的文化制度辐射功能。
2.作为春秋时期通行教科书，《诗经》成为标准规范的“雅言”“官话”，形成政治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为完成日后文化统合、天下“定于一”创造了条件
《诗经》通过内政外交的礼仪用乐和各国政府文化精英的交互往来，普及天下各国，让彼此之间易于理解对方的伦理与思维，逐渐产生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表征系统，形成特有的政治文化认同感。孔子高度认可《诗》、礼、乐三元一体的系统教化功能，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同时，同乐师一样，他在授课和主持礼仪活动时，使用的应该都是标准普通话，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推广了雅言“官话”。对有志于从事内政外交工作的学生，他强调要学以致用，告诫：“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季札被尊为春秋时期第一外交家，与孔子齐名，史称“南季北孔”。他对内“三让天下”，对外作为文化使者，多次出使列国，倡导礼乐，弘扬儒家思想。他对《诗》乐造诣极深，《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周乐”这一典故，说明他能够以《诗》观政，切中时弊，观诗歌乐舞能知国政清浊、国运盛衰、民风好坏以及道德高下，被誉为春秋智慧第一人。
其实，早在孔子修订之前，《诗经》就已经作为教材在中原各国以及四夷方国通行，成为衡量个人文化政治素养和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当孔子返鲁修订《诗经》后，令《诗经》达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的程度，如同当今流行音乐在世界各国广为传唱一般，《诗经》也在最易为人接受的艺术氛围中，从文化外交方面为“语同音”乃至“书同文”的“雅言”和“官话”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3.“赋诗言志”“以诗代言”成为春秋时期外交人员的基本技能，开创世界外交史上独一无二的《诗》礼外交，将外事活动提升为各国平等参与的外交艺术
从展现国家软实力的功能来说，“赋诗言志”、“以诗代言”，不仅能够融洽宾主友好气氛，增进彼此情谊，还可展现国家威望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价值观。从《左传》记载可以发现，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两次弭兵会盟后，晋楚平分霸权，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列国间外交活动频繁，晋郑两国卿士间甚至有过三次赋《诗》高潮⑯，涌现出“春秋诗学十家”等一批“诗礼”名家。⑰他们不仅是赋诗、引《诗》、解《诗》高手，更懂得引《诗》论事、以《诗》断事、观《诗》知人论世，《诗经》成为当时社会精英层的共同记忆与通用表达。
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功用来说，“赋诗言志”、“以诗代言”不仅可以印证并获得政治合法性，还能艺术性地解决具体的国家间课题。譬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公元前559年晋国作为盟主召集向地会盟准备伐楚时，姜戎国首领驹支参会却被晋卿范宣子排斥，驹支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历数戎人支持晋人的史实，并赋《小雅·青蝇》加以讥刺，令范宣子自觉理亏道歉并同意姜戎会盟。这一史实说明，《诗经》当时已完美融入周朝的天下体系，连四夷方国都掌握了如何在外交中运用《诗经》获得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利益的技巧。
通过“赋诗言志”“以诗代言”来解决国家间的难题更为普遍。如《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记载，吴国入侵楚国，楚将申包胥去秦国乞求援兵，秦哀公故意推脱，申包胥在秦宫外连哭七日七夜，终于打动秦哀公赋《秦风·无衣》，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与子偕行”，表明秦国愿意出手相救。
当然，不懂《诗》礼的官员，定会遭到嘲讽痛斥，甚至关系个人的生死荣辱。《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接待齐国大夫庆封时，见其不知礼节，就赋《墉风·相鼠》加以讽刺，庆封却浑然不知。叔孙豹就预言“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果然，暴富后的庆封很快被杀身灭族。
春秋时期“自朝会聘享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台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厥旨焉”，⑱这是对“以诗代言”“赋诗言志”功能的概说，也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家们的一种共识。《诗经》平台对于各国都是平等的，在这一平台上交流时，需要文质彬彬的优雅表达，自然也就排斥唯我独尊的强势语言，至少从形式上达到国际关系的和谐共存。仅从这点来看，现代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具备实现的条件。
四、结语
《诗经》作品真实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华夏诸国与四夷方国在“天下体系”内交流互动的情形。在周朝的“天下体系”内，各政治行为体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周朝的政治领导人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引发“天命靡常”和“天人合一”的认知，发明内为宪制、外为国际公法的周礼等天下治理制度，培养出一批批具有天下情怀的政治文化精英，依靠《诗经》等核心载体全面推行礼乐制度，并开创了全球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上独具特色的诗礼外交，将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动提升为外交艺术，将“天下体系”逐渐打造成一个“语同音”“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共同体，形成政治文化上的凝聚力，展现出华夏文明的创造性软实力，为日后的大一统创造了诸多重要的制度性条件。
台湾学者傅启学认为，从周代开始，中国在文化上已是大一统之局，秦灭六国后，中国才形成政治上的大一统之局。⑲中国何能成就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族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来共同创造一个历史传统？是因为与其他国家民族相比，中国人自古就表现出强大的民族性天赋，即政治的能力、创立优良政治制度的能力，所以才能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⑳至于未来人类世界究该永远分裂抑或融和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出了路径优化方案。至于如何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当今国际社会结构中的嵌入度，历久弥新的《诗经》中的中国古代外交智慧无疑可供充分借鉴。
注释：
①（加）杰克逊等.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吴勇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②赵汀阳.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39(01).
③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永恒的巨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④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M].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
⑤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⑥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⑦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⑧袁建平.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J].历史研究,2013,(01).
⑨王柯.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⑩洪钧培.春秋国际公法[M].上海:中华书局,1939.
⑪陈戍国.诗经刍议[M].长沙:岳麓书社,1997.
⑫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⑬江林.《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⑭江林.《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D].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博士学位论文,2004.
⑮陈复.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J].贵州文史丛刊,2016,(04).
⑯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⑰刘毓庆,郭万金.春秋世卿公族与诗礼名家——春秋十家诗学评说[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
⑱劳孝舆.春秋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⑲傅启学.中国古代外交史料汇编[M].台北:中华书局,1979.
⑳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7月号，总第319期，P112-118）
中评社╱题：“中国文化统合：以《诗经》外交为例” 作者：阎德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作为华夏文明最可靠的文本载体，《诗经》展现出天下体系的原型，验证了西周春秋时期“国际关系”“外交”和“国际公法”的实然存在，并通过礼乐制度和官学教育的推广普及，助力“语同音”“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共同体创生发展，开创出独具特色的诗礼外交，将“天下体系”逐渐打造成文化共同体，形成文化上的统合力，为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创造了诸多重要制度性条件，同时藉由诗礼赋咏外交，使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动提升为外交艺术，充分展现出华夏文明的创造性软实力，或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思路。
关于西周春秋时期有无“外交”“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一直存在争论，本文不从传统的经学、史学或文学研究切入，而是尝试着从政治学的视角对《诗经》进行理解，本着论从史出的原则，分析作为史料的《诗经》，是怎样为我们勾勒出当时政治行为体所处的国际图景、交互形态及其外交轮廓，同时去发掘《诗经》自身如何内化为天下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其独特的华夏文化统合功能。
一、西周春秋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格局：天下体系与四夷方国
按照西方定义，16-17世纪欧洲主权国家初步形成后，独立的国家间关系才被称为“国际关系”。①实际上，世界上不同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国家体系或准国家体系，像古印度、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等。对于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诗经》作为真实史料的载体，反映出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最初的交互范围是“天下”，最初的政治行为体主要是“方国”。
1.天下体系：天下方国格局
《诗经》作品大致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在这一时期，以周公和召公为首的周朝领导人，发明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小雅·北山》）、“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小雅·小明》）的天下概念，创建了与之匹配的文明共同体——天下体系，把天下视为完整的政治单位，通过分封建立，形成以周王室（宗主国）为天下中心，加上若干诸侯国以及四夷方国等构成的共同体结构，首次完成人类历史上“以一治众”“以小治大”的全球治理体系。②自此，“至大无外”的“天下观”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第一个承载着普遍兼容性的全球价值观。
“天下”指的是西周春秋时期政治行为体的活动范围。地理学上有“日月所照，人迹所至的普天之下”的广义天下与“四方之内的‘中国’”③的狭义天下之分。“天下体系”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地理概念，周和华夏族方国（诸侯国）居于世界地理中心，其他四夷方国居于世界地理周边，共同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主体图景。天下体系也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指的是终结乱世状态达到世界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如同管子提出的“创制天下”“时匡天下”（《管子·霸言》）之意。
其实，远在夏朝时中国就已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天下方国格局。周朝延续了商朝的内外服制度，④作为周朝政治联盟秩序的核心，为联盟内部各政治实体明确了地理上的方位、距离上的远近和血缘上的亲疏，规定了相应的义务，通过制度的边界将外部集团纳入其中，并试图用此制度进行规训。
2.政治行为体：宗主国、诸侯国与四夷方国
周朝天下体系更为基础的政治单位在内部是“宗主国”和“诸侯国”，在周边则是“方国”“四夷”及其诸多属国。
自周文王开始，重视运用分封制在王畿内扩展土地和势力。武王克商后，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分封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建立诸侯国，到成康之世时大量封国。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周初分封七十一国，其中以周王姬姓为主体，封四十国（《荀子·儒效》又说封姬姓五十三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由此形成周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一体化宗法分封政治结构，既有中央集权的体制设计构想，也实现了治理上的分权，初步实现“天下王土”的构想。⑥
对于诸侯国，《诗经》以“国”代称或直呼国名，譬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大雅·皇矣》）、“南国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诸侯国；《大雅·绵》中“虞芮质厥成”具体讲到虞国和芮国。《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收诗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是十五个封国的民歌，又称“十五国风”。需要说明的是，周王室东迁后权势大衰，无法支配诸侯国，各诸侯国却主权特征鲜明，不仅成为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成员单位，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
“方国”，指的是当时的邦国联盟，像《大雅·大明》记载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模型，认为方国是更加成熟发达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是在方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⑦袁建平进一步将其细分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后成为王国；周灭商之前是方国，灭商后就是王国；包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都是实力强大的方国。只不过，夏商周是方国联盟构成的王国，直到秦代发展为帝国文明。⑧在王柯看来，《尚书·周书·牧誓》篇为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队是由“牧誓八国”组成“多民族联军”⑨，其实就是八个方国。大的方国往往是诸多小方国的联盟。此外，像“使不挟四方”（《大雅·大明》）、“四方来贺”（《大雅·下武》）、“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国的概指。
《诗经》中描述的四夷方国有：周太王时期的“混夷”（《大雅·绵》）、“串夷”（《大雅·皇矣》），周厉王时期的“蛮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国风》中的《墉风·定之方中》《墉风·载驰》《郑风·清人》等诗反映的是卫文公时期与北方戎狄的关系。当然，《诗经》不可能系统记载当时所有的四夷方国，像鬼方（康王时期）、虎方（昭王时期）、扬越（穆王时期）、条戎、奔戎、申戎（宣王时期）等就没有记载。实际上，从《商颂·玄鸟》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国数量在商朝达到高峰，之后随着国家间的战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记载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国）、《大雅·大明》记载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发展，华夏文明内部方国数量骤减，跨越外服的周边四夷方国也在不断整合之中。
综上所述，从政治行为体的关系结构来看，作为宗主国、代表周王室权力核心的“有周”“时夏”（《颂·时迈》）或“中国”（《大雅·民劳》），与拱卫王室的诸侯国以及周边四夷方国，通过内外服、分封制等制度优势〔“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颂·时迈》）〕和政治文化辐射力〔“我求懿德，肆于时夏”（《颂·时迈》）〕，形成中心国、次中心国、跨境国、周边外围国等不同层级，并全部统合于“天下体系”内，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中心政治共同体。各政治行为体身处“天下体系”，在人文地理与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统合度，但由于地理远近、血缘亲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二、西周春秋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形态：国际公法与礼乐制度
国际公法基于自然法或国际道德。西周春秋时期，凡在国际交往中符合礼、信、敬、义等原则，即是合乎国际公法⑩。根据《诗经》描述的天下体系，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宗主国周王室、诸侯国和四夷方国等政治行为体，彼此按照普遍承认、互相遵守的“周礼”进行交往。以“周礼”为核心的国际公法被华夏诸国及其四夷方国普遍接受，构成国际关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据陈戍国先生统计，《诗经》言礼之诗有105篇之多⑪，涉及五礼活动的多与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相关。我们以周礼为主线，对《诗经》反映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主要形态进行阐述。
1.吉礼
《诗经》中表现吉礼的诗有《召南》的《采蘩》《采苹》、《小雅》的《天保》《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大雅》的《文王》《早麓》等。譬如《楚茨》一诗，通过“我仓既盈，我庾维亿”的收获规模，“祝祭于祊”的祭前庙门求神，“钟鼓既戒”“鼓钟送尸”“乐具入奏”的祭礼用乐，以及“诸宰君妇”的亲自参与，生动描写了周王室与华夏内部“诸父兄弟”等诸侯国共同出席岁时祭盛典的情景，通过祭祀共同祖先，强化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家国同构意识，进一步加强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组织关系结构，也为天下体系提供着政治文化软实力的支撑。
2.凶礼
作为凶礼，有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之分，其功能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这些礼仪均属国家间的正式外交活动。在《诗经》中的《邶风·泉水》《墉风·定之方中》《小雅·鸿雁》等篇章均有记载。譬如，《定之方中》描述与禬礼相关的案例。狄国伐卫，卫懿公被杀后，诸侯盟主齐桓公率众诸侯国在楚丘筑城，使得卫文公迁都楚丘后，最终复兴卫国。
3.宾礼
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来看，宾礼都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直接相关。西周实行大规模分封制后，为加强对诸侯国的治理，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要求诸侯定期来朝周王室的朝觐制度和诸侯国之间往来的朝聘制度，配合规定的仪式，形成外交活动的宾礼，发挥“以宾礼亲邦国”（《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的功能。
《大宗伯》记载宾礼有八种形式：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眺曰视。不过，据沈文倬先生研究，西周实际施行的宾礼只有朝、觐两礼，且以先朝礼后觐礼为顺序，并不是春朝秋觐。⑫《诗经》中的《邶风·简兮》《墉风·干旄》《唐风·无衣》《曹风·下泉》等诗，记録了宾礼的存在，成为考察西周春秋时期外交的重要史料。譬如《韩奕》的首章“韩侯受命，王亲命之”和次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清晰记载了韩侯继承王位觐见周王、受命册封等觐礼外交。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以周礼为核心的国际公法衰变崩塌，出现诸侯争霸的国际格局，诸侯国很少甚至不再朝觐周王室，而强大国家却要求弱小国家朝觐。像鲁国就多次朝见齐、晋等强国。同时，伴随诸侯强国的争霸，诸侯国之间的朝聘会盟等外交活动急剧增加，《左传》记载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外交达170多次，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外交也近百次。⑬此外，作为临时的外交策略活动，周王室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四夷方国之间、四夷方国之间有着形式灵活的会同礼。如《大雅·常武》和《小雅·车攻》的描述。
4.军礼
如果说宾礼体现国家间平时的怀柔安抚政策，军礼则反映非常时期特殊状态的国家间关系。一方面，周王室通过军礼来“同邦国”，威慑诸侯国以维护整个统治体系；另一方面，当外交手段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或解决国家间争端时，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武力斗争是周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诗经》中的战争诗占很大比例⑭，军礼与战争息息相关。譬如，《大雅·棫朴》的“薪之槱之”反映的是出征前燔柴祭天的军礼，《大雅·常武》反映的是出征前册命将领之礼，《小雅·采芑》反映的是检阅军队之礼等。此外，还有描述“从孙子仲，平陈与宋”（《邶风·击鼓》）等方国间的战争，“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小雅·六月》）等对异族的战争，以及周王室震慑诸方的战争等等。
随着诸侯列国争霸愈演愈烈，外交与军事手段并用，甚至外交服务于军事，并以战争迫使对方就范，于是结盟一度成为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形态，特别是以晋国为首的北方盟会和以楚国为首的南方盟会开启了两百余年的争霸战，直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中国历史完全进入战国时期。《小雅·巧言》对国家间结盟行为的评述是，“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诸侯列国结盟越频繁，战争祸乱也就越多，直至秦朝完成大一统才一度中止了联盟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