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来英国战略转型及其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启示
中评社╱题：冷战以来英国战略转型及其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启示 作者：钱宇明（北京），法学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通过大力运作现实主义外交、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寻找最优化“生态位”，英国在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以及后反恐时期等多个重要时间节点适时进行了国家战略转型，使其得以始终在英美关系中保有一定程度的议价权，幷持续在美国外交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不断的角色转型使英国得以在数次国际格局剧烈变动，乃至世界秩序彻底翻新的大背景下仍然保留主要受益者的位置，基本保全了关键战略利益，更深刻影响了国际格局的发展乃至历史进程的走向。近年来，英国持续推动脱欧，发布“印太战略”，正逐渐转型为强调海外利益关切的全球大国。但英国在“印太”的存在高度依赖于英美特殊关系框架下美国的支持，英美“印太”战略利益始终高度趋同，英国卷入“印太”对地区安全的挑战多过机遇。
英国在二战中的严重消耗，使其在战后的大国博弈中极端被动。在历史关键时刻，英国充分施展外交手段，藉助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国际角色转型，寻找到了新的稳定“生态位”。在此后数十年的国际关系史中，英国也多次在重大历史转折期转型成功，始终能在新的国际格局下保持其主要受益者之一的地位。
对英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转型，学界进行了较为完善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战后早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缘政策逐步被英国所影响，幷直接导致美苏对立格局形成的过程。其认为，“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方面所制造的外交工具，意图在于将英国利益同美国绑定，从而在英国即使失去全球性霸权身份后依然能维持超然的国际地位。对英国在60至70年代放弃全球部署能力的决策，学界亦不乏深入研究。伴随英国全球殖民帝国的瓦解、战后英国经济的持续滑坡，以及英欧经贸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化，英国逐渐无力也无意愿继续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保持大规模军事存在，经过广泛的政策讨论，出于保护本土及服务于北约对苏战略的考量，英国政府最终选择放弃全球化军事部署，转而拥抱欧共体。
学界对英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同样十分成熟。冷战伴随着英美共同对手的垮台结束后，英国赖以维生的英美特殊关系迎来挑战，为保障自身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完整，彼时的英国政府亟需再一次战略转型。自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政府就在与欧盟拉近关系，以保障其自身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地位。这正是英国对后冷战时代变化的国际局势所做出的回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此之时，英国选择脱离欧盟，拥抱“全球英国”战略，将深度影响地区秩序和大国关系。本文致力通过研究英国在重要历史时刻的外交历程，瞭解英国战略思维，幷对英国在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下所选择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合理而有意义的分析。
一、冷战时期英国的战略收缩与转型
自1944年德黑兰会议以来，罗斯福总统稳步推进其战略布局，试图构建基于五大国协调维和的集体安全体制。在此战略设计下，美苏将互相承认势力范围，幷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但这对英国却幷非利好，在已经注定失去世界霸权的情况下，美苏和平分割欧洲更将使英国失去参与大国博弈的基本盘和外交空间。然而，罗斯福于1945年的突然去世使事态发生了变化。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幷不认可由罗斯福和斯大林所商议的东西势力范围划分。相较坚定推进大国协调的罗斯福，杜鲁门展现的态度要更加贴近英国决策层。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摆在了英国面前。
英国的执政团体意识到，在新的战后世界秩序下，英美两国的国防以及战略利益关切出现了高度重合。与之相对的就是美苏利益分歧逐渐显现。艾德礼政府因此开始强化杜鲁门对苏联的猜忌，不断强调如果苏联控制黑海海峡，其海空力量随时可能进入地中海，阻断西欧的海上生命线。这其实是英国一直以来所持有的、阻止俄罗斯政权南下进入海洋的战略关切，它将这一关切转变为了西方阵营的共同关切，又将其转变为对西方阵营负有安全保障责任的美国的战略关切。①
藉助战后英美战略利益的逐步趋同，以及在战后初期一系列地缘热点事件中的积极操弄，英国政府极大推动了美国决策集团全球战略和地缘政策思维的转型，将美国变成了英国殖民帝国政策事实上的继承者。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了包括着被后世称为“杜鲁门主义”内容的演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展开对抗和遏制，冷战格局自此逐步成型。对于英国而言，美国对苏政策转向阵营对抗，事实上是在代为保护英国曾经依靠霸权所获得的全球利益。
与此同时，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体系也能让英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供其更灵活地施加影响力，由此确保英国持续维持优越的国际地位。一方面，在东西对峙格局下，英国是当时唯一有能力跟随美国全球部署的北约国家，更能凭藉其旧有的殖民影响力补足美国的全球战略空缺。另一方面，冷战中的美国仍需要维持同苏联沟通渠道的畅通。英国工党政府敏锐地察觉幷瞄准了这一需求，其在冷战早期对苏联乃至整个东方阵营做出一系列示好姿态，包括承认新中国、向苏联出售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等，这些举措不仅缓和了英苏关系，更巩固了双方沟通交流的桥梁，最终让英国成为西方阵营中最具分量的东西方对话代理人。综上所述，在战略上依附美国，幷推动其走上与苏联对抗的路线，使英国纵使失去霸权，也保住了其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
在冷战初期的首次战略转型后，英国坐稳了西方阵营“二把手”的位置。然而，英国的硬实力仍在不断萎缩。经历印度的独立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后，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迎来事实性瓦解，英国政府以殖民地为基本盘维持国际地位的旧有政策路线逐渐失去生存土壤。至1967年，英国刚刚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武装冲突中抽身，却又陷入了也门内战的泥潭，其勉励维持的全球军事干涉体系彻底不堪重负。由于民意和物质基础都已经不再支持英国继续进行海外军事干涉，英国内阁最终决策，至1971年底停止保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②实质上放弃了在亚太乃至印度洋地区维持制海权、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在北约框架内部，英国从一个能够跟随美国进行全球部署的世界大国，逐渐倒退回只能承担地区性防务职责的国家，英国对美国的合作价值由此大幅缩水。
面对如上的被动局面，英国政府必须再一次做出战略转型，以确保自身的国际地位。此时，英国硬实力重要且唯一的支柱，即其全球部署能力，以及依赖于这种能力的、对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已被极大削弱，为了守住作为其命脉的英美同盟关系，时任的爱德华·希斯内阁选择更进一步发挥英国作为大国沟通枢纽的角色，于1973年宣布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拉近英欧关系作为新的砝码，平衡英美关系。自此，英国于硬实力的对他国强加意志的能力遭到极大削弱，而基于软实力的沟通、斡旋、协调能力则开始在其对外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后冷战时期英国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枢纽国”地位愈加凸显
自1945年至1973年，英国全力维护和最终放弃“全球英国”，幷转向欧洲。但在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和英美同盟的稳定，是英国国家战略始终不变的主线。历届英国政府在其他方向上的取舍，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这条主线服务的。1983年，美国政府在未知会英国政府、亦无视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出兵入侵英联邦国家格林纳达，使英国的国际威望遭受重挫，但撒切尔内阁除在外交层面发声抗议外幷未有更多动作。③这一案例也从侧面说明，尽力平衡英美同盟、顾全英美关系大局，是当时的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最优先、最核心的关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再次剧烈变动，英美关系在这一波剧变中同样受到了猛烈冲击，失衡问题愈发严重。在美国政府看来，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走向了终结，不仅让英美军事同盟的价值进一步缩水，更让英国长期扮演的美苏之间“调停人”角色的含金量锐减。而此时，由于英国综合国力的长期相对萎缩，它更为传统的“欧陆平衡手”能力也未有起色。在后冷战时代，英国再次面临着调整国际角色、寻找新“生态位”的迫切需求。接替撒切尔内阁的梅杰内阁给出的答案便是加力融入欧洲，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共体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英美“特殊关系”对于英国仍然是宝贵的外交资产，美国获得冷战胜利后，英国愈发乐于搭上全球霸权红利的顺风车。因此，后冷战时代的英国国际战略，总体上呈现出美欧幷重、彼此制衡的特点。而这也为英国后续的国际角色转型提供了基础。苏东集团彻底瓦解后，欧洲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骤降，发展势头强劲的欧洲，对美战略自主的呼声愈发强化。而既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又是欧盟主要国家之一的英国正是在美欧间居中调解、协调沟通的不二之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枢纽国”地位愈发凸显，从其旧有的以沟通美苏关系为主的枢纽，转变为了以沟通美欧关系为主的枢纽，④这样一个地位超然的“生态位”已经成为了英国的舒适区。后续接替梅杰的布莱尔内阁也继续维持着上述的方针。
无论是为了扮演好美欧沟通的枢纽，抑或是为了平衡美英关系，英国都需要大幅加强其在欧盟中的参与度、地位和影响力。布莱尔内阁所选取的突破口是防务，让英国在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建设进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乃至领导者。这是因为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英国已经无法同法德竞争领导者地位，但其具备超然的核大国身份，常规军事力量在北约和欧盟中亦不容小觑，这使得英国成为欧洲讨论防务议题绕不开的对象。在英国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在英国的推动下取得了迅猛发展。
“9·11”事件和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响，使英国作为“枢纽国家”的角色更加稳固。布什政府绕过联合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欧盟对此存在保留态度。英国政府积极代替美国斡旋欧盟、沟通俄罗斯，调和各方矛盾诉求。也正是由于英国方面的外交努力，欧盟在反恐事务上的态度出现转变，美国得以建立和维系一个广泛的反恐同盟。这正是英国充分运用现实主义外交、利用自身的独特软实力杠杆，再次成功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稳定存续，幷在新的“生态位”继续保留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例证。
三、当代英国脱欧决策与“全球英国”转型
从前文论述中，大致可以总结出英国的战略思维特点，其奉行高度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能够因时因势及时、准确识变应变，善于撬动国际格局和外部环境向符合其战略利益方向发展。这种特点也折射在其近年来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和外交政策之中。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随后，2021年3月，英国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外交、安全、发展和防务综合评估报告》，开始拥抱“全球英国”战略。这一转型很好地反映了英国一脉相承的对国际战略与外交的理解，是英国在临近又一个关键历史时期下为确保自身战略利益而作出的决断。
近年来，国际格局逐渐发生了复杂深刻的演变。大国关系逐渐呈现多种复杂矛盾斗争交织的复杂形态，竞争与摩擦在国际关系中的比重也开始上浮，零和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为确保自身的重要战略利益，大国博弈再次成为英国必须关注的重点。但一方面，在欧盟组织中，英国在受到诸多规则限制同时，又缺乏足够的领导力，难以调动起对本国外交议程的切实支持，英国对全球利益的关注也难以收获欧盟的一致理解；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矛盾的转变，英国与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之间就经贸、产业、科技等领域的分歧逐渐加剧，欧盟内部矛盾日渐凸显，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更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⑥这无疑坚定了英国继续推动脱欧、重新向拥有全球利益关切的国家转型的决策。
英国当前奉行所谓“全球英国”战略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今后将成为大国关系焦点的“印太”地区。在英国政府于2021年3月发布的《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印太”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是英国海外经济利益不可忽视的重点地区；而出于“印太”在促进英国贸易和实现“全球英国”战略中的重要性考量，维护印太地区航行自由对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⑦这一报告充分表明，“全球英国”战略下，英国为维护自身国际地位和利益关切，最主要的着力点正是加大在“印太”的存在和扩大介入“印太”事务。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投入有两大支柱，其一便是英国自殖民时代开始在“印太”的政治遗产，其二便是英美“特殊关系”框架下英国对美国同盟体系的高度契合。这两大支柱决定了英国在“印太”的政策总体上呈现着搭乘美国主导霸权秩序的“便车”来提升自身全球地位的特点，其针对“印太”所作的表述和行动同美国高度一致，这也使得当前的英国成了美国“印太战略”有力的补充和辅助因素。
2021年9月英美澳三国联合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正是英国在“印太”两大支柱合流的表现之一。对于英国而言，“AUKUS”为其在新形势下提高在美国盟友体系内的地位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也为英国在“印太”拓展政治、安全、经济影响力提供了可供参考范式。英国采取上述决策，是其希望通过坚决向美看齐的表态巩固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超然地位，确保其在英美“特殊关系”框架下既得利益的稳定存续乃至进一步拓展。
由此，在战略上，英国紧跟美国“印太战略”，加速卷入“印太”。其积极配合美国强化“五眼联盟”，在2022年6月加入由美国牵头发起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又在2023年7月成功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此外，英国更积极在“印太”地区强化美国域内外盟国间的串联。2023年1月，苏纳克与岸田文雄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在对方国家部署武装力量。同年11月，苏纳克与尹锡悦举行双边会谈，双方签署“唐宁街协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幷宣称将在台海、南海、朝鲜半岛等地区采取共同一致立场。2024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将自2025年起与美日在“印太”开展定期联合军事演习，幷将派出航母打击群访问日本。
四、英国近年战略转型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在战略部署上紧跟美国卷入“印太”的同时，对“印太战略”所针对的中国，英国的态度却不乏摇摆暧昧。近年上台执政的苏纳克政府，既表现出继续奉行价值观外交、对华“放狠话”的强硬一面，同时也展现出相对务实幷谋求缓和对华关系的一面，呈现明显的“两面性”。
苏纳克在当选首相之前曾宣称中国是英国经济与安全的“长期头号威胁”。上任伊始，苏纳克就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中炒作“中国挑战”。此后不久，苏纳克更公开强调要采取“强硬实用主义”政策“对抗中国”。其不仅宣布中英两国“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还宣称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都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但是，2022年11月第17次G20峰会期间，苏纳克却又表示，英国重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必须与中国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此后，苏纳克政府这一摇摆态度更是长期延续，例如其2023年3月发布的更新版《安全、防务与发展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划时代挑战”。但2023年4月，英国时任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却又在外交政策讲话中称，与中国进行“零和博弈”不明智，强调对华接触的重要性。5月，苏纳克在七国集团峰会后接受采访时声称，中国是当今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挑战。但他同时也表示，西方不应用“脱钩”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必要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接触。2023年12月5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卡梅伦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通话时也表示，当今世界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英中接触、合作符合双方利益。英方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保持交往。英方赞赏中方支持多边主义，期待中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需要认识到，英国政府近期以来在对华关系中持续展现的“两面性”，究其本质，依然是为稳定英美同盟关系服务的。在实际行动上，英国对美的战略依附是逐渐加重的，英国在“印太”对美战略的迎合始终积极。苏纳克政府同样认为英国正处于一个“国家间激烈竞争的时代”，仍强调“价值观”对于英国繁荣和安全的意义，仍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视为提升英国影响力的关键要素，仍将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上升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仍将加强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作为政策重点之一。⑧在这一大前提下，英国对华的政策内核依然是“接触”和“遏制”，锚定的外交政策路线依然是进一步收紧西方阵营间的价值观捆绑、跟随美国对华展开的大国竞争。而其刻意在部分涉华议题上展现出同美国立场的微妙差异、寻求稳定可持续的中英关系的举动，本质上是希望争取一个具有独特不可替代性的、能够代表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对华斡旋交涉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冷战时期扮演美苏对话桥梁的英国。英国采取这一姿态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中英关系中获得超越其实际国力的议价权和政策空间，幷以此为“资产”平衡英美同盟关系，维持其在西方阵营的国际地位。在这样的战略考量下，推动中英关系的缓和与稳定对英国政府而言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拥抱“全球英国”战略后，“印太”已经成为英国实现其国家利益和战略抱负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区。今后，英国将保持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从属和联动、藉助殖民遗产推动构建更多层级的“印太”伙伴关系、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渠道不断强化在“印太”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存在，以提升英国的全球影响力。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英国的战略利益仍然是依附于美国的霸权体系实现的，大西洋主义始终主导着英国的顶层战略设计，英美同盟是英国国家战略命脉所系。英国为提高自身议价权在涉华议题中的一些暧昧表态无法成为推动中英关系显着改善的突破口。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的战略自主都将十分有限，中英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受制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冲突面的持续加剧，英国在“印太”的存在将更多地呈现为挑战而非机遇。
注释：
①Edward J.Sheehy.The U.S.Navy,The Mediterranean,and the Co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92.p25-70.
②David C.Hawkins.Britain and Malaysia --Another View: Was the Decision to Withdraw Entirely Voluntary or Was Britain Pushed a Little?.Asian Survey,Vol.9,No.7 (1969): 546-562.
③Borsani Davide,A "Special"Crisis?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Invasion of Grenada.Nuova Rivista Storica.Vo.102,No.3(2018).pp 1039-1061.
④狄会深.重点依托欧洲强化“特殊关系”──析英国对外战略的调整[J]，当代世界，2001(04):22-23。
⑤Simon Bulmer.New Labour,New European Policy? Blair,Brown and Utilitarian Supranationalism.Parliamentary Affairs,Volume 61,No.4(2008): 597-620.
⑥孙婉璐，英国脱欧的历史惯性、现实困境与影响[D]，中共中央党校，2022，第16-42页。
⑦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GOV.UK.March 2021.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0644e4bd3bf7f0c91eababd/Global_Britain_in_a_Competitive_Age-_the_Integrated_Review_of_Security__Defence__Development_and_Foreign_Policy.pdf
⑧李靖堃，“全球英国”外交战略：愿景、实践与制约因素[J]，当代世界，2023(08):38-45。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7月号，总第319期，P99-104）
中评社╱题：冷战以来英国战略转型及其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启示 作者：钱宇明（北京），法学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通过大力运作现实主义外交、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寻找最优化“生态位”，英国在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以及后反恐时期等多个重要时间节点适时进行了国家战略转型，使其得以始终在英美关系中保有一定程度的议价权，幷持续在美国外交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不断的角色转型使英国得以在数次国际格局剧烈变动，乃至世界秩序彻底翻新的大背景下仍然保留主要受益者的位置，基本保全了关键战略利益，更深刻影响了国际格局的发展乃至历史进程的走向。近年来，英国持续推动脱欧，发布“印太战略”，正逐渐转型为强调海外利益关切的全球大国。但英国在“印太”的存在高度依赖于英美特殊关系框架下美国的支持，英美“印太”战略利益始终高度趋同，英国卷入“印太”对地区安全的挑战多过机遇。
英国在二战中的严重消耗，使其在战后的大国博弈中极端被动。在历史关键时刻，英国充分施展外交手段，藉助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国际角色转型，寻找到了新的稳定“生态位”。在此后数十年的国际关系史中，英国也多次在重大历史转折期转型成功，始终能在新的国际格局下保持其主要受益者之一的地位。
对英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转型，学界进行了较为完善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战后早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缘政策逐步被英国所影响，幷直接导致美苏对立格局形成的过程。其认为，“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方面所制造的外交工具，意图在于将英国利益同美国绑定，从而在英国即使失去全球性霸权身份后依然能维持超然的国际地位。对英国在60至70年代放弃全球部署能力的决策，学界亦不乏深入研究。伴随英国全球殖民帝国的瓦解、战后英国经济的持续滑坡，以及英欧经贸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化，英国逐渐无力也无意愿继续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保持大规模军事存在，经过广泛的政策讨论，出于保护本土及服务于北约对苏战略的考量，英国政府最终选择放弃全球化军事部署，转而拥抱欧共体。
学界对英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同样十分成熟。冷战伴随着英美共同对手的垮台结束后，英国赖以维生的英美特殊关系迎来挑战，为保障自身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完整，彼时的英国政府亟需再一次战略转型。自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政府就在与欧盟拉近关系，以保障其自身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地位。这正是英国对后冷战时代变化的国际局势所做出的回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当此之时，英国选择脱离欧盟，拥抱“全球英国”战略，将深度影响地区秩序和大国关系。本文致力通过研究英国在重要历史时刻的外交历程，瞭解英国战略思维，幷对英国在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下所选择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合理而有意义的分析。
一、冷战时期英国的战略收缩与转型
自1944年德黑兰会议以来，罗斯福总统稳步推进其战略布局，试图构建基于五大国协调维和的集体安全体制。在此战略设计下，美苏将互相承认势力范围，幷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但这对英国却幷非利好，在已经注定失去世界霸权的情况下，美苏和平分割欧洲更将使英国失去参与大国博弈的基本盘和外交空间。然而，罗斯福于1945年的突然去世使事态发生了变化。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幷不认可由罗斯福和斯大林所商议的东西势力范围划分。相较坚定推进大国协调的罗斯福，杜鲁门展现的态度要更加贴近英国决策层。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摆在了英国面前。
英国的执政团体意识到，在新的战后世界秩序下，英美两国的国防以及战略利益关切出现了高度重合。与之相对的就是美苏利益分歧逐渐显现。艾德礼政府因此开始强化杜鲁门对苏联的猜忌，不断强调如果苏联控制黑海海峡，其海空力量随时可能进入地中海，阻断西欧的海上生命线。这其实是英国一直以来所持有的、阻止俄罗斯政权南下进入海洋的战略关切，它将这一关切转变为了西方阵营的共同关切，又将其转变为对西方阵营负有安全保障责任的美国的战略关切。①
藉助战后英美战略利益的逐步趋同，以及在战后初期一系列地缘热点事件中的积极操弄，英国政府极大推动了美国决策集团全球战略和地缘政策思维的转型，将美国变成了英国殖民帝国政策事实上的继承者。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了包括着被后世称为“杜鲁门主义”内容的演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展开对抗和遏制，冷战格局自此逐步成型。对于英国而言，美国对苏政策转向阵营对抗，事实上是在代为保护英国曾经依靠霸权所获得的全球利益。
与此同时，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体系也能让英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供其更灵活地施加影响力，由此确保英国持续维持优越的国际地位。一方面，在东西对峙格局下，英国是当时唯一有能力跟随美国全球部署的北约国家，更能凭藉其旧有的殖民影响力补足美国的全球战略空缺。另一方面，冷战中的美国仍需要维持同苏联沟通渠道的畅通。英国工党政府敏锐地察觉幷瞄准了这一需求，其在冷战早期对苏联乃至整个东方阵营做出一系列示好姿态，包括承认新中国、向苏联出售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等，这些举措不仅缓和了英苏关系，更巩固了双方沟通交流的桥梁，最终让英国成为西方阵营中最具分量的东西方对话代理人。综上所述，在战略上依附美国，幷推动其走上与苏联对抗的路线，使英国纵使失去霸权，也保住了其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
在冷战初期的首次战略转型后，英国坐稳了西方阵营“二把手”的位置。然而，英国的硬实力仍在不断萎缩。经历印度的独立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后，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迎来事实性瓦解，英国政府以殖民地为基本盘维持国际地位的旧有政策路线逐渐失去生存土壤。至1967年，英国刚刚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武装冲突中抽身，却又陷入了也门内战的泥潭，其勉励维持的全球军事干涉体系彻底不堪重负。由于民意和物质基础都已经不再支持英国继续进行海外军事干涉，英国内阁最终决策，至1971年底停止保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②实质上放弃了在亚太乃至印度洋地区维持制海权、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在北约框架内部，英国从一个能够跟随美国进行全球部署的世界大国，逐渐倒退回只能承担地区性防务职责的国家，英国对美国的合作价值由此大幅缩水。
面对如上的被动局面，英国政府必须再一次做出战略转型，以确保自身的国际地位。此时，英国硬实力重要且唯一的支柱，即其全球部署能力，以及依赖于这种能力的、对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已被极大削弱，为了守住作为其命脉的英美同盟关系，时任的爱德华·希斯内阁选择更进一步发挥英国作为大国沟通枢纽的角色，于1973年宣布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拉近英欧关系作为新的砝码，平衡英美关系。自此，英国于硬实力的对他国强加意志的能力遭到极大削弱，而基于软实力的沟通、斡旋、协调能力则开始在其对外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后冷战时期英国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枢纽国”地位愈加凸显
自1945年至1973年，英国全力维护和最终放弃“全球英国”，幷转向欧洲。但在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和英美同盟的稳定，是英国国家战略始终不变的主线。历届英国政府在其他方向上的取舍，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这条主线服务的。1983年，美国政府在未知会英国政府、亦无视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出兵入侵英联邦国家格林纳达，使英国的国际威望遭受重挫，但撒切尔内阁除在外交层面发声抗议外幷未有更多动作。③这一案例也从侧面说明，尽力平衡英美同盟、顾全英美关系大局，是当时的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最优先、最核心的关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再次剧烈变动，英美关系在这一波剧变中同样受到了猛烈冲击，失衡问题愈发严重。在美国政府看来，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走向了终结，不仅让英美军事同盟的价值进一步缩水，更让英国长期扮演的美苏之间“调停人”角色的含金量锐减。而此时，由于英国综合国力的长期相对萎缩，它更为传统的“欧陆平衡手”能力也未有起色。在后冷战时代，英国再次面临着调整国际角色、寻找新“生态位”的迫切需求。接替撒切尔内阁的梅杰内阁给出的答案便是加力融入欧洲，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共体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英美“特殊关系”对于英国仍然是宝贵的外交资产，美国获得冷战胜利后，英国愈发乐于搭上全球霸权红利的顺风车。因此，后冷战时代的英国国际战略，总体上呈现出美欧幷重、彼此制衡的特点。而这也为英国后续的国际角色转型提供了基础。苏东集团彻底瓦解后，欧洲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骤降，发展势头强劲的欧洲，对美战略自主的呼声愈发强化。而既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又是欧盟主要国家之一的英国正是在美欧间居中调解、协调沟通的不二之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枢纽国”地位愈发凸显，从其旧有的以沟通美苏关系为主的枢纽，转变为了以沟通美欧关系为主的枢纽，④这样一个地位超然的“生态位”已经成为了英国的舒适区。后续接替梅杰的布莱尔内阁也继续维持着上述的方针。
无论是为了扮演好美欧沟通的枢纽，抑或是为了平衡美英关系，英国都需要大幅加强其在欧盟中的参与度、地位和影响力。布莱尔内阁所选取的突破口是防务，让英国在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建设进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乃至领导者。这是因为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英国已经无法同法德竞争领导者地位，但其具备超然的核大国身份，常规军事力量在北约和欧盟中亦不容小觑，这使得英国成为欧洲讨论防务议题绕不开的对象。在英国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在英国的推动下取得了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