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杨开煌析大陆解决台湾问题之变
中评社香港10月11日电（记者林艳）铭传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会长杨开煌不久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结合他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就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与和平统一时期的不同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指出这些调整背后的原因。
杨开煌，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曾担任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大陆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专长于中国共产党研究。
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中央首次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杨开煌表示，这一方略在十九大首次提出，是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一次非常重要转变。这也引发了许多讨论，如为何要做这样的转变？是否会修改“和平统一”的方针策略及具体做法？至今，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广泛关注。他认为，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实际上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的对台讲话和政策精神的一次精炼与浓缩，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应对台湾局势的变化。
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性更强
杨开煌指出，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与过往存在多方面不同：
第一，首先，和平统一政策的初衷是针对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所设计的，而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则是应对台湾政党轮替后的局势变化。政党轮替后，台湾掌权者推翻了国民党时期的两岸论述，两岸关系的性质也因此彻底颠覆。面对这种变化，大陆的对台政策必须作出回应。
杨开煌进一步分析，过去的和平统一政策是基于两岸共同努力的前提，汪道涵先生曾提出“共同缔造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然而，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再到蔡英文，他们完全否定了两岸统一的必然性，且缺乏民族责任感，选择了分裂国家的道路。这使得再提倡双方共同努力、共建中国的和平统一目标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对台政策也相应转变为由中共主导的总体方略。
杨开煌表示，既然大陆需要单方面负起这个责任，对台工作的思考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核心所在。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会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要掌握主导权和主动权。过去，这些概念并未被提及，但随着总体方略成为对台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主导两岸发展，否则如何实现统一？如何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这一策略的转变，表明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大决心和责任感。
杨开煌认为，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其实就是中国大陆解决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战略耐力和战略自信的表现。举例来说，在和平统一进程中，中共曾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希望以“宽大”的方案，加速统一的进程，当年统一曾是中共规划的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他说，由今观史，感慨系之，“一国两制”条件合理宽厚，奈何当年国共并无互信，蒋经国很快以“统战阴谋”拒之；相对地十年之后，中国国民党推出“国家统一纲领”，中国共产党并未视为统一任务阶段性亦不相信，从而失去“一国两制”顺势转接上“国家统一纲领”的历史机遇。如今情势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习总书记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希望台湾方面可以提出条件，共同讨论统一后台湾的治理模式。这代表着北京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性和主导性的国家统一的趋势与决心未变，但治台方案可以协商，同时展现出更强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力、战略信心与战咯自信。
第二，在和平统一阶段，双方都认为两岸问题是一个内部问题。然而，随着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提出，大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的内部问题。这意味着，台湾问题的性质从一个纯粹的内政问题，转变为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内部问题。这种变化虽然微妙，但十分关键。过去，台湾问题被视为纯粹的内政事务，外部力量无权干涉。而如今，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已经无法忽视。前不久，沙利文访问北京时，首要讨论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表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已经非常明显，并且国际上的干涉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台湾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也导致应对方式必须随之调整。
现在看来，台湾问题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台海问题与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大陆仍然坚持其属于内部问题，应由自己来解决；但台海问题则显然涉及国际因素的干预。这种性质的转变使得大陆在处理对台工作时，不再能单纯从内政的角度出发，而是必须在内政为主的前提下，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国际因素的影响。相信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正是希望广大的对台工作学者和干部在看待这个问题时，能够调整心态与思维方式，以适应新的局势与挑战。
第三，当谈及和平统一时，主要是以两岸都是中国人为前提，因此强调和平统一。然而，中共领导人在提及“武力”使用问题时，绝大多数是被动说明的情境；同时强调了两点：第一，不针对台湾同胞；第二，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从前者看所谓“不针对台湾同胞”，其潜台词就包含了对国家统一的耐心，以及“武力”之用，旨在扫荡与清除国家统一的“障碍”：台独份子与外国势力；所以“不针对台湾同胞”即“和平促统、武力反独”。后者“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之重点在“绝不承诺”，但凡我们做一件事，必然包含了方法和目标两部份；目标是不变的，目标变了就不再是原来的事；但完成目标的方法，一定是灵活的，否则就出现“尾巴摇狗，本末倒置”；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目标，而其他是途径、是方法、是手段，是选择。如果对统一具体手段作出承诺，不仅是自缚手足，而且是自弃初衷。
但时至今日，台湾绝大多数公民的认同感已经出现混乱。过去，只有极少部分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现今在台湾相当数量的台湾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另外相当数量的台湾人不敢公开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加上美帝的介入也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在战略上也明明白白地以“台独”为工具，战术上用台湾成为遏阻中国的代理战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尤其需要从民族复兴的未来性、全域性、长期性作出积极、主动和创新地调整。此一调整最清楚的信号，就是习近乎2014年在厦门调研时提“两岸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不只是承继惠台精神更有协台、惩台手段
杨开煌表示，习总书记从2014年提出“融合发展”至今已有10年，福建融合发展示范区也满一周年。此时，十分有必要再去重新去体会中央的精神，更细心地领会当年为什么要用“融合发展”来强化“和平发展”；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转变，需要认真思考融合发展希望的目的是什么以及要怎么做到。他认为，两岸融合发展不只是承继惠台精神，而是由惠台、协台、惩台三者合一共同组成。因此，“融合”不仅仅是两岸之间发展的融合，而且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之间的融合；和平发展时期的核心理念是“惠台”，而且是经由两岸官方与民间通力合作，尽可能给予台湾同胞在大陆更多的施展空间和便利；台湾也有序开放与大陆的官、民交流，增进瞭解。如今“融合发展”是在两岸之间官方互不往来，民间交流仍受“新冠疫情”、台湾“反中、仇中”的影响下，“惠台”措施，则是对台湾民间的片面便民、利民的施惠之举。那么在两岸关系紧张之时，中共当局为何坚持片面施惠呢？
杨开煌表示，从中央政策的角度来看，大陆希望通过和平统一方针的实施，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尽管两岸已经分离这么久，但大陆依然将台湾同胞视为中国人，并会努力给予台湾同胞与大陆居民相同的公民待遇。其实，从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角度看，台独不义以台胞为刍狗，中共不能不仁置台胞于不顾。杨开煌指出，今年习近平总书记与马英九会面时提到，只要承认一个中华民族，这个表述已经从国家认同扩展到了民族认同，也就是说如果从国家政治上承认一中有困难，至少从血缘上是没有争议的。这种做法可以进一步让台湾人更容易接受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因为无论是血缘、文字、习俗，还是价值观，这些都与中国大陆紧密相连。这种策略也是针对民进党不断推动所谓“去中国化”政策，因为“去中华民族化”是无法做到的。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逐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中国评论》月刊曾有观点指出，两岸融合发展是一种双向奔赴。那么，在当前做不到双向奔赴情况下，大陆应该让在陆的新台胞先融入大陆的社会。如果做不到全国范围，至少福建可以先起一个带头作用。
其次，严惩“台独”。杨开煌表示，因应外部势力和“台独”高涨的气焰，当前大陆已经展现出了除惠台之外的非和平手段的积极性。比如发布“惩独22条”及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惩处名单，采取了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加以处理，包括一些在大陆赚钱却资助“台独”行为的台商。可见，大陆已经不再像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台独”政客每挑衅一次，大陆对于台海执法的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台海的行政管辖已归大陆所有。
再者，杨开煌认为，在两岸融合发展中，大陆应继续协助海外台胞应对不公待遇，帮助台湾同胞感受到来自祖国大陆的支持。比如前不久台湾渔船被日本扣押，要求缴纳百余万元罚款时，大陆海警出面要求释放船员，最终渔民得以获释。这种行动非常重要，显示了对台湾同胞的关怀与支持。虽然，近年台湾经济依赖大陆的说法减弱，台美贸易有所增加，有些人认为不再需要依赖大陆。但是在海外台胞遇到不公待遇，美国并不会出面干预，而台湾也无力解决，此时台胞若能够得到祖国大陆的援助，一定会令他们铭记于心。
杨开煌建议，大陆方面可以结合过往曾帮助台胞撤侨的经历，进一步在驻外使领馆设立专门机构，比如“台胞组”或“台湾科”，安排专人负责处理台湾同胞在海外遇到的护照、治安、安全或紧急救助等问题。这样做能够及时有效地提供援助，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大陆无差别在保台湾同胞利益，进一步增强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效。
除了针对台湾同胞的“惠台、协台”强化台湾人民的中国人认同；大陆“惩台”以处罚台独份子外，环岛演训，军事突破，吓阻外力，断其觊觎，亦同步推进，形成合围，以力逼统。
杨开煌认为，从和平统一时期到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在政策优先顺序上也有三个重要变化：
第一，早期强调“先统一再复兴”，如今则主张“在复兴过程中完成统一任务”，将统一视为民族复兴的一部分。这一转变是随着时代变迁、世界格局演变及中国大陆国力增强所作出的调整，更加凸显了战略定力和策略的成熟。
第二，过去主张官民融为一体，如今则是分开对待。两岸交流本身也是希望进一步促进民族情感，共同抵制外来干涉。如今的融合发展则是用以武力威慑外部势力，吓阻“台独”政客的挑衅。官方采取严厉的手段来遏制“台独”势力，而民间则是相对放宽，促进两岸交流更加畅通。
第三，过去谈和平统一时，侧重于恢复两岸的民族情感，并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加强联系。现今的重点则转向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中国大陆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未来，影响台湾年轻人的未来走向。例如，马英九此次访问大陆时，带来了20位台湾青年，并为他们安排了多方面的体验，包括历史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三个层面。历史中国体现在西安和祭祖活动；现代中国则是广东；未来中国是深圳，参观了腾讯、比亚迪等高科技企业。杨开煌还提到他最近参观小米工厂的感受，形容这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厂，庞大的生产线上只有两三个工人操作iPad，销售部是工厂人数最多的部门。这展现了中国大陆通过结构调整，引导民众适应未来挑战的努力。
让“台独”下一代变成统一的支持者
杨开煌表示，当今的生产力已经进入智能化阶段，而智能化的发展是为瞭解决未来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中国转型是要为人类的未来现代化树立典范。未来的现代化极大程度颠覆了传统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所遗留下来的社会活动、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模式和文化价值。放眼全球，只有中国在持续利用现有的科技发展和知识力量去规划一个合理的人类未来现代化，其他国家和制度很难做到这一点。
杨开煌指出，总之，鉴于台湾发生了重大变局，中国共产党的对台工作指导思想，已经从第二代领导人倡导的和平统一，转变为当前的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表明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性更强。针对“台独”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将“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让台湾的年轻人看见他们的未来。如果他们发现中国的未来至少代表了全球一半的未来，那么他们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台湾的年轻人没有过于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相信台湾青年人的转变速度会很快。我们应该像“台独”教育那样，思考如何让“台独”的下一代变成统一的支持者。
中评社香港10月11日电（记者林艳）铭传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会长杨开煌不久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结合他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就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与和平统一时期的不同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指出这些调整背后的原因。
杨开煌，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曾担任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大陆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专长于中国共产党研究。
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中央首次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杨开煌表示，这一方略在十九大首次提出，是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一次非常重要转变。这也引发了许多讨论，如为何要做这样的转变？是否会修改“和平统一”的方针策略及具体做法？至今，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广泛关注。他认为，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实际上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的对台讲话和政策精神的一次精炼与浓缩，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应对台湾局势的变化。
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性更强
杨开煌指出，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与过往存在多方面不同：
第一，首先，和平统一政策的初衷是针对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所设计的，而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则是应对台湾政党轮替后的局势变化。政党轮替后，台湾掌权者推翻了国民党时期的两岸论述，两岸关系的性质也因此彻底颠覆。面对这种变化，大陆的对台政策必须作出回应。
杨开煌进一步分析，过去的和平统一政策是基于两岸共同努力的前提，汪道涵先生曾提出“共同缔造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然而，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再到蔡英文，他们完全否定了两岸统一的必然性，且缺乏民族责任感，选择了分裂国家的道路。这使得再提倡双方共同努力、共建中国的和平统一目标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对台政策也相应转变为由中共主导的总体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