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45年 李成谈和平共存
中评社香港10月10日电（记者余东晖）去年7月，美国知名华裔学者李成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到香港大学创办新智库的消息传出，在中美外交学者圈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谈旅美38年后来到香港的原因时说了一句，对美国整体对华裔氛围“感到不舒服”，令许多华人学者感同身受。一年多过去了，李成的新事业创建得怎样？在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何展望？中评社驻美记者余东晖最近在香港对李成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独家专访。
现任“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的李成谈到离美赴港的初衷时表示，与他38年前初来美国、17年前进入美国顶级智库时相比，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美国从当年的自信开放包容，变成今天对失去领导地位的担惊受怕，华盛顿充满了对中国非理性、非建设性的责难，华人学者身份在美国也从正资产变成了负资产。在此大环境下，尽管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0年的李成并没有遭遇个人挫折，但他觉得在美国已难有大的作为。正在此时，香港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支持他在港大创办一家智库。香港靠近内地又更具开放包容性的独特优势，吸引了李成。他于去年7月赴港，12月创建了“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一年多时间，已经形成80人的全球研究学者网络，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论坛对话，也开展了很多民间和“1.5轨道”交流活动。
李成表示，这一年多最大的收获是，与中国内地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访问了中国内地许多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由此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身居香港，李成自然也会思考由乱及治的香港未来的出路。他强调，香港既然实现了稳定，就应当有更大的信心保持开放，继续发挥其国际化、多元化的优势，在促进中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他说：“我对香港是有信心的。如果没有信心，我也不会来。”
长期观察和研究中美关系，李成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乃至“未来十年或十几年都很难好转”，可归因于世界上的四个趋势：逆全球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以及最严重的两极化--把世界定义为“民主与威权之争”，狭隘地、太过意识形态化地看待问题。其根源还在于，美国对失去优势和领导地位感到恐惧；美国人宗教化的非黑即白的两元视角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他认为，美国两党对中国强硬有共识，要找共同的外部敌人也是事实。但如果认为两党有共识要转移美国的国内问题，要跟中国开战那就言过其实了。目前美国国内的撕裂已经很难转嫁为外部危机，靠对外战争来化解党派敌视与内部冲突不但不会凝聚美国社会，只会更撕裂美国社会。大多数美国有识之士对此是很谨慎的，尽管目前想把形势推向美中对抗冲突的人不少。
李成相信，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15年后中国将更具竞争力。美国在竞争过程中的“脱钩断链”、全力打压不会成功，就连多年来以国家力量全面制裁华为都无法将之摧毁，更遑论击败中国。届时，试过所有的错误举措后的美国终将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他指出，中美不一定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个最具实力的国家谁也打败不了谁，终究只能和平共处。在人工智能时代只能合作，你不合作，就是互相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最近也讲到美中关系的终局目标是“和平共存”。但关键是，在今后十多年当中，中美能否真正的和平共存？台海，南海，或朝鲜半岛，会否有什么导火索导致两个大国终究还是走向了正面冲突？
李成表示，中美之间是有可能“和平共存”的。双方都意识到，有意地因为台湾而发生军事对抗是具有毁灭性的，任何一方不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是不可能赢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金山峰会上，两国元首同意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持人对核武器的绝对控制，就是意识到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升级为核战争的毁灭性。
李成认为，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概率并不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强硬，因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同时中国并不愿意被人拉入台海战争的陷阱，大陆方面也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概念。他近些年来一直说台湾发生战争的概率比美国发生内战的概率可能还要小。北京如果要给台北或华盛顿一个警告，很可能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台湾海峡。但最令人担心的还是发生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导致两国民粹主义达到高潮，两军被迫进入战争状态。因此中美沟通极其重要，双方形成由人而不是人工智能来控制武器的概念也极其重要。
针对美国学界有人渲染“中国经济见顶论”，李成反驳，中国经济远未见顶，中国正在长远规划，强调科技创新，寻找新增长点，如果成功转型，中国在15年后将更具竞争力。他表示，中美要想实现长期“和平共存”，从中国而言，首先，要换位思考，不要妖魔化美国，而要理解此时此刻美国人的焦虑感。其次，随着中国产品在世界份额的快速扩大，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包容性增长更显必要。要不断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交汇点，寻求最大公约数。在此过程中，继续保持中国的开放姿态，极其重要。
以下是中评社记者专访李成的详细内容：
中评社记者：李教授，很高兴在香港见到您，您回来一年多了，选择在港大，创办这么一个中心。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您在美国38年，会愿意舍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香港从头再来？这一年多，您觉得自己有什么收获，感觉如何？
李成：我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创办一个新的事业，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毕竟我在美国生活过38年，而且在华盛顿生活了17年，担任美国最主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0年。这么大变动的主要原因是，2007年我正式调到华盛顿智库的时候，当时华人华裔学者身份在美国是一个正资产，当时美国跟中国有许多对话交流，中美之间的商业往来密不可分。但是17年过去了，华裔身份成了负资产，或者说成了累赘。华盛顿充斥着非理性、非建设性的责难中国的声音。
尽管我本人在布鲁金斯学会没有碰到大的问题。而且布鲁金斯学会对我一直比较好。而且当时那里有我尊敬的贝德、李侃如、卜睿哲、欧汉伦、韦德宁等，以及我的同事何瑞恩、杜大伟、贺诗礼、杜如松、麦瑞恩、金沛雅等，我们曾经共事得很顺利愉快。我对布鲁金斯学会有很深的感情。但是，现在大环境变了，连赵小兰、骆家辉等华裔前高官都受到了很多责难。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很难，难有更大作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离开华府智库，当然也可以回到美国大学里找一个临时工作。但我对整个美国外交学术界的量化倾向，中国研究愈发缺少对人文、历史的更深入瞭解的现象，持保留意见。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政治学变成了统计学，这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蔚然成风。
我希望离开美国，回到亚洲。新加坡大学、香港大学都给了职位。香港科技大学也希望我去该校。对我来讲，回到亚洲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多更好地瞭解中国、研究中国。现在美国研究中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麦卡锡主义回潮、政治正确、教育文化脱钩等。选择香港的原因之一是，香港距离中国内地很近，交流方便。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跟中国学者的交流，不断地访问中国的主要城市。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是，我还访问了许多中西部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等，也常去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和辽宁的农村。这些对我来讲，都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选择香港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大学让我从头开始，建立一个研究中心。我得以很快开始招兵买马，组建一个很好的团队，并于去年12月成立了“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不到10个月时间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初步建立了一个80人的研究者网络，专家学者来自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美国、澳大利亚、欧洲、新加坡等。他们有着不同专业、不同职业、不同观点，包括杰弗里·雷蒙、李开复、马凯硕、董云裳、谢淑丽、裴宜理、蔡欣怡、毛学峰、薛澜、贾庆国、杨大利、张文宏、马骏等等。更不用说我们港大本身的一些多学科的世界著名学者。他们中约有三分之二积极参与我们中心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
在我来到香港之后，2019年社会动荡的情况已经平息，香港维持了它的稳定，也保留了它特殊的自由度。虽然外界对香港维稳的做法有批评，但在香港的大学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独立度。我们的团队也非常国际化，非常有影响力。香港这几年当然有人离开，但有更多的人回来。时代的变化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机会。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桥梁，促进中美之间、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当前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有互信赤字，经商领域的“压舱石”地位也受到冲击。在此状况下，香港更应发挥其独特优势。西方批评香港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普通城市，但北京并不这样认为，北京和香港的官员都一致认为让香港与内地城市等同，那是失败而非成功；香港要保持特色和传统，维护“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香港本身就是个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常住居民中，美国公民有8万，加拿大、英国各30多万，港大来自北美的留学生就有700多人。
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做很多事情，包括我们组织了追思贝德和杜大伟的活动，邀请了欧汉龙、戴杰、韦德宁、柯比、毛学峰等美国学者来开讲座。今年还要组织一个大型的聚焦中国与东盟关系和发展的会议，进行1.5轨道对话。跟美国和欧洲方面也会有合作。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成为桥梁，帮助相互沟通理解，不要简单化地来看中国，不要简单化地来看香港。
中评社记者：我们在华盛顿天天听到的说法是“香港已死”，您刚刚说北京官员表示还会坚持“一国两制”。您自己在这儿干了一年多，能否进一步谈谈对香港的看法？
李成：如果说香港已死的话，不是现在，而是几年前，现在是死而复生。不管你的政治观念和立场怎样，客观的讲因为当时曾经有个阶段，这座城市有段时间几乎是瘫痪的。没有一个人希望在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生活，没有一个企业希望在混乱的地方做生意。现在回过头来看，“美丽的风景线”的说法是多么的讽刺。
目前的香港还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对于香港实施的法律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对于安全的重视，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国家安全。与此同时，香港应该继续保持开放。如果已经稳定了，应该有信心进行更多的开放，让公民社会有更多的恢复。实际上这也在进行当中。举一个例子，去年11月份香港是亚洲的第一个城市举办同乐运动会（Gay Games）。这对香港来讲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也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支持。但外界对此报导很少。
说香港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觉得更多的是指香港曾经有过的强项，包括服务业、奢侈品行业等，面临内地的竞争，现在已经失去优势。现在每到周末，大批港人就跑到内地消费，这当然一方面促进了两地交流，但长此以往对香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香港要重振服务业，首先要改变服务态度，拥抱新的变化和机会。
香港有很多关键优势，比如其多元性和国际化，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大学里，有5个在香港，超过波士顿。香港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利于促进国际化的民间交流和对话。事实上，这些交流活动很频繁，最近我接待了好几个学生交流访问团，一直忙不停。
香港的金融业迟早是会恢复的，最近已经出现一些新起色。西方有些人做不理性的事情，关掉香港的办事处，我觉得这最终不是加强而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金融业，尤其是美元的实力。香港现在注重创新产业，这刚开始，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对香港是有信心的。如果没有信心，我也不会来。但是并不是说我很天真，没有看到香港存在的问题。我一再讲，香港未来就是要更开放，如果你有稳定，你怕什么？有了稳定之后，要有更大的信心去开放，保持它的多元性。
在这样的环境中，香港有条件建设世界一流的智库。我希望给我们的中心五年时间，能够成为一个在香港和内地，再到东南亚，延伸到全世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中国内政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智库。而不是像现在美国那种以意识形态化、概念化或者纯量化来看中国，无法真正瞭解中国社会的多元性、立体性和复杂性。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很多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以香港为据点，研究中国。现在又有很多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学者回到了香港，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韵脚。过去40年，中国翻译出版了无数西方学者的著作，但是美国引进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书则几乎没有。全美近20年来只有两套相关译作系列，一个是贝淡宁教授主编的，包含了阎学通、蒋庆等中国学者的著作；一个是我主编的，包含了俞可平、何怀宏、胡鞍钢、李春玲等人的专著。现在我们两个主编都落脚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时代的变化。美国学界当今中国研究的不景气与美国作为世界知识文化的大国的地位是格格不入的。
中评社记者：从香港的变化看中美关系，现在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和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知，这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否越来越大了？
李成：当然是这样。目前中国在美留学生有30多万，美国在华留学生不到1000人。据统计，中国一直有1亿人在学英语，美国现在大学里面学中文的只有约2.8万人。这造成了美国知识界和社会对中国的孤陋寡闻，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中评社记者：像您所说，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想方设法，以香港为据点，冒着风险去探索中国。现在的中国比50年前的中国要开放宽松得多，为何美国学者反而对中国望而却步了呢？什么造成中美关系这种状况？
李成：有很多原因造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目前世界上有四个趋势：逆全球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以及最严重的两极化--把世界定义为“民主与威权之争”，狭隘地、太过意识形态化地看待问题。
布热津斯基1997年在《大棋局》里面讲到，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千万不能够自满。有很多危险的情形，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俄罗斯、中国、伊朗走到一起，不是由于意识形态，也不是由于文化，而是被迫应对美国这样一个共同的威胁，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布热津斯基认为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形，但现在美国正在面临这种情形，而拜登政府可能认为他们的政策很成功--把欧洲连在一起，让日韩更积极参与军备竞赛。但这里面是有代价的，难道要在东北亚发起新的战争吗？你已经有两场战争，你有没有能力进行第三场？如果东北亚打仗了，你真的让日本和韩国去打，美国自己不介入，这可能吗？一些美国智库建议叫台湾人打巷战，台湾人会接受吗？
美国两党对中国强硬是有共识的，但不能进一步认为两党要共同通过找敌人，把中国作为敌人，跟中国开战。难道真有一个议题可以把美国团结起来吗？俄乌战争、巴以战争都没有把美国团结起来，跟中国打仗会把美国团结起来吗？不会，我觉得会更撕裂。
很多美国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是很谨慎的，但目前想把形势推向那么远的人也不少。民主党的执政者可能没这么想，共和党一边，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本人想走向战争，但他旁边有很多主张支持台湾独立的“反华鹰派”。
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对失去优势感到恐惧。美国人宗教化的非黑即白的两元视角，与中国文化中庸之道和模糊地带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这不符合我们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多极化。我们面临的问题远远超出意识形态之争，气候变化、大流行病、核扩散、贫富差距等等。很遗憾，两极化阻碍了应该有的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叙事方式必须要改变。
中评社记者：但是能改变吗？您对中美关系是乐观，悲观，还是谨慎乐观？
李成：中美关系在短的时间内不会好，十多年内不会好，但是十几年以后，美国有一个代际的变化。这代际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很多现在的做法，比如对华“脱钩断链”、科技上“卡脖子”最终都不可能成功。你如果连华为都打不败，你如何击败整个中国？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科技发展，就是准备高科技的竞争。中国领导人不是在看眼前，想马上修补问题，而是着眼于长远，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如果能够做成，10年、15年以后，中国将处在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地位，改变以前靠出口引导、房地产拉动的发展模式，找到替代能源、数字经济、“软基础”设施（教育、养老、福利、大健康）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等新增长点。当然这不会马上看到结果，需要持续培育。
丘吉尔说得好：美国会做对的事情，但是在试了所有的错的事情以后，碰壁了以后才会改变。我觉得美国终将会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两国和平共处。这里又引出了基辛格的观点：实际上中美两国是在现代历史上很罕见的旗鼓相当的国家，势均力敌。中美不应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个最具实力的国家谁也打败不了谁，终究只能和平共处。在人工智能时代只能合作，你不合作，就是互相毁灭。
这个逻辑现在美国人难以接受，因为现在美国处在非常恐惧的状况，害怕失去领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曾经自信心满满的美国，如今担惊受怕。这个心情中国人也必须瞭解。我今年出版《中美关系变局中的利益交汇点》这本书，目的就是帮助大家瞭解美国人的处境为什么会这样。我在书中讲，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但此时此刻美国政治精英正处于历史上最焦虑的一个时期。
中美关系出现大问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很多东西是我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对许多中国家长还是以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作为唯一出路感到有点意外。我们那代人三、四十年前，去美国留学所得到的欢迎、礼遇和关照让我们难以忘怀。但要知道目前在很多美国政客和媒体眼中，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政府的“武器”，是“偷盗”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间谍”，是影响美国的“统战工具”。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大氛围啊。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中美建交45年，过去45年，像您说的，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美国的自信、强大、包容，到这些年发生的变化。今后十年中美之间还会继续激烈竞争，但像您说的，美国终将接受中国能跟他平起平坐。拜登政府最近也讲到美中关系的终局目标是“和平共存”。但关键是，在未来十年中，我们能否真正地和平共存？台海，南海，或朝鲜半岛，会否有什么导火索导致两个大国终究还是走向了冲突？
李成：我4月份跟美国前防长罗伯特·盖茨参加摩根大通的一个论坛，并同台讨论。他在任上设立中美军方的第一条电话热线。我觉得中美之间是有可能“和平共存”的。我认为，双方都意识到了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军事对抗将是毁灭性的，任何一方不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金山峰会”上，两国元首提到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持人对核武器的绝对控制的重要性，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了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会升级为核战争的可怕风险。
我认为，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概率并不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强硬，因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同时中国并不愿意被人拉入台海战争的陷阱，大陆方面也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提法。三年前我就讲过，台湾发生战争的概率比美国发生内战的概率还要小。北京如果要给台北或华盛顿一个警告，很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台湾海峡，南海或菲律宾也许更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代理人战争或者有限冲突，但在台海不太可能，因为升级会非常快。最怕的是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导致两国民粹主义达到高潮，两军被迫进入战争状态。因此双方的沟通极其重要，双方形成由人而不是人工智能来控制武器的概念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