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一模式选择及内在逻辑
【摘要】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展开，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战略的协调发展是国家统一模式的重要特征。与二战后其他完成统一的国家比较而言，中国的统一属于“内生型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全面重构了国家统一模式的要素结构，从外部环境与两岸互动结构两个层面重新塑造了国家统一模式的基本样貌。两岸统一的核心是发展问题，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发展式统一”。“发展”推动了国家统一量变过程的加速，幷越来越多地赋予国家统一模式实质性内涵。
对中国与二战后完成统一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观照中国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①中国的国家统一在特定的语境下展开，具有自己的个殊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快速推进极大地改变了两岸互动结构。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增，由小规模的人员交流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与合作格局，目前正逐步向深层次社会融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的两岸互动结构根本性改变，开辟出了国家统一模式的理论拓展空间，“发展”对两岸统一模式的重要影响日益凸显，“发展式统一”模式的内涵也逐步清晰。这是一种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统一模式，与二战后其他几个已经完成统一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从基本逻辑与形成理路上都有根本性差异。
一、比较视角下国家统一的“模式”及类型归纳
国家统一模式之“模式”意涵主要指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模式”是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具体实践中已经解决或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可预见的前景；“模式”来源于解决国家统一具体问题时的经验总结或理论上的逻辑推理，作为方法论，它不是纯粹解决具体个别问题的“办法”，而是对可以解决类似问题“办法”的抽象。②任何一种模式，都是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受特殊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约束，适用范围有限。特定模式只在特定的时间、地域及环境范围内有效，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模式借鉴必须以具体模式的适用性甄别为前提。因此这里讨论的国家统一模式形成过程首先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其次，特定国家的统一模式只反映其统一过程及其与环境的互动逻辑，能为其他国家统一决策提供方法论启发，但不可简单套用。姑且不说别的国家的统一模式，即使是已经显示比较成功的“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也不太可能与“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等同。③从这个角度说，经验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模式显然具有不可复制性。
在比较政治中，国家间的比较主要有最相似系统设计（求异）与最不同系统设计（求同）两种方法，多数情况是两者兼用。前者试图比较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政治系统，以控制某些不同点，同时突出其他不同点的方法，力求识别在相似国家之间不同且能解释所观察到的政治结果的关键特点；后者比较那些除了待解释的政治结果和被视为对该结果重要的一两个解释因子之外，没有什么共同特征的国家，旨在识别不同国家的相同特点，以解释特定的结果。④目前学界用来比较二战后国家统一模式的个案有东西德统一、南北越统一、也门统一等。鉴于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因此本文以过程维度入手，从三个国家统一过程的对比（求同）以及与中国国家统一过程对比（求异）两个层次，交叉使用求同与求异两种方法，对中国与三个国家统一模式进行类型学探讨。
冷战体系下大国对这三个国家统一进程的介入是影响国家统一进程的关键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国际势力势必会介入分裂国家的统一过程，这是国际体系的本质使然。有学者认为，为了主导统一进程，追求统一的国家必须充分观察和捕捉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幷创设出一种机制尽可能地利用积极的国际介入，最大程度地屏蔽恶意的国际介入。⑤不过，上述国家属于冷战体系下的非核心国家，无论是利用“积极介入”，还是屏蔽“恶意介入”，都必须在冷战体系下展开，核心国家介入是当时政治对抗格局下的“阳谋”，对这些非核心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接受和利用，很难拒绝。对这些国家来说，统一的过程必须迁就于大国博弈格局的变化。尽管有些国家有表面上的自主性，背后却是大国操控的现实。
国内政治力量沿着大国斗争边界建构起来幷根据大国格局变化安排统一进程。有学者在比较了越南、德国、也门等国家之后，以主权统一为原则，归纳出民族分裂国家统一进程的“武力统一”、“吸收统一”、“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等模式，幷对各种模式的异同尤其是差异性进行了比较，颇具启发性。⑥不过从更高的抽象层次看，这些“模式”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大国干预之下，发动统一的一方形成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是武力上的优势，也可以是经济或者文化上的优势，然后藉助于国内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完成统一。相较之下，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超越国内因素。因此在讨论国家统一问题时，不应过度夸大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经济联系以及情感联系等因素，须与国际形势配合才有可能发挥关键性影响。以经济联系为例。两德统一是经济联系发挥重要影响的典型个案。西德凭藉自身强大的经贸实力，给予东德各项优惠条件，通过两德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克服两德间日益加深的疏离感，使东德分离主义“划界政策”无法得逞。⑦不过如果考虑到德国统一的具体情境，如果没有苏联的崩溃与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东西德经济联系的加强幷不必然导致国家统一。
机会之窗的出现更是与大国格局变化息息相关。国家统一的机会之窗以不同形式存在。对于武力统一的越南来说，机会之窗在于能否利用国际格局得到足够援助，然后才是谁能打赢内战的问题，胜利者自然能成为主导者，内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统一的完成。德国（也门亦大致类似）的“机会之窗”直接与雅尔塔体系的崩溃有关。西德抓住美苏均不反对统一的机会，迅速启动货币联盟，促使两德经济统一水到渠成，推动了两德统一的快速发展。⑧科尔总理后来回顾说：“我们德国人获得统一的机遇仅仅在四至五个月的时间里。过了这段时间，机会就失去了。”⑨可以看出，所谓抓住“机会之窗”其实就是依据“阻力最小原则”，利用国际情势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快速完成国家统一。
从上述三个维度上来说，中国情况与德国等三个国家大为不同：首先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虽然也面临着外部势力介入的威胁，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战略自主性，随着综合实力快速增长，拒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能力越来越强，大陆牢牢地掌握着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国家统一的安排上具有较强自主性。中国的国家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展开，立基于民族复兴诉求及两岸人民共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幷共享红利与机遇的两岸关系进化模式成为国家统一的坚强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一的“机会之窗”可以自己创造，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和两岸人民利益以及是否符合民族复兴目标是“机会之窗”认定与选择的基本原则。以上述比较情形而言，受国际格局影响较大幷缺乏相对自主性的国家统一模式可以称为“外源型统一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以两岸繁荣和共同参与民族复兴大业为基，幷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增强国家统一动力的统一模式可以称为“内生型统一模式”，“发展”是内生型统一模式的重要支点，体现了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独有特征，因此也可以称为“发展式统一”。
二、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基本内涵
中国国家统一事业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两岸密切交流合作的基本情境展开，同时又需要面对中美竞争格局变化及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作为具有战略自主性的大国，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依托现代化进程展开幷协调推进。易言之，与上述三个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具有较大自主选择空间，可以从整体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协调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幷将国家统一进程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时，中国也有较大的自主性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路径设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即是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设计出来的统一方案，随后的“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则将两岸繁荣、共同发展的诉求付诸实施，扎扎实实推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案的落实。中国国家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上述三个国家的经验大异其趣，故而其表现形态、路径选择都会呈现出强烈的差异性。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是国家统一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以我为主建构国家统一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台湾问题的解决受到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自二战结束时起一直宣称自己在台湾有重大战略利益，而且一直把台湾当作牵制中国的重要棋子。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台湾又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加大了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力度。不过与二战以后其他国家统一模式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特征：一是中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语境下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中国政府在处理两岸事务上保持高度战略自主性，可以随中美关系格局变化调整国家统一政策；二是台湾问题在中美各自的战略利益谱系中具有不对称性。国家统一对中国而言是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台湾的价值则随着中美关系格局变化而发生变化。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自主性，可以在实现国家统一与国家发展战略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⑩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系指根据国家与民族利益制定国家统一路线幷付诸实施的自主性与能力，是战略层面驾驭两岸关系走向的能力。自1949年以来，虽然海峡两岸双方各自对内行使管理权，彼此间一直对立甚至敌对，也都曾经甚至迄今都否定对方，⑪但从法理上说，两岸政治定位简单而清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中国的主权与领土自1949年以后没有分割，也不容分割。对台湾当局和岛内绝大部分政治人物来说，对两岸政治定位的扭曲性认知不过是政治利益算计的外化表达而已。民进党以反国民党起家，长期把“台独”当作“神主牌”，有推动“台独”路线的强烈冲动，2024年赖清德上台之后，“倚美谋独”的态度更加明确；国民党则丧失两岸论述主导权，在泛绿所谓“主体性”论述压力之下对“统一”阵地已形同弃守。此外，台湾当局对美国依赖甚深，两岸政策较少自主性。因此台湾政治人物对国家统一或坚决拒止，或首鼠两端，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自然是波谲云诡，阴晴不定。因此遏制“台独”冒进，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融合发展的势头，持续提升两岸人民福祉，保证两岸关系向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是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国家统一事业不断推进的重要保证。
增加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岸参与度，以发展为中介桥接两岸社会，不断扩大“两岸间社会”的规模，构筑两岸新联结。这里的“两岸间社会”主要指涉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而形成的两岸联结，幷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两岸间社会镶嵌于两岸社会，以参与两岸共同发展的形式不断扩大两岸联结的规模，改变了两岸互动的基本结构。从广义上说，自两岸开始交流与合作开始，两岸间社会就一直存在，参与创造幷分享大陆发展红利是其基本诉求。两岸间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存在于两岸政治对立到国家完全统一期间，是两岸和平发展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两岸互动结构由对立转为对立与合作共存格局的体现。祖国大陆在两岸政策上聚焦民生议题，在挫败“台独”分裂活动的同时，将两岸政治对立及所谓“政权之争”转化为一场满足两岸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求的竞争。⑫随着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加深，两岸间社会加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必然的趋势，具体表现是台资企业深度参与大陆的产业链重构，两岸社会融合也相应加速。两岸新联结的内容不断充实，结构不断优化，成为政治对立尚未结束情况下推进国家统一工作的重要支点。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国家统一需要解决几乎所有国家统一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一般性问题，从外部来说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特别是美国介入；从两岸关系来说则需要消解政治对立幷形成统一共识。以差异性的维度而言，独立自主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重要前提，两岸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问题，如此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最符合两岸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中国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结合起来，使“发展”成为国家统一事业的重要支点，幷在此基础上逐步实践出最符合两岸人民利益的“发展式统一”模式。“发展式统一”幷非指“发展”一定能够促成国家统一，而是从过程论的角度陈述国家统一的路径选择，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聚焦于发展，以人民福祉提升与两岸共同繁荣为起点，建构出“参与→融合→统一”的实施路径，在两岸人民共同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的实现。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发展式统一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问题的中国式表达，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后推进和拓展出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思维是基于对自身国情和发展能力的评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⑭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更是对台海格局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在两岸互动和国家统一的实践中，“发展”成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关键之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⑮中国式现代化为台湾同胞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⑯也提升了祖国大陆为台胞服务的能力，为台胞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又优化了两岸的互动结构，增强了统一力量掌控两岸关系主导权的能力。聚焦于“发展”的两岸关系互动成为国家统一实践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两岸社会结构、交往方式以及观念系统的根本性改变，开辟出了国家统一的理论新进路，使立基于“发展”的国家统一模式样貌逐渐变得清晰与丰富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综合实力提升增强了拒止外部干涉的能力，扩大了发展式统一模式的生长空间。台湾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颗棋子，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美国的支持是“台独”势力底气所在，依靠美国抗拒统一是“台独”势力的终极幻想。2024年赖清德把“就职演说”变成了“台独自白”的表演，即是试图利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势，向美国表明甘为马前卒与大陆对抗的强硬姿态，以对美输诚为名，行“台独”路线之实。不过随着中国力量增强，美国对台政策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牵制，美国插手台湾问题要付出的代价将不断加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展开使中美关系逐步演变成“博弈式共生关系”。中美双方既存在着传统大国和新型大国、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三种矛盾，也存在认同全球性秩序、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及保持国际经济持续发展的合作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对全球事务开始变得有心无力，世界有进入“后美国时代”的迹象，呈现出力量多极化、文明多元化特征，未来可能出现天下三分甚至多分的情况。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又因为激进“台独”的存在而较易失控。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美国动用这颗棋子的冲动，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台独”势力“倚美谋独”的信心，扩大发展式统一模式的战略空间。
发展式统一模式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岸实践，幷以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表现为两岸经济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自大陆改革开放伊始，台商与台资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对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此两岸关系进入合作共赢与政治对立兼存的时期。与大陆中国式现代化推展同步，台湾经济融入大陆整体供应链的程度不断加深。随着大陆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产业链体系的日益完善，台湾经济从主要参与大陆外循环向注重参与大陆内循环转变，在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融入程度不断提升。⑱中国大陆的发展为台商台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大大扩展了其生存与发展空间。两岸经济依存度加强与政治对立同时存在的矛盾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两岸关系中“发展”与“对抗”两种立场之间的张力。两岸经济融合的加强吸引了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遏制台湾当局和绿营势力“台独”冲动的重要屏障，同时也验证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繁荣道路的可行性与正确性，成为两岸融合发展深化的坚实基础。
两岸社会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充实了发展式统一的理论及实践内涵。近年来，台胞到大陆求学、求职甚至定居者逐渐增加，这个群体正在沿着“生活融入→共同体再造”的路径逐步融入大陆社会，成为推动两岸社会融合的中坚力量。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维持和再造是两岸社会融合的自然结果，也是内在要求。两岸民众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既是两岸社会融合的重要内涵，也是克服岛内“台独”势力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着力点。⑲两岸社会融合的关键在于大陆的发展创造出了大量发展机会，为台湾同胞提升自身福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祖国大陆政府持续推出促进两岸社会融合的政策措施，推动了两岸社会融合快速发展。在两岸政治对立尚存的情况下，两岸社会融合先期展开，成为发展式统一的重要支点。
发展式统一模式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国家统一路径，其核心在于依托中国式现代化，逐步解决两岸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逐步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讨论国家统一模式时有必要对这两种问题进行区分。两岸历史遗留问题的本质在于两岸如何谈判结束内战状态，是两岸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两岸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的再造”，所以“结束政治对立”不是“主权”层次的问题。两岸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在于台湾当局否认两岸内战的法理状态，更不愿直面以谈判结束两岸内战状态的问题。发展式统一的要义在于通过扩大两岸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共识，压缩“台独”势力的生存空间，促成两岸政治谈判，完成国家统一。这是统一与“台独”、支持两岸共同发展与反对两岸共同发展两种前途与命运的长期拔河，不能指望快速解决，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两岸经济融合、社会融合问题、实现台胞在大陆同等待遇问题等，这些问题多少带有“技术性”色彩，绝大部分因发展而起，也将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从上述意义上说，发展式统一强调在发展中解决两岸间的问题，通过发展改变两岸关系内部结构，以发展促成两岸关系的量变过程，最终达到国家统一的质变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只能在实践中探索获得经验。同样，发展式统一模式的进化也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将会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逐步完善。
结语
国家统一模式的比较幷非是要找到普适性的公式，而是要在检讨外部经验之后反求诸己。抽象地谈论哪种统一模式“好”与“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同的统一模式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实现国家统一的模式是可以选择的，但选择是有条件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对客观情势和现实可能性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找到能结束本国分裂状态且双方都能接受的统一制度架构。⑳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异”的比较更有可能提供启发。差异性比较对中国国家统一模式起到“定位”的作用，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本质特征。统一模式选择的本质要求是逐步消除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阻碍因素，最终实现国家统一。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展开，在祖国大陆掌控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与主动权的前提下，以发展为中心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同步推进是对国家统一进程的内在要求。同时，作为自主性大国，中国的统一之路与其他国家有根本上的不同，“发展”赋予统一模式以实质性内涵，聚焦于发展推动国家统一事业前进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鲜明特征。发展式统一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统一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将会随着中国国家统一事业的推进而不断充实与完善。
注释：
①国家统一模式比较研究属于比较政治学中“若干个案比较研究”范畴，这一研究客观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样本太少，二战之后完成国家统一者只有德国、越南、也门（仅是完成形式统一且随后又陷入内战）等少数个案；二是选择性偏差太大，这些个案均是在两极格局或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下发生。鉴于以上情况，本文采取双层次比较结构：一是在更抽象的层次上分析三个完成统一国家的共同经验；二是比较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与上述国家的差异性。如此比较，目的在于通过外部镜像对比，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国家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幷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逻辑理路。
②孙代尧：《构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2期。
③王鹤亭：《“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2期。
④（英）托德·兰德曼等着，汪卫华译：《比较政治中的议题与方法》，格致出版社，2021年，90页。
⑤韩献栋，董向荣：《当代国家统一的几个问题—基于越南、德国、也门等国家统一进程的比较研究》，《政治学研究》，2015年3期。
⑥夏路：《二战后民族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略议—“统一环境”与“统一成本”的视角》，《世界民族》,2009年1期。
⑦王英津：《两德复归统一模式之述评》，《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1期。
⑧胡琨：《德国统一进程中两德经济统一模式研究》，《欧洲研究》，2019年3期。
⑨马桂琪，黎家勇：《德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370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59页。
⑪严安林：《和平发展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探讨》，《台湾研究》，2014年3期。
⑫刘国深：《两岸交流交往30年之成效分析》，《台湾研究》，2018年1期。
⑬《<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纪念会幷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1版。
⑭锺飞腾：《中国式现代化与中美竞争》，《东南亚研究》，2022年6期。
⑮《习近平：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人民日报》,2015年3月5日第1版。
⑯郭伟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是港台同胞的重大历史机遇》，（香港）《中国评论·思想者论坛》，2024年2月号。
⑰王湘穗：《天下三分，中国得一而领之足矣》，《领导文萃》，2015年8期。
⑱李非，李夏培：《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3期。
⑲肖日葵，苏悦：《两岸社会整合理论:内涵、机制与实现路径》，《台湾研究集刊》，2021年2期。
⑳王英津：《从“两德模式”看“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优势、特色及评价》，《学术探索》，2012年10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7月号，总第319期，P4-10）
【摘要】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展开，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战略的协调发展是国家统一模式的重要特征。与二战后其他完成统一的国家比较而言，中国的统一属于“内生型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全面重构了国家统一模式的要素结构，从外部环境与两岸互动结构两个层面重新塑造了国家统一模式的基本样貌。两岸统一的核心是发展问题，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发展式统一”。“发展”推动了国家统一量变过程的加速，幷越来越多地赋予国家统一模式实质性内涵。
对中国与二战后完成统一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观照中国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①中国的国家统一在特定的语境下展开，具有自己的个殊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快速推进极大地改变了两岸互动结构。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增，由小规模的人员交流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与合作格局，目前正逐步向深层次社会融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的两岸互动结构根本性改变，开辟出了国家统一模式的理论拓展空间，“发展”对两岸统一模式的重要影响日益凸显，“发展式统一”模式的内涵也逐步清晰。这是一种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统一模式，与二战后其他几个已经完成统一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从基本逻辑与形成理路上都有根本性差异。
一、比较视角下国家统一的“模式”及类型归纳
国家统一模式之“模式”意涵主要指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模式”是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具体实践中已经解决或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可预见的前景；“模式”来源于解决国家统一具体问题时的经验总结或理论上的逻辑推理，作为方法论，它不是纯粹解决具体个别问题的“办法”，而是对可以解决类似问题“办法”的抽象。②任何一种模式，都是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受特殊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约束，适用范围有限。特定模式只在特定的时间、地域及环境范围内有效，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模式借鉴必须以具体模式的适用性甄别为前提。因此这里讨论的国家统一模式形成过程首先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其次，特定国家的统一模式只反映其统一过程及其与环境的互动逻辑，能为其他国家统一决策提供方法论启发，但不可简单套用。姑且不说别的国家的统一模式，即使是已经显示比较成功的“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也不太可能与“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等同。③从这个角度说，经验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模式显然具有不可复制性。
在比较政治中，国家间的比较主要有最相似系统设计（求异）与最不同系统设计（求同）两种方法，多数情况是两者兼用。前者试图比较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政治系统，以控制某些不同点，同时突出其他不同点的方法，力求识别在相似国家之间不同且能解释所观察到的政治结果的关键特点；后者比较那些除了待解释的政治结果和被视为对该结果重要的一两个解释因子之外，没有什么共同特征的国家，旨在识别不同国家的相同特点，以解释特定的结果。④目前学界用来比较二战后国家统一模式的个案有东西德统一、南北越统一、也门统一等。鉴于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因此本文以过程维度入手，从三个国家统一过程的对比（求同）以及与中国国家统一过程对比（求异）两个层次，交叉使用求同与求异两种方法，对中国与三个国家统一模式进行类型学探讨。
冷战体系下大国对这三个国家统一进程的介入是影响国家统一进程的关键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国际势力势必会介入分裂国家的统一过程，这是国际体系的本质使然。有学者认为，为了主导统一进程，追求统一的国家必须充分观察和捕捉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幷创设出一种机制尽可能地利用积极的国际介入，最大程度地屏蔽恶意的国际介入。⑤不过，上述国家属于冷战体系下的非核心国家，无论是利用“积极介入”，还是屏蔽“恶意介入”，都必须在冷战体系下展开，核心国家介入是当时政治对抗格局下的“阳谋”，对这些非核心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接受和利用，很难拒绝。对这些国家来说，统一的过程必须迁就于大国博弈格局的变化。尽管有些国家有表面上的自主性，背后却是大国操控的现实。
国内政治力量沿着大国斗争边界建构起来幷根据大国格局变化安排统一进程。有学者在比较了越南、德国、也门等国家之后，以主权统一为原则，归纳出民族分裂国家统一进程的“武力统一”、“吸收统一”、“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等模式，幷对各种模式的异同尤其是差异性进行了比较，颇具启发性。⑥不过从更高的抽象层次看，这些“模式”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大国干预之下，发动统一的一方形成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是武力上的优势，也可以是经济或者文化上的优势，然后藉助于国内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完成统一。相较之下，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超越国内因素。因此在讨论国家统一问题时，不应过度夸大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经济联系以及情感联系等因素，须与国际形势配合才有可能发挥关键性影响。以经济联系为例。两德统一是经济联系发挥重要影响的典型个案。西德凭藉自身强大的经贸实力，给予东德各项优惠条件，通过两德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克服两德间日益加深的疏离感，使东德分离主义“划界政策”无法得逞。⑦不过如果考虑到德国统一的具体情境，如果没有苏联的崩溃与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东西德经济联系的加强幷不必然导致国家统一。
机会之窗的出现更是与大国格局变化息息相关。国家统一的机会之窗以不同形式存在。对于武力统一的越南来说，机会之窗在于能否利用国际格局得到足够援助，然后才是谁能打赢内战的问题，胜利者自然能成为主导者，内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统一的完成。德国（也门亦大致类似）的“机会之窗”直接与雅尔塔体系的崩溃有关。西德抓住美苏均不反对统一的机会，迅速启动货币联盟，促使两德经济统一水到渠成，推动了两德统一的快速发展。⑧科尔总理后来回顾说：“我们德国人获得统一的机遇仅仅在四至五个月的时间里。过了这段时间，机会就失去了。”⑨可以看出，所谓抓住“机会之窗”其实就是依据“阻力最小原则”，利用国际情势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快速完成国家统一。
从上述三个维度上来说，中国情况与德国等三个国家大为不同：首先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虽然也面临着外部势力介入的威胁，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战略自主性，随着综合实力快速增长，拒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能力越来越强，大陆牢牢地掌握着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国家统一的安排上具有较强自主性。中国的国家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展开，立基于民族复兴诉求及两岸人民共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幷共享红利与机遇的两岸关系进化模式成为国家统一的坚强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一的“机会之窗”可以自己创造，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和两岸人民利益以及是否符合民族复兴目标是“机会之窗”认定与选择的基本原则。以上述比较情形而言，受国际格局影响较大幷缺乏相对自主性的国家统一模式可以称为“外源型统一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以两岸繁荣和共同参与民族复兴大业为基，幷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增强国家统一动力的统一模式可以称为“内生型统一模式”，“发展”是内生型统一模式的重要支点，体现了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独有特征，因此也可以称为“发展式统一”。
二、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基本内涵
中国国家统一事业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两岸密切交流合作的基本情境展开，同时又需要面对中美竞争格局变化及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作为具有战略自主性的大国，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依托现代化进程展开幷协调推进。易言之，与上述三个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具有较大自主选择空间，可以从整体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协调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幷将国家统一进程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时，中国也有较大的自主性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路径设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即是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设计出来的统一方案，随后的“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则将两岸繁荣、共同发展的诉求付诸实施，扎扎实实推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案的落实。中国国家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上述三个国家的经验大异其趣，故而其表现形态、路径选择都会呈现出强烈的差异性。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是国家统一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以我为主建构国家统一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台湾问题的解决受到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自二战结束时起一直宣称自己在台湾有重大战略利益，而且一直把台湾当作牵制中国的重要棋子。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台湾又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加大了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力度。不过与二战以后其他国家统一模式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特征：一是中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语境下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中国政府在处理两岸事务上保持高度战略自主性，可以随中美关系格局变化调整国家统一政策；二是台湾问题在中美各自的战略利益谱系中具有不对称性。国家统一对中国而言是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台湾的价值则随着中美关系格局变化而发生变化。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自主性，可以在实现国家统一与国家发展战略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⑩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系指根据国家与民族利益制定国家统一路线幷付诸实施的自主性与能力，是战略层面驾驭两岸关系走向的能力。自1949年以来，虽然海峡两岸双方各自对内行使管理权，彼此间一直对立甚至敌对，也都曾经甚至迄今都否定对方，⑪但从法理上说，两岸政治定位简单而清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中国的主权与领土自1949年以后没有分割，也不容分割。对台湾当局和岛内绝大部分政治人物来说，对两岸政治定位的扭曲性认知不过是政治利益算计的外化表达而已。民进党以反国民党起家，长期把“台独”当作“神主牌”，有推动“台独”路线的强烈冲动，2024年赖清德上台之后，“倚美谋独”的态度更加明确；国民党则丧失两岸论述主导权，在泛绿所谓“主体性”论述压力之下对“统一”阵地已形同弃守。此外，台湾当局对美国依赖甚深，两岸政策较少自主性。因此台湾政治人物对国家统一或坚决拒止，或首鼠两端，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自然是波谲云诡，阴晴不定。因此遏制“台独”冒进，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融合发展的势头，持续提升两岸人民福祉，保证两岸关系向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是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国家统一事业不断推进的重要保证。
增加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岸参与度，以发展为中介桥接两岸社会，不断扩大“两岸间社会”的规模，构筑两岸新联结。这里的“两岸间社会”主要指涉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而形成的两岸联结，幷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两岸间社会镶嵌于两岸社会，以参与两岸共同发展的形式不断扩大两岸联结的规模，改变了两岸互动的基本结构。从广义上说，自两岸开始交流与合作开始，两岸间社会就一直存在，参与创造幷分享大陆发展红利是其基本诉求。两岸间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存在于两岸政治对立到国家完全统一期间，是两岸和平发展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两岸互动结构由对立转为对立与合作共存格局的体现。祖国大陆在两岸政策上聚焦民生议题，在挫败“台独”分裂活动的同时，将两岸政治对立及所谓“政权之争”转化为一场满足两岸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求的竞争。⑫随着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加深，两岸间社会加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必然的趋势，具体表现是台资企业深度参与大陆的产业链重构，两岸社会融合也相应加速。两岸新联结的内容不断充实，结构不断优化，成为政治对立尚未结束情况下推进国家统一工作的重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