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香港由治及兴关键与对策
朱国斌：开场白
首先感谢中评社的邀请与安排我主持本次“思想者论坛”，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答应参加这个小型论坛，并接受我作为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问题与对策”。本此论坛选题十分前沿，且十分及时和重要。我期待各位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已逾二十六年。习近平主席去年7月1日在纪念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表示：“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这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一定有利于“一国两制”行情看涨，重要的是能起到安定人心、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我们对香港今后的24年怎么走下去，很多人都持一个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经历过这么多的变故，特别是最近几年。
对于香港如何由治及兴，作为一个宪法和基本法学者，我特别注意从宪法、政治学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撰文论述回归25年来的比较曲折的宪政历程，也对未来进行过展望。在我展望未来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种盲目的信心，反而是有一些担忧或者是concern（关心）。今天不是我的主场，我就不展开讲这些内容了。
最近几年事态发展有几个时间节点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2019年6月12日反修例风波开场、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颁布和2021年3月11日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做出的决定。《香港国安法》起到了一种立竿见影的作用，恢复了社会秩序。全国人大推出了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其重要性绝不可忽视或轻视，它对香港新管治的形塑十分重要，因为它从选举制度层面来保证爱国爱港者治港。只要选举制度真正落实下来，因为这中间设立了很多新机制和安排，它就能保证什么人进入到管治队伍，从而打造一支新的管制团队。
现在这两个大的与宪制关联的法律已经落地了并得以切实落实。特别是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都判了，它们给香港社会特别是法律界带来了很多反省和思考。那么，在香港社会稳定以后，下一步怎么办？是按部就班，还是开步向前？迈向何方？目标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共同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公开发表意见了，包括在座的方舟博士也专门写文章参与讨论。最近两天还有前政府高官（马时亨）也提出了因应变化求发展的八字方针-“因时制宜，大刀阔斧”。环顾一下，对于香港下一步发展担忧的人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学术界面对着接下来的24年怎么走。我们要理解和思考这些善意的担忧，兼听则明。
总之，我们经历了由乱达治，下一步我们如何实现由治及兴？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一期“思想者论坛”：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问题与对策。
今天我们在场的有教授、学者，有专家与专职研究人员，有政治人物，也有来自跨企业界和研究界的同仁。我相信今天的讨论将会、肯定会内容非常丰富，观点犀利，富有真知灼见。那么现在我们就按照程序开始。我们首先邀请王缉宪教授给出他的观点。
王缉宪：门户型流通经济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香港“由治及兴”关键点在哪儿？如何解决？我这里提出“三要三不要”。
三要三不要
首先，在香港国安法下，要坚信和坚持“一国两制”，并注意维护香港在世界的形象。比如，要继续允许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功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另外，有些问题要低调处理，不要高调。比如特区政府应该吸取教训，制定一个规则，任何港队出赛，都必须先向举办国有关机关正式发一个“国歌”的乐谱和香港乐团演奏的国歌的音讯文件，并指定一个自己的律师跟进此事，确保落实，并清楚告知对方有法律责任。
第二，要振兴经济，但不要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由治及兴”。以为香港有了国安法，再把经济搞起来，事情就解决了。香港与内地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只是这种阶段差异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本质上看，香港是一个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健全、市场发展充分、国际社会交往中有一定独立性、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教育普及、以贸易为本、各种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完善的成熟都市。经济的“兴”并不必然会成功，还需要继续努力。
第三，香港是一个城市，要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办事，不要在经济上像一个大省大国那样去搞产业结构上的平衡。
城市发展受自身体量所限，一定是偏向它最有优势的地方。其实，哪些是香港的优势讨论了20多年了，是很清楚的。需要的是继续发挥已有优势，并争取通过创新，将优势的方面拓展，扬长避短，并尽可能地在自己优势方面进一步领先，实行与内地互补，并为国家做更大贡献。
上面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就是希望香港的管理者和国家对香港的监管机构准确理解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不仅仅是政治上和体制上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上的，更重要的是，香港处在另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存在很多内地城市刚刚出现或者尚未出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门户型流通经济是香港最大的优势或者长处
那么，如何评价目前的香港经济？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的判断是，1860年至今160多年来，除了1952-1986年大约35年被动形成出口加工制造业大发展的工业化时期，其余的120多年都是以贸易为本，所以香港人骨子里也是重商为多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在1990年代成功增加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本质上也是贸易，买卖的是钱而不是货物。
所以我的看法是，香港经济能否成功与继续，靠的是门户型流通经济，这就是香港最大的优势或者长处，也是对国家和对大湾区最大贡献的方面。“港”香不香，看周转，从货物流、资金流，到人流和资讯流。资讯充分自由流通，保障了资金、货物、人员流通。四个流通卡死一个，香港就不“香”了。
政府应该扮演积极推动产业发展的角色
那么，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发展尤其新兴行业发展应该扮演的角色？
首先，我完全同意香港应该发展“创科”（内地叫“科创”），因为香港在这方面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刚才提到的资讯自由和人才流动的自由，以及几所大学已经形成的科研力量。但是，科创本身不是一种产业。将创科成果转化成产品，相信不仅需要依赖内地或者海外的各种配合，其人才来自哪里，市场在什么地方也都很难说。因此它究竟能给香港带来多大贡献也很难说，但可能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我更注意到，有些新兴行业，是与香港以重商、流通为本的基础优势一致的，需要好好把握发展机遇。我以为，第一个不能错过的是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电商，在统计上并不归属贸易。然而过去20年，中国是世界上电商发展最快的国家，而珠三角更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大电商产品制造业和跨境出口的区域之一。香港因此受益，特别是机场航空货运，因为香港有很好的B2B的空运基础，纯货机线路多，加上腹仓带货，即使赤鱲角机场收费高，载入的B2C仍然有市场竞争力。
最主要的是，香港并不跟随内地对机场的各种额外的管制（如限制运输含有锂电池的产品，比如充电宝）。然而，香港本地中小企业在这个迅速变得庞大的市场中的参与远远低于以往B2B贸易中的角色。我们中心刚刚完成一项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已经提交特首政策组，提出8大建议，其中一条主要的建议就是成立一个类似贸发局（TDC）一样的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局。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要把跨境电商提升到与传统贸易平起平坐的地位，才能充分利用好香港的人力物力，形成本土、区域、国家多赢局面。我们还建议，香港的邮局要改革，要向新加坡邮局学习，成立企业化的子公司，与国际国内领先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联手，拓展中国（特别是大湾区）与东盟等地的电商贸易网络。
这方面，特区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目前已经在操作中的赞助相关团体，组织世界各地著名文化艺术团体来港演出和展览等。香港有继续作为中国最开放城市的条件，因此，也应该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多元文化旅游最理想的地方。
香港可以将碳排放做成一盘生意
第三个值得注意、香港也有重大需求的事业，应该是以低碳排放为标准的高层建筑的兴建和改造。它与香港未来10-30年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相关，一个是需要逐步更新的公屋，另一个是2050碳中和目标。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香港城市更新、市民生活改善的一件大事。
而香港在这方面的科研和技术又是有领先优势和科研技术人才的。从碳排放角度看，香港公共交通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人均出行导致的碳排放是世界最低的，特别是乘坐地铁通勤的人数已经占总通勤量的50%以上。但是，我们的酒店和商业大厦的碳排放很高。政府可以制定一条法规，到某年（例如2035年），所有商业大厦包括酒店，必需达到每1000平方尺建筑面积的碳排放不超过某个指标。
与此同时，从现在开始，凡是新建和大修或改建的楼宇，碳排放也必须符合同一个新标准。例如，新型的公屋，可以采用有绿色能源技术的中央空调和减低热辐射的玻璃，有效避免各家各户独立安装貌似便宜，但实际上高耗能、低效率的冷气机。香港这方面完全应该成为高密度城市的榜样。这种推进碳中和的方式，与欧盟的backcasting（时间倒推法）是一致的。
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香港是少数高密度但是很成功的城市，在我们这个高密度城市有超大量的高层建筑，如果在这方面做好了、有突破，相关企业会有规模效益，相关材料、技术和设计也可以成为未来输往内地大都市和人口密度高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尼的高科技“产品”。就像中国开始对外输出高铁，港铁到伦敦建设和运营伊莉莎白线一样。就是要从经营理念各方面来说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层楼宇、特别是居住或商业楼宇方面有一整套先进的东西，我们可以推广到印尼、菲律宾，推到中国大陆，我们都有市场，所以会是一盘生意。
徐岩：科技创新要两条腿走路 才能真正提升竞争力
对于“由治及兴”，我自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去年也为香港中联办撰写了一个相关的报告，感谢主办方给我一个机会与大家分享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增量创新：科技创新能够推动社会向上流动
发展科技创新，主要是利用科技开发，尤其是高新科技的开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发展香港经济的增量。
2019年的社会事件给大家带来很多思考：除了一些政治因素外，年轻人为什么要参与？我之后也问了周围的一些年轻人，其中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香港的产业过于单一而没有理想的职业发展机会。比如很多喜欢从事电子工程或编程等领域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找到的工作经常是到公司做后台系统；但如果说想找一个像腾讯或Google这样公司的工作，就没有机会。这样的话，年轻人的选择就比较少，包括内地来港读书的学生，读完科技类课程后，想留港没办法就只能去从事保险业等工作，未能做到专业对口，令人惋惜。
所以我在想，我们总在谈转型、搞科技创新，但目的是什么？董建华时代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产业结构转型，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多样化。我自己感觉从目前情况来看，发展科技创新的另外一个目的应当是给我们下一代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并就此推动社会向上流动。
我们去年发表的报告表明，发展科技创新可以给年轻人提供他们理想中的职业发展机会，从而推动社会向上流动。同时，包括在高科技公司里工作的清洁工，他们的工资都比一般公司的清洁工会高一些。可以说，推动科技创新的受益者不只是科技开发者，服务人员和后勤人员等都有所受益。所以我觉得香港发展科技创新，推动香港经济的增量发展是必须的。
然而，现在一说科技创新除了晶片就是生物医药或人工智慧等高科技或黑科技，我们是不是有点走偏了呢？这方面的发展没问题，因为关系到香港长远的经济转型，或经济增量的发展。但是我认为科技创新不能只谈晶片、只谈生物科技，只谈人工智能，因为这会有一种科技创新好像只是少数企业的事，跟大多数企业没有关系的错觉。
事实上，香港大多数企业为中小企业（企业人数少于100人），占企业总数的98%.这些企业也存在着转型的问题。怎样用科技创新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事关香港经济现有存量的发展。
实际上，我十年前帮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做报告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即将科技创新划分为第一类科技创新和第二类科技创新。
第一类科技创新就是指高科技创新，包括晶片、生物科技等等。科技开发完就变成医药、电子产品等，形成高新科技产业。
但创新无处不在，大企业搞创新，小企业也可以搞创新，所以第二类科技创新，就是指利用现有的科技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这样对所有企业来说，它们如果不是属于第一类也肯定是属于第二类科技创新企业，也就没有理由说科技创新与之无关了。我们有许多具体的例子。刚才之前的讲者提到了地铁。英国地铁早就庆祝了百年生日，所以它不可能算高科技产业而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香港的地铁在全球率先采用了“八达通”技术。八达通用到的RFID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当时澳大利亚的两个教授本想把八达通技术卖给澳大利亚铁路但没被接受，他们来到香港，香港地铁公司一下子就接纳了。有了八达通之后，无论是在地铁公司运营效率还是在用户体验方面，都带来很大的提升。这类科技创新我就叫它为第二类科技创新。
存量与增量：香港科技创新两条腿走路才真正有竞争力
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第一类科技创新即增量，指的是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长远经济转型。第二类科技创新是存量，指的是利用现有科技持续提高现有企业的竞争力。具体来说，创新科技产业分类，要厘清产业定义，在第一类创新科技产业和第二类创新科技产业间取得平衡。
我认为政府在发展科技创新方面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发展第一类科技创新，另外一条腿发展第二类科技创新。事实上发展第二类科技创新对第一类科技创新是有好处的，因为会为第一类科技创新制造需求。香港政府目前来说，在第二类科技创新方面应该有一些明确的导向，共同推动企业数字化，而不是单纯的补贴。
我建议，政府可以明确一下分工，正如我早前在报告里提出的，科学园和数码港来负责第一类科技创新，而生产力促进局负责推动第二类科技创新。政府不要把资源全部倾斜到高科技，应当给第二类这边一部分。这样的话可以两条腿走路，香港才真正有短期和长远的竞争力。
香港公务员制度需要适应专业化
另外，香港还有一个问题，政府有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一直以来认为那种AO职位轮换的方式是一个优秀的制度。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可行——当时整个社会的科技含量不高，你可以今天搞传媒，明天搞建筑。但现在是知识经济了，每个行业的专业知识都很精深。
内地科技部今年进行了重组，将科技部的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农村科技进步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将科技部的组织、拟订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分别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将科技部的组织、拟订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规划和政策，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科技园区建设，指导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科技部的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职责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加挂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这样的话科技部就只负责基础研究，而只有其它这些部委自己才瞭解自己的部门需要哪些技术去创新，这样能让资源更有效地利用起来。
香港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特区政府的每个局也需要配一个科技创新办公室，或是首席科学家，由一些真正懂行业的人带领推动所在行业的科技创新。
而且现在政府的“投入”思维就是“往里砸钱”，这太简单。砸了钱产出是什么？为了达到产出你的步骤是什么？这些都想清楚了吗？香港政府要由“投入思维”转换为“产出思维”。
提高竞争力 香港要增加粘贴性要素
第二点，在香港要提高竞争力，我觉得可能还要增加一些粘贴性的要素。
所谓的粘贴性要素，就是一个经济体、一个政府或地区，它很多要素是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的。比如香港的法制，国际化，优良的基础设施，发达的展览场馆等。这些粘贴性要素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竞争力。香港应当进一步巩固自己有优势的粘贴性要素。
此外，一些活动其实也可以让它“粘贴”在香港。比如巴塞尔艺术展，我认为香港做得很成功，每年一届，给香港带来大量的各方面收益。其实还有一些国际活动，比如世界移动无线通讯大会（MWC）的亚洲年会放在香港最合适，这些都需要挖掘，争取。
第三点，其实作为一个城市，与企业一样有很多无形资产，沉淀了很多东西。这实际上是香港最有竞争力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例如香港在商业文化领域的诚信、效率，尊重流程，依法办事等等。香港近两年变化很大，人口大量流动进出，以后我们能不能继续保留这些香港优秀的无形资产呢？我觉得很重要。
邓飞：由治及兴要处理好三大问题
首先说明，我既不是商界，也不是专业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我就算研究也只是一个外行从事的研究。但是机缘巧合，我跟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即使在当议员之前都有，当议员之后更直接短兵相接了。所以我不一定只讲教育，虽然“由治及兴”，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但我不能只集中讲教育。我今天只是把教育作为一个例子，抛砖引玉，也谈一些实际上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香港“由治及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用系统工程来考虑，这个系统工程至少有三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关系，而且这是很难去平衡的。
第一，香港跟海外的关系
首先第一对关系是香港处理跟海外的关系。所谓“海外”还分两拨国家或经济体，其中一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尽管客观来说，不能说西方投资者在大规模地从香港撤资，还是有撤的有来的，不是媒体说的那么悲观，但西方反华，包括反香港在内，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了。
我们经常说中美之间的压舱石是经济的互动关系，但2018年中美贸易战告诉我们，经济压舱石根本对政治就撼不动，它没有办法成为一种我们所说的统战的力量。用经济压舱石来改变或是改善他们的对华敌意是做不到的。
同样的话投放在香港其实也一样。2019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香港政策法”，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一国两制”，对待香港跟内地基本上一样；美国商务部通过一个出口的管治法，尽管它把内地和澳门放在三级管制，香港暂时还是二级还没到三级，但客观来说特区政府还是感受到这种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