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载皓语中评：中韩关系特别需要做好管理
中评社首尔12月22日电（记者 郭至君 崔银珍）日前，中评社记者赴韩国首尔采访拜会多家韩国有代表性的智库和知名高校，并专访了多位韩国战略专家。期间，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黄载皓也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专访，并就当前中美关系、中韩关系、韩日关系、东北亚格局等热点问题回答了中评社记者的提问。总得来看，黄载皓认为，中美不需要完全敌对化，两国是有挑战性的共存。谈及中韩关系，他告诉中评社记者，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大背景下，韩国的平衡外交回不到以往，现在特别需要做好两国关系的管理。以下是采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您是韩国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从您的视角来看，您怎么评价现在的中美关系？
黄载皓：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为了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反击民粹主义思潮，拜登将“中产阶级外交”作为其竞选和未来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他们觉得对华“脱钩”对美国中产阶级有好处。可是，拜登政府后来逐渐发现对华脱钩时，美国的经济压力更大，物价增长，并没有给中产阶级带来想像中的好处。为了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援，他现在已经改变措辞，从“脱钩”到“去风险化”，并且也派多个高官访华，展示和缓姿态。中美不需要完全敌对化，这对两国都好，所以我觉得，两国现在强调的是有挑战性的共存，竞争层面会弱化，韩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正持续在对韩中关系进行管理并改善。
中评社记者：有些声音说，中韩关系近几年变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韩国跟美国走得更近，对此您怎么看？
黄载皓：韩国的外交变化太多、太快，但我觉得应该要考虑整体外交环境，双边关系、多边关系都要考虑到最后。韩国现在的国家规模是世界上排名第十的经济体，但是外交方面我觉得还做得不够好。韩国外交很多时候具有领导人个人鲜明的特色，文在寅前总统不喜欢日本，所以其任上与日本的关系很差，尹锡悦则是对中国不那友好，我认为，在处理与中国和与日本的关系的时候，不要把领导人个人的情绪加在里面，可是韩国外交的特色是这样，很难改变。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韩中关系不要再恶化，需要做好管理。
中评社记者：习近平主席同韩悳洙总理在杭州会晤时提及了访韩一事，您认为习近平主席再次国事访问韩国的前提是什么？
黄载皓：需要考虑在政治、安全的层面上，韩国能够给中国什么承诺，而经济方面，中国可以与韩国多进行一些合作。韩中关系曾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终端高空防卫系统出现紧张，韩国文在寅政府曾为此向中国承诺“三不”，现在，除了这个“三不”，我认为还需要有针对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承诺，比如，韩国可能需要和中国说明白，我们不会在这两方面再说很刺激的发言，综合来看，如果韩国方面能做到这新“五不”，那么则有可能实现国事访问，而且这对于韩国本身来说，也是政治上的“脱险”。尹锡悦政府还有三年多的执政时间，中国也不应把韩国当成敌人。
中评社记者：一些学者觉得，中韩关系现在好像太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但韩美又是同盟关系，您认为，将来怎么能更好的处理中韩关系？
黄载皓：中长期来看，美中还是要竞争。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下，韩国还像以前那样平衡外交，是不容易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文在寅前政府对中、对美的倾向是6比4，那么现在的尹锡悦政府可能是2比8，当然能够回到6比4的状态是最理想的，但是基于现实选择，我觉得能够在往后三年保持3比7的比例就已经很不错了。
中评社记者：您怎么看韩国现在和日本的关系？
黄载皓：我不完全赞同尹锡悦政府的外交，但也不完全赞同在野党（反对党）的外交政策。现在韩国国内民意基础是“反中”，在民调中有超过80%的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但现在韩国年轻人很喜欢日本，没有什么反对情绪，所以，虽说韩国国民对于反日是有一定基础，但是反对党这样做并没有用，因为年纪稍大的人和年轻人的立场已经完全不同，只批判历史问题或者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的外交策略是不对的。以前，文在寅总统的外交也有偏颇，所以现在尹锡悦总统要把它纠正，但是这个速度和力度在其他国家的眼里来看过于快速、强烈，但多数韩国人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国际秩序的变化太快，韩国也怕被美国放弃。以前特朗普任总统时，很多韩国人去街上抗议，但现在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在理想主义时希望韩中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现实上操作起来并不容易，韩日关系也是一个道理。
中评社记者：明年年底美国总统大选，您认为拜登还能连任吗？
黄载皓：这很难预测，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如果拜登连任之后的美国外交会怎么样？如果特朗普翻盘当选之后的美国外交又是怎么样？我们要分两种情况来考虑。我上课的时候还和学生用了两个词来说明，一个是guarder，一个是landscaper。Guarder是要管理国际社会、国际秩序，可Landscaper是要改变整个国际环境的。现在看，拜登的外交政策中有在试图“北约东进”和“印太西进”，相当圆滑，容易令人琢磨不透，而特朗普虽然不好交流，但是我们都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
正如我刚才所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变化中，很多国家都害怕被强国抛弃所以跟着美国走，但是中国外交这时怎么反应非常重要。我上课时也问学生，现在是“美攻中守”还是“美守中攻”？我很惊讶，他们的答案全都是美国是landscaper并且是攻击的一方。现在国际秩序变化得太快，我们要看是“大转型”还是“大动摇”？这些都要综合性的分析之后才建立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所以，韩国的外交正在适应新的世界秩序，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简单地以“亲中”还是“亲美”划分，我还是认为韩国外交不要太着急，要以国家利益为准，慢半步前行。
中评社记者：您对朝鲜日前下水的核潜艇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如何评价当前的朝俄关系？
黄载皓：对于核潜艇，其实这不是我瞭解的主题，但是我觉得朝鲜在被国际社会制裁等很多限制的背景下，投入人力去研发的核潜艇没有达到国际标准，只是他们希望起到威慑的效果。相比之下我更关注朝俄领导人的会面。俄罗斯、朝鲜两个国家现在都被国际社会孤立、制裁，因此朝俄双边关系走近目前看来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但他们没有对外公布联合声明，这可能是俄罗斯以及朝鲜的一种模糊战略——不需要告诉国际社会，得到实质性的利益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次朝俄峰会对他们两个国家来说，利比弊多，他们既没有违反国际制裁红线动，也没给国际社会可以插手的借口。我想，朝俄之间会就外交、经济支持、武器方面达成一些协议，但俄罗斯会不会给予朝鲜一些武器的高科技技术，目前看来还不太可能。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当前“美日韩”VS“中朝俄”正在朝着阵营化的方向发展吗？您担忧吗？
黄载皓：俄罗斯、朝鲜、美国、日本都倾向这样做。新冷战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可是以前为什么没有向这个方向走呢？因为韩国、中国还是站在中间地带，我们有共同经济上的利益，还有对朝政策方面的利益，所以我们两国以心传心，没有两极化。但是，现在韩国偏移到美日这边，这时，如果中国也要加入朝俄的话，那就会实现刚才说的阵营化，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的立场非常重要。我认为，中国还是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不要轻易动作，那就不会有大家担心的阵营化。如果中国可以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世界历史都会记得中国的作用。
黄载皓，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韩国全球战略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总统直属政策企划委员会委员。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曾任韩国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外交部、国防部、国会等谘询委员；他也曾任韩国国防研究院安保战略中心研究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所研究员（Brookings Institution,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日本防卫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of Japan）研究员。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安全与外交政策，以及东北亚政治与安全问题。他是中评智库基金会首位外国高级研究员，并在中评网上开设了“黄教授的战略观察”专栏，与中评智库进行进一步深度合作。
中评社首尔12月22日电（记者 郭至君 崔银珍）日前，中评社记者赴韩国首尔采访拜会多家韩国有代表性的智库和知名高校，并专访了多位韩国战略专家。期间，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黄载皓也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专访，并就当前中美关系、中韩关系、韩日关系、东北亚格局等热点问题回答了中评社记者的提问。总得来看，黄载皓认为，中美不需要完全敌对化，两国是有挑战性的共存。谈及中韩关系，他告诉中评社记者，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大背景下，韩国的平衡外交回不到以往，现在特别需要做好两国关系的管理。以下是采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您是韩国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从您的视角来看，您怎么评价现在的中美关系？
黄载皓：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为了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反击民粹主义思潮，拜登将“中产阶级外交”作为其竞选和未来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他们觉得对华“脱钩”对美国中产阶级有好处。可是，拜登政府后来逐渐发现对华脱钩时，美国的经济压力更大，物价增长，并没有给中产阶级带来想像中的好处。为了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援，他现在已经改变措辞，从“脱钩”到“去风险化”，并且也派多个高官访华，展示和缓姿态。中美不需要完全敌对化，这对两国都好，所以我觉得，两国现在强调的是有挑战性的共存，竞争层面会弱化，韩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正持续在对韩中关系进行管理并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