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编译：电影对奥本海默个人的误解
中评社香港8月2日电（记者 乐国平编译）电影《奥本海默》的热映让奥本海默这位美国核物理学家受到人们的再关注。但美国媒体沃克斯新闻网7月22日的评论文章对这位科学家的历史地位有着不同于大众的判断。以下是原文编译：
人们可能会忍不住将罗伯特·奥本海默描述为一个悲剧人物，克里斯托弗·诺兰在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中无疑就是这样描绘他的。原子弹之父，他的余生都在为他所帮助诞生的东西而痛苦；被贬低的终极内部人士；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充满希望的科学家。但悲剧人物通常不会在加勒比海地区乘游艇度过退休时光。
战后，他找到了一份可以想象到的最舒适的工作，担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作为院长，他获得了占地265英亩的庄园。他没有教学职责，并获得了12万美元的资金，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邀请任何他喜欢的人来花任何钱。如果我拥有这些，我也会基本上停止进行研究，就像奥本海默所做的那样。
最终，麦卡锡主义者、被称为“红色诱饵”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以及奥本海默自己的政治错误都降临到了他身上，他在1954年失去了安全许可和政治任命，这些事件成为诺兰电影的框架手段。但奥本海默一直担任该研究所所长直至去世。共和党表演审判安全听证会由银行家出身的原子能顾问刘易斯·施特劳斯操纵，其完全可笑的不公平性使他成为悲情英雄。当民主党重返白宫时，他们给了他一个特别奖项。奥本海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位于加勒比海圣约翰岛鹰巢湾的度假屋或游艇上度过。
奥本海默生活的中心地点并不是豪宅或他的加勒比海岛屿，中心位置是洛斯阿拉莫斯。这个科学基地是在新墨西哥州北部的山上从头开始建造的。这是奥本海默最喜欢的地区，从他的度假屋骑马到洛斯阿拉莫斯只需一天的时间。在许多曼哈顿计划回忆录中，洛斯阿拉莫斯更多地让人想起战前的夏令营，而不是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绝密政府项目。
奥本海默的历史性贡献是担任洛斯阿拉莫斯科学主任。但他对曼哈顿计划的贡献的本质是什么？不是科学——真正的突破来自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他们证明了核裂变是可能的，或者像罗伯特·克里斯蒂这样的专家，他们设计了钚内爆，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三一站点成功进行了测试。也不是方向——曼哈顿计划总监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在福特主义的管理、物流和工业工程方面做出壮举，建立了橡树岭和汉福德生产工厂，生产为原子提供燃料的钚和浓缩铀。奥本海默的主要贡献是担任洛斯阿拉莫斯营地辅导员。
奥本海默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他的魅力对营员们产生了某种影响。对原子弹的许多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严肃反思根本不在这里。奥本海默在营地只发出了一个简单的信息：我们需要在希特勒之前研制出炸弹。
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知道，纳粹在1942年就决定放弃核裂变计划。纳粹需要原材料和人力来生产军备，而纳粹科学家认为无法及时投送炸弹来影响欧洲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的战争。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因此，曼哈顿计划实际上并没有阻止、也不需要阻止希特勒研制和使用炸弹。科学家们的工作动力基于一个错误。
这不仅仅是一个无心的错误。1944年5月，当时格罗夫斯在一次晚宴上说道：“当你意识到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征服苏联人，这让他大吃一惊。”后来，格罗夫斯作证说，“从我负责这个项目的大约两周以来，我从来没有抱有任何幻想，苏联是我们的敌人。”很难将这种冷漠与马特·达蒙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中饰演格罗夫斯的快乐表情调和起来。
奥本海默的同谋程度如何？奥本海默的助手、曼哈顿计划的官方历史学家大卫·霍金斯声称，格罗夫斯在1943年底告诉奥本海默，纳粹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尝试，而奥本海默耸了耸肩。1944年末，当战争和原子弹竞赛都接近尾声时，奥本海默主导了科学家之间的伦理讨论，他认为科学家没有权利比其他公民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即使战争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结束，下一场战争也将用核武器进行。奥本海默是否也被同样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促使他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件上校制服？难道这颗炸弹“技术上太甜了”，让他无法抗拒吗？目前还不清楚。也许我们在为他辩护时能说的最好的一句话是，奥本海默（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这样做的，无论是否无意，他也欺骗了其他科学家。
1945年5月31日，政府原子研究咨询小组“临时委员会”会议议程上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使用原子弹以及如何与苏联沟通。奥本海默、洛斯阿拉莫斯的绝大多数科学家，甚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都支持对一座空岛进行袭击。但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却建议“建立一个重要的战争工厂……周围环绕着工人的房屋”。
在这次关键的决策会议上，奥本海默并没有反对以平民为目标，而只是注意到炸弹的视觉效果和同时打击的可行性。当格罗夫斯获得批准将西拉德等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从该项目中清除时，他也保持沉默。奥本海默认为，他用这些背叛换取了一个承诺，即苏联将被明确告知炸弹及其计划使用情况。这些讨论意味着苏联不会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措手不及，从而刺激军备竞赛。但相反，在三位一体试验成功后不久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会面中，只是漫不经心地、含糊地提到了一种新武器，并没有与他的对手进行认真的讨论。奥本海默在这两点上都失败了。
日本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第一次见到杜鲁门时，出于沮丧和激动，奥本海默脱口而出：“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杜鲁门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重述和修饰这个轶事，有一次他声称他拿出手帕说：“好吧，在这里，你想擦擦你的手吗？”他离开后，杜鲁门立即称他为“哭泣的婴儿科学家”，并且永远不会再相信他。
1949年，当苏联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奥本海默告诉原子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戴维·利林塔尔，“这次我们不能再沉默了”，这意味着军备竞赛。但美国政府压制住了这种情绪，美国的弹头库存从1948年的50枚增加到1950年的300枚。下一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制造“超级”弹或氢弹，其破坏力比原子弹大得多。奥本海默从科学、技术和道德角度反对它。但当杜鲁门做出这一决定时，总统有一个问题：苏联人能做到吗？答案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杜鲁门回答道，“我们别无选择。” “爱哭鬼”科学家的担忧完全被无视了。
关于奥本海默一生中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事实是，他首先加速了核武器的制造，然后完全未能限制他帮助开始的核军备竞赛。军备竞赛者利用他的科学信誉来支持他们鲁莽的扩张，并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中击败了他。自他1954年解职以来，又过了18年才达成第一个双边核武器军控协议。取消他的安全许可可以被视为对一个彻底被击败的政治对手的最后仁慈杀戮。
这部电影的原着《美国普罗米修斯》的作者对奥本海默团队的支持程度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位作家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花了25年时间采访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用了88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他的听证会无效的情况。甚至他们的评价是他“什么也没赢得，默许了一切”。
我们应该如何记住奥本海默：一位悲剧烈士？世界的毁灭者？ “美国普罗米修斯”？我想到了另一个描述性短语，他父亲在纽约一家纺织厂的一名员工可能更熟悉这个短语：“真是个笨蛋。”
中评社香港8月2日电（记者 乐国平编译）电影《奥本海默》的热映让奥本海默这位美国核物理学家受到人们的再关注。但美国媒体沃克斯新闻网7月22日的评论文章对这位科学家的历史地位有着不同于大众的判断。以下是原文编译：
人们可能会忍不住将罗伯特·奥本海默描述为一个悲剧人物，克里斯托弗·诺兰在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中无疑就是这样描绘他的。原子弹之父，他的余生都在为他所帮助诞生的东西而痛苦；被贬低的终极内部人士；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充满希望的科学家。但悲剧人物通常不会在加勒比海地区乘游艇度过退休时光。
战后，他找到了一份可以想象到的最舒适的工作，担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作为院长，他获得了占地265英亩的庄园。他没有教学职责，并获得了12万美元的资金，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邀请任何他喜欢的人来花任何钱。如果我拥有这些，我也会基本上停止进行研究，就像奥本海默所做的那样。
最终，麦卡锡主义者、被称为“红色诱饵”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以及奥本海默自己的政治错误都降临到了他身上，他在1954年失去了安全许可和政治任命，这些事件成为诺兰电影的框架手段。但奥本海默一直担任该研究所所长直至去世。共和党表演审判安全听证会由银行家出身的原子能顾问刘易斯·施特劳斯操纵，其完全可笑的不公平性使他成为悲情英雄。当民主党重返白宫时，他们给了他一个特别奖项。奥本海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位于加勒比海圣约翰岛鹰巢湾的度假屋或游艇上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