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权：以“司法政治化”对抗“政治司法化”？
在台北地方法院羁押庭裁定柯文哲羁押禁见时，是给予柯文哲司法救济权，宣布柯文哲可以上诉的。而在昨日柯文哲委任的辩护律师群得以与柯文哲见面，并建议柯文哲享用这项司法权利，进行上诉时，柯文哲却表态放弃上诉，并声称“不愿让法院为难”，还要求检察官在其被羁押的两个月期间内，穷尽一切调查义务，其本人亦会尽力配合调查。
柯文哲委任的辩护律师郑深元、陆正义、萧奕弘，是台湾地区刑事律师界的“顶级人马”，都具有司法官尤其是检察官的资历经验，尤其是其中的郑深元，过去曾是特侦组检察官，曾侦办过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关说案，于二零一四年转任律师后，曾经替名导钮承泽的性侵案辩护。他们从检察官的专业角度，察觉法官的裁决会有司法瑕疵，如果上诉将会有胜诉可能，亦即可以被释放离开土城看守所。因而他们是强烈主张柯文哲上诉的，而且在得知柯文哲放弃上诉后，在离开土城看守所时，是一脸无奈。但既然自己的委托人作出了与司法专业不契合的决定，他们也就只能是尊重及接受柯文哲的决定。
由此，可以看出，柯文哲的决定，并非是从司法技术角度出发，而是一个政治决定，就是要将其司法案件政治化，将自己的被侦查及羁押形塑为“政治迫害”，凸显检方是“政治办案”。一方面是要引导社会舆论的关注方向，从对自己的多项疑案议案进行质疑，引导转为对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工具的批评；另一方面是要籍此煽动支持者尤其是“小草”们，将他们的诅丧心情转为愤怒，化悲愤为力量，“莫丧了志气，莫散了团体”。
其实，柯文哲采取此策略，早已有端倪。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在柯文哲第一次被裁决羁押禁见时，就将他封为“民主烈士”；而民众党“立委”吴春成，也透露柯文哲曾经表示自己要做台湾的曼德拉。——南非国父曼德拉，为了推翻种族隔离政策，被关了二十七年，最终获得政治大翻身。柯文哲倘也能建立起这样崇高的政治形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司法弊案。
当然，柯文哲拒绝上诉，也有着司法技术方面的考虑，就是要向检察官施加压力，甚至是“踢窦”：即管放马过来，必须在羁押禁见的二十天期限内，找到可以起诉他的证据，进行公诉，否则就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将他释放。届时，他就可以像“英雄”般，在支持者的鲜花簇拥下，昂首大步走出土城看守所。
这个压力对于检察官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因为按照刑诉法规定，对被侦查对象实施羁押禁见的期限是最长两个月，最多再延长一次两个月，亦即是检察官必须在四个月内起诉，不然就得把柯文哲放了。而“京华城案”的案情较为复杂，并难以查找到柯文哲的金流去向，这么大型的案件要在四个月内结案起诉，确实是并不容易。
柯文哲可能还有另一层司法技术考量。就是避免在法院开上诉庭时“讲多错多”，在不知道检调掌握多少证据的情况下，讲了不应当讲的话。而按照柯文哲“大嘴巴”的性格，很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而放弃抗告就不用出庭，不用担心会讲错话。
从理论上说，柯文哲的这套以“司法政治化”来对抗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司法化”的策略，是正确的。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柯文哲毕竟的专业背景只是一名与政治和司法都不沾边的外科医生，即使是在从政之后，也多是向政治场域发展，而缺少法律及司法方面的修养。否则，就不会在处理“政治献金”的过程中，那么轻率法律问题。
因此，柯文哲在运用这个策略时，只是想到起诉前的羁押期限，没有考虑到被起诉后的羁押期限。万一民进党当局不顾一切地实施“司法政治化”，强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要起诉他，那么，他就将会在土城看守所长期地羁押下去。
实际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各项规定，以及《刑事妥速审判法》，羁押情况区分为侦查中和审判中。在侦查中的案件，不论案件性质为何，羁押不得逾两个月，可以延长羁押两个月，但以延长一次为限，因而羁押最长期间就是四个月。这是柯文哲设想中的情况。
而在被起诉及审判中，羁押被告不得逾三月，延长羁押期间，每次不得逾两个月，如所犯最重本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审、第二审以羁押三次羁押，第三审以羁押一次为限。因此在审判中，最重本刑为十年以下，最长羁押期间为二十三个月，将近两年。而按照“京华城案”的涉嫌“图利罪”及“受贿罪”，柯文哲可能是属于最重本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量级”，因而在被起诉后（不计算侦查羁押），有可能会被羁押将近两年。但还有一条，就是每次经上级法院撤销发回重审，延长羁押期间的次数应更新计算。不过，根据《速审法》规定，最长一律为五年。若羁押期间已满，仍未判决确定者，视为撤销羁押，法院应将被告释放。
倘此，柯文哲那就真是要“把牢底坐穿”了。
在台北地方法院羁押庭裁定柯文哲羁押禁见时，是给予柯文哲司法救济权，宣布柯文哲可以上诉的。而在昨日柯文哲委任的辩护律师群得以与柯文哲见面，并建议柯文哲享用这项司法权利，进行上诉时，柯文哲却表态放弃上诉，并声称“不愿让法院为难”，还要求检察官在其被羁押的两个月期间内，穷尽一切调查义务，其本人亦会尽力配合调查。
柯文哲委任的辩护律师郑深元、陆正义、萧奕弘，是台湾地区刑事律师界的“顶级人马”，都具有司法官尤其是检察官的资历经验，尤其是其中的郑深元，过去曾是特侦组检察官，曾侦办过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关说案，于二零一四年转任律师后，曾经替名导钮承泽的性侵案辩护。他们从检察官的专业角度，察觉法官的裁决会有司法瑕疵，如果上诉将会有胜诉可能，亦即可以被释放离开土城看守所。因而他们是强烈主张柯文哲上诉的，而且在得知柯文哲放弃上诉后，在离开土城看守所时，是一脸无奈。但既然自己的委托人作出了与司法专业不契合的决定，他们也就只能是尊重及接受柯文哲的决定。
由此，可以看出，柯文哲的决定，并非是从司法技术角度出发，而是一个政治决定，就是要将其司法案件政治化，将自己的被侦查及羁押形塑为“政治迫害”，凸显检方是“政治办案”。一方面是要引导社会舆论的关注方向，从对自己的多项疑案议案进行质疑，引导转为对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工具的批评；另一方面是要籍此煽动支持者尤其是“小草”们，将他们的诅丧心情转为愤怒，化悲愤为力量，“莫丧了志气，莫散了团体”。
其实，柯文哲采取此策略，早已有端倪。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在柯文哲第一次被裁决羁押禁见时，就将他封为“民主烈士”；而民众党“立委”吴春成，也透露柯文哲曾经表示自己要做台湾的曼德拉。——南非国父曼德拉，为了推翻种族隔离政策，被关了二十七年，最终获得政治大翻身。柯文哲倘也能建立起这样崇高的政治形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司法弊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