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摘要】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与逆全球化趋势交织共振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战略能级提升与系统性转型的双重命题。当前，区域经济面临深化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实践协同、促进内需潜力激发与供需动态平衡、推动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协作优化、加快破除行政壁垒推进制度型开放等重点发展任务，亟须优化空间布局释放战略势能，依托创新驱动加速动能升级，深化制度创新提升系统效能，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新范式。对此，在实践进路上，要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消费提质联动发展，协同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升级；同时，建立健全跨区域协同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一、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在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攻坚的关键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面临历史性转折。传统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受到国际产业链深度调整与国内要素条件改变的挑战，亟须对发展逻辑进行系统性革新。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对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战略应对，也是解决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举措，其本质在于重构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坐标与动力机制。
从国际视角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裂变式重构，从而重塑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地缘政治博弈与产业链安全诉求的深度交融，促使全球化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主导转变，由此引发多重连锁反应。首先，技术竞争日趋政治化，创新壁垒被进一步放大。发达国家通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构建排他性技术联盟，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实施精准“脱钩”，将技术标准体系异化为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在半导体领域，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以补贴绑定投资禁令，构筑28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在华十年增产壁垒；2023年联合日荷实施光刻机限售与23种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通过“芯片四方联盟”收紧供应链网络，幷于2024年升级至禁止台积电、三星对华供应7纳米以下芯片，形成“设备-材料-代工”三位一体的技术隔离体系。这种技术围堵策略在人工智能领域呈现精准迭代特征，从2021年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清单，到动态升级管制规则——通过重新定义AI芯片参数，使特供版H800/A800芯片在2024年迭代为性能缩水的H20，直至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拟进一步升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①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构建起递进式遏制链条。
其次，国际经贸规则正经历代际更迭，数字贸易、碳排放等领域新型规制工具不断涌现，形成对传统优势的制度性挤压。数字经济相关的规制焦点集中于数据主权的争夺，欧盟颁布了《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实质上削弱了他国在数字监管领域的主权。在全球碳壁垒趋严背景下，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贸易政策工具持续升级。2023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实施，要求对钢铁、水泥等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同期美国《清洁竞争法案》（提案）拟对进口产品中超出美国行业平均碳排放基准的部分征税。这些新型规制工具的出现改写了全球价值链的成本函数，使传统依赖劳动力成本与资源禀赋的竞争优势严重贬值，而数字治理能力、低碳技术储备等新型要素成为重构比较优势的核心变量。
此外，全球价值链加速区域化重组，跨国公司基于风险分散原则推进供应链近岸化布局，导致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呈现板块化分割趋势。在自由贸易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全球抬头的背景下，这极有可能导致世界分裂为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估算，过去五年间，已发生近2.7万起对国际贸易构成威胁的政府干预事件。倘若关税战持续升级，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世界贸易组织或将面临不复存在的风险，其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在贸易严重碎片化的情境下，全球生产所受的影响将达到GDP的0.2%至7%，如果考虑技术脱钩的影响，部分国家的损失可能高达12%。②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层次变革，使得依赖外部市场与技术溢出的传统发展模式陷入双重困境：既面临市场需求收缩的显性压力，又遭遇创新动能衰减的隐性风险，促使区域经济必须将发展重心转向内需体系与创新生态的协同共建。
从国内视角看，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源性需求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注入了重要动力。要素驱动模式所面临的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已从单一经济现象演变为系统性挑战，呈现多重结构性矛盾。一是人口红利衰减与人力资本错配叠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0年74.5%降至2022年68.1%，年均千万高校毕业生供给与智能制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近3000万制造人才缺口幷存，③教育与产业结构性错配凸显。二是绿色转型深化与资源约束收紧交织，钢铁、有色、石化等高耗能行业超过10%的产能能效未达基准水平，④全国单位GDP能耗仍为世界均值的1.4-1.5倍，落后产能过剩与先进供给不足矛盾突出。三是区域创新梯度分化与数字基座落差共振，目前，广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等东部六省及安徽、湖北、陕西等中西部增长支点省份构成创新第一梯队，与其他地区形成创新能级断层，叠加近半数省份数字城市竞争力未达及格线，⑤创新要素流动阻滞与数字技术扩散迟滞制约着新质生产力发展。
此外，区域发展呈现出多维叠加的分化特征，东西部发展差距尚未弥合，南北方经济增速差距日益扩大，⑥城乡要素流动受阻与数字基础设施差异催生了新型的空间分化。⑦这些矛盾的相互交织，使行政壁垒所导致的要素市场分割、地方保护所引发的产业链同构、制度摩擦所形成的统一市场梗阻等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传统“以邻为壑”的区域竞争模式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破解发展难题、重塑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面对全球产业链“安全逻辑”逐步取代“效率逻辑”，国内市场“制度红利”日益超越“要素红利”的新态势，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区域经济产生了多维度重塑效应，要求区域经济的发展目标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动力机制从外部依赖向内外协同调整，空间逻辑从同质竞争向差异互补演进。为此，区域经济迫切需要在产业链重构中培育内生创新能力，在市场整合中充分释放消费升级潜力，在制度创新中有效突破要素流动壁垒，最终实现发展范式由外源拉动向内生驱动的根本性转变。
二、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一）深化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实践协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实现国家战略意图与空间承载能力的精准对接，上升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通过创新多维度协同机制，解决战略传导中的“信号衰减”问题，激发空间载体的创新活力，推动发展战略向地方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使国土空间真正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点。一方面，战略布局与区域禀赋需形成共振。当前，国家重大战略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正加速向精准适配的差异化推进转变，要求地方政府强化战略解码能力，在对地方资源要素谱系化评估基础上，构建耦合禀赋的特色化发展路径，既要避免战略执行中的同质化竞争，又要充分发挥区域特色要素的乘数效应。以“东数西算”工程为例，西部省份在承接算力枢纽建设任务时，应突破单纯的数据中心集群定位局限，创新性构建融合清洁能源供给、算力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市场的垂直一体化产业体系，才能最大化地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空间功能与要素流动规律需实现动态匹配。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主体功能区划的静态管理模式已难以契合要素跨域流动的新态势，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率先进行变革。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其生态保护区的功能定位成功实现了向生态价值创造拓展，通过建立碳普惠交易平台等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以及灵活发展绿色金融工具，有效促进了生态空间与经济功能的深度融合。这一转型彰显了区域经济空间治理的新理念，即通过制度设计引导要素流动方向，使空间功能从机械分割向弹性适配转变，从单一功能向多元价值拓展，从而增强空间载体的经济承载力和生态韧性。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需着力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向更高层次演进。当前，城市群发展已从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转向功能网络的有机重构，亟须突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的新型调节机制。为此，要进一步优化适应城市群协同演进的制度框架。在治理架构层面，加快构建战略规划协同、基础设施互联、服务标准互认的跨域治理框架；在要素配置层面，健全基于市场规律的技术交易平台和人才共享机制，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流通；在利益协调层面，建立中心城市功能疏解激励机制与外围城市承接保障体系，形成利益共享补偿机制。通过制度供给与市场机制的耦合互动，将城市群内生演化规律与外部调控有机结合，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新型协同模式。
（二）促进内需潜力激发与供需动态平衡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供给和需求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必须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通过需求侧管理激发经济系统的内生动力，依托供给侧升级培育发展潜能，藉助市场一体化形成循环驱动力，打造具有韧性和活力的内需驱动发展模式。从需求侧来看，加速释放内需潜力需构建多层次激励机制，不仅关乎消费规模扩张，更需通过制度创新来释放结构性潜能。当前内需驱动正经历结构性跃迁，在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突破4亿人背景下，服务型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形态不断涌现，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型导向转向需求型适配。区域经济需以收入分配改革为支点，在初次分配中强化技能溢价与知识资本回报，通过再分配机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适老化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创新元宇宙经济、首发经济等消费场景和模式来激活潜在需求，加快构建从收入分配到消费能力、消费意愿的全链条转化路径。
从供给侧来看，消费升级的加速趋势与供给体系的结构性调整需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协同。随着消费需求由标准化、规模化向个性化、品质化跃迁，供给侧面临从产品逻辑到产业逻辑的系统性重构压力，既要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大脑等技术穿透产业壁垒实现价值链攀升，也要构建从需求识别到技术研发，再到产品迭代的数字化闭环系统。对区域经济而言，亟须打通以下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建立需求信号的精准捕捉机制，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行为建模等技术手段，提高需求预测的前瞻性和准确性，在细分消费领域形成精准供给能力；二是完善供给体系的弹性调整机制，推动产业链从传统B2C向“需求定义生产”转型，打造具备快速打样和动态产能调配功能的新型供给网络，使柔性制造能力与消费升级节奏形成共振。
从市场体系看，区域一体化与供需传导网络的协同演进是激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战略基石。当前市场分割导致的需求孤岛与供给冗余幷存的矛盾，制约了要素资源的全局配置效率。对此，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支点，加快打通供需传导的“堵点”。在物联通理层面，要求区域经济通过智慧物流、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降低时空摩擦成本；在制度协同层面，建立标准互认、数据互通的市场治理模式，消除隐性行政壁垒，畅通需求信号的跨区域传导；在价值链整合层面，以数字供应链云平台为载体，发展跨区域虚拟工厂模式，实现产业链的弹性组网与动态耦合。在区域经济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激发市场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构建起具有万亿级市场纵深和弹性韧性的新型供需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