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
中评社╱题：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 作者：薛力（北京），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不是大国竞争，而是文明竞争。各个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难以避免。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宣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将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中国应宣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征：这套秩序的维护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这是一种圈层结构，以中国为中心，主要辐射亚欧大陆中东部；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这套体系与现有国际体系整体上兼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全球秩序，包括双边、地区、领域与全球四个层次，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方式来构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同样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多方面影响中国外交。
二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为美国主导世界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美国的做法是：联合欧洲，吸收其他文明体参与，制定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竞争的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间竞争的特点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强化对自身文明的认同，世界转入不同文明体之间竞争与合作交替的时期，这是一个长周期。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显着特征，与其说是各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各个文明体之间的竞争，其主要表现是：各个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难以避免。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俄乌冲突就是局部冲突的典型表现，带有文明冲突的性质，是历史上新教-天主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之间长期冲突的回响。布热津斯基早就说过，乌克兰应该分为两个国家才能稳定续存。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事实：历史地看，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对外扩展史，莫斯科大公国的面积是1300平方公里。而到19世纪全盛时期俄罗斯的疆域已经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是原莫斯科公国的1.75万倍。现在的乌克兰，大部分领土来自俄罗斯帝国通过扩张后纳入版图。在苏联时代，出于种种考虑划给了乌克兰：东部工业区在列宁时代划归乌克兰是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西部与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接壤的地区则是斯大林时期出于国家管理的便利；克里米亚是赫鲁晓夫送给乌克兰的。这是普京发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一大原因。美西方则认为，二战后确定的领土边界应该得到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明竞争时代，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宣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略，不仅事关中国崛起的顺利程度与维持富强状态的成本，也事关中华文明在全球的长远角色地位。
中国应宣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或叫新礼治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性的且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兼容。
一、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与普世文明
严格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文明覆盖全球”的状况。人口分布的地理广度是衡量文明普世性的关键指标。从这一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全球散布的区域比其他文明更为广泛，相对而言，比较接近普世文明。
（1）伊斯兰文明的全球扩展主要是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其分布区域主要在亚欧大陆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蒙古帝国中一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汗国则促成伊斯兰文明在亚欧大陆的进一步扩展，典型如四大汗国（兀鲁思）、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帝国。但在现代性框架下，伊斯兰文明未能继续此前的扩展方式，转而主要以移民方式向全球扩展。
（2）基督教文明则不同，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因素促成了基督教文明从亚欧大陆一隅的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并把世界带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文明、发达”的欧洲的莫大嘲讽，也使得欧洲丧失了主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
（3）二战后的美国，顺理成章地从欧洲手中接过了世界领导权，并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还与苏联各自“组队”展开冷战。这场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告终。
（4）冷战的胜利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成了“新的罗马”，应该在全世界布道“美丽国的福音”，于是，先有克林顿时期的人权至上与人权外交，继而是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主导下的扩张性外交，典型如大中东民主计画、反恐战争、颜色革命。遗憾的是，人权外交毁誉参半，而扩张性外交并没有提升美国的领导力与全球声望，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声望。而且，反恐战争与次贷危机也大大弱化了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的能力与兴趣，滥觞于国父乔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回潮，先是布什主义被声称“不做蠢事”的奥巴马主义取代，接着高举“美国第一”大旗的特朗普主义又取代了奥巴马主义。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新孤立主义，以美国本土利益优先，外交行动也要让美国“有利可图、减少负担”。
（5）拜登上台后，内政上奉行的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外交政策在形式上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协调，但在“为己谋利、减少负担”上与特朗普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拜登政府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已从“全球领导国”演化为“国际事务头号协调员”，主要表现为：美国不再愿意为国际事务承当“兜底”责任，只想有选择性地做有限的付出；更多地强调自身与本土利益的维护；强化自身的文明特质与政治价值观；致力于构建具有圈层特征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
二、文明内卷的全球画卷
二战后，反帝反殖民浪潮促成了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浪潮加上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则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其中一些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政局稳定、教育程度高、奉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军事实力迅速提升、对自身文明的认同明显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大，因而渐渐有志于构建自己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在其周边地区，它们很难重复基督教欧洲过去五百年的全球扩展史，均属于典型的区域文明。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国家独立后在外交上就倾向于“构建自身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典型如阿拉伯国家），并在新世纪强化这一势头（突厥语国家是典型）。而一些文明型国家更是如此，莫迪执政后的印度是典型。
中国实力更强、发展势头更好，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取得的，因而中国的文明特征更受关注。中国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在东亚地区再次成为最为强大的国家，强烈影响着周边国家，并在许多方面提升全球影响力。
这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无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它们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并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思维逻辑，预判中国将重复基督教文化圈崛起国特别是德国、苏联的行为。因此，中国需要用时间来证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同于基督教徒的世界观，中华文明更具有包容性、中国主张的地区与全球秩序虽然有特色但能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容。而基督教世界则有必要尽量超越过去几百年形成的优越感与基督教一神论思维定势，以便更好地研究、理解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人的外交理念与政策措施的准确内涵。
三、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性质分析
历史地看，民族主义概念滥觞于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旨在把操不同方言、生活习惯不同、历史记忆不同、宗教信仰存在或大或小差异的勃艮第人、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科西嘉人等等统一在“法兰西民族”的帽子下，推翻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构建属于法国公民（包括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与第三等级）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民族主义在动员法国普通民众参与政治进程上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概念因而在欧洲生根、发芽、扩展，并在经过几波民族主义浪潮后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族群构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理论）依据。当代国际体系因而被称为民族国家体系。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现代民族国家，但事实上未必如此。
依据西方主要民族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逐日进行的全民公决”（厄内斯特·勒南），“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厄内斯特·盖尔纳）。从中可见，在这些民族主义理论家看来，民族概念缺乏公认的内涵，是基于国家建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不同国家会赋予不同的内涵。于是，单一族群如丹麦人、波兰人、大和人可以构成一个民族，包含多个族群的美国人也可以组成美利坚民族。
概而言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国家”，经过法国大革命而成为“民族国家”。经过几波民族主义运动后，主要存在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欧洲与美洲）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步演化为二战后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但不是国家存在的标准模式。一些具有辉煌历史的文明体，将会致力于构建基于自身文明特征的地区秩序，并在一些领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90%以上的人口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92%的中国人是汉族。因此，中国是典型的世俗国家，中华文明的主干是汉族文化，其主要成分是道儒释（特别是汉传佛教，以禅宗为典型）。
道儒释三大成分中，道家是底色，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兼及社会与国家的顺势治理。在道家看来，“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相转化，人应该“道法自然”，因此个人应该修身养性而达于天人合一，而君王治理天下时应该合于道，以此为圭臬，“无为而无不为”：（1）合于道者无不为，因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治理天下应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2）不合于道者无为，即无为而治，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佛教侧重人与内心的关系，禅宗则是道教化了的佛教，也吸纳了儒家的部分思想。其对中国人外交思维的影响相对较小，暂且不论。
儒家侧重人与人的关系，儒家理念因而成为中国人构建人际关系、治理国家与天下所凭籍的主要价值观。“礼表仁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它是关系本位而非（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个体本位。“仁”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仁”意味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张“和而不同”并注重相处过程中彼此的“舒适度”，而不是“强求一律并为此软硬兼施”。“礼”是为人处世的规矩，或曰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礼”经常与“仪”合称“礼仪”或者“仪礼”。礼与仪的关系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观察。《史记·礼书》云“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是基于横向视角，从感性与理性两方面分析礼与仪的来源。从纵向视角，还可以认定“仪”是“礼”的操作化。“礼”与“仪”均强调节制与分寸感。相形之下，“法家”理念与行为属于技术层次，为全球不同族群所共有。从阴阳视角看，儒家偏阳性，而道家与禅宗偏阴性。
圈层结构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在社会层面，以家族（宗族）为中心，通过一整套伦理道德与奖惩制度构建起以礼（仪）为核心的宗法秩序，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在国家层面，倡行“家国同构”：家庭关系有由亲到疏的“五服”与“九族”，天下也有由近到远的“五服”与“九服”。因此，几千年来中国人治理天下奉行的是与家族治理同样的逻辑，“立于仁、行于礼”。这种天下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而不是美国学者费正清发明的“朝贡体系”，费正清基于过去五百年欧洲向全世界扩展中重视商业利益的事实，不恰当地过分强调了中国历代朝廷与藩属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忽视了朝廷在经济上奉行“厚往薄来”行为的目的并非基于物质利益，而是维持以礼为特征的天下秩序的有效运转。因此，中国历史上通常由礼部和/或理藩院负责处理与包括藩属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礼治秩序不时被打破，但从未被摒弃。
中华文明是一种门槛比较高的独特文明，而且没有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机遇可用，因此，代表中华文明的中国，很难进行全球大扩张并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与地位、成为广被接受的全球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不大可能变成全球文明，中国未来的全球角色只能是“在全球有重大影响力的区域文明”。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甚至印度）的经济实力不能超越美国。一般认为，到2050年左右，中国、印度、美国将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
五、中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适应基督教世界主导的、滥觞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努力把自己变成“现代民族国家”。黄仁宇认为，经历这个过程的国家是在穿越“历史三峡”，犹如长江上的船只经过三峡，要经历许多激流与险滩。对于大国来说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00年。依照这种说法，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大约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民族国家不是普适性的国家形式，中国没有必要削自己几千年的文明之“足”来适应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民族国家之“履”。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并被亨廷顿继承的一个说法是，“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白鲁恂与亨廷顿的思维中明显带有“基督教优越论”色彩，但就这一判断而言，确实揭示了“中国归根到底是一个文明而不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事实。其实，“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也适用于印度、伊朗、土耳其等经历过辉煌时代、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吸纳现代性的一系列成果（它们大部分是基督教世界创造的）来实现文明的复兴，而不必在乎是否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
显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将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不追求取代与效法历史上的崛起国（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也很难做到。
六、五百年来的世界秩序
过去五百年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所有的崛起国都会提出一套自己的地区与世界秩序主张。欧洲国家构建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其特征是主要国家构建起自己的殖民体系，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的是欧洲模式，“脱亚入欧”的目的是像欧洲国家那样，以战争手段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体系，到二战时发展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而复制欧洲国家模式的日本，二战中的战败也就成了必然。
二战后，“世界中心”转到了美国。历史上，美国的孤立主义源于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后发展为把美洲当作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一战的胜利也没有让美国人放弃这种外交倾向。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使得大部分美国人意识到，孤立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本土安全，罗斯福才得以让美国参战。二战中，欧洲地区大量教育与科技人才流向美国，美国因而得以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教育、科技与文化中心，并在战后继续吸引全球人才向美国移民。
美国治理世界的方式不同于欧洲。外交理念上，体现为以“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民族自决”等为主要内容的威尔逊主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则成为美国在全球收割人心的利器。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在政治上体现为联合国为代表的政治与安全机构，金融领域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为关贸总协定及其升级版的世界贸易组织。军事上是军事同盟体系与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这显然比管理殖民地的“性价比”更高）。
软硬实力兼备的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领导国是必然的。问题在于，美国打造的战后国际体系主要基于基督教价值观与利益，有其内在的缺陷：天然地需要一个对手和敌人。美国成为二战后参加战争最多的国家，即与此相关。过多的国际干预为美国制造了新的对手与敌人，并消耗着美国的国力。从1970年代起，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整体上走向了下坡路，虽然在里根时期与克林顿时期有过短暂的恢复。但反恐战争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得美国转向了全球战略收缩，以便延续其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地位——但不再是以全球领导者的身份，而是以“国际事务协调员”的身份。
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增加，拉美地区（特别是巴西）、非洲地区（特别是尼日利亚超过南非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进入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虽然有些国家的发展波动较大）。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
经济原因迭加文明内卷，国际格局的显着特征，从大国间基于地缘政治的博弈，演化为文明之间的竞争。这将是本世纪的长期趋势。而中国的崛起又是其中的突出现象。
七、新时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主张
中国不可能重复欧美的崛起之路。在文明竞争时代，跨文明扩展成本大于收益。走和平崛起之路是必然选择，这体现为伙伴外交为代表的政治外交方略。经济上的“走出去”，中国也无法复制日本与韩国那种“由商社牵头企业抱团出海”的模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是必然选择，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出台的一大原因。
中国文化缺乏基督教一神论那种一定要在全世界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的“救世主情结”，因此缺乏全球扩张基因。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已经展示了自我更新能力与对不同时代的适应能力，其包容性明显强于基督教文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整体上并没有质变，包括近几十年来走出国门的那些“新华人华侨”，特别是其中“只身闯世界”的那些普通民众。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的礼治秩序，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相兼容，具有自己的文明特色，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并可能被一部分国家所效法。中华文明中的“无外”基因所展示出来的强大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有望构建出一个“新礼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征：这套秩序的维护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这是一种圈层结构，以中国为中心，主要辐射亚欧大陆中东部；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这套体系与现有国际体系整体上兼容。
新礼治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全球秩序。
八、如何理解关键外交概念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本着“奋发有为”的外交风格，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十一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传统文化、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经验、其他文明优秀等三方面的来源，构成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包括全球、地区、双边、特定领域等四个层次，以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五个领域。全球层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覆盖全人类、全球与各个领域。双边层次为中国与不同的单个国家之间，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地区层次为中国与特定地区之间：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非洲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特定领域指在某一特别领域或议题，如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后三个层次服务于第一个层次。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起54个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外交如何构建这四个层次的命运共同体？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是两大抓手。区别在于，伙伴外交侧重政治、安全领域，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外交；“一带一路”侧重经济、文化，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生态领域则是两者共同关注的领域。
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伙伴外交。伙伴外交始于1993年，在新时代发展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全球治理的实质是经济外交。“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治理的原则，展示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特色。
针对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的应对是：保持战略定力，分类施策。以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后者具有全球正当性，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难以反对的，至少不能公开反对。针对美国搞排他性俱乐部式的安全机制（如北约东扩、建立AUKUS、强化QUAD），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一种新安全观，基于合作、共同、综合、可持续安全。针对美国强化文明差异、推行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核心的圈层外交，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力主文明间互相交流、借鉴、共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形态。两者都源自中国，服务于中国，但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果，因而具有国际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形态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相对应，个中的“中”“西”差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各国应该依据自身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不会将之看作现代化的“标准范本”、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倡导各个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反对西方文明那种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文明优越论”。
总之，这十一个概念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政府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张与外交总目标，属于宏观层次的顶层设计。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大抓手，属于中观层面的外交方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总目标在发展、安全与文明领域的操作化，也构成了四大抓手在经济、安全与文化领域的升级版。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针对国内，但基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对中国外交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7月号，总第307期）
中评社╱题：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 作者：薛力（北京），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不是大国竞争，而是文明竞争。各个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难以避免。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宣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将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中国应宣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征：这套秩序的维护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这是一种圈层结构，以中国为中心，主要辐射亚欧大陆中东部；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这套体系与现有国际体系整体上兼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全球秩序，包括双边、地区、领域与全球四个层次，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方式来构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同样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多方面影响中国外交。
二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为美国主导世界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美国的做法是：联合欧洲，吸收其他文明体参与，制定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竞争的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国家间竞争的特点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强化对自身文明的认同，世界转入不同文明体之间竞争与合作交替的时期，这是一个长周期。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显着特征，与其说是各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各个文明体之间的竞争，其主要表现是：各个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难以避免。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俄乌冲突就是局部冲突的典型表现，带有文明冲突的性质，是历史上新教-天主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之间长期冲突的回响。布热津斯基早就说过，乌克兰应该分为两个国家才能稳定续存。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事实：历史地看，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对外扩展史，莫斯科大公国的面积是1300平方公里。而到19世纪全盛时期俄罗斯的疆域已经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是原莫斯科公国的1.75万倍。现在的乌克兰，大部分领土来自俄罗斯帝国通过扩张后纳入版图。在苏联时代，出于种种考虑划给了乌克兰：东部工业区在列宁时代划归乌克兰是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西部与波兰、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接壤的地区则是斯大林时期出于国家管理的便利；克里米亚是赫鲁晓夫送给乌克兰的。这是普京发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一大原因。美西方则认为，二战后确定的领土边界应该得到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明竞争时代，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宣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略，不仅事关中国崛起的顺利程度与维持富强状态的成本，也事关中华文明在全球的长远角色地位。
中国应宣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或叫新礼治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性的且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兼容。
一、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与普世文明
严格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文明覆盖全球”的状况。人口分布的地理广度是衡量文明普世性的关键指标。从这一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全球散布的区域比其他文明更为广泛，相对而言，比较接近普世文明。
（1）伊斯兰文明的全球扩展主要是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其分布区域主要在亚欧大陆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蒙古帝国中一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汗国则促成伊斯兰文明在亚欧大陆的进一步扩展，典型如四大汗国（兀鲁思）、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帝国。但在现代性框架下，伊斯兰文明未能继续此前的扩展方式，转而主要以移民方式向全球扩展。
（2）基督教文明则不同，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因素促成了基督教文明从亚欧大陆一隅的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并把世界带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文明、发达”的欧洲的莫大嘲讽，也使得欧洲丧失了主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
（3）二战后的美国，顺理成章地从欧洲手中接过了世界领导权，并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还与苏联各自“组队”展开冷战。这场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告终。
（4）冷战的胜利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成了“新的罗马”，应该在全世界布道“美丽国的福音”，于是，先有克林顿时期的人权至上与人权外交，继而是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主导下的扩张性外交，典型如大中东民主计画、反恐战争、颜色革命。遗憾的是，人权外交毁誉参半，而扩张性外交并没有提升美国的领导力与全球声望，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声望。而且，反恐战争与次贷危机也大大弱化了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的能力与兴趣，滥觞于国父乔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回潮，先是布什主义被声称“不做蠢事”的奥巴马主义取代，接着高举“美国第一”大旗的特朗普主义又取代了奥巴马主义。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新孤立主义，以美国本土利益优先，外交行动也要让美国“有利可图、减少负担”。
（5）拜登上台后，内政上奉行的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外交政策在形式上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协调，但在“为己谋利、减少负担”上与特朗普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拜登政府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已从“全球领导国”演化为“国际事务头号协调员”，主要表现为：美国不再愿意为国际事务承当“兜底”责任，只想有选择性地做有限的付出；更多地强调自身与本土利益的维护；强化自身的文明特质与政治价值观；致力于构建具有圈层特征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
二、文明内卷的全球画卷
二战后，反帝反殖民浪潮促成了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浪潮加上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则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其中一些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政局稳定、教育程度高、奉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军事实力迅速提升、对自身文明的认同明显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大，因而渐渐有志于构建自己的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在其周边地区，它们很难重复基督教欧洲过去五百年的全球扩展史，均属于典型的区域文明。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国家独立后在外交上就倾向于“构建自身文明圈组织与文明圈秩序”（典型如阿拉伯国家），并在新世纪强化这一势头（突厥语国家是典型）。而一些文明型国家更是如此，莫迪执政后的印度是典型。
中国实力更强、发展势头更好，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取得的，因而中国的文明特征更受关注。中国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在东亚地区再次成为最为强大的国家，强烈影响着周边国家，并在许多方面提升全球影响力。
这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无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它们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并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思维逻辑，预判中国将重复基督教文化圈崛起国特别是德国、苏联的行为。因此，中国需要用时间来证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同于基督教徒的世界观，中华文明更具有包容性、中国主张的地区与全球秩序虽然有特色但能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容。而基督教世界则有必要尽量超越过去几百年形成的优越感与基督教一神论思维定势，以便更好地研究、理解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人的外交理念与政策措施的准确内涵。
三、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性质分析
历史地看，民族主义概念滥觞于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旨在把操不同方言、生活习惯不同、历史记忆不同、宗教信仰存在或大或小差异的勃艮第人、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科西嘉人等等统一在“法兰西民族”的帽子下，推翻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构建属于法国公民（包括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与第三等级）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民族主义在动员法国普通民众参与政治进程上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概念因而在欧洲生根、发芽、扩展，并在经过几波民族主义浪潮后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族群构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理论）依据。当代国际体系因而被称为民族国家体系。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现代民族国家，但事实上未必如此。
依据西方主要民族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逐日进行的全民公决”（厄内斯特·勒南），“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厄内斯特·盖尔纳）。从中可见，在这些民族主义理论家看来，民族概念缺乏公认的内涵，是基于国家建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不同国家会赋予不同的内涵。于是，单一族群如丹麦人、波兰人、大和人可以构成一个民族，包含多个族群的美国人也可以组成美利坚民族。
概而言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国家”，经过法国大革命而成为“民族国家”。经过几波民族主义运动后，主要存在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欧洲与美洲）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步演化为二战后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但不是国家存在的标准模式。一些具有辉煌历史的文明体，将会致力于构建基于自身文明特征的地区秩序，并在一些领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