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虎论两制台湾方案：具有人民性
中评社香港6月25日电（记者 郭至君）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义虎不久前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现状与特点”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时指出，中评社在汪道涵老先生指导下创立，连接两岸四地、国际华人社会，集采港澳经验，具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优势。中评智库基金会一直注重理论研究，和两岸四地学者、华人学者保持密切互动和联络，具有“推动历史的春秋智慧”。
李义虎说，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他认为，“一国两制”既要坚持，更要注重完善。以香港为例，通常以二分法为分析框架，理解中央管制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如今香港更强调中央管治权，意味着过去比较强调高度自治权，按邓小平当年的预估设想，中央主要管外交和国防，如今作为一个制度体系，香港的“一国两制”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完善，增加“国安”内容，因此出台香港国安法进行修正或矫正。“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要吸收港澳的先行经验，但也要根据台湾问题的实际确立其制度体系，应有外交、国防、国安三位一体的内容，“国安”要从系好第一粒扣子开始。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台湾方案要根据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去探索和构建，我一直强调“要单独构建”，一方面要汲取香港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要与香港模式有所区隔。在这方面，学界可以贡献不同的论述和建议，重点是提出一套崭新的制度体系。
李义虎认为，“一国两制”方案强调知行合一。使用“方案”而非学术界惯用的“模式”或“经验”，意味着“一国两制”方案不仅是理论探讨，而且要落实于实践。知与行要高度合一，意味着要求理论和政策两方面的重大突破和进展。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顶层设计先行，要有智库参与，而在香港回归之时缺乏智库对话，导致理论探讨少、结合少，先期理论准备和政策储备少，最后演变成2019年“黑暴事件”，留下经验教训。另外，顶层设计虽很重要，但底层设计也很重要，要有管用的执行机制；某种意义上讲，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要同步进行，在这两个方面都要有突破。
李义虎强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和平方案，绝非战争方案或准战争方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定要有和平发展到和平统一两个阶段，有政治谈判和统一后治理两个时期，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只要一个阶段就行了。我国舆论场目前存在部分思想混乱现象，部分错误的、扭曲的、失真的观点要澄清，一定要向台湾人民、国际社会传递，“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和平的方案、善意的方案、解决历史性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累积矛盾的方案、准备打仗的方案。
李义虎指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具有包容性。受岛内和国际舆论场、认知战的影响，我们对“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的解释力有些弱，有些被动。岛内多次民调显示，60%的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方案，因自李登辉起开始污名化“一国两制”，导致民众存在“台湾问题香港化”的错误认知。李登辉污蔑“一国两制”就两个字：“香港”，他甚至不用更多的论述。在话语权方面，要重视战略传播和话语塑造，尤其要强调“一国两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场罕见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国两制”正是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产物。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时期是邓小平脑力最活跃，新思想新主张不断涌出的时期。而且，回归“一国两制”提出的初心，邓小平的设想是要和平解决争端，让“一国两制”在国际上树立先例。如今论述重点应在“一国两制”的增量，而非存量；不是简单地说有什么好处，而是台湾同胞在增量中受益。从思维导向上看，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要强调底线思维，而且要强调底线思维和区间思维的高度结合，和平统一需要做当局工作，更要做好民心工作、智库工作。
就目前来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以我为主的方案。两岸要共同探索和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目前台湾统派人数较少，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微弱，因此要强调和台湾重量级智库探讨对话，但要强调以我为主，两岸共议。最后补充一下，“一国两制”的研究应是“一国两制三议程”，而非“一议程”，台湾方案一定要单独构建在港澳模式之外，尤其是要区隔于香港模式。应当和台湾各界共同民主协商、缔造出一个新的方案，让两岸人民共同参与、共同享受其带来的好处和成果。
中评社香港6月25日电（记者 郭至君）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义虎不久前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现状与特点”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时指出，中评社在汪道涵老先生指导下创立，连接两岸四地、国际华人社会，集采港澳经验，具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优势。中评智库基金会一直注重理论研究，和两岸四地学者、华人学者保持密切互动和联络，具有“推动历史的春秋智慧”。
李义虎说，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他认为，“一国两制”既要坚持，更要注重完善。以香港为例，通常以二分法为分析框架，理解中央管制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如今香港更强调中央管治权，意味着过去比较强调高度自治权，按邓小平当年的预估设想，中央主要管外交和国防，如今作为一个制度体系，香港的“一国两制”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完善，增加“国安”内容，因此出台香港国安法进行修正或矫正。“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要吸收港澳的先行经验，但也要根据台湾问题的实际确立其制度体系，应有外交、国防、国安三位一体的内容，“国安”要从系好第一粒扣子开始。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台湾方案要根据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去探索和构建，我一直强调“要单独构建”，一方面要汲取香港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要与香港模式有所区隔。在这方面，学界可以贡献不同的论述和建议，重点是提出一套崭新的制度体系。
李义虎认为，“一国两制”方案强调知行合一。使用“方案”而非学术界惯用的“模式”或“经验”，意味着“一国两制”方案不仅是理论探讨，而且要落实于实践。知与行要高度合一，意味着要求理论和政策两方面的重大突破和进展。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顶层设计先行，要有智库参与，而在香港回归之时缺乏智库对话，导致理论探讨少、结合少，先期理论准备和政策储备少，最后演变成2019年“黑暴事件”，留下经验教训。另外，顶层设计虽很重要，但底层设计也很重要，要有管用的执行机制；某种意义上讲，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要同步进行，在这两个方面都要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