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研讨：新战略环境下中欧关系前景如何？
中评社北京12月2日电（实习记者 王熙 刘帅颖）日前，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欧洲研究所主办的“新战略环境下欧洲政治及中欧关系前景”主题学术研讨会于线上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宏松、对外经贸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生、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张金岭和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王泽相分别从数字经济、社会契约与气候政治等方面探讨了一些欧洲区域性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宏松围绕数字技术标准地缘政治化、美欧针对中国采取的措施及中国的应对措施三方面对数字经济标准制定领域的中美欧竞争分享看法。
刘宏松指出，技术标准是战略形成的中心，它规定了技术使用的界限以及使用的技术类型，而中国在数字技术标准领域的概念、模式及影响力与欧美均存在分和竞争。对此，欧美等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面对中国在数字化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比如欧盟出台了《2030数字指南针》《欧盟标准化战略》等一系列文件，展现出了强化欧洲主权的决心。具体表现有三点：第一，数字技术标准安全化。为了阻止中国技术标准在国际上扩散，美欧给中国扣上“向外国输出技术威权主义”的帽子，将中国数字技术标准作为一种威胁；第二，在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制造障碍。比如，在标准提案方面，美国指责中国提交了大量的低质量提案，并引入尽职调查流程，限制中国提案数量。欧盟主张纳入非技术相关方参与国际标准治理，并且要均衡纳入社会利益相关者，以提高标准制定过程的开放性、透明度和包容性；第三，开展数字外交，建立新的合作机制。比如，美国和日本在2021年5月正式签署了《美日竞争力与韧性合作协议》，欧盟也与日本建立了欧日数字伙伴关系，通过数字官方发展援助等方式联系第三方，将欧盟与日本的资源技术、资金及各自业务网络投入第三方市场，以解决技术和标准化问题。
刘宏松表示，对此，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美欧将数字标准政治化的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同步进行标准协调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中国与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希腊等12个国家签署了技术标准认可协议；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开展了一系列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肯尼亚的数据中心、巴基斯坦的光纤电缆、泰国的5G测试点等等。此外，积极展开中国特色数字外交，协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标准化差距。比如，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标准平台，以促进双边标准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机制或组织，推动扩大包容性的标准合作。最后，增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SDOs）中的整体性参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参与度不断提升，甚至在三大标准化机构中均有中国人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在一些关键小组和实际标准制定工作组中仍缺乏中国人的身影。所以，中国未来的重心不能只落在国际组织领导人的竞争上，在各技术小组中的参与度也要逐步提高。
赵永生认为，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演变，数据不仅需要付费，更是成为一个主权的象征。中国近年来的数字经济发展除了依靠自上而下的外生需求外，也源于企业生存所必要的数字化趋势。而法国，或者说是欧洲，则更侧重于条规方面。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张金岭聚焦于目前欧洲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持续加剧为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的现象，从不平等现象及其背后的系统性危机和欧洲各方对重塑社会契约以进行危机治理的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张金岭指出，当下欧洲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机、最深刻的一种结构性变化，而它不平等现象表现得特别突出，最突出的经济不平等，尤其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之间的不平等。在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各个领域的人开始想要重塑社会契约，理顺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障碍与困顿，实现以往的这种相对平稳的一种发展秩序。在他看来，欧洲各方所表达出的诉求基本上会有三个方面的指向：第一，要求制度重塑。通过制度的调整与完善，解决包括不平等在内的诸多社会危机。实际上，相关改革可能确实能够纠正一部分不平等现象，但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因为形式不平等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所掌握的实际不平等，所谓的制度重塑也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寻求相对平衡的策略而已；第二，进行政治重塑。要求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强化国家和政府的职责。但国家与政府责任的履行实际上仍然受制于资本的权力游戏，因为选举政治所推动的权力更迭，总体上还是服务于资本的核心利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谓的真正公平也很难实现；第三，劳动价值方面的重塑。让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华人拥有应有的劳动尊严和应有的劳动价值。但资本掌控下的技术进步是一定能实现人的解放，还是对人造成新的形势压迫，需要继续思考。这是三个不同重塑社会契约的方向的共性与局限性。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王泽相探讨了欧盟碳关税政策所折射出的欧盟整体气候变化政策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的困境，以及欧盟碳关税政策未来可能的走向。
王泽相认为，在欧盟碳关税政策提出伊始，主要只面临着两方面的障碍：一是碳关税政策是否和WTO体系相符合，是否会引起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及报复性政策；二是在欧盟内部仍然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尤其是一些成员国和企业认为，如果为了实行碳关税而开始取消目前欧盟碳市场政策中的免费配额，则会增大欧盟企业的成本压力，并弱化国际竞争力。而在最近一年多，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所面临的整体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经历了剧烈变化，对碳关税政策的实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国际能源价格自2021年开始快速上涨，并2022年俄乌冲突后进一步失控，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胀与经济衰退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欧盟企业对于取消碳市场免费配额的忧虑；另一方面，2022年8月美国通过了通胀降低法案，对欧盟的碳价减排路线提出了挑战，进一步加深了欧盟企业和市场全球竞争力劣势。
中评社北京12月2日电（实习记者 王熙 刘帅颖）日前，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欧洲研究所主办的“新战略环境下欧洲政治及中欧关系前景”主题学术研讨会于线上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宏松、对外经贸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生、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张金岭和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王泽相分别从数字经济、社会契约与气候政治等方面探讨了一些欧洲区域性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宏松围绕数字技术标准地缘政治化、美欧针对中国采取的措施及中国的应对措施三方面对数字经济标准制定领域的中美欧竞争分享看法。
刘宏松指出，技术标准是战略形成的中心，它规定了技术使用的界限以及使用的技术类型，而中国在数字技术标准领域的概念、模式及影响力与欧美均存在分和竞争。对此，欧美等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面对中国在数字化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比如欧盟出台了《2030数字指南针》《欧盟标准化战略》等一系列文件，展现出了强化欧洲主权的决心。具体表现有三点：第一，数字技术标准安全化。为了阻止中国技术标准在国际上扩散，美欧给中国扣上“向外国输出技术威权主义”的帽子，将中国数字技术标准作为一种威胁；第二，在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制造障碍。比如，在标准提案方面，美国指责中国提交了大量的低质量提案，并引入尽职调查流程，限制中国提案数量。欧盟主张纳入非技术相关方参与国际标准治理，并且要均衡纳入社会利益相关者，以提高标准制定过程的开放性、透明度和包容性；第三，开展数字外交，建立新的合作机制。比如，美国和日本在2021年5月正式签署了《美日竞争力与韧性合作协议》，欧盟也与日本建立了欧日数字伙伴关系，通过数字官方发展援助等方式联系第三方，将欧盟与日本的资源技术、资金及各自业务网络投入第三方市场，以解决技术和标准化问题。
刘宏松表示，对此，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美欧将数字标准政治化的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同步进行标准协调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中国与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希腊等12个国家签署了技术标准认可协议；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开展了一系列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肯尼亚的数据中心、巴基斯坦的光纤电缆、泰国的5G测试点等等。此外，积极展开中国特色数字外交，协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标准化差距。比如，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标准平台，以促进双边标准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机制或组织，推动扩大包容性的标准合作。最后，增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SDOs）中的整体性参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参与度不断提升，甚至在三大标准化机构中均有中国人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在一些关键小组和实际标准制定工作组中仍缺乏中国人的身影。所以，中国未来的重心不能只落在国际组织领导人的竞争上，在各技术小组中的参与度也要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