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鸣：努力管控中韩关系中的新挑战与风险
中评社上海9月22日电/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教授日前在国际会议中发表了题为《努力管控好中韩关系中的新挑战与风险》的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一、三十而立、厚实的经济与人文基础及不稳固的战略关系
三十年的关系从早期的生疏、惊奇、相互包容、仰慕阶段，到中期的苦涩、摩擦、磨合与扩大合作，到进入近期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密切人员往来，但战略猜疑升高，战略合作空间收窄的时代。这种高度两元化、分叉化的关系结构将长期存在。
原因是双方关系太亲近（历史－文化－地缘－经济），经历、认知、知识传承、立场、利益与冷战以来的结构相互纠缠，更重要的是，两国政治与社会结构、国际上的战略站队、官员与民众对发生在相互之间与国家内部的事件、政策、处理方式有较大的认知差异。
三十而立是指个人的处事风格、能力、认知判断的逐渐成熟，但对于密切相处的两个人或两个国家，在相处、瞭解、处理问题过程中，可以变得成熟、适应、默契；但也可能完全发现无法相互适应，特别是相差较大的国家存在不对称的不适应性，小国更难适应于大国。
二、实事求是的应对矛盾、冲突，降低期待度，协力合理管控
这些差异、矛盾单靠经济上巨大的依赖与紧密度、人文交流、官方对话与定下一系列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如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加强沟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都难以解决。所以，双方领导人都要知道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艰难性、浸润性，无法高度期待改变对方，只能确保涉对方政策与行动变化的低震荡性、调和性、自制性、缓冲性，以管控内部的反弹破坏度，维持相互利益的基本面与政治面子，进行提前疏导与事后的管控。不要定太高、太长期的目标。中韩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不太会达到中美与中日关系这种战略对抗程度，这是令人心慰的。
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在加剧，风险在增大，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均会优先把同核心国家的关系发展、高科技投资与力量资源配置纳入对抗竞争的大盘中进行观察与考量，这势必导致中韩、美韩关系发展中的“零和博弈”状态的形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目的似乎要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西方自由价值观，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霸权利益与地位，防止中国在实力与地位上与其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价值观与规则更多是打压竞争方的工具，是虚的外表。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面对霸权利益与价值观权衡时，始终是把美国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在驻韩美军军费分担，还是在这次落实《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过程中，优先是美国的经济、战略利益，而不是盟国，小国的利益。所以，把国家的身家性命都赌到美国的大盘上，被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俄罗斯打冷战的竞争，并不符合东亚国家的利益。
韩国在其中将不得不选边，略有不慎，完全可能导致某一方的不满。韩国需要在中国、美国、朝鲜这三者之间找到三赢的平衡点，否则就可能会单赢与双输的结局。尹政府要开展堂堂正正外交，成为全球中枢国家，但优先是需要在东亚成为各方可信赖的“中枢国家”。当然，中国如果处理失当，将失去一个相对战略中立、和睦的发达邻国，在东北亚、南海、台海、中印边境遇到挑战过程中，又会增加新的矛盾。
尹锡悦担任总统后，韩国外交战略或外交重心有很大的变化：扩大融入美国－西方全球战略及其体系；朝鲜不再是重中之重，对朝以大棒加胡萝卜手段代替完全的和解政策；降低对华政治上亲近度，确保经济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进行地缘经济安全的调整；提升同日本的战略关系。在涉华政策上：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与国际规则来塑造中韩关系；要求中国尊重韩国的安全权利与民族尊严；要求中国加大对朝的施压与制裁。
而中国的战略重心是抗衡来自于美国与西方全方位的战略遏制与经济脱钩政策，保证与捍卫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强化与深化多边主义、区域主义的合作与维护全球化生成的供应链，反制单边主义，西方自定的国际规则及出于冷战化的地缘经济阵营演进；反击对中国主权的干预，积极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推进经济发展的双循环，降低对美国的科技依赖度；在朝鲜半岛方向，稳定与和平仍然是最基本目标，不支持朝鲜的核导发展与美韩强化核延伸战略。在美国战略上、经济上高压中国的背景下，应对朝核不再是外交重点。
对比来看，双方的位移较大，战略的重合面在缩小。但到目前为止，双方外长、领导人的讲话，行动还是非常谨慎的，都不希望关系脱轨。都瞭解稳定双方关系的重要性比改变双方的行为与立场更重要。习近平主席今年或明年能否访韩，对两国关系走向是有积极推动力的。安美经中的结构中短期难以改变，美国搞对华脱钩有其地缘政治与战略的逻辑性，其大公司在全球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即使付出一定的成本，仍然能够保证利润。韩国在全球与东亚市场的回旋余地不大，现在贸易与投资的机遇，在跟着美国的脱钩那样走，最终是得不偿失。确实，中韩许多潜在的问题，或半岛潜在的危机，美国对韩国施压，在一系列核心议题上选边都是对韩国智慧、外交技巧、判断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耐心、宽容、处置问题的驾驭能力的测试。
所以，由双方高级安保官员与领导人就重大分歧议题进行全面研究，磋商，以形成管控方案，是非常必要与急迫的。另外，在半导体与矿物的供应链、2.0版的自由贸易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规则、引领RCEP早期收获共同倡议、环保与气候变化、渔业、海上划界、影视片开放交易等议题上需要加快谈判与对话，争取形成谅解性的共识，取得进展。在军方对话与非传统安全演习、设立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人员的交流平台、双方青少年与教师在中韩传统文化知识领域互访学习等方面，也应该探索多形式、能够产生实际成果的机制。
中评社上海9月22日电/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教授日前在国际会议中发表了题为《努力管控好中韩关系中的新挑战与风险》的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一、三十而立、厚实的经济与人文基础及不稳固的战略关系
三十年的关系从早期的生疏、惊奇、相互包容、仰慕阶段，到中期的苦涩、摩擦、磨合与扩大合作，到进入近期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密切人员往来，但战略猜疑升高，战略合作空间收窄的时代。这种高度两元化、分叉化的关系结构将长期存在。
原因是双方关系太亲近（历史－文化－地缘－经济），经历、认知、知识传承、立场、利益与冷战以来的结构相互纠缠，更重要的是，两国政治与社会结构、国际上的战略站队、官员与民众对发生在相互之间与国家内部的事件、政策、处理方式有较大的认知差异。
三十而立是指个人的处事风格、能力、认知判断的逐渐成熟，但对于密切相处的两个人或两个国家，在相处、瞭解、处理问题过程中，可以变得成熟、适应、默契；但也可能完全发现无法相互适应，特别是相差较大的国家存在不对称的不适应性，小国更难适应于大国。
二、实事求是的应对矛盾、冲突，降低期待度，协力合理管控
这些差异、矛盾单靠经济上巨大的依赖与紧密度、人文交流、官方对话与定下一系列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如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加强沟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都难以解决。所以，双方领导人都要知道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艰难性、浸润性，无法高度期待改变对方，只能确保涉对方政策与行动变化的低震荡性、调和性、自制性、缓冲性，以管控内部的反弹破坏度，维持相互利益的基本面与政治面子，进行提前疏导与事后的管控。不要定太高、太长期的目标。中韩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不太会达到中美与中日关系这种战略对抗程度，这是令人心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