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香港需要重新定位 保障国际金融中心
中评社香港6月24日电（作者 梁帆）6月8日，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王平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并发言表示，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角色由于政治和经济等主要条件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定位，重点保障金融中心。
王平指出，香港回归25年，就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与实践而言，无疑是成就巨大的。“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长期坚持，即使面对美西方势力的恶意挑战，依旧不改初衷，显示了博大的胸怀与战略定力。但是就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角色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等主要条件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香港需要重新定位。祗有定位清晰了，才能围绕这个定位设置或寻求政策配套，香港也可以顺应这个定位，谋求更好的发展。
王平从香港的定位和目前出现的隐忧，分析出香港面对六个重大变化。第一，国际环境变化了。以往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设计水平远在非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内地之上，推动全球化有利于这些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获得成本、税收和环保方面的优惠，进而获得更大的利润。但是当中国内地从低端的世界工厂向中高端提升，发达国家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全球化浪潮中，在利润的获取上逐步失去了优势；如果不改变游戏规则，在可见的未来很难扭转这种态势。所以，一群以往极力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纷纷强化关税壁垒，逆全球化又成为浪潮。而航运与转口贸易作为曾经的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二，其重要支撑就是全球化浪潮；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时，香港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负面影响。
第二，经济支柱变化了。香港经济曾经对中国内地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大量资金来自香港，很多生产技术、经营模式、企业管理经验都对内地重夯工业化基础、快速推动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香港作为当时中国大陆还基本没有的集散港，为中国内地经济的向外拓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个阶段，香港不仅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四大经济支柱除了地产，还有航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而金融中心正是因为有了航运和转口贸易才有了坚实的支撑。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中的航运气势宏大，曾经多年蝉联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无论形态、理念还是规模，都令世界瞩目。而转口贸易，受益于内地工业化进程与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为香港经济赚取了大量利润。但是随着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两个支柱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已经不再具备优势甚至落后了，且成本居高不下。前几年被视为新的经济支柱的旅游，其实主要的支撑来自内地游客。客观地说，随着内地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无论航运还是贸易，香港在中国的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条件对香港支柱产业的塑造，也随着特殊政治条件的改变而弱化了。香港对国家整体战略的影响，有越来越单一化的趋势，金融服务业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独秀。
第三，中美进入极限相持阶段。美国精英层很明显已经形成共识，就是未来唯一可能动摇美国世界第一地位的祗有中国。如果说1980最早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里根更多地是为了感性的吸引，2016年特朗普则用这个口号表达了与中国争斗到底的决心。王平说，在2019年11月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就以“极限相持”为标题描述中美之间已经展现的这种状态。所谓极限相持，简单而言就如同两个长跑选手，在靠近终点且难分胜负的时候，缠斗是最激烈的：因为双方都有机会，所以都会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限，极尽所能压制对方。在这个胜负尚不明朗的“极限相持”的阶段，双方的争斗欲望最强，也是最容易出现冲撞等意外的阶段。祗有当双方分出高下、拉开距离，这种“极限相持”的强度才会下降。而西方领导世界几百年的历史终结者也很可能是中国，参与“极限相持”阶段缠斗的将不仅仅是美国，美西方联手遏制中国复兴的态势也很明显。
第四，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了。香港经济规模占国家总体经济规模的比例大幅下降，据相关资料，1993年香港的GDP占当时中国内地GDP的27%，如今应该不到2.7%。就是说，香港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变了，全球化时代高度有利于航运与转口贸易的国际环境也变化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强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香港。而在香港的航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这两个经济支柱弱化，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与内地没有太大直接关联的情况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是更加凸显。
第五，香港工业化的条件改变了。以2002年摩托罗拉关闭香港工厂为标志，香港失去了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最后机遇。从目前的研究看，跳跃式的工业化发展是难以真正实现的，香港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了内地造成空心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的产业无以为继。就目前的人力资源水平与人工成本看，香港的人力资源水平相对适合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制造业，但是香港的人工成本早已经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就是说，想让一批已经收取第二次工业革命薪水的人力回过头去接受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较低的工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而香港只能满足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人力资源也难以支撑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对创新发展的知识需求。因此，香港再工业化的机会微乎其微，只能通过融入大湾区来实现改善。
第六，美英打压香港的心态更加强烈。经过2014年的“占中运动”，特别是2019年的香港“黑暴”，美西方通过搞乱香港经济与政治以牵制中国崛起，或控制不住就将之毁坏的意图非常明显。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对稳定香港的政治环境产生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由于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势力对香港已经难以置啄，“揽炒”的心态应该会更加强烈；而对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强建设以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就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
香港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王平表示，香港回归之前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平稳过渡，一切都是以此为中心。而且，当时的内地对于管理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认同程度远高于自己的香港，缺乏足够的信心，也真心希望港人能够自己治理好回归之后的香港。
王平认为，在后过渡期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在回归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宗旨指导香港的定位与发展，从探索的角度看是合适的。但是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香港如果继续“以不变应万变”，不能通过对自己的重新定位进行适应性调整，无论对国家、对香港，都是不利的。因此，面对上述变化了六大状况，国家需要对香港有一个再定位或者说新的精准定位，而不是长期使用笼统的原则性表态。
王平表示，香港长期以来都是内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截至2020年底，来自香港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13，013亿美元，占全国总额56%（香港贸发局资料），因此香港的金融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极其重要。对于这个的重要性，不仅中国内地和香港看得到，美英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领军者也不可能看不到。在中美进入极限相持阶段的今天，从俄乌战争的现象看，美国对于击垮对手的欲望极其强烈，动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动用金融手段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可以的选项。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遭遇挑战
王平谈道，近期香港纷传大量涉及金融的专才与公司移往新加坡，舆论开始关注香港会不会“被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问题。中评智库的大数据也专门就人才的空巢化问题，做了数据搜集与分析。
第一，动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符合美国战略亦有利英国发挥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内地非常重要，在中美极限相持的竞争状态下，以新加坡替代香港有利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以前港英政府直接管治香港，将香港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无疑对英国更为有利，英国能够通过为内地迅速发展的制造与贸易提供服务直接获利。但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后，特别是在中央落实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情况下，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力无疑已经大幅下降，而新加坡目前依旧是英联邦国家，在政治体制与“亲缘”上就超过了香港。美英目前对香港问题已经无缘置喙，打残香港、扶持新加坡就很可能成为美英刻意推动的战略规划。
第二，新加坡金融业表现异常。有资料称，2021年新加坡外汇期货交易1.52亿美元，自2019年就获得了全球第三大外汇市场的地位；2021年底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2000亿，取代香港成为最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2021年金融服务业就业人员创造了近一万个新增岗位，这对于人口五百七十万的新加坡来说是不成比例的。
第三，替代的意念并非今天才有。九七之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曾经就国际仲裁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问题达成相关协议，但当时就盛传英国有意将国际仲裁中心移往新加坡。当时普遍认为，如果缺少了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对内地的银团贷款会受到重大影响。既然最后是通过协议保留了香港的国际仲裁中心地位，说明为了打消这个替代的念头，双方是有商讨及利益交换的。就是说，从战略谋划的角度看，用新加坡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设想并非今天才有，英国当时就有用新加坡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某些功能的意图，只不过现在的幕后主导变成了美国。
新加坡具有取代香港的主客观条件
王平认为，新加坡替代香港的威胁是否存在，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至少是需要通过系统而细致的调研，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
第一，新加坡本身具有取代香港的客观条件。比如新加坡自然条件与香港类似，地理上的经度位置与香港近似，同样可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的中继站。在气候上、地形上都与香港类似，且华人占社会主流。新加坡政治体制与美西方更加接近，而全球金融体系是美西方建立与掌控的。客观而言，从很多金融从业者个体的价值认同，与金融公司的业务安全，包括英美对新加坡能够施加的影响力等因素，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利于新加坡。
第二，新加坡通过主观努力创造的营商环境不在香港之下。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对人才的引进与挽留政策远较香港为佳，因此部分香港的金融从业者和金融公司流向新加坡，是可以理解的。且新加坡长期以来亦有与香港在金融领域一较高下的雄心，一直在金融领域颇为努力。
第三，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可能被美国当做棋子。从俄乌战争看，美国以及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堪称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为了维护世界老大地位与美元霸权，对中国已经开始全面围堵；且从特朗普与拜登至今对中国的所做所为来看，将香港当作一个棋子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将香港剔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会给中国内地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就不能排除美国会采取这种手段。
第四，东南亚制造业与贸易的扩张夯实新加坡金融业的基础。金融业需要实体经济及大额贸易的支撑，而在制造业从中国内地外移，东南亚的制造业与贸易对金融服务需求大增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选择作为英联邦国家之一的新加坡替代香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迁移造成的损失。
王平说，虽然相关专家对美国会不会最终动用“金融核武器”，将香港剔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有不同看法，主要理由是美英在香港都有巨大利益，如果将香港剔出，美英本身的损失太大。但依旧处在“极限相持”的状态下，主要取决于美国如何评估将香港剔出美元交易系统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成效。目前数量不详但是已经引起社会关注的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外移新加坡，到底是疫情封关的短期影响？是国安法引起的安全担忧？还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刻意推动的战略替代？目前还不能贸然定论，但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精准调研与统计，然后作出判断。
王平建议，北京应该迅速组织中央金融职能部门与香港金融机构组成小组就香港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迁移新加坡的现象展开专题研议。香港经济与金融机构负责人，组织人手迅速搜集、提供准确的香港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相关机构迁移新加坡的数量与质量；在精准获取香港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相关机构迁移新加坡的数量与质量的基础上，中央与香港共同作出判断并研议对策：
第一，人才与机构外移对香港金融业已经产生的实际影响？并确认这是个人或机构的短期避险行为，还是美英意图以新加坡逐步取代香港，为中国与美西方竞争到一定程度时将香港剔出SWIFT国际结算系统，暗中提前实施推动的战略布局？
第二，如果确认是个人或机构的短期避险行为，香港需要研议在挽留金融人才与金融机构、相关机构方面，应该做出那些改善？
第三，如果确认是美英刻意推动的以新加坡取代香港的战略布局，中央则要会同香港商议并共同制定对策，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中央高层允许的特别政策支持，以遏制美英布局的实现，包括相关问题的介入与妥协。由于涉及中美中英等国家力量的博弈，需要高层级领导进行协调指挥与落实。
王平总结道，2017年4月他参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讨会时，论文的题目是《中华民族复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探讨北京需要明确国家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香港对国家的最重要作用是什么？就是说，面对变化了的诸多条件，在香港需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大背景下，香港需要重新定位，并且围绕这个定位设置政策与策略。但是至今，还是没有一个明确、严谨、全面的系统论述与规划。他强调，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而从目前的状况看，重中之重就是保障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中评社香港6月24日电（作者 梁帆）6月8日，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王平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并发言表示，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角色由于政治和经济等主要条件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定位，重点保障金融中心。
王平指出，香港回归25年，就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与实践而言，无疑是成就巨大的。“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长期坚持，即使面对美西方势力的恶意挑战，依旧不改初衷，显示了博大的胸怀与战略定力。但是就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角色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等主要条件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香港需要重新定位。祗有定位清晰了，才能围绕这个定位设置或寻求政策配套，香港也可以顺应这个定位，谋求更好的发展。
王平从香港的定位和目前出现的隐忧，分析出香港面对六个重大变化。第一，国际环境变化了。以往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设计水平远在非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内地之上，推动全球化有利于这些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获得成本、税收和环保方面的优惠，进而获得更大的利润。但是当中国内地从低端的世界工厂向中高端提升，发达国家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全球化浪潮中，在利润的获取上逐步失去了优势；如果不改变游戏规则，在可见的未来很难扭转这种态势。所以，一群以往极力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纷纷强化关税壁垒，逆全球化又成为浪潮。而航运与转口贸易作为曾经的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二，其重要支撑就是全球化浪潮；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时，香港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负面影响。
第二，经济支柱变化了。香港经济曾经对中国内地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大量资金来自香港，很多生产技术、经营模式、企业管理经验都对内地重夯工业化基础、快速推动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香港作为当时中国大陆还基本没有的集散港，为中国内地经济的向外拓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