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长根讲书：对台感悟最深的二十项
中评社北京1月9日电（中评社报导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七期学习活动不久前以线上的方式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仇长根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仇长根讲述了其新书《感悟台湾——我与台湾三十年》的写作历程，分享了自己的二十条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感悟、思考和建议。此次大咖讲书活动由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中评社香港总部和北京总部的青年记者、编辑、分析师等分别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参与。
仇长根说，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极强。所谓“政治性”强是指，对台工作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和“民族复兴”；所谓“政策性”强是指，对台政策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与“总体方略”；所谓“敏感性”强是指，对台研究有其“原则性”“策略性”，不是写花样文章，空喊宣传口号。
仇长根表示，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前瞻未来”，需要“勇于探索，与时俱进”。要研究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每个从事对台工作和涉台研究智库、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据悉，仇长根新书《感悟台湾——我与台湾三十年》共分为六部分，共48万字，第一部分介绍了他与台湾结缘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写他对台湾问题的认知与感悟，第三部分汇集了他撰写的30篇涉台论文，第四部分主收集了16篇他在《中国评论》月刋发表的文章，第五部分选编了他近四年来的18篇演讲稿和文章，第六部分选编了19篇他接受大陆和港台媒体采访的稿件。
以下是仇长根主讲内容全文：
《感悟台湾－－我与台湾三十年》一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我与台湾结缘。我1990年开始涉入上海对台工作，那时完全是一张“白纸”，像小学生一样，一切从零开始，“恶补”有关台湾方面的知识。我一进上海市台办就在研究室工作，一待就是十年。工作重点是与上海和台湾的学者接触，思考如何充分发挥上海涉台研究“体制外”机构、有专业背景的学术力量的作用，也就是“草船借剑”，组织、协调，汇集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投入对台研究。2000年我调任市台办新闻处长，但对台研究，从未间断。
在上海台办担任研究室主任，有幸代表上海台办与汪道涵会长保持经常联系，倾听汪会长的指导。1999年在汪老的关心指导下，“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原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明担任首任所长，我和章念驰任副所长。
汪会长对“上海台湾研究所”要求很严格，几乎每周都要听取所里的工作汇报，经常召集“各路”学者开会。在汪老面前，我们都是“小辈、晚辈”，有幸与德高望重的汪老坐在一起，分析、研判台海形势，讨论、研究台湾问题，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接受他布置的研究题目，不仅拓宽了知识面，也增长了我们对台政治思维的能力。
在我做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30年过程中，两岸关系发生了不少重大历史性事件：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商谈达成“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1993年“两会”首次在新加坡举行了破冰的“汪辜会谈”；1998年“汪辜”又在上海举行“会晤”；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首次在北京举行“胡连会”；十年后的2015年，备受世界关注的两岸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首次在新加坡举行“习马会”。这些重大要历史事件，至今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02年我离开上海到香港中联办工作，那年49岁。现在还清楚记得那年9月2日下午，我从浦东机场坐上飞往广州的飞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这是我第二次要长时间离开上海，不是“北上”黑龙江，而是“南下”香港，两个方向，两种目的，两种使命。我心里面很清楚，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任职，工作环境需要重新适应，工作内容需要重新定位。同时我感到，换了新的岗位，换了新的“跑道”，又有了一次学习新的知识，开阔新的眼界的机会。但如何尽快适应“境外”工作呢？我暗下决心，要用充沛的精力和百倍的努力，去完成新的使命。
2013年，在香港工作十年后，我返回上海退休，任上海台办副巡视员，兼任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上海东亚研究所顾问。2015年特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继续从事对台研究，发挥“余热”。或许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的思绪仍然是“台湾”，兴趣点也仍然关注于大陆对台政策新的精神，关注于台湾政党政治和岛内主流民意新的变化，关注于外部势力对台湾新的动向。
退休后，总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有时候赶稿子时间还不够用。我已养成习惯，每天下午打开电脑，进入香港“中评网”，观看1个多小时新闻，为撰写涉台文章、做课题研究、作台情报告、制作PPT课件，积累最新的资料。
第二部分：主要写对台湾问题的认知与感悟。我从事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三十多年，对台湾问题看法、思考和认知、感悟，以及相关研究分析与建议，主要包括20个方面，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后面我再展开来讲。
第三部分：主要是汇集了30篇涉台论文，这些年大陆涉台研究会、参加两岸学者研讨会、接受有关方面委托研究课题，一共有50多篇，约50万字。
第四部分：主要收集了16篇我在《中国评论》月刋发表的文章，从最早一篇1998年开始，一共发表过21篇。
第五部分：选用了18篇演讲稿和文章，主要是近四年来的。三十多年来，我在上海党政机关、企事业位和高校，以及外省市作台海形势报告，共计有530多场。
第六部分：是选用了19篇大陆和港台媒体采访稿，这些年共接受大陆、香港、台湾媒体记者采访及约稿达120多次，其中香港“中评网”最多。另外，在香港工作期间以“泰武”笔名，曾发表了近百篇涉台评论文章。
全书共48万字，是我从撰写的上百万字文稿，包括“涉台课题”和“研究报告”中选用的。我深刻体认到，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极强。所谓“政治性”强是指，对台工作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和“民族复兴”；所谓“政策性”强是指，对台政策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与“总体方略”；所谓“敏感性”强是指，对台研究有其“原则性”“策略性”，不是写花样文章，空喊宣传口号。
我从事三十多年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对台湾认知与感悟最深的，下面我把20个方面的认知与感悟归纳一下：
一是关于“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个中国”内涵的区别。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汪道涵会长在上海就对我们学者提出过，要认真研究“一中原则”与“一中内涵”。时隔20多年后的2019年1月2日，习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我认为，习总书记和汪老讲的相同点，实际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研究解决在“一中”原则下有别于港、澳两制模式的“台湾模式”的内涵问题。
二是关于“九二共识”的政治解读及历史地位。2012年“九二共识”发表20周年，我在香港《中国评论》第1期撰文提出：“九二共识是稳定两岸大局的定海神针”的定位。至所以解读为“定海神针”，我认为它是“稳定、发展”两岸关系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三是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我认为“初级阶段”是“和平统一”的必然阶段，无法跳过，无法绕开。两岸“结构性、深层次”的历史成因和现实民意状况及外部因素，决定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难性”。
四是关于蓝绿两党和美国均主张“维持两岸现状”的判断。我认为“维持现状”是国民党“拒统”、民进党“谋独”、美国“遏中”的借口和目的。而且，民进党当局在“维持现状”的幌子下，勾结美国，企图“改变现状”。
五是关于高度警惕严防“三海连动”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思考是如果台湾问题引发南海、东海、台海“三海”同时连动，加上我东北部有美、朝核对抗及印度在我边境挑衅，必然会“火上加油”，对维护国家周边安全极为不利。
六是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治权、政权”挂钩的看法。我认为蓝、绿、白政党及政客都拥抱“中华民国”，反对或攻击“一国两制”。客观上是将“中华民国主权”与岛内“治权”“政权”三权“捆绑”，目的为获得更多“选票”，取得政党施政权。
七是关于岛内对“两岸关系十个误判须高度警觉”的观察。岛内民众以为有“美国保台”等“十大误判”，是台湾当局长期“反共仇陆”宣传误导、误判的结果，是美国打“台湾牌”遏制中国的结果，是阻挠两岸统一的重要障碍。
八是关于绿施政我“不弃蓝、不避绿、不断流”的因应之策。我认为蔡英文获817万票并不等于是台湾民众支持“台独”。长期而言，要从大统战角度思考台湾政党工作。要“画出最大同心圆”，争取大多数，缩小打击面。
九是关于协商聚集“一中框架”与“一中架构”政治共识。我认为依“法”确认“两岸同属一中”，协商“一中框架”与“一中架构”议题。如能形成共识，从而共同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十是关于沟通协商处理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政治定位。我认为对“台澎金马”地区的“治权”问题，可以探讨两岸是“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构”里面的一个“主权实体”和一个“非主权实体”，并分别治理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以此方向来思考“中华民国”的政治定位。
十一是关于协商统一后台湾当局拥有“治权”及范围与尺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且十分敏感，涉及两岸“隶属关系”、台湾“对外关系”和“台湾防务”等。应可放开协商，给予比港澳拥有的“治权”更加宽泛，更具包容性，更符合台湾实际。
十二是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选择”与“实力选择”。我认为大陆实力今非昔比，但也不可轻率地以“实力选择”代替“战略选择”。时间在大陆一边，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正走在关键的路上，在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在大陆掌控之内。
十三是关于构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思考。我认为必须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两岸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和岛内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台湾社会与政治受外部势力影响的“四个维度”，全面完整地把脉台湾社会。
十四是关于“稳定台海大局，恢复两会接触”问题的思考。“两会”接触并非指望、也不可能指望民进党放弃“台独”路线，但有利于防控民进党逆行“狂奔”挑战“底线”；有利于防堵美国等外部势力干涉、干扰；有利于掌控、管控，防止台海失控。
十五是关于开展对台和对美斗争的策略与手段的几点思考。我认为要研究“精、准、狠”封杀、打击“台独”势力；打击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遏阻美台勾连；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精准把握涉台国际舆论和政治敏感点。
十六是关于运用对台统战思维指导对台工作实践的思考。我认为要把握好新时代对台统战思维的“广角度”，“谋取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对台“民主协商”须把握住“原则与包容度”；对台宣传无须“扣帽子、打棒子”，或口号式的空洞大道理，或情绪性的大批判泄愤。
十七是关于“九二共识”与“和统、避战”的几点看法。我认为“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充满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尽最大努力争取“和统”，但不排除任何选项。是为了寻求两岸“和统”，避免“兵戎相向”。衷心希望两岸“和统、避战”。
十八是关于“中共五代领导集体对台决策与方针”的认识。五代领导集体对台决策从全局、大局出发，一脉相承。服务于战略机遇期，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反“台独”，反干涉，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耐力、战略自信”，充满政治智慧和博大胸襟。
十九关于对当前民进党和台湾主流民意的几点基本判断。我认为“时和势”在大陆一边，民进党没有能力颠覆“一中框架”。台湾主流民意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不支持“台独”。“庶民政治”出现，更显示民众不愿意沦为政党“拼政治”的工具与祭品。
二十是关于美国“以台制华”战略和打“台湾牌”的看法。中美博弈将会是“持久战”。长期而言，台湾终究将会从美国的“棋子”变成“弃子”。美国打“台湾牌”能撑多久取决于：中美实力较量；两岸实力较量；美国内政及外交。
综上20条是我对台认知与感悟和思考与建议，纯属个人浅见。其实，错综复杂的台湾问题何止这20个方面？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前瞻未来”，需要“勇于探索，与时俱进”。要研究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每个从事对台工作和涉台研究智库、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最后我想讲的是，长期以来，我一直与香港中评社相伴而行。伟峰、建闽一行带着汪道涵会长的嘱托，怀着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到香港“探路”创业，中评社如今已成为两岸新闻界“独一无二”的、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媒体智库。今日香港中评社，已不是当年“七、八条枪”，而是当今全球海外华侨华人当之无愧的“横跨两岸”的新媒体。中评社拥有一批高素质、高品味的编辑、记者团队，包在座各位！我衷心祝福香港中评社继续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发挥其独特而重要作用。
中评社北京1月9日电（中评社报导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七期学习活动不久前以线上的方式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仇长根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仇长根讲述了其新书《感悟台湾——我与台湾三十年》的写作历程，分享了自己的二十条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感悟、思考和建议。此次大咖讲书活动由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中评社香港总部和北京总部的青年记者、编辑、分析师等分别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参与。
仇长根说，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极强。所谓“政治性”强是指，对台工作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和“民族复兴”；所谓“政策性”强是指，对台政策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与“总体方略”；所谓“敏感性”强是指，对台研究有其“原则性”“策略性”，不是写花样文章，空喊宣传口号。
仇长根表示，对台工作和对台研究，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前瞻未来”，需要“勇于探索，与时俱进”。要研究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每个从事对台工作和涉台研究智库、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据悉，仇长根新书《感悟台湾——我与台湾三十年》共分为六部分，共48万字，第一部分介绍了他与台湾结缘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写他对台湾问题的认知与感悟，第三部分汇集了他撰写的30篇涉台论文，第四部分主收集了16篇他在《中国评论》月刋发表的文章，第五部分选编了他近四年来的18篇演讲稿和文章，第六部分选编了19篇他接受大陆和港台媒体采访的稿件。
以下是仇长根主讲内容全文：
《感悟台湾－－我与台湾三十年》一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我与台湾结缘。我1990年开始涉入上海对台工作，那时完全是一张“白纸”，像小学生一样，一切从零开始，“恶补”有关台湾方面的知识。我一进上海市台办就在研究室工作，一待就是十年。工作重点是与上海和台湾的学者接触，思考如何充分发挥上海涉台研究“体制外”机构、有专业背景的学术力量的作用，也就是“草船借剑”，组织、协调，汇集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投入对台研究。2000年我调任市台办新闻处长，但对台研究，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