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外交
中评社北京4月17日电（实习记者 张睿涵）15日，“近世中国”系列讲座第一期“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的历程与经验”如期举办。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章百家论述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着重探讨了这段历程及其政治遗产，并以世界大变局为背景以中国的应对举措为重点，分析了国际环境、中国内部发展与中国外交之间的互动，讲述了解放前深陷泥泞的中国外交一步步走向自主的艰难历程。
章百家首先从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与困境入手（1840－1911年）。他认为清末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对其发展影响重大。这一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40－1850年是中国近代外交产生的序幕，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受破坏。1860－1870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起源阶段，清政府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70年代末清政府在伦敦、华盛顿等地设立大使馆，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社会。1880－1900年，是中国接连遭受重大打击的阶段。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接连失败，中国失去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开始萌发民族意识。
章百家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传统中国和近代资本主义西方激烈碰撞的过程中产生的，因而造成近代中国外交的困境就包含了三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中西碰撞。外部因素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非始于清末，世界大变局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随后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然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意识到世界大变局的来临。章老师特别指出最早一轮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是因明清“闭关锁国”而不自知得退出，这是导致中国国力衰退的重要隐性因素。内部因素指的是清王朝的衰落。王朝的迟暮时期制度僵化，不知变通，难以应对外敌入侵。此外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清王朝的打击相较于两次鸦片战争来说更加致命，内部动乱是瓦解清王朝防御能力的重大原因。中西碰撞即两种世界秩序和两种文明的冲突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虽然中国使用“外交”一词已久，但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都不存在独立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只知“王权”不知“国权”，宗藩制度和纳贡制度体现的是中央王朝天子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对外方面的自然延申，这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概念大相径庭。由于狭隘的世界观认知和上千年的农耕文明，近代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观”，逐鹿中原是至上的目标。而19世纪末“西方中心论”的信奉者用武力打破了国人的观念，由于宗教和工业化的影响，西方近代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殖民扩张和海外移民。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和文明观碰撞下，西方强扩张性显露出来，近代中国的衰落难以避免。
他表示，清末一系列灾难留下的后果逐渐被固定化，近代外交的起源阶段给后世留下了四项外交遗产，影响重大。首先是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赋予各国的权利，如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租界、领事裁判权、自由航行权、传教自由、列强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等。其次是面对激烈变动的中外关系而产生的混乱病态的外交政策。清王朝在最初面对列强入侵时，秉持传统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权贵们与后人的认知不同，全无主权和领土意识。18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学习西方，实行和平方针，将“忠、信、笃、敬”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希望获得平等权利，保护国家利益。但这种幻想很快就被西方打破。基本到80年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第三，中国在进入现代秩序之后，就已处于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屈辱地位。随着周边藩属国逐渐沦为列强殖民地，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最后，层次最深、影响最为长远的是心理上充满矛盾的对外心理状态。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外交体系的崩溃，而在于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里就一下子就被打到了最底层，找不到盟友，更找不到任何足以自慰的手段。在激烈的国际体系的更迭中，巨大的落差使得中国人失去了心理平衡。自豪感和屈辱感、仇外和媚外、学习和抵制西方长期得存在在中国人的心里，交替起伏、因时而异。哪怕我们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体系，中国人都始终认为，现存国际制度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章百家说，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使得中国国际地位降至最低点，丧失主权，认知和观念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沉重的。最为不幸的是，在中国尚未了解现代外交为何物时，就已经丧失了一国外交所必须捍卫的，即国家主权等最基本的权利。
章百家继续分析了中国革命、国际体系大变动与中华民族的独立（1911－1949年）。他认为中华民国的历史十分复杂，是中国国际地位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缓慢向上爬升，已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体现了国内政治军事斗争和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相互影响。
第一方面是民国初年的外交失败和反帝革命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和封建帝制，也燃起了中国人民恢复民族尊严的希望。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第一个目标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第二是设法使各国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均以失败告终。各国对于是否干涉中国革命态度各异，但都希望建立一个保守的政府，用“承认”换取“条约延续”的保障，因而他们更加看好袁世凯。直到袁世凯当政两年后，列强才陆续承认中华民国，但此时的政府已经失去了革命色彩。中国人收回国家权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遭到重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黎和会的失败、修约外交毫无进展。外交失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反帝爱国运动和兴起和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的左转。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孙中山完成对国民党的改组。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将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中国人的国家主权观念是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萌发出来，中国人对国家主权观念的理解是与刷洗民族耻辱、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主意识紧密相连。
第三方面是美苏冷战、国共内战与中国民族独立的实现。战后，国、共、美、苏四方各有各的算盘。热战结束后，美苏冷战开始出现。马歇尔调停失败，内战重燃。美国秉持政治上无条件支蒋，军事经济上有限援助的基本政策，国民党受到掣肘。而毛泽东对于国际局势判断精准，他认为在美苏缓和的局势中，中国属于中间地带，可以借机继续完成革命。
章百家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终实现了独立自主。中华民族在20世纪面临三大任务：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由于国共两党对于三重任务的理解和诉求各不相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双方的博弈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这段历史的事实就是借助国际大变局，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近代屈辱的外交史。
中评社北京4月17日电（实习记者 张睿涵）15日，“近世中国”系列讲座第一期“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的历程与经验”如期举办。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章百家论述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着重探讨了这段历程及其政治遗产，并以世界大变局为背景以中国的应对举措为重点，分析了国际环境、中国内部发展与中国外交之间的互动，讲述了解放前深陷泥泞的中国外交一步步走向自主的艰难历程。
章百家首先从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源与困境入手（1840－1911年）。他认为清末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对其发展影响重大。这一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40－1850年是中国近代外交产生的序幕，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受破坏。1860－1870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起源阶段，清政府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70年代末清政府在伦敦、华盛顿等地设立大使馆，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社会。1880－1900年，是中国接连遭受重大打击的阶段。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接连失败，中国失去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开始萌发民族意识。
章百家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传统中国和近代资本主义西方激烈碰撞的过程中产生的，因而造成近代中国外交的困境就包含了三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中西碰撞。外部因素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非始于清末，世界大变局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随后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然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意识到世界大变局的来临。章老师特别指出最早一轮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是因明清“闭关锁国”而不自知得退出，这是导致中国国力衰退的重要隐性因素。内部因素指的是清王朝的衰落。王朝的迟暮时期制度僵化，不知变通，难以应对外敌入侵。此外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清王朝的打击相较于两次鸦片战争来说更加致命，内部动乱是瓦解清王朝防御能力的重大原因。中西碰撞即两种世界秩序和两种文明的冲突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虽然中国使用“外交”一词已久，但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都不存在独立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只知“王权”不知“国权”，宗藩制度和纳贡制度体现的是中央王朝天子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对外方面的自然延申，这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概念大相径庭。由于狭隘的世界观认知和上千年的农耕文明，近代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观”，逐鹿中原是至上的目标。而19世纪末“西方中心论”的信奉者用武力打破了国人的观念，由于宗教和工业化的影响，西方近代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殖民扩张和海外移民。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和文明观碰撞下，西方强扩张性显露出来，近代中国的衰落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