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小庆：中日关系决不能搞三个对立
中评社香港10月8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吕小庆日前参与了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在线上举办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思想者论坛，回顾和展望了中日关系。吕小庆表示，正如此次研讨会主题所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中日关系取得迅速发展、并由此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最多福祉的50年，是维护亚洲地区和世界和平发挥重大作用的50年。
吕小庆说，以《中日政府共同声明》为起点，中日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以和平友好、合作共赢、战略互惠为根本遵旨，涵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及人文交流合作等全方位中日双边国家关系体系和国际法基础。半个世纪以来，在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中日关系在国际、国内形势跌宕起伏的变化中前进，在全球和亚洲地区合作与竞争中发展，总体上维护了中日和平发展大局。中日双边贸易额从恢复邦交时的11亿美元，截至2021年已超过3700亿美元。双方人员往来从七十年代的年不足1万人次，2019年已超过千万人次大关。中国旅日华侨华人，从1980年代前期的不足5万人，到2020年底已突破百万，早在15年前就成为在日最大外裔族群。这三大基本数据，无疑彰显中日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留学旅居、扶贫减灾、医疗健康、节能减排以及地区多边合作等各个方面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这理应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并为之欢呼和隆重纪念。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历程，面对中日关系复杂严峻、脆弱多变的现实局面，我们不得不遗憾而严肃地指出，在政治外交关系这个双边关系主航道上，干扰阻挠中日关系前进的暗流、逆流如影相随，破坏颠覆中日关系的明山暗礁不时显现。经过50年的发展变化，在历史、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特别是在事关中日关系根基的台湾问题等原有重大原则问题上，日方表现甚至有很大倒退。近十多年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乘火打劫对华指手画脚；在涉藏、涉疆、涉港、邪教、海外反宪势力（所谓海外“民运”势力）等方面，假借西方“民主价值观”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挑头倡议“印太战略”，积极参与构建旨在围堵和遏制我发展的“美日印澳机制”，主动示意加入“五眼联盟”，近期更是跨出亚洲向北约靠拢，企图与美欧联手打造亚洲版北约，挑起新冷战，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新的重大问题。
我们注意到，进入今年以来，有关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气氛相当冷淡，只是到了8月末后，一系列纪念活动才开始相对热络起来，多数活动是由中方发起举办，展现中方以纪念邦交正常化为重要契机，正面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积极一面。其中，9月12日由驻日中国大使馆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纪念大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林芳正分别以视频方式与会致辞，标志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纪念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活动达到一定高度。中日两国外长共同缅怀和致敬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引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非凡勇气和政治智慧，充分肯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关系取得巨大成就，期许在下一个50年构建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共同愿景。王毅外长特别强调了邦交正常化应“五十而知天命”的5点倡议，给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带来一股暖流和祥和之气。相信9月29日当天，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会互相发电祝贺。
吕小庆指出，但迄今为止的纪念活动，中日纪念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存在三个明显不对称。一是与两国和平友好、全面合作、战略互惠的关系性质不对称，二是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体量和规模不相称，三是与中日两国领导人近年多次达成的共识和愿景不对称。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应该是众所周知，中日关系出现了重大问题，中日关系正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困难局面。这不禁令人回想起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三十而立难立”，时任日本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双边关系降至冰点；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四十不惑而大惑”，日本政府制造“购岛闹剧”，中日关系版“9.11”事件引发中日关系破局。事实上，自从2021年3月美日“2+2会谈”首次纳入台湾议题后，中日关系就发生的重大变化。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G7等重大国际多边场合，在多个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出手向中国发难，2022年原本“知天命”的中日关系，事实上并没有迎来碧空蓝天，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大庆之年不喜，可谓“50难知天命”，似乎也并不足为奇。
鉴于此，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在中日关系上最紧要、最紧迫的工作，是遏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踩线越线行为，对日外交在台湾问题上果断“止损”，防止中日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也才能保证中日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
值此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他个人认为，客观认识、缜密分析、果敢面对、准确研判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并积极建言献策，也应该是积极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并行不悖的另一个侧面，是不忘初心、筑牢基础、开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新时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中归纳和梳理恢复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中日关系主要负面清单，分析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和焦点问题及发展脉络，旨在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这些矛盾的本质和问题症结所在，有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探索方略，主动作为，把控危机，化解矛盾，积极塑造，解决问题，使中日关系在正常轨道上可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战略目标，也是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理想正真成为可能。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日历史问题的本质，不是历史本身，更不是受害者方中国抓住历史不放，而是加害方日本在认识和言行上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华历史的现行犯罪，这等同于对亿万中国人民的二次伤害。他曾亲耳听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交涉期间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掷地有声地说：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事关人类公理，事关中华民族尊严，我们决不会妥协退让，一万年也要坚持这个原则。
在中国始终坚持原则下，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现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不可踩踏的禁区。摆脱安倍羁绊的岸田文雄首相，基于其政治理念和外交风险，以首相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性不大，在其它相关重大历史问题上，岸田也应会较为谨慎。我注意到，日本外相林芳正在9月12日纪念五十周年研讨会上特别提到要珍惜和继承大平正芳在中日关系上的政治遗产。在另一个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大平正芳外孙女渡边满子女士特别提醒岸田文雄首相和林芳正外相，要珍惜和继承其外祖父“宏池会”对华友好的理念和传统。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历史问题敏感度可望明显下降。
高度概括地说，钓鱼岛问题既是日本近代侵华历史问题的延续，也是美日战后敌视中国政策的一个恶果。
但不得不指出，日本“购岛”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和严重损害，日本右翼势力从此有了不断攻击中国的抓手，反华势头得以大幅上升。日本政界和民间左翼和平进步力量在此问题上也噤若寒蝉，友华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日本主流媒体针对我常态化巡航，几乎天天渲染“中国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是造成近乎九成日本国民对华恶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坚决捍卫我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如何破解甚或缓解中日钓鱼岛主权认知争议这个“死结”，是中日关系面临的一大难题。这是改善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主要抓手之一，而不是其它林林总总的隔靴搔痒之举。
基于事实上我已在维护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主动地位，吕小庆建议：一、借鉴当年面对“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历史问题，中日双方推动成立并取得积极成果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呼吁成立“中日钓鱼岛问题共同研究专家委员会”，在钓鱼岛领土主权认知争议问题上，中日以民间形式，从专家学者层面先谈起来；二、向日方反覆强调，中方基于中日关系大局，在媒体上就钓鱼岛问题采取了最大限度克制，呼吁日本官方和媒体立即停止“中国公务船入侵”等激化矛盾、毒化中日民间感情的渲染；三、以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新局面为前提，以切实维护钓鱼岛及东海海域长期和平稳定为目标，探讨与日方达成新的“搁置争议”共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关于日台关系及涉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伴随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得手所产生的政治生态巨变和日本国内右翼反华势力抬头，经过50年演变，中日间的台湾问题，已经发生了从“一个中国”到“两个中国”向“一中一台”演变，近年明显有发展到日本实质性支持”台独”分裂中国的质变倾向。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因应措施。
如何有效遏制和打击日本右翼反华势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言行；如何有效遏止和挫败日台发展实质性关系；如何提高日本在涉台事务上的门槛；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分量；如何最大努力地争取日本政府恪守承诺遵约守法；如何促使日本朝野在解决台湾问题进程中与我相向而行，是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和处理双边政治关系所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第一，他不完全赞同由于日本不接受被中国赶超（2010年GDP总量）而激化了中日固有矛盾并引发新问题的观点，这既与事实不符，也与基本逻辑相悖，更是对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辉煌成就的变相不尊重。2001年中国GDP不到日本一半，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为焦点的中日历史问题已经惊涛骇浪，更早前围绕李登辉窜访日本，中日台湾问题已经开始出现端倪。印度GDP超过宗主国英国后，印英关系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吗？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他不赞同中日关系恶化的核心是日本不能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不接受中国迅速强大的心态问题。本质是日本自身发展出了问题，继而“把气撒到”中国头上而没有得到中方有效遏制和惩罚的问题。例如最近因为日元贬值，日本今年以美元计价的GDP总量倒退了30年，而且德国可能会超过日本，日本会变成第四大经济体。这些都是日本自身的问题，不能把气撒到中国头上。中国也要反省，不能为日本的行径寻找理论根据，而应该对日方的倒行逆施进行有效的惩罚和遏制。
第三，他不赞同改善中日关系的重点是“加强对话”、“扩大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管控分歧”等提法，尤其反对“中日双方都各让一步”的“倡议”。
最后，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基于自身数十年对日工作客观经验和主观思考，吕小庆特别强调，改变中日关系“复杂多变、敏感脆弱”的异常特性，发展正常、健康、可持续的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决不能搞三个对立：
一是决不能把坚持中日友好国策，与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发华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对立起来。过分渲染和刻意淡化历史问题，都无助于历史问题的真正解决。
二是决不能把坚决捍卫我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国家领土主权和发展利益，与发展和日本正常国家关系对立起来。过度紧张和麻痹大意，都不利于缓解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对峙状态。
三是决不能把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在涉藏涉疆涉港等方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事实上是鼓励怂恿其境内外反华分裂势力的行径，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对立起来。任由发展和消极回避，都对中日关系的现在和今后带来贻害无穷的恶果。
中评社香港10月8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吕小庆日前参与了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在线上举办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思想者论坛，回顾和展望了中日关系。吕小庆表示，正如此次研讨会主题所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中日关系取得迅速发展、并由此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最多福祉的50年，是维护亚洲地区和世界和平发挥重大作用的50年。
吕小庆说，以《中日政府共同声明》为起点，中日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以和平友好、合作共赢、战略互惠为根本遵旨，涵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及人文交流合作等全方位中日双边国家关系体系和国际法基础。半个世纪以来，在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中日关系在国际、国内形势跌宕起伏的变化中前进，在全球和亚洲地区合作与竞争中发展，总体上维护了中日和平发展大局。中日双边贸易额从恢复邦交时的11亿美元，截至2021年已超过3700亿美元。双方人员往来从七十年代的年不足1万人次，2019年已超过千万人次大关。中国旅日华侨华人，从1980年代前期的不足5万人，到2020年底已突破百万，早在15年前就成为在日最大外裔族群。这三大基本数据，无疑彰显中日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留学旅居、扶贫减灾、医疗健康、节能减排以及地区多边合作等各个方面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这理应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并为之欢呼和隆重纪念。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历程，面对中日关系复杂严峻、脆弱多变的现实局面，我们不得不遗憾而严肃地指出，在政治外交关系这个双边关系主航道上，干扰阻挠中日关系前进的暗流、逆流如影相随，破坏颠覆中日关系的明山暗礁不时显现。经过50年的发展变化，在历史、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特别是在事关中日关系根基的台湾问题等原有重大原则问题上，日方表现甚至有很大倒退。近十多年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乘火打劫对华指手画脚；在涉藏、涉疆、涉港、邪教、海外反宪势力（所谓海外“民运”势力）等方面，假借西方“民主价值观”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挑头倡议“印太战略”，积极参与构建旨在围堵和遏制我发展的“美日印澳机制”，主动示意加入“五眼联盟”，近期更是跨出亚洲向北约靠拢，企图与美欧联手打造亚洲版北约，挑起新冷战，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新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