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慎：中日须努力将双边关系带离恶性循环
中评社香港10月7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举办了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分析了岸田文雄上台后的外交政策及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何思慎指出，中日建交五十年，迈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参透谁主谁从，谁压倒谁的外交对决。两国虽存在分歧，但和平与合作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而中日关系改善除可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更可使日本在双方间起到沟通的作用，此为日本安全之所系。当下中日关系虽仍不睦，但双方领导人不欲关系继续滑坡的意图明显，彼此仍对未来关系发展抱期待感，“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岸田文雄对中外交努力的方向。中日需要有智慧地去处理双方的历史问题，双方各让一步，互给“下台阶”的空间。中、日外交主事者须具宏观战略思维与历史纵深，回归邦交正常化初心，继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何思慎认为，近二十年，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美国为最主要影响因素。1854年,日美双方签定《神奈川条约》，日本被美国牢牢抓在手上。虽然美国常表示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友好、和平交流，但从其在东亚的利益来看，美国不愿看到中日真正友好的局面，否则会给其东亚治理带来麻烦。只要中日不合，美国在东亚永远会有其空间。进入后冷战时期，基本上结束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初建交、中国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的所谓“中日蜜月时期”。苏联垮台后，中日关系重新被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经济、国力上面出现动态消长，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发展和将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出现力量碰撞。这不必然导致直接冲突，但会让中日关系进入长期的结构磨合期。
何思慎指出，9月29日，中日建交迈入半世纪，双方为此纪念筹备多时，试图藉此展现中日友好，但在中美对抗下，中日难以交好。惟与建交40周年时不同，当时中日关系因钓鱼台“国有化”深陷建交以来的谷底，大陆社会弥漫反日情绪，最终使中日建交40周年庆典取消，双方领导人及外长也未互致贺电。相较于10年前，现今的中日关系虽仍不睦，但双方领导人不欲关系继续滑坡的意图明显，彼此仍对未来关系发展抱期待感。虽说前首相安倍晋三定位的“战略互惠关系”缺乏现实基础，但退而求其次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岸田首相对中日外交努力的方向。
何思慎指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未曾真正思考如何面对站在其前头的中国、如何与中国交往。崛起后的中国走向海洋，与自诩为海洋大国的日本在印太海域的战略安全矛盾日益升高，加上大国竞争的国际形势及中日经济的相对位置变化，中日关系及双方人民的交流与相互认识难以与时俱进，肆应时代的剧变，使迎向50年的“关系正常化”仍跌宕起伏，不仅“友好”闻见异音，“和平”更现挑战。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日本《读卖新闻》民调显示，80%以上的日本民众认为“中国是威胁”。日本政府对中态度强硬具有民意基础，并非官方或个别政治人物的主观好恶或刻意操作。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点出问题所在，日本对中国的感情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发展得太快，日本人却未能完全理解中国的发展。
何思慎表示，值此中日关系困难之际，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更显重要，以避免矛盾激化，对立螺旋向上，最终走向冲突。中日关系重要推手、前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认为，要实现中日友好，须倾尽全力用心接触对方。其中，留学生与观光客是中日交流的重点，可化解误解与偏见，更可为发展中日关系发挥桥梁作用。中、日若能瞭解对方，即可避免不必要的对立及竞争，维持合作关系。中国与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羊，友好、稳定的中日关系对区域的和平与繁荣无可或缺。
何思慎指出，日本忧心台海局势，但维持东亚和平的态势仍是岸田外交的基调。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北京升高对台湾军事施压，岸田希望与之缓和紧张，增加安全互信，避免日本周边有事。岸田内阁强化日本防卫力不等于寻求与中国军事对抗，面对中日关系的难题，对话较备战更形重要。日本经团联会长十仓雅和表示，日本缺少中国是不行的，与拥有巨大经济规模的邻国“脱钩”不具现实性，价值观纵有不同之处，但对话及交流不能中断。
何思慎认为，扩军与拥核非岸田当务之急。日本外交“亲美遏中”，安全上增强军力并实现战略转型绑自民党内的议论甚嚣尘上，甚至在日本政界俨然成为主流意见，料今后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方向不会因为安倍辞世而转变，但在政策细节上，有安倍色彩的激进主张或有调整空间。日本2023年防卫经费概算仅微幅上扬，但未出现巨幅扩大防卫支出的现象。急速拉高防卫支出势，将导致岸田对选民的经济与社福政策承诺落空，不利岸田内阁续航。
何思慎表示，在安保政策上，围绕拥有出于自卫而在对方领土内拦截飞弹的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岸田内阁谓之“反击能力”），政党态度各不相同。认为应该维持“非核三原则”的意见占多数。有关是否应该拥有“反击能力”，自民党大多表态“赞成”，执政联盟的公明党持“不好判断”者众，在野党方面，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NHK党高票表示“赞成”。立宪民主党、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大部分回答表示“反对”。可见在“反击能力”问题上，朝野泾渭分明。
何思慎指出，岸田内阁将在年底前年底修订外交、安全保障政策长期规划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NSS），制定新一轮五年期《防卫计划大纲》（NDPG）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并可望在支持扩大解释“专守防卫”的国会席次优势下，导入自卫队“反击能力”的建立，但不致偏离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为中日关系投下负面变数。日本及各国对此讨论激烈，预测日本应当会采取较为稳健的办法。大陆应该更冷静地抽丝剥茧，面对中日关系里的新挑战。实际上，美国这一世界国际秩序的建构者，正勉力维持其世界地位，推行国际政治理念。日本也能意识到，如果不靠自己，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美国要求日本出钱出力，为日本安全或美国鹰派建构秩序，并不意味日本会恢复所谓“军国主义”。在批评日本时，若用错语言，不仅会削弱批评力道，而且会激起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不必要误解。
何思慎指出，美国政治经济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言，2021年为“亚洲世纪”的开端，新冠疫情将加速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的转移，此不仅与中国有关，东亚国家皆相对有效应对这场大流行。西方的民主失灵问题在疫情中被凸显，福山据之修正“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推论，以“对认同／身份的需求”概念诠释当代对“自由秩序”的不满，从中解读“怨恨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扭曲西方代议民主的政治过程。美、日及欧盟将此归责于中国对“自由秩序”的挑战，并未对症下药，与中国对抗、交恶无助于解决日本的问题。
何思慎总结，中日建交五十年，迈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参透谁主谁从，谁压倒谁的外交对决。两国虽存在分歧，但和平与合作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而中日关系改善除可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更可使日本在双方间起到沟通的作用，此为日本安全之所系。当前，中、日外交主事者须具宏观战略思维与历史纵深，回归邦交正常化初心，继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中评社香港10月7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举办了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分析了岸田文雄上台后的外交政策及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何思慎指出，中日建交五十年，迈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参透谁主谁从，谁压倒谁的外交对决。两国虽存在分歧，但和平与合作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而中日关系改善除可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更可使日本在双方间起到沟通的作用，此为日本安全之所系。当下中日关系虽仍不睦，但双方领导人不欲关系继续滑坡的意图明显，彼此仍对未来关系发展抱期待感，“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岸田文雄对中外交努力的方向。中日需要有智慧地去处理双方的历史问题，双方各让一步，互给“下台阶”的空间。中、日外交主事者须具宏观战略思维与历史纵深，回归邦交正常化初心，继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何思慎认为，近二十年，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美国为最主要影响因素。1854年,日美双方签定《神奈川条约》，日本被美国牢牢抓在手上。虽然美国常表示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友好、和平交流，但从其在东亚的利益来看，美国不愿看到中日真正友好的局面，否则会给其东亚治理带来麻烦。只要中日不合，美国在东亚永远会有其空间。进入后冷战时期，基本上结束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初建交、中国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的所谓“中日蜜月时期”。苏联垮台后，中日关系重新被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经济、国力上面出现动态消长，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发展和将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出现力量碰撞。这不必然导致直接冲突，但会让中日关系进入长期的结构磨合期。
何思慎指出，9月29日，中日建交迈入半世纪，双方为此纪念筹备多时，试图藉此展现中日友好，但在中美对抗下，中日难以交好。惟与建交40周年时不同，当时中日关系因钓鱼台“国有化”深陷建交以来的谷底，大陆社会弥漫反日情绪，最终使中日建交40周年庆典取消，双方领导人及外长也未互致贺电。相较于10年前，现今的中日关系虽仍不睦，但双方领导人不欲关系继续滑坡的意图明显，彼此仍对未来关系发展抱期待感。虽说前首相安倍晋三定位的“战略互惠关系”缺乏现实基础，但退而求其次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岸田首相对中日外交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