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旭：丰富两制内涵为统一后奠定基础

　　中评社香港10月5日电（中评社报导组）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吴维旭日前参加以“对台方略与两制方案的青年求索”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评智库青年论坛时表示，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应建立在中国增进人类发展文明史观的更大格局上，具有前所未有的胸襟和自信，他认为，在探索台湾方案时，要根据当下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增加和丰富“两制”的内涵，处理好“两制”并存与经济、社会融合的辩证关系，为统一后的长远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

　　谈及两岸统一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矛盾，吴维旭列出了五点：一是统派力量在台湾内部逐渐式微；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统一大趋势与台湾主流社会或民众拒统之间的重要矛盾持续存在；三是在岛内体制性的两大党政治生态下，民进党在台湾行政、立法、地方基层、社会组织、意识形态领域均有不可忽视的“基本盘”与影响力，对未来和平统一进程可造成“败事有余”的负面影响；四是台湾经济对大陆虽已初步形成结构性依赖，但尚未到“完全依赖”的程度，台湾经济有一定的自持力；五是美国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障碍，美国对华遏制具有长期性，其为台湾游离于祖国之外提供政治安全保护。

　　吴维旭表示，“一国两制”是主权和治权的高度有机结合：“一国”指的是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两制”强调的是高度自治权。他指出，大陆已有表态或承诺的内涵实质上是赋予了台湾一种“政治自治”，对于这种政治自治的给予，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这是一个当下众说纷纭的问题，也是一个探索台湾方案时必须要予以理清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和平统一”的逻辑问题，即提出和平统一是基于实力的权宜之计？还是基于一种国家长远发展的价值观？对此，吴维旭分析，如果是权宜之计，随着实力的此消彼长，收回或改变已有承诺是符合逻辑的。但将和平统一视为权宜之计，难免使大陆方面追求和平统一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从而增大和平统一的难度，其结果很可能是事与愿违，最终难免重演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悲剧。 　　吴维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寓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和平发展之中，“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践具体展现了和平发展的文明史观。他表示，从“两岸一家亲”到“两岸命运共同体”、“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心灵契合”等概念，标志着这样的统一，已经超出了邓小平当年有关香港回归后维持现状，“舞照跳、马照跑”等形象说法实际含有终极目标共享、部分制度融合的前瞻性的意涵。他强调，今天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逻辑是建立在更大格局之上——中国增进人类发展的文明史观，这具有前所未有的胸襟和自信。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不会因台湾地区领导人变化而变，也不会因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改变。换言之，是否坚持和平统一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实力的对比，而是如此解决台湾问题也符合中国所秉持的和平与发展的现代价值观。

　　吴维旭表示，对历史的继承并不排斥与时俱进的开创。鉴于历史的局限，“一国两制”设想的初衷也有其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比较强调两岸的制度差异，对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认识相对不足，这与当时两岸经济差异较大、大陆开放程度不够、科技进步水平有限等均有关系。当前香港社会经济在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更多是“一国两制”在港实践过程中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下所诱发显现的制度调试问题。他认为，在香港问题上，以往仅强调制度区隔，强调“井水不犯河水”，而未能预见到港澳在回归后与内地的经济和社会如此快速融合之趋势，从而给后来两地人员交往、基础设施联通等带来一些矛盾。由于欠缺相应的具体制度融合支持，临时应对式的“补课”难免会引发香港社会的部分不安或不满情绪，进而增加了“两制”运行的交易成本。

　　对此，吴维旭指出，在探索台湾方案时，一定要根据当下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可能趋势，增加和丰富“两制”的具体内涵，处理好“两制”并存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的辩证关系，为统一后的长远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他认为，两岸之间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已形成比较密切的经济产业与社会联系，统一后的两岸除了要在经贸往来、产业互嵌方面进一步加深外，更重要的是两岸应主要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或手段，建构或加强各经济领域的资本与技术合作，推进包括能源、交通、网络等传统与新兴重大基础设施联通等的社会经济融合，进而增强我对确保台湾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的基本能力。 　　吴维旭建议，鉴于统一后的两岸的人员交往和货物来往将会更加密切，大陆方面应在相应基础设施联通，以及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相关制度方面做出前瞻性的分析与规划安排。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台湾内部民心的逐步回归，降低“两制”运行的交易成本。

　　中评社香港10月5日电（中评社报导组）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吴维旭日前参加以“对台方略与两制方案的青年求索”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评智库青年论坛时表示，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应建立在中国增进人类发展文明史观的更大格局上，具有前所未有的胸襟和自信，他认为，在探索台湾方案时，要根据当下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增加和丰富“两制”的内涵，处理好“两制”并存与经济、社会融合的辩证关系，为统一后的长远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

　　谈及两岸统一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矛盾，吴维旭列出了五点：一是统派力量在台湾内部逐渐式微；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统一大趋势与台湾主流社会或民众拒统之间的重要矛盾持续存在；三是在岛内体制性的两大党政治生态下，民进党在台湾行政、立法、地方基层、社会组织、意识形态领域均有不可忽视的“基本盘”与影响力，对未来和平统一进程可造成“败事有余”的负面影响；四是台湾经济对大陆虽已初步形成结构性依赖，但尚未到“完全依赖”的程度，台湾经济有一定的自持力；五是美国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障碍，美国对华遏制具有长期性，其为台湾游离于祖国之外提供政治安全保护。

　　吴维旭表示，“一国两制”是主权和治权的高度有机结合：“一国”指的是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两制”强调的是高度自治权。他指出，大陆已有表态或承诺的内涵实质上是赋予了台湾一种“政治自治”，对于这种政治自治的给予，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这是一个当下众说纷纭的问题，也是一个探索台湾方案时必须要予以理清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和平统一”的逻辑问题，即提出和平统一是基于实力的权宜之计？还是基于一种国家长远发展的价值观？对此，吴维旭分析，如果是权宜之计，随着实力的此消彼长，收回或改变已有承诺是符合逻辑的。但将和平统一视为权宜之计，难免使大陆方面追求和平统一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从而增大和平统一的难度，其结果很可能是事与愿违，最终难免重演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