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月刊：民进党的执政迷思与困境
引言
2024年1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立法委员”的“二合一”选举落下帷幕，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以“少数票”①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侥幸”得以继续执政。对于台湾地区而言，这是自2016年以来，民进党连续第三届执政，也是台湾民主化转型以来，民进党第五届执政。然而，2024年民进党继续当政打破了2000年以来两党轮流执政的所谓“规律”。尽管民进党连续赢得三届（2016年、2020年、2024年）地区领导人选举尚不足以判断台湾民主的走向，但是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而岛内力量格局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赖清德2024年的胜选仍然引发了岛内外对民进党是否会长期垄断政权的联想和担忧。然而，从当前民进党的执政环境看，其要迈向长期执政这一目标，不但受到岛内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环境等内生性因素的束缚；在岛外也面临两岸关系、国际局势等外部因素复杂变化的牵制，民进党未必会因此获利。
一、民进党连续三届执政的现实态势
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生态。台湾地区领导人、地方县市长以及一些重大事项分别通过所谓的“二合一”、“九合一”以及公投等制度化的选举投票机制来完成。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获得选举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对台湾地区政权的长期垄断，此后的2008年和2016年，台湾政坛接连出现两次政党轮替（见表1），以至于西方学者断言台湾政治已进入所谓民主巩固阶段。按照这种认知逻辑，如果2024年选举出现第四次轮替，似乎更合乎人们对政党轮流做庄的自由民主选举的理解，更何况民进党的蔡英文当局在过去8年执政表现也是乏善可陈、民怨颇深。然而，台湾的选举机制并不是为保证政党轮流上台或政权的定期更替而设计的，民进党依旧凭藉四成得票率继续赢得选举，保住了执政地位。2024年民进党胜选在制度上有着重大的影响，首次打破了政党两届轮替的“规律”，更打开了人们对于民进党会否长期执政下去的想象之门。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治实力的消长，可以透过候选人得票率清晰地看到（见图1）。
第一，民进党对党内和绿营内部的整合能力较强。台湾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就是派系政治，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其内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相比较而言，民进党在派系整合方面做得要比国民党好。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民进党内部派系就发生分歧，“新潮流系”的赖清德对蔡英文的连任发起挑战，赖失败后虽有不甘，但仍接受结果并协助蔡英文参选。在2024年选举中，赖清德之所以能够以党主席身份拿下民进党候选人提名，并且保住民进党四成的“绿营”基本盘，也离不开“新系”和“英系”结盟。②除了对党内派系的整合，民进党对于“泛绿”阵营的整合也远较国民党成功，如兴起于“太阳花学运”的“时代力量”、2022年成立的“黑熊学院”以及下文将提及的“青鸟”都是民进党重要“侧翼”。
第二，民进党具有较强的议题设置与舆论操弄能力。在多党竞争的选举政治中，政党为获取选民支持一般会抛出甚至炒作某些议题以吸引选民关注。在台湾选举中，民进党操弄、炒作议题能力可谓是炉火纯青。2016年台湾地区选举前夕，民进党大力炒作的“周子瑜事件”成为压垮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2020年选举前，民进党不失时机，充分利用香港“反修例风波”渲染“芒果亁”（亡国感）。直到民进党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失利前，“抗中保台”都是民进党屡试不爽的“神主牌”。在议题操弄和炒作过程中，各政党控制的“网军”在相关网络社交平台上（Facebook、YouTube、PTT等）相互攻防。③而在“网军”的培养和使用方面，民进党相对于国民党更有经验，也更有优势。
第三，台湾选民结构出现有利于民进党的变迁。在竞争性选举政治中，争取选民是政党赢得选举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去中国化”理念的长期渗透，台湾的中间选民特别是年轻世代逐渐被“绿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李登辉开始，台湾经历了1999年的“88课纲”到2019年的“108课纲”的调整变革，课纲内容不断向着“去中国化”、“台独教育”方向改革。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人，尤其是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的台湾年轻世代，被称为“天然独世代”，正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台独”化的课纲教育，没有对大陆的认同感，他们在涉及统“独”议题的立场争论中，或者缄默回避，主张不统不“独”，或者更倾向于支持民进党。
第五，美国的长期介入日益有利于民进党。台湾岛内政治事实上缺乏自主性，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势力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长期干预和控制台湾政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一个“反中、抗中”的台湾显然更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自蔡英文时期起，民进党当局不仅渴望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同盟，而且竭力在意识形态上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加入美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尽管美国对民进党“台独”言行的可能后果有所防范，但民进党不仅在价值观上，而且在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上，都更契合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因而更能得到美国的青睐。
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不仅使民进党顺利执掌了三届政权，同时还传递出民进党未来仍将继续执政的重要信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岛内政治和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预测都需要考虑正反两面的可能性，事实上，民进党未来执政命运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力量巨大甚至难以抗拒的阻碍性因素，这些阻碍性因素主要来自岛内制度、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外部局势的变化。
政治制度环境是政党执政的重要支撑，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政党执政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而扭曲的制度环境则会激化政党竞争，破坏政治秩序。台湾地区自政治转型以来，虽然努力向着西式民主制度靠拢，如在政党制度上发展为多党竞争制；在政府体制上，建立了“三权分立”的体制；在选举上确立了“总统”直选、“立法委员”选举。然而，这套体制在实际的运作中，却呈现派系斗争不断、政党斗争毫无底线的乱象，以至于被称为“民主的怪胎”。在政党体制、政府体制以及选举制度被异化的民主政治中，民进党难以获得长期执政的制度条件。
首先，台湾地区的竞争性政党体制难以为民进党长期执政提供制度性支持。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后，其政治转型的重要成就便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使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反对力量有机会参与公权力竞争。换言之，台湾地区的公权力从国民党威权垄断的“有主之物”，变为人人可夺的“无主之物”。2024年选举后，民进党打破“规律”，连续三届掌握政权，并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无主性”，如其继续掌权反而使得对公权力的竞争更加激烈。政治转型后的台湾地区是典型的两党制政治，具有天然的“轮流执政”倾向。在当前台湾地区“一大、一中、多小”政党格局中⑤，国民党仍是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最大挑战者。近些年，国民党深陷内忧（老龄化、派系斗争）外患（执政的民进党打压）的困境，反而成为其推行“内造化”、“轻量化”、“扁平化”以及“年轻化”改革的动力。2024年选举中，国民党新任40岁以下年轻“立法委员”当选9位，是三党（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之中最多的。国民党以提振实力为中心的改革努力，以及未来可能继续重现的“韩国瑜”、“柯文哲”等平民政治现象，都将中断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趋势。
其次，“权力分立”的政府体制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制度约束。虽然台湾地区表面上仍具有“五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但在多次的“修宪”之后，“考试院”、“监察院”被边缘化，形成“总统”及“行政院”与“立法院”、“司法院”事实上的“三权分立”体制。⑥“三权分立”的形塑，使得“制衡”而非“合作”成为台湾地区政府权力关系的主轴。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民进党虽赢了“总统”，却输了“立法院”，国民党以一席领先的优势，成为了“立法院”第一大党，并最终由国民党韩国瑜、江启臣当选正副“院长”。当两党各自掌握“立法权”、“行政权”，这两种类型的公权力相互倾轧就愈发严重。所以，选举的落幕只是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开始，国民党联合民众党“立委”，试图通过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扩大“立法院”权力，加强对“总统”所掌握的“行政权”的监督和制衡。而走马上任的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自然不希望被钳制，在“立法院”内，民进党党团极力阻止该法案审读程序，在外还组织“青鸟行动”，利用民粹动员施压蓝营的“修法”行动。在“立法”与“行政”的相互掣肘中，台湾地区政府体制陷入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否决政体”（Vetocracy）的漩涡。在“否决政体”中，执政党不仅难以落实其施政纲领，还会引发民众对于其执政无能的失望和不满，这些不满将成为民进党继续执政的重要障碍。
选举过程还会受到选举规则、竞选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选票统计出炉前，谁也无法断言选举结果。在台湾选举中，有意制造或炒作一些突发事件，以扭转选情的极端选举策略成为台湾政党惯用伎俩，⑧如2019年民进党利用香港“反修例风波”操弄岛内舆论。这些极端选举策略，成为岛内政党出奇制胜的“绝招”。此外，在野势力的异军突起（如韩国瑜掀起的“韩流”）以及在野势力可能的联盟等不确定选举状况，都会让选举充满变数。
三、岛内社会经济环境的多元导向
政党长期执政不仅有赖于相关政治制度保障，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支持。台湾地区政治变迁也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变迁。在社会文化方面，随着各种选举活动、社会运动的泛滥，岛内民众逐渐接受西方式的“民主”价值，他们不仅反对专制威权，也认同文化和价值的多元性，然而台湾的“民主”实践在政党恶斗中已经异化为价值和身份的对抗。在经济发展方面，近年来，岛内经济增长较为缓慢，岛内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不断加剧。无论是多元性、对抗性的“民主社会”，还是经济发展的衰退压力和分配不均，这些问题都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对民进党渴望的长期执政造成巨大挑战。
第二，蓝绿对抗的政治与碎片化的社会，破坏了民进党长期执政所需的稳定社会结构。民主社会的本质是要寻求最大多数的包容性共识，而非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和对抗。但在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过程中，对抗而非共识一直是其主流。从“本省人与外省人”省籍矛盾，到当前“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认同分歧，背后都是无法回避的“统独”立场，这些都是台湾社会分裂对抗的根源。林红指出，台湾地区存在一种理念与实践双重对抗的政治结构，在理念上，民进党用民主化遮掩统“独”为核心的议题；实践上，则是竞争性选举制度下的两党对抗。⑪在“蓝绿”阵营对抗的过程中，不仅两个阵营内部持续出现所谓的“浅蓝、深蓝”、“浅绿、深绿”的分化，而且岛内社会还不断浮现“蓝绿”之外的民意声音。从传统的“蓝绿”阵营，到当前的“蓝绿白”阵营，这种政党格局与其说是台湾社会逐渐多元化的反映，到不如说是台湾民意不断碎片化的结果。在对抗、极端和偏激的政治社会中，民进党难以获得稳定且长期的多数民意支持。
第三，经济不断衰退的压力降低了民进党执政绩效，争取民众支持缺乏牢固的经济基础。西方民主社会中，经济议题往往直接关系到选举的成败。在台湾地区，表面上选举是以经济、民生优先，但实际上是政治、安全优先。民进党蔡英文时期（2016-2023）虽然维持了年均3%的GDP增长，但台湾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台湾地区独大的ICT产业挤压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产业的发展，这直接影响到其他产业的薪资增长。2023年，台湾地区每人每月实质总薪资出现了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服务业实质总薪资则是早在2020年就开始下降。⑫可以预见，随着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产业的持续萎缩，台湾地区经济衰退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在台湾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经济发展能够被暂时置于次要地位，关键在于经济下行的压力并未真正威胁到大多数台湾中产阶层的生存。当民进党无力应对台湾地区经济衰退时，经济最终会压倒政治，那些面临生存危机的岛内民众会选择重新换一个执政党来寻求发展经济的新机。
四、大小两岸局势的变迁与“特朗普2.0”的挑战
台湾地区政治的特殊性在于，岛内政治发展受到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等外部因素的持续影响。随着海峡两岸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转变，“大两岸”与“小两岸”关系相互影响，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当前美国进入了“特朗普2.0”时期，中美竞争的战略相持在短期内不会结束。虽然民进党过去利用两岸紧张、中美对抗博取了部分岛内民众和美国的支持，但是如果因其“台独”挑衅行径而将两岸置于“兵凶战危”之中，将美国拖入为台湾开战的可能危机之时，民进党执政的外部支持性环境反倒可能成为制约条件。
第一，大陆坚持反“独”促统、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行动形成高压打击态势。两岸关系的紧张与否直接关系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岛内民众对台海安全的焦虑使他们极为重视执政当局的两岸政策。当前“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已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打着“抗中保台”，试图“倚美谋独”、“以武谋独”的行径违背了台湾民众维持两岸和平发展现状的期望。蔡英文上台后就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而赖清德上台后，更是在“5·20”就职仪式以及“双十节”前后发表挑衅言论，赤裸裸地抛出“新两国论”，造成两岸关系急剧恶化。
第二，中美具有管控竞争的战略需要，美“疑赖论”限制民进党当局突破红线。以进攻现实主义着称的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和冲突，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好在竞争的大国在努力避免战争。⑭当前中美竞争已经度过了初期激烈的全面对抗阶段，进入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2022至2024年，中美元首多次会晤（巴厘岛会晤、旧金山会晤以及利马会晤），两国政府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多轮会谈，彼此就保持沟通协商、管控分歧与竞争、避免战争等达成共识。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政府虽多次宣称美台关系“坚如磐石”（Rock solid），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种普遍的“疑赖论”。美国既想要借助赖牵制中国，但又担心身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越过大陆红线，将美国卷入台海冲突。⑮从中美竞争的避战共识来看，美国在未来越是加剧对华竞争强度，就越会限制岛内“台独”势力的挑衅生事，避免台海局势走向失控。换言之，美国对民进党的支持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美国并不希望民进党执政导致“台独”势力成为不可控的危险因素。
第三，“特朗普化”的美国有可能对台海政策进行较大调整，或将削弱美对台支持。短期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典型的商人特征和交易思维将为美国对台政策带来重大变化。相较于拜登重视台湾地区的潜在“战略价值”，特朗普更加关注台湾地区是否有利于美国的现实利益。特朗普在2024年7月的一次访谈中曾表示，台湾不仅侵占了美国芯片产业，还没有向美国支付防卫费。实际上，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内就有一种关于台湾地位的“笔尖论”，意思是“中国大陆是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而台湾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笔尖”，⑯言外之意是台海两岸的地位实在是无法比拟的。
结语
在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打破“政党轮替”规律再次执政，事实上并不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民进党竟是以远低于前两届的得票率赢得选举。民进党连续三届执政所积累和掌握的政治资源，不禁引起岛内外对其长期执政的猜想。然而，民进党长期以来忽视岛内经济民生，大搞“绿色威权”，并且试图“倚美谋独、以武谋独”，已经严重透支了其民意基础。从岛内政治、社会环境来看，民进党谋求长期执政必然面临岛内其他政党的选举挑战和“否决型”体制的制衡。2024年选举之后，面对民进党的打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失去柯文哲的民众党势必抱团取暖。此外，对抗性社会造成的社会撕裂以及经济衰退、世代不平等造成的治理压力也不是以“谋独”优于民生的民进党所能解决的。从岛外因素看，两岸关系以及中美关系这两种关键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在两岸愈发紧张的态势中，大陆不断揭露民进党当局“独”心不改的本质，收紧了赖当局操弄两岸关系的空间，让岛内民众更清晰地认识到图谋“台独”的民进党可能带来的战争危机。在中美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特朗普2.0”的到来更是让民进党当局在岛内陷入美国方面的“疑赖论”和台湾民众的“疑美论”的政治困境。如果说民进党未来能否长期执政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台湾最大的确定性则在于，两岸必然统一，也必将统一。在统一的历史确定性面前，如果民进党不认清现实、不改变“台独”立场，未来不仅没有长期执政的机会，甚至会被台湾选民抛弃，因为导向统一的巨大力量一定会牵制住它。
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中，地区领导人票采用相对多数决，这里的“少数票”以及下文中的“四成得票率”都是指得票率未超过50%而胜选。
②陈先才、蔡晶：《“九合一”选后民进党派系政治最新发展》，《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1期，第73–86页。
③张慧芝、廖达琪：《2016选举透露出台湾政治新趋势》，《台湾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14页。
④林冈、周文星：《台湾地区2020年“二合一”选举结果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台湾研究》2020年第1期，第33–48页。
⑤温天鹏、陈星：《台湾地区中小政党发展概况及未来前景探析》，《台海研究》2022年第1期，第32–46页。
⑥王英津，《台湾地区政治体制分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第30-33页。
⑦苏起：《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189页。
⑧林中威：《民进党极端选举策略的新发展及其影响评估》，《台湾研究》2022年第5期，第16–28页。
⑨李振广：《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
⑩王菎义：《台湾“旧威权体制”与“新威权主义”的塑造》，《中国评论》2021年第2期，第78-80页。
⑪林红：《民粹主义在台湾：对抗的政治与焦虑的社会》，《台湾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25页。
⑫童振源、王国臣：《2023台湾经济发展蓝皮书：结构分析与国际比较》，台北：酿出版，2023年，第199页。
⑬李筱哲：《台湾“首投族”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以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例》，《台湾研究》2021年第1期，第94–102页。
⑭John J.Mearsheimer,“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china,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Foreign Aff.,vol.100(2021),PP.48-59.
⑮胡勇：《赖清德执政以来的美台关系刍议》，《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第24-39页。
⑯John Bolton,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Simon and Schuster,2024,p.313.
⑰锺厚涛：《安全焦虑与战略反扑: 美国大选后台湾当局对美台关系的危机防控及其影响》，《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第13-23页。
⑱刁大明：《2024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美国研究》2024年第6期，第9–33,5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6月号，总第330期，P8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