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视角出发的“两制”台湾方案探索
【摘要】“一国两制”在台湾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抹黑，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如今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事件的影响，台湾民众更意识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本文从两岸联系密切的经济层面出发，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当前民意转向契机、整体立论依据、政治经济理论基础，以及动态推进路径，期待透过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考，抛砖引玉，在台湾的政治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有识之士对于“一国两制”的青睐，为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大陆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的制度性安排。
长久以来，由于民进党将“一国两制”偷换概念，抹黑为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幷吞台湾”，加上国民党对“一国两制”也采取否定立场，不愿深究其相关内涵，使得“一国两制”在台湾从来没有获得公平对待。
基本上，台湾不是像香港、澳门，以外国殖民地性质回归大陆，所以“两制”台湾方案不同于香港、澳门的方案，具有符合台湾现实的空间，没有所谓的矮化问题。当然，若是无法接受“两制”台湾方案的基础，亦即无法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甚至利用“中华民国”包装“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则会全力抵制“两制”台湾方案。
本文将从两岸紧密联结的经济范畴出发，分析“两制”台湾方案的立论依据、推进的理论基础，再提出方案的推进路径；希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寻求两岸同胞共享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一、台湾当前民意转向的契机
虽然台湾民意长久以来对于“一国两制”没有正确认识而有所保留，但如今因民进党没有能力维持两岸和平发展，还加上“台独”与“反华”势力步步进逼而升高台海风险，使得有利于长治久安的“两制”台湾方案，有机会在当前民意转向下，让台湾民众理性思考其意义与价值。
特别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事件发生后，对于多数台湾民众而言，想到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乌克兰，美欧先前还大力支持其作为抗俄“急先锋”，结果发生冲突后，北约、欧盟口惠而实不至，美国连波兰希望代为转赠乌克兰作战的俄式战机都不敢接手，遑论要出兵帮助乌克兰，这让台湾民众心有戚戚焉。
此种心态可以看到俄乌危机发生后，即时民调就显示，超过六成一的61.3％民众不同意“美国对台承诺坚若盘石”，其中还有逾四成一的41.1％民众非常不同意；超过六成六的66.1％民众“对于美国的支持”没信心，而且近四成三的42.8％民众是完全没信心。
约一个月后，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民调同样显示台湾民众的类似心态。即使有美国的代表团访台想挽回信心，但还是有近四成七的46.9％民众认为“美国政府不是真心想支持台湾”。其中虽有42.7％民众认为“美国会出兵协助台湾”，但是对比此机构在五个月前的民调，当时还有55.1％的民众认为美国会出兵，结果俄乌危机后，骤减逾一成二的12.4％民众。
另一机构的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更是显示，逾五成五的55.9％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参战协防台湾”，其中有近三成的29.4％民众是一点都不相信。比较这机构在五个月前的民调，当时不相信“美国会参战协防台湾”仅28.5％的民众，在俄乌危机后，不相信者暴增近二成八的27.4％民众。
相对的，逾七成七的77.3％民众认为两岸应该维持“和平往来”，仅有不到一成七的16.1％民众认为台湾应该持续“抗中保台”。其中，不但泛蓝有压倒性超越九成四的94.1％民众认为两岸应该“和平往来”，连泛绿也有凌驾六成三的63.3％民众支持“和平往来”，显示这种诉求几乎已成为“台湾共识”。
纵使是大陆委员会自己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调查，都有超过七成五的75.1％民众“赞成政府在考虑两岸情势发展及兼顾经济与防疫，逐步调整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其中还有逾二成七的27.1％民众非常赞成。这突显即便是民进党想利用两岸关系紧张与防疫藉口，紧缩交流与往来，大部分的民众也是不赞成的；加上大多数民众认为不应“抗中保台”，应该“和平往来”，显示台湾民众想要的是两岸和平发展、台湾长治久安的模式。
两岸和平发展、台湾长治久安的模式是什么？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行不通，国民党的“一中各表”被异化为“两个中国”也行不通，大陆提出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的“两制”台湾方案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模式；亦即当台湾民众面临两岸变局，希望台海稳定时，如何既维持现有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又可让台湾的升斗小民摆脱生活困境，“两制”台湾方案值得理性探索。
二、“两制”台湾方案的立论依据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习近平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个总体方略是丰富的、发展的、动态的、宏观的、全面的，主轴是“反独促统”，所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同时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目标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完成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这个总体方略当然包括了决议所言，党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回答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这五个“充分”显示“两制”台湾方案不是要“幷吞台湾”，而是尊重维持台湾民众现有制度、生活、利益、感情，平等的共存共荣。
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民众不祇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得到充分尊重的维持现状，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包括台湾永保太平，民众安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换言之，不必像俄乌冲突之后，普罗大众颠沛流离、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让自己被政客推到风口浪尖的危险前线；不必购买昂贵却是无用于民生的武器，更不必购买有害于民生的美国瘦肉精猪肉、日本核灾区食品，“两制”台湾方案的台湾民众在国内可以有发展、在国外可以受保护，成为大国政治经济下的受益者而非牺牲者。
三、“两制”台湾方案推进的政治经济理论
由于当前的两岸政治互信有所不足，所以若从两岸已有密切联系的经济角度切入，“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会较有可操作性。原则上，理论对实践具启发的作用，因此本文拟从功能主义等相关理论的观点进行思考；当然，两岸关系绝对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所以在此处论及的理论，强调的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如何相向而行。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认为，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带动国家之间的功能性合作；Mitrany为代表的学者们以分枝说（Doctrine of Ramification）指出，①国家在某些领域合作，可以扩张到其他领域的合作，最后形成功能性的互赖网络，进展到政治的领域，形成和平的运作体系。
因此，功能主义的历史使命是让国家们积极地在一起，不是和平的分开存在，所以寻求一个解决争议性议题的共同政府；功能性途径倾向提供消除跨越政治、意识形态、地理、种族的藩篱，②过程中不会出现新的不同和区别。
不过，虽然功能主义从经济与科技等层面论述合作的形成，但政治却会影响合作的实际发展，于是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成为另一种诠释观点。Haas等学者以欧洲统合为例表示，③政治精英原本对于统合的支持度不高，但从煤钢共同体等合作获得好处后，精英愿意继续支持其他范畴的统合；同时从合作的学习过程中，改变与修正原先的想法，这被称为扩溢（Spill-over）。
学者Schmitter指出，④扩溢与否，在于各种功能的合作主题是否具有相互依赖关系，与合作利益有关的政治精英是否愿意推进合作；同时，政治精英是否能掌握合作过程的危机，趁势重新界定或扩张合作的任务。
因此，如果政治精英无法感受到统合的好处，无法将合作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其他领域，不愿继续支持合作，则经济等功能性联系与合作亦可能倒退，⑤也就是溢回（Spill-back）。
基本上，政治精英价值观的兼容性，政治精英对合作后利益的期待，多层面讯息、交易活动、共同制度的建立，适应、响应能力的提升，以及人员相互之间的自由来往活动等，⑥都是合作与否的要素。
至于从经济层面推进合作的途径，可以循序渐进地依据下列模式往前推动，⑨让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愿意接受经济合作的好处，进而由经济范畴的合作扩展到政治领域：
1.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逐步地降低区域内关税至零，以及渐次地排除贸易限额、行政限制等非关税贸易障碍，使得区域内的货物与服务可以自由流通。
2.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
除了具备自由贸易区的特质外，区域内对进口的货物与服务，采取相同的关税，以及采取相同的贸易措施。
3.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除了具备关税同盟的特质外，区域内的人员、资本等生产要素，皆可以进行自由流通。
4.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
除了具备共同市场的特质外，区域内进行政策协调，逐渐采取一致性的经济、货币、财政、金融等政策。
5.政治同盟（Political Union）
经济同盟形成后，进而为了军事、安全等共同目的，形成制度化的对外采取共同政策与措施。
上述理论与模式虽是国际关系性质，但对于“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仍然具有启发性价值；也就是让两岸关系从经济到政治的合作，同时辅以文化的心灵契合，逐步走向祖国完全统一。
四、“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路径
综上所述，推进两岸统一的“两制”台湾方案，可以从已有紧密关系的经济层面进行深度合作，当两岸在这方面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之后，可以再往政治层面推进。
为了让合作扩溢而不会溢回，必须继续深化人员相互之间的自由来往活动，争取政治精英们对于统一价值观的契合，建立两岸的共同制度与规范等。同时，更要让普罗大众在合作后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与生活便利，夯实“两制”台湾方案的深厚支持基础。
从经济层面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的路径，可以基于让两岸民众在现有生活方式下，稳步地共享经济合作繁荣成果的考虑，先落实“自由贸易区”，也就是在已行之多年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基础之上，将充实框架内涵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海峡两岸货物协议》，加以生效与施行，真正地展现服务与货物可以自由流通的整体经济效益。
有了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后，可以朝着“关税同盟”的模式前进，对于进口的货物与服务，采取相同的关税与贸易措施，发挥两岸对外经贸的协同效益，进而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等，这些都可经由ECFA签署时所成立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来推动。
该委员会不限于原先承担的ECFA相关事宜，以及研究两岸产业合作布局和重点领域、推动两岸的重大项目合作、协调解决两岸产业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等，而且该委员会更需对于进口货物与服务，研究及推动相同关税与贸易措施，进而提出整体性、长期性、协同性的两岸对外贸易与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划，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利益，由市场主导但政府推动，有序化地开展分工合作，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应，推进两岸协同发展。
有了上述基础，可以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会上所言，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要能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推动两岸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两岸的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为了让人员、资本等生产要素，达到皆可以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需要全力排除相关的自然与人为阻碍，完善流通需要的交通网络与跨域金融等软硬体环境，同时强化教育、医疗、育幼、养老、住房等，以及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社会保障措施，全面覆盖两岸一家亲的同等待遇。
接着，两岸可以继续往“经济统一”前进，亦即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等虽然还未相同，但在已有的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基础上，进行政策协调，逐渐采取一致性的经济、货币、财政、金融等政策；事实上，这可以使供应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价值链、创新链、政策链等更有效紧密地结合，充分展现出两岸“经济统一”后的大规模利益。
当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认知与感受到“经济统一”的好处，就能进而由经济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的统一；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也保障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同时一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政治统一”。
小结
总而言之，本文试图从经济层面开始，提出“两制”台湾方案的推动构想，期待抛砖引玉，让方案在竞争的台湾政治市场上，愈来愈展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进而获得愈来愈多台湾有识之士和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青睐，争取愈来愈多人坚定信念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为增进两岸同胞美好生活努力，让两岸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一国两制的行政功能研究”（批准号：19BZZ1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批准号：19ZDA12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David Mitrany,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6).
②David Mitrany,“The Functional Approac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7,No.3 (1971).
③Ernst B.Haas,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④Philippe C.Schmitter,“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3,No.1,(1969).
⑤Ernst B.Haas and Philippe C.Schmitter,“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18,No.4,(1964).
⑥Karl Deutsch 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 Anthology (New York: Anchor Books,1966).
⑦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Community Scale and Reginal Governance: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⑧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9,No.1,(2009).
⑨Bela A.Balassa,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mington: Hassell Street Press,202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6月号，总第294期）
【摘要】“一国两制”在台湾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抹黑，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如今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事件的影响，台湾民众更意识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本文从两岸联系密切的经济层面出发，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当前民意转向契机、整体立论依据、政治经济理论基础，以及动态推进路径，期待透过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考，抛砖引玉，在台湾的政治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有识之士对于“一国两制”的青睐，为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大陆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的制度性安排。
长久以来，由于民进党将“一国两制”偷换概念，抹黑为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幷吞台湾”，加上国民党对“一国两制”也采取否定立场，不愿深究其相关内涵，使得“一国两制”在台湾从来没有获得公平对待。
基本上，台湾不是像香港、澳门，以外国殖民地性质回归大陆，所以“两制”台湾方案不同于香港、澳门的方案，具有符合台湾现实的空间，没有所谓的矮化问题。当然，若是无法接受“两制”台湾方案的基础，亦即无法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甚至利用“中华民国”包装“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则会全力抵制“两制”台湾方案。
本文将从两岸紧密联结的经济范畴出发，分析“两制”台湾方案的立论依据、推进的理论基础，再提出方案的推进路径；希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寻求两岸同胞共享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一、台湾当前民意转向的契机
虽然台湾民意长久以来对于“一国两制”没有正确认识而有所保留，但如今因民进党没有能力维持两岸和平发展，还加上“台独”与“反华”势力步步进逼而升高台海风险，使得有利于长治久安的“两制”台湾方案，有机会在当前民意转向下，让台湾民众理性思考其意义与价值。
特别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事件发生后，对于多数台湾民众而言，想到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乌克兰，美欧先前还大力支持其作为抗俄“急先锋”，结果发生冲突后，北约、欧盟口惠而实不至，美国连波兰希望代为转赠乌克兰作战的俄式战机都不敢接手，遑论要出兵帮助乌克兰，这让台湾民众心有戚戚焉。
此种心态可以看到俄乌危机发生后，即时民调就显示，超过六成一的61.3％民众不同意“美国对台承诺坚若盘石”，其中还有逾四成一的41.1％民众非常不同意；超过六成六的66.1％民众“对于美国的支持”没信心，而且近四成三的42.8％民众是完全没信心。
约一个月后，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民调同样显示台湾民众的类似心态。即使有美国的代表团访台想挽回信心，但还是有近四成七的46.9％民众认为“美国政府不是真心想支持台湾”。其中虽有42.7％民众认为“美国会出兵协助台湾”，但是对比此机构在五个月前的民调，当时还有55.1％的民众认为美国会出兵，结果俄乌危机后，骤减逾一成二的12.4％民众。
另一机构的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更是显示，逾五成五的55.9％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参战协防台湾”，其中有近三成的29.4％民众是一点都不相信。比较这机构在五个月前的民调，当时不相信“美国会参战协防台湾”仅28.5％的民众，在俄乌危机后，不相信者暴增近二成八的27.4％民众。
相对的，逾七成七的77.3％民众认为两岸应该维持“和平往来”，仅有不到一成七的16.1％民众认为台湾应该持续“抗中保台”。其中，不但泛蓝有压倒性超越九成四的94.1％民众认为两岸应该“和平往来”，连泛绿也有凌驾六成三的63.3％民众支持“和平往来”，显示这种诉求几乎已成为“台湾共识”。
纵使是大陆委员会自己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调查，都有超过七成五的75.1％民众“赞成政府在考虑两岸情势发展及兼顾经济与防疫，逐步调整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其中还有逾二成七的27.1％民众非常赞成。这突显即便是民进党想利用两岸关系紧张与防疫藉口，紧缩交流与往来，大部分的民众也是不赞成的；加上大多数民众认为不应“抗中保台”，应该“和平往来”，显示台湾民众想要的是两岸和平发展、台湾长治久安的模式。
两岸和平发展、台湾长治久安的模式是什么？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行不通，国民党的“一中各表”被异化为“两个中国”也行不通，大陆提出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的“两制”台湾方案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模式；亦即当台湾民众面临两岸变局，希望台海稳定时，如何既维持现有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又可让台湾的升斗小民摆脱生活困境，“两制”台湾方案值得理性探索。
二、“两制”台湾方案的立论依据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习近平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个总体方略是丰富的、发展的、动态的、宏观的、全面的，主轴是“反独促统”，所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同时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目标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完成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这个总体方略当然包括了决议所言，党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回答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这五个“充分”显示“两制”台湾方案不是要“幷吞台湾”，而是尊重维持台湾民众现有制度、生活、利益、感情，平等的共存共荣。
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民众不祇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得到充分尊重的维持现状，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包括台湾永保太平，民众安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换言之，不必像俄乌冲突之后，普罗大众颠沛流离、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让自己被政客推到风口浪尖的危险前线；不必购买昂贵却是无用于民生的武器，更不必购买有害于民生的美国瘦肉精猪肉、日本核灾区食品，“两制”台湾方案的台湾民众在国内可以有发展、在国外可以受保护，成为大国政治经济下的受益者而非牺牲者。
三、“两制”台湾方案推进的政治经济理论
由于当前的两岸政治互信有所不足，所以若从两岸已有密切联系的经济角度切入，“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会较有可操作性。原则上，理论对实践具启发的作用，因此本文拟从功能主义等相关理论的观点进行思考；当然，两岸关系绝对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所以在此处论及的理论，强调的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如何相向而行。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认为，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带动国家之间的功能性合作；Mitrany为代表的学者们以分枝说（Doctrine of Ramification）指出，①国家在某些领域合作，可以扩张到其他领域的合作，最后形成功能性的互赖网络，进展到政治的领域，形成和平的运作体系。
因此，功能主义的历史使命是让国家们积极地在一起，不是和平的分开存在，所以寻求一个解决争议性议题的共同政府；功能性途径倾向提供消除跨越政治、意识形态、地理、种族的藩篱，②过程中不会出现新的不同和区别。
不过，虽然功能主义从经济与科技等层面论述合作的形成，但政治却会影响合作的实际发展，于是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成为另一种诠释观点。Haas等学者以欧洲统合为例表示，③政治精英原本对于统合的支持度不高，但从煤钢共同体等合作获得好处后，精英愿意继续支持其他范畴的统合；同时从合作的学习过程中，改变与修正原先的想法，这被称为扩溢（Spill-over）。
学者Schmitter指出，④扩溢与否，在于各种功能的合作主题是否具有相互依赖关系，与合作利益有关的政治精英是否愿意推进合作；同时，政治精英是否能掌握合作过程的危机，趁势重新界定或扩张合作的任务。
因此，如果政治精英无法感受到统合的好处，无法将合作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其他领域，不愿继续支持合作，则经济等功能性联系与合作亦可能倒退，⑤也就是溢回（Spill-back）。
基本上，政治精英价值观的兼容性，政治精英对合作后利益的期待，多层面讯息、交易活动、共同制度的建立，适应、响应能力的提升，以及人员相互之间的自由来往活动等，⑥都是合作与否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