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对国家战略价值
中评社╱题：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对国家战略价值——香港回归25周年的感想和展望 作者：曹二宝（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深圳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专家、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
【摘要】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首次提出香港“即使收回，原来的制度也不会变”①（三年后他将这一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距今43年7个月。25年前的7月1日，“一国两制”伴随香港回归祖国付诸实践。今年7月1日宣誓就职的第六任香港特首，在其参选政纲中，将“提升香港竞争力”，列作特区新一届政府重要施政方向，幷以“八大中心”概括了“十四五”和之前国家赋予香港的全部经济文化等定位②。国家赋港定位，找准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是“一国两制”在香港25年成功实践最闪光的亮点。也展示了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对国家战略价值。
一、香港的国际地位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提出了“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周恩来语），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了香港在中国革命中不同于内地（邓小平称为“国家主体”）的全局性功能地位。自那时以来，香港就有了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不同发展时期的国际地位。十九大确定，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国际地位需符合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
1、西方经济的全球运转中心
二战以来，西方全球经济中心先后是伦敦和纽约，运转中心一直是香港（日占期除外）。战后美西方催生的“关贸总协定”（GATT，史称“经济联合国”）生效不久，英国就让香港以所谓“宗主国附属领土”成为其中没有缔约权的成员，幷取得当时唯一“单独关税区”（简称“单税区”）地位。纽约取代伦敦成为西方全球经济中心后，美国因应英国国力式微而许其染指香港，就以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内法律（“美-港关系法”），承认由中英帮助取得GATT缔约权（可自动变为“世贸组织”即WTO成员）的香港，回归中国后仍是单税区，幷给香港不同于对华政策、比WTO更宽松的经贸金融和两用科技政策。
就在香港取得GATT的单税区地位不久，共产党在军事上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大战役全胜前夕，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决定解放全中国但不解放港澳，其战略考虑恰是：“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毛泽东语）。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谈及“暂不解放香港”的战略考虑：“我们现在就控制香港，对我们展开对外贸易不利，对世界贸易不利。”
“统一祖国”提上党和国家议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我们要松一点口”即收回香港但不改变原有制度，其战略考虑也是：“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邓小平语）。
中国收回香港25年来，坚定实行“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继续是西方经济的全球运转中心，符合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战略需要。
（1）国际航空枢钮。这是“十四五”赋予香港的新定位。香港按照基本法授予的自主航权，迄今签订了67个民用航空运输协议。新冠疫情前，120家各国航司的客货航班，每周起降香港4000架次，往返全球220多航点。香港5小时飞行圈，覆盖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和数十个主要城市。香港基地航司“国泰航空”经营的港-英航线（接驳欧澳航线）和港-美航线（接驳美国60％国内航线），就是运转西方全球经济的空中通道。
香港国际机场，即使“修例风波”期间，仍是全球航空枢纽和亚洲中转站：旅客吞吐量7000多万人次、飞机起降42万架次。新冠疫情期间，因全球航司停载旅客，香港机场的客运量几近为零；但作为唯一开放全部国际航线的中国机场，货运量仍是亚洲第一。香港第5波疫情初期中断的与美英等9国空中航线，现已全部复航。
目前香港是全球第一航空货运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建有世界最大的单一多层式航空货物处理设施：“超级一号货站”；与各国际机场连通性深度，新冠疫情前排名全球第二。今年5月，香港国际机场第三条跑道建成试飞；预计启用后，2035年客运量约1.2亿多人次，货运量约1000万吨。
（2）国际金融中心。这是我党早在决定如期收回香港时就制定的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政策（史称“十二条”），和体现“十二条”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香港传统优势。
即使“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香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是亚洲最高，资产值是本港GDP的7.05倍；流动资金覆盖率超出了国际监管标准、不良资产率仅为新加坡的50％。香港证券市场高深度、高流动性、高效率，总市值是本港GDP的10倍。香港保险业资本充足，渗透率亚洲第二高。全球50家顶级“政治保险”公司（有恐袭、人质、政变等险种），25家在香港有分支机构。
港币作为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美元唯一有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修例风波”和疫情期间，与美元联系汇率制运行正常，浮动区间稳定。
（3）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也是“十四五”赋予香港的新定位。“这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语）。
香港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连接西方多个科技研发中心如美国“硅谷”等的海底光缆，密集度为全球之最；香港供电可靠性，世界最高；网速延迟时间极短等。中国内地通邮海外全部服务器，均置于香港；香港也是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内地理想跳板。
香港基础科研水平，有很强世界竞争力。香港“修例风波”前，国际权威机构评估（不含中国内地），香港基础科研成果：24%世界领先，34%地区卓越，其他均在国际或地区水平；香港仅有8所大学，就有4所世界排名前50，5所排名前100；聚集了各国各地一流科研人才。香港齐备科技必需的“创新”要素：智权保护水平亚洲最高；全开放国际信息资讯和网络传播，紧贴世界顶级医学科技最新发展；科研人员不限国籍、出入境自由，等等。
2、世界市场进出中国国家主体的主桥梁
按照中国宪法，香港实行的是与内地即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简称姓“社”）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简称姓“资”）。香港姓“资”制度，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美西方制度“同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都需要有同属“一国”、制度与世界“同轨”的特殊地区充当主桥梁，来对接或衔接（简称“接轨”）与国家主体制度不能也不会“同轨”的世界市场。香港就是这个主桥梁。
（1）中外资本主要经港进出中国内地。香港“修例风波”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0.7%流向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外商向中国直接投资（FDI）的69.7％，经由香港进入内地。
香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如期举办了100多场不同类型商品展览，1/3是全球或地区最大规模。三届香港“一带一路峰会”，现场或线上出席人数和覆盖国家地区数，都刷新记录。这期间，香港引入外国直接投资额，仍是全球第三（低于美英）。这同全球跨国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或办事处多达3600多家有关。其中，欧盟驻港企业约2300家，都是全球总部；美国驻港企业1300家（800家涵盖了美主要金融企业），283家是全球总部，442家是地区总部或办事处。
（2）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钮。这是“十三五”就赋予香港的定位。目前全球有此项业务的国家地区，人民币资金池流量都远逊香港，只是中心而非枢钮。③
（3）中国海外资产和风险管理中心。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资产管理中心。“十三五”就定位香港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十四五”增加了新定位：香港也是国际风险管理中心。
香港经修改法律，已成为发行“保险相连证券”（转移保险风险到资本市场）、特别是“巨灾债券”理想地点；扩大了跨国公司在港成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的可承保风险范围；优化了对香港成立控权公司的跨国保险集团的直接监管。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和鼓励驻港中资企业，藉助上述法律，加强海外资产风险管理。
3、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这是“十二条”和体现“十二条”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香港又一传统优势：国际贸易中心。香港以其为9000家各国企业首选的商务据点和便利全球市场主体依法自由出入及运营，拥有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
（1）法系渗透西方的全球运行领域。这个法系就是亦称“判例法”或俗称“普通人法律”的普通法。数百年积累的司法判词都是法律，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须依循。就使得人类经济金融等不确性活动，有可能准确预判营商环境、减少投融资失误、规避法律风险。莫斯科大学认为，香港是中国研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最佳城市。现有6000多俄国学者专家在香港做相关研究或培训。
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请法官。这些地区有10个国家④，就是说，香港法院依法可有“外籍法官”。这是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重要区别：前者的法官不限国籍。中资在海外遇到法律争端，当双方不愿到对方国家提起诉讼时，多选择普通法法庭。香港是中国唯一适用普通法地区，“十三五”已赋予香港这个定位：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香港是以仲裁调解方式解决争议服务的理想地点。其仲裁裁决可在《纽约公约》150多个缔约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强制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地理位置和专业服务等，排名全球第一。
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家或地区都适用普通法。即使“修例风波”期间，香港诉讼和仲裁制度的全球声誉未减还增。香港法庭裁决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于伦敦和巴黎）；香港名列全球5大首选仲裁地。
（2）语言通行全球各业态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国际金融经贸法律医学科学等业态高端的通行语言。如高峰会议、高端交流和涉“商业秘密”谈判（不通过翻译）；又如全球科学医学创新思路或领先成果，以英文首发于国际权威期刋或文献。
香港的英语普及度，高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文在香港回归后即同英文幷列为香港“正式语文”，加上普通话迅速普及，“两文三语”（中英文和普通话、英语、粤语）是港人独有的语言禀赋。就使得香港在瞭解、研判世界各地营商环境上有明显优势。
香港税制简单，最吸全球企业家眼球：直接税只有3项（物业税、利得税和个人薪俸税），税率低且有免税额，利得税率按两级缴纳：税赋远低于中国内地，也比新加坡低；其他各类税项，香港一律免征⑤。
香港宜居条件亦居世界前列。如犯罪率较低、破案率较高（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医疗服务效率排名世界第一（彭博全球评分87.3）和人均寿命最高（男82.9岁、女87.95岁）等。
二、香港是“国之重器”
对于香港有不可替代的全局性功能地位，中共认识最早最深刻：香港可实行不同于国家主体的政策措施，中共实践最坚定最成功。这种认识和实践，形成于抗战时期，成熟于解放战争，炉火纯青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建国以来，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坚持“国家发展始终需要香港，必将不断成就香港”，铸就香港成为“国之重器”。
1、中西方关系的战略缓冲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就受到美西方全面封锁围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面对美西方“全盘西化”的图谋，国家明确坚定地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即使抗美援朝战争、台海危机、中美贸易战等，国家对香港这个战略定位都未动摇。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美西方全力遏制，继续明确坚定香港这个战略定位，是必然选项。中西方特别是中美关系中，香港不是较量战场而是战略缓冲。
（1）中国冲破美西方遏制围堵的特殊通道。前述香港国际地位，对中西方特别是中美双方来说，每一项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若“中断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就会“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如香港对美国出口额只占其整体出口额7.6%，对中国内地出口额的整体占比则是55.4%；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港对美出口额下降了14.8%，对中国内地出口额只下降了3.3%。
作为西方经济的全球运转中心，美西方在香港长期耕耘，聚集了其海外最多最高端的经济金融资源和科技力量。加之香港是中国最大财富中心和全球排名第一的最初公募股（IPO）中心，美西方所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所谓制裁，在香港不能或不敢轻举妄动。客观上就给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借道西方全球运转中心的香港，来突破美西方遏制或围堵的一个缓冲地带。香港是中国反制美西方遏制，从其严密围堵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突破口。
（2）中国基础科研冲破美西方打压的“创新”前沿。香港以全球领先的电信基础设施和与世界“同轨”的各项软件，成为愈来愈多“海归”的高端科研人才，回国栖就的凤巢。目前香港已有45位中国两院院士。国家根据他们的要求（如更愿在香港发展和生活）和困难（如香港政府三年给本港8所大学科研经费总和，不如中央政府一年给内地某大学多），调整了涉港澳科研政策。如准许港澳科研机构或人员，无需回内地发展亦无需与内地合作，就可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所得国家科研经费，可出境到港澳，交由港澳科研机构或人员使用等。
“十四五”定位香港为全国唯一“创新”在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同于也是“十四五”定位的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是“科技”在前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央批准被誉为基础科研“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其所属院所均可落户香港；目前已落户香港的有：北京自动化研究院和广东生物及海洋研究院。香港有16个国家重点试验室。
香港有科学家建议，香港可以其出色的“上游”（基础研究）或实用的“中游”（转化研究），携手深圳、东莞、佛山等内地“制造强市”精密的“下游”（技术研究），共同打造中国的“创新科技生态系统”或称“东方硅谷”。
（3）人口构成和市场主体最国际化的中国城市。香港外裔人口约60万，全港人口占比约8.6%，为中国各城市之最；其中欧洲各国公民35万、美国公民8.5万。香港的外国领事馆或国际认可机构125个，全国最多（62个总领馆、57个荣誉领馆、6个国际认可机构）。中国香港护照全球免签国家地区172个，多于中国其他护照免签地域。前述跨国公司在香港的全球或地区总部和办事处数目，也是全中国乃至全球之最。美、英和欧盟，在香港都有其海外最大商会，等等。
按照中国国籍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香港中国同胞取得外籍的，只要不申请变更国籍，仍是中国公民但在中国境内不受外国领事保护（约500-600万）；内地同胞则外籍和中国籍不可兼得。涉及在华外企的《反外国制裁法》不在香港实施。
邓小平创制“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时，就高度重视香港最国际化的人口构成和市场主体，提出了“在香港的外国人”也可参加“管理香港”的原则：“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
香港基本法对“香港永久性居民”这个有资格“管理香港”即治港的“港人”概念，其定义就包括了在香港“通常居住”满7年的“非中国籍人士及其子女”。香港特区三个政权机关都有小量或很小比例的外国或外籍人。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的香港特区官员中，也有外国或外籍人。
2、中国密联世界难以“脱钩”的战略通道
香港作为西方经济的全球运转中心，回到了“一国”前提下实行“两制”的祖国怀抱，就顺应了“全球化”这股任何势力都不能逆转的世界潮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紧密联系，在香港难以也不会“脱钩”。
（1）“双局激荡”迥旋有余的港湾。以中美关系为例，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称“双局”）相互激荡中，双方对立、对抗或冲突势不可免，香港可居中求同存异，缓冲、调解或合作。
香港是美最大贸易顺差的单一经济体；是中美贸易重要转口港：中国内地经港出口美国货物，占总出口额8%；经港进口美货物，占总进口额6%；香港也是迪士尼第5个主题度假区。美国则是香港金融、进出口、批发零售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美银行数占香港银行总数约5%；美保险公司在香港外资保险公司中，排名第三；美是香港第2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第3大葡萄酒销售地，第4大牛肉及其产品市场，第6大货物供应地，第7大农产品市场，第10大商品出口地和第42大商品进口来源地。
美西方制裁香港，没有也不会轻易中断维系其全球运转中心的港-美航空、通讯、邮政等协议。如港-美航空协议互有对等的各项航权，其中第五航权最具实质经济价值：美港双方空中航线可分享对方盈利丰厚的第三方国际航线的客源货源。
（2）“两局际会”深度契入的结合部。“两局”指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简称“融入”）与“国家新发展格局”即“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简称“双循环”）；“际会”指相互深度契入。按照十九大报告，“融入”有两个涵义：一是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简称“湾区建设”）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港澳互利合作”；二是“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简称“便利政策”）。
一是“融入”第一个涵义。两地合作以为重点的湾区建设，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的7个“重大国家战略”⑥之一。香港参与了其中两大战略：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简称“带路”）建设。湾区建设是唯一同属“一国”而分行“两制”的国家战略，适合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带路”建设是唯一跨国而非跨省的国家战略，适合香港的国际地位。香港因此深度契入了“双循环”中的“国际循环”。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在香港发展，比他们“在内地发展”，更有优势也更现实。
二是“融入”第二个涵义。制定和完善便利政策，使得“在内地发展”的港澳居民，深度契入了“双循环”中的“国内循环”。这是给已“在内地发展”的港澳居民提供便利政策，而非鼓励其他港澳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来内地发展或定居内地。
国家制定幷不断完善便利政策，更多地着眼于往来但不定居内地的港澳居民。因为“在内地发展”的港澳居民中，定居内地的是少数（其中香港居民约37万多），不定居而往来内地的是主体（其中香港居民1.6亿多人次）。如便利政策规定，港澳居民往来内地所持“港澳同胞通行证”，可享有类似内地户籍的身份证明功能，其适用范围和便利政策涵盖了30多个领域。
已定居内地的港澳居民，便利政策则规定，无需缴纳社保就可申领“港澳居民居住证”（简称“居住证”）；该证列入了国家统一编号、待遇类似内地户籍。而在过去，港澳居民即使定居内地，由于未放弃港澳永久居留权就不能取得内地户籍，也就不能享受类似内地居民的国民待遇。香港“修例风波”前，约30万已定居内地的香港居民领取了“居住证”。
便利政策是将香港回归以来，内地仍“按照”或“参照”外国人或外国，来对待港澳居民或港澳合作方，逐项调整为视港澳居民为“国人”、港澳合作方待遇参照内地。实际是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时，其“国家观念”有“政策获得感”。港澳主管部门宣布：便利政策“陆续有来”。这将有助改善即使经常往返内地的港人，香港回归后其“国家观念”不增反降状况。
三是“融入”两个涵义涉及三个禁用词。香港回归以来，新闻报道对内地与港澳关系长期“禁用”三个词：“融合”、“一体化”和“同城化”⑦。前两个禁用词现已解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讲话或中央文件，都有了“内地同港澳融合发展”或“市场一体化”等提法；但“同城化”继续禁用于深圳与香港，或珠海与澳门。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维护“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要“有机结合，任何时候不得偏废”。深港两城或珠澳两城，不能“同城化”，“避免被解读为模糊‘两制’界限、不符合‘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3）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十四五”采纳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建议，赋予香港又一新定位。香港现有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四大国际平台。一是“香港国际影视展”，是全球最大影视交易融资市场。二是“香港巴塞尔艺展会”，是总部在瑞士的当代世界顶尖视觉艺术的“巴塞尔艺展会”，瑞士以外唯一的展销市场；新冠疫情前，其场地占有率和成交额屡创记录。三是“亚洲内容产业峰会”，是亚洲影视戏剧动漫音乐游戏绘画等“内容产业”的高峰论坛。四是“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简称“西九文化区”），是世界少有的大体量综合文化艺术园区。
国家对港澳的文化政策分别是“中西合璧”、“中西荟萃”；内地文化建设则必须姓“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港澳在海外有两个“文化圈”：“粤语文化圈”和“华语文化圈”。
十九大有两项涉港澳战略部署：一是将港澳正参与的“带路”建设，写入中共党章（总纲第23条：“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将港澳正实践的“一国两制”，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称“新中特”）基本方略。党中央指出，这两项战略部署的结合点，就是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带路”建设。
（1）“带路”建设提升香港全局性功能地位。香港回归祖国25年中，国家发生了两个影响香港功能地位的重要变化：一是，2001年12月即香港回归4年半时，中国加入WTO，我国从之前向世界开放，变成了与世界双向开放；世界从之前只对港澳开放，变成了也对中国内地全面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目前GDP排名世界第二；香港经济多项指标的国家占比和在全国或世界排名，相对滑落。如往来中国货柜，之前只能在香港装卸再进出中国内地；中国加入WTO后就可在中国内地任何港口装卸了。香港货柜呑吐量，2016年起就被洋山、宁波、盐田等内地港口和新加坡、越南港口陆续超越；世界排名也从第1-2名逐年下降，目前跌到了第10名，还将继续下跌。就是说，“十二条”和体现“十二条”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国际航运中心”这一香港传统优势，面临挑战。结合城市综合实力，国际航运中心排名，香港仍是全球第四（前三是新加坡、伦敦、上海）。
二是，2014年即香港回归16年时，国家资本和技术输出首次超过输入，中国输出产能和技术的“带路”建设顺势起步。中国经济也从之前的“引进来”打造国内市场，向“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转型。香港就以“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内地各城市难以比拟和替代的独特优势”⑧，助力国家推动“带路”建设，其本身在国家发展大局的功能地位悄然提升。
（2）“两权结合”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变、实践不偏。列入“新中特”的这个方针，其表述只是“两权结合”，显示其是方针的核心：中央拥有对港澳全面管治权，与港澳享有高度自治权要有机结合。这同邓小平创制“一国两制”时就提出著名的“两不是论”，一脉相承：“港人治港”不是中央不管⑨，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⑩。
“两权结合”是对香港回归以来实践“一国两制”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坚持“两权结合”，“一国两制”方针就“不会变”、“不动摇”；偏离了“两权结合”，“一国两制”实践就会“走样”、会“变形”。如遇有中央不出手香港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当断不断”或不出手⑪；又如主张“香港只有特区政府一支管治队伍”，狠批“两支管治队伍论”⑫等。
（3）国家需要香港和香港再创新辉煌。这些都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一是，国家始终需要香港。从解放全中国但不解放香港，到收回香港但不改变原制，再到香港在新时代“地位特殊”、“优势独特”、“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语），国家发展各时期，都需要与世界“同轨”而制度姓“资”的香港，充当国家与世界“接轨”的主桥梁，和突破美西方对中国封锁围堵或遏制的战略缓冲。
二是，国家不断成就香港。即使香港发生了对抗国家主体的激烈群体事件，在回归前不是“收回”或“解放香港”，在回归后不是“改变香港原制”。如回归前的“广交会”（经香港邀请未与新中国建交国家工商界参加）、“三趟快车”（供港90%蔬菜副食）和“东江引水”（供港80%淡水），即使香港发生了总理座机被炸和“九龙暴动”（杀残惨烈）。又如回归前的香港基本法如期颁布⑬，即使香港发生了声援北京“政治风波”的群体事件。再如回归后，“十三五”提出“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功能地位”，即使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十四五”赋予香港经济诸多新的定位，即使香港发生了“修例风波”。
三是，找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结合点，香港定会再创新辉煌。“结合点”就是“十四五”和之前国家赋予香港的全部定位。“新辉煌”对标香港历史上两次辉煌：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香港是国家招商引资的主渠道。
三、香港对国家战略价值
香港经济总量（GDP），早在1998年即回归祖国翌年，就被广东超越；2010年起不到10年，又先后被内地4个一线城市京沪穗深超越。其国家占比，从1996年16.8％，降到目前不到2％。香港对国家还有没有战略价值？若有，在哪里？
1、善用“两制”之利，是香港战略价值的关键
“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事业的最新要求。“一国”之本，目前内地和港澳“坚守”的决心和立场非常坚定；“两制”中的国家主体姓“社”的制度之利（如党的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大家比较熟悉；港澳姓“资”的制度之利，就都不是非常清楚，“善用”更是崭新课题。
（1）尊重“两制”差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前提。邓小平有个著名的“两方面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简称姓“资”），“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简称姓“社”）。他说：“不讲两个方面，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
一是，“两制”不能等量齐观，国家主体姓“社”是港澳姓“资”的前提。将内地或大陆称为“国家主体”，是邓小平的创造，他幷提出著名的“两前提论”：“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国家主体姓“社”也是港澳姓“资”的前提。他对国家主体若不姓“社”而姓“资”的危害，分析得最透彻：就会“历史倒退”：“两极分化”引起“百分之九十几人闹革命”或全国动乱；就会“难民遍布全世界”；就会港澳“首当其冲”、繁荣“一风吹”。他强调：国家主体姓“社”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定不移；深圳和上海浦东“整个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要做“改革开放实行姓‘社’不姓‘资’的标兵”。
“标兵”与“先行示范”同义。中央支持深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落实邓小平上述指示：深圳先行示范区仍然姓“社”不姓“资”。深圳因其姓“社”，不可能也不会取代姓“资”的香港。
二是，在“一国”和国家主体姓“社”的前提下，港澳可以也必须姓“资”。邓小平对香港若“用社会主义来统一”或“用社会主义方式去改变”的危害，也分析得最透彻：香港和国际社会“不会接受”；“勉强接受了，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邓小平这里讲的“武力冲突”、“混乱局面”或“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等，都不是内外敌势在香港制造政局动荡或美西方封锁制裁香港的结果，而是“用社会主义来统一”或“去改变”香港，和香港“勉强接受”的严重后果。
三是，姓“社”的国家主体和姓“资”的港澳之间，必须有边界。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收回香港后，深港边界“不会取消”，幷提升到“两制”差异的高度：“深圳和资本主义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边界”。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现由澳门特区政府管理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和“横琴口岸澳门管辖区”，“适用澳门有关制度和规定”即实行姓“资”的澳门制度。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方案》（简称《横琴方案》）就明确规定：这两个区域与深度合作区的其他区域必须“物理围网隔离”。
（2）求大同、存大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硬核。“‘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习近平语）。在中国，“大同”莫过于“一国”，“大异”莫过于“两制”。
一是，“两制”可以和平共处，“我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邓小平语）。“和平共处”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原则，用之于“一国”之内的“两制”，也是邓小平的创造。他说：“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能破坏他们那个制度。”
“我不吃掉你”，就是姓“社”的国家主体“不吃掉”姓“资”的港澳：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港澳基本法序言）。这是国家宪制性法律规定的“制度红线”。
“你也不吃掉我”，就是姓“资”的港澳也“不吃掉”姓“社”的国家主体：港澳对国家主体有“绝不能允许触碰的底线”（习近平语）。全国解放以来，中央三次宣布这个底线。建国初期周恩来对英方宣布：香港不能用作外国军事基地，香港政府要阻止颠覆新中国政府活动，要保护在香港的中国官员安全。主持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邓小平宣布：“九七后”香港不能成为“打着‘民主’的幌子反对大陆的基地”。香港回归20周年时习近平宣布：“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都是“触碰底线”的行为，“绝不能允许”。
深入思考，若将香港基本法的“国家行为”⑭，解释为包括国家安全；则中央政府对香港法院审理国安案件就有最终约束力，若将中国刑法第3次修订增加的“缺席审判”，连同已有的“全国通辑”⑮，也适用香港，香港和海外任何涉嫌“触碰底线”行为都可“虽远弗届”。
二是，港澳姓“资”的制度，对国家主体姓“社”的制度有利。“两制”中姓“资”的制度之利，源于邓小平这一名言：“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再溯其源，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与他和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必然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同样著名的“两个决不会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三是，港澳姓“资”的制度要保持“成百年”。这也是邓小平名言：香港“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他还说：“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他特别指出：“这不是信口开河”，“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
临近香港回归25年即保持其姓“资”的制度五十年刚刚过半，内地和香港舆论场就有所谓“2047问题”和“下半场”或“二次回归”等说法。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有助消除以上误区：党中央已将“一国两制”，作为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显着优势”幷列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皆无时间上限。
（3）“两个建设好”：善用“两制”之利的总要求。“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简称“两个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习近平这段话，堪称“一国两制”的经典。
一是，建设好制度姓“资”的香港，是香港工作中心任务。建设好制度姓“社”的中国内地，早已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或中心任务一百年不动摇；建设好制度姓“资”的香港，则是“两个建设好”首次提出。现在到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的时候，这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习近平语）。
要建设好制度姓“资”的港澳，就要在尊重“两制”差异上不搞“全国一盘棋”。如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自“十一五”改为规划、更重视市场决定配置资源后，就从“十二五”起都设立了“港澳专章”⑯，为不同于姓“社”的国家主体而姓“资”的港澳，单独规划经济蓝图。如对香港，则在“十二条”首提三大传统优势以外，陆续确定了8个新定位。
三是，丰富了“制度自信”的内涵。“两个建设好”告诉我们：对“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就是对“一国”和其前提下的“两制”都要有信心：即国家主体姓“社”的制度，必须坚定不移不动摇；港澳特别是香港姓“资”的制度，必须依法保持成百年。
2、湾区定位和建设条件：强化香港战略价值
建设对标世界三大湾区（洛杉矶、纽约和东京）的第四大湾区，中国长三角比珠三角有更多有利条件，但党中央却选择了珠三角。战略考虑就是：珠三角毗邻与国家主体姓“社”根本不同而姓“资”的港澳，特别是香港。
（1）湾区定位一：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推动湾区建设《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对湾区的重要定位。同一湾区的粤港澳三地，只在港澳两地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粤即广东省任何地方，包括纳入湾区版图的穗深珠莞等9市都不实行这个方针。“十四五”和《横琴方案》对同一湾区内分行“两制”的粤澳合作，赋予澳门两个“全国首创”：
一是，“十四五”提出：“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就是说，境内广东辖下的横琴，由同在境内的广东，与在境外的澳门“共建”，这是全国首创。横琴也升格为省辖区。
二是，《横琴方案》确定：澳门是“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主导方，这也是全国首创。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均由粤澳“联合组成”，但前者的“常务副主任”和后者的“主要负责人”，均由澳门委派。
（2）湾区定位二：“带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这是《纲要》对湾区建设又一重要定位。十八大以来7个“重大国家战略”中，唯有“带路”建设和湾区建设有香港参与。作为中国最国际化又制度姓“资”的超大城市，香港是这两大国家战略的交集。香港对国家的战略价值，略露端倪。
（3）湾区建设条件：香港是“善用”其利的主场。湾区“建设条件”（简称“1233”）：“一国”、“两制”（包括三种法系）、“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
一是，“1233”举世无双。除了“一国”原则，粤港澳三地必须共同坚守外，其他三个建设条件，都是“国际上没有先例”（习近平语）：世界三大湾区皆与所在国实行“一制”、属于一个关税区、通行一种货币；而粤港澳大湾区：粤实行国家主体姓“社”的制度，港澳实行姓“资”制度（其中法系：粤是社会主义法系，香港是普通法系，澳门是欧陆法系）；粤属“中国关税区”，港澳都是WTO的单税区；粤通行人民币，港澳分别通行港元和澳门元。
二是，“1233”史无前例。除了“一国”外的其他三个建设条件：粤与港澳分行两制度、三税区、三货币；而内地改开以来的“经济特区”或“先行示范区”（如深圳）、“新区”（如浦东）、“自贸区”（如海南）和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双城经济圈”（如成渝、深汕和深圳前海）等，都实行国家主体姓“社”的制度、都属中国关税区、都通行人民币。
三是，“1233”中的“233”，香港都是“善用”其利的主场。香港有不同于粤属国家主体制度的姓“资”制度；有不同于粤属中国关税区的“单税区”；有不同于人民币的港币及其美元联汇制。香港对国家战略价值，呼之欲出！
3、“两前提”下姓“资”制度：锁定香港战略价值
（1）香港战略价值不看其对国家“出力”大小和“占比”高低。早在国家决定改革开放和如期收回香港时，邓小平就预计到：“四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那时候，香港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重更小了”。因为“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香港”，中国现代化“不能靠‘统一’来搞”，不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
（2）依法保持“两前提”下香港姓“资”制度不变。邓小平指出：香港对国家“出力更小”，或其经济的国家占比“更小”，“就更没有变的必要”；“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
他这里所说的“变”，都是指不同于国家主体姓“社”制度的香港姓“资”的制度。联系他著名的“两前提论”，即“一国”是“两制”前提；国家主体姓“社”也是港澳姓“资”前提，这就揭示了“两前提”下香港姓“资”的制度，就是内地即国家主体没有也不可替代的香港对国家战略价值。
（3）香港战略价值标准是国际化和营商环境。“世界城市”的等级划线，不以GDP而以国际化和营商环境为评定标准；香港也从未将GDP列为其经济发展的目标。香港以其国际化是中国之最和营商环境世界一流，长居“世界一线城市”首榜的第三名，素有“纽伦港”美誉。香港对国家战略价值，就宜用国际化和营商环境来衡量。这个衡量标准，也符合香港国际地位必须符合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结语
回首香港回归祖国25年的历程，感悟邓小平这段名言深刻精辟：“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展望香港未来，引用习近平一段名言，作为本文收尾：“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过往的人类政治实践中从未有过。前人用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破，后人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展。前进的道路幷不平坦，但是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
注释：
①邓小平指示（1978年11月27日）：“现在有一个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要松一点口，可以说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我们也是灵活处理”，“即使收回，原来的制度也不会变。这是个现实问题，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使继续投资的人放心。”
②国家赋港定位共11个，香港新特首参选政纲将其中3个（“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归入“国际金融中心”称为“八大中心”；其他七大中心是：国际航空枢钮、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③香港以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加拿大、西澳大利亚、伦敦、新加坡、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首尔等。
④适用普通法10国：英国（不含苏格兰）、爱尔兰、美国（不含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不含魁北克）、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
⑤香港个人薪俸税和物业税均15%；利得税是两级：首200万港元8.25%或7.5%，其余16.5%或15%；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利得税分别为25%和17%；香港不征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和离岸活动利得税等。
⑥7个“重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9、10月）、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1月）、长江经济带（2016年4月）、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18年4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9年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2019年11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20年9月）。
⑦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最新修订）》（2019年3月）第46条：不得使用内地与港澳“融合”、“一体化”或深港、珠澳“同城化”等词语。
⑧区位优势、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服务业的专业化优势、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2016年5月18日香港首届“一带一路峰会”国家领导人演讲）。
⑨邓小平指示（1987年4月16日）：“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交给香港人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
⑩邓小平指示（1983年6月26日）：“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不是一个中国。”
⑪如2016年多名“港独”分子报名参加9月立法会选举。不由“人大释法”（解释香港基本法“议员资格”条款）而由香港选举主任发“确认书”，未能阻止“港独”分子取得候选人资格，至少8人当选且都是“票王”。
⑫参见拙作《“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2008年1月8日《学习时报》），提出香港有“两支管治队伍”：一支行使中央管治香港权力，一支行使“港人治港”权力。
⑬邓小平指示（1984年7月27日）：“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时间提前，不迟于一九九O年。”
⑭基本法第19条规定，香港法院对香港所有案件都有审判权，但在审理涉国家行为案件时，因香港对国家行为没有司法管辖权，特首可根据中央政府的证明，就涉案事实出具对法院有约束力的证明文件。
⑮中国刑法2018年12月第3次修订，对中国境内外经最高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当事人，内地法院可“缺席审判”，内地公安机关可全国通辑，幷通过“红通”全球通辑。
⑯“九五”（1991.3）起就提及港澳，但到“十一五”（2011.3），因未设港澳专章，都只是重复“十二条”首提的香港三大传统优势：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7月号，总第295期）
中评社╱题：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对国家战略价值——香港回归25周年的感想和展望 作者：曹二宝（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深圳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专家、国务院参事室原特约研究员
【摘要】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首次提出香港“即使收回，原来的制度也不会变”①（三年后他将这一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距今43年7个月。25年前的7月1日，“一国两制”伴随香港回归祖国付诸实践。今年7月1日宣誓就职的第六任香港特首，在其参选政纲中，将“提升香港竞争力”，列作特区新一届政府重要施政方向，幷以“八大中心”概括了“十四五”和之前国家赋予香港的全部经济文化等定位②。国家赋港定位，找准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是“一国两制”在香港25年成功实践最闪光的亮点。也展示了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对国家战略价值。
一、香港的国际地位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提出了“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周恩来语），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了香港在中国革命中不同于内地（邓小平称为“国家主体”）的全局性功能地位。自那时以来，香港就有了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不同发展时期的国际地位。十九大确定，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国际地位需符合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
1、西方经济的全球运转中心
二战以来，西方全球经济中心先后是伦敦和纽约，运转中心一直是香港（日占期除外）。战后美西方催生的“关贸总协定”（GATT，史称“经济联合国”）生效不久，英国就让香港以所谓“宗主国附属领土”成为其中没有缔约权的成员，幷取得当时唯一“单独关税区”（简称“单税区”）地位。纽约取代伦敦成为西方全球经济中心后，美国因应英国国力式微而许其染指香港，就以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内法律（“美-港关系法”），承认由中英帮助取得GATT缔约权（可自动变为“世贸组织”即WTO成员）的香港，回归中国后仍是单税区，幷给香港不同于对华政策、比WTO更宽松的经贸金融和两用科技政策。
就在香港取得GATT的单税区地位不久，共产党在军事上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大战役全胜前夕，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决定解放全中国但不解放港澳，其战略考虑恰是：“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毛泽东语）。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谈及“暂不解放香港”的战略考虑：“我们现在就控制香港，对我们展开对外贸易不利，对世界贸易不利。”
“统一祖国”提上党和国家议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我们要松一点口”即收回香港但不改变原有制度，其战略考虑也是：“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邓小平语）。
中国收回香港25年来，坚定实行“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继续是西方经济的全球运转中心，符合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战略需要。
（1）国际航空枢钮。这是“十四五”赋予香港的新定位。香港按照基本法授予的自主航权，迄今签订了67个民用航空运输协议。新冠疫情前，120家各国航司的客货航班，每周起降香港4000架次，往返全球220多航点。香港5小时飞行圈，覆盖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和数十个主要城市。香港基地航司“国泰航空”经营的港-英航线（接驳欧澳航线）和港-美航线（接驳美国60％国内航线），就是运转西方全球经济的空中通道。
香港国际机场，即使“修例风波”期间，仍是全球航空枢纽和亚洲中转站：旅客吞吐量7000多万人次、飞机起降42万架次。新冠疫情期间，因全球航司停载旅客，香港机场的客运量几近为零；但作为唯一开放全部国际航线的中国机场，货运量仍是亚洲第一。香港第5波疫情初期中断的与美英等9国空中航线，现已全部复航。
目前香港是全球第一航空货运中心；香港国际机场建有世界最大的单一多层式航空货物处理设施：“超级一号货站”；与各国际机场连通性深度，新冠疫情前排名全球第二。今年5月，香港国际机场第三条跑道建成试飞；预计启用后，2035年客运量约1.2亿多人次，货运量约1000万吨。
（2）国际金融中心。这是我党早在决定如期收回香港时就制定的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政策（史称“十二条”），和体现“十二条”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香港传统优势。
即使“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香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是亚洲最高，资产值是本港GDP的7.05倍；流动资金覆盖率超出了国际监管标准、不良资产率仅为新加坡的50％。香港证券市场高深度、高流动性、高效率，总市值是本港GDP的10倍。香港保险业资本充足，渗透率亚洲第二高。全球50家顶级“政治保险”公司（有恐袭、人质、政变等险种），25家在香港有分支机构。
港币作为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美元唯一有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修例风波”和疫情期间，与美元联系汇率制运行正常，浮动区间稳定。
（3）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也是“十四五”赋予香港的新定位。“这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语）。
香港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连接西方多个科技研发中心如美国“硅谷”等的海底光缆，密集度为全球之最；香港供电可靠性，世界最高；网速延迟时间极短等。中国内地通邮海外全部服务器，均置于香港；香港也是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内地理想跳板。
香港基础科研水平，有很强世界竞争力。香港“修例风波”前，国际权威机构评估（不含中国内地），香港基础科研成果：24%世界领先，34%地区卓越，其他均在国际或地区水平；香港仅有8所大学，就有4所世界排名前50，5所排名前100；聚集了各国各地一流科研人才。香港齐备科技必需的“创新”要素：智权保护水平亚洲最高；全开放国际信息资讯和网络传播，紧贴世界顶级医学科技最新发展；科研人员不限国籍、出入境自由，等等。
2、世界市场进出中国国家主体的主桥梁
按照中国宪法，香港实行的是与内地即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简称姓“社”）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简称姓“资”）。香港姓“资”制度，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美西方制度“同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都需要有同属“一国”、制度与世界“同轨”的特殊地区充当主桥梁，来对接或衔接（简称“接轨”）与国家主体制度不能也不会“同轨”的世界市场。香港就是这个主桥梁。
（1）中外资本主要经港进出中国内地。香港“修例风波”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0.7%流向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外商向中国直接投资（FDI）的69.7％，经由香港进入内地。
香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如期举办了100多场不同类型商品展览，1/3是全球或地区最大规模。三届香港“一带一路峰会”，现场或线上出席人数和覆盖国家地区数，都刷新记录。这期间，香港引入外国直接投资额，仍是全球第三（低于美英）。这同全球跨国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或办事处多达3600多家有关。其中，欧盟驻港企业约2300家，都是全球总部；美国驻港企业1300家（800家涵盖了美主要金融企业），283家是全球总部，442家是地区总部或办事处。
（2）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钮。这是“十三五”就赋予香港的定位。目前全球有此项业务的国家地区，人民币资金池流量都远逊香港，只是中心而非枢钮。③
（3）中国海外资产和风险管理中心。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资产管理中心。“十三五”就定位香港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十四五”增加了新定位：香港也是国际风险管理中心。
香港经修改法律，已成为发行“保险相连证券”（转移保险风险到资本市场）、特别是“巨灾债券”理想地点；扩大了跨国公司在港成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的可承保风险范围；优化了对香港成立控权公司的跨国保险集团的直接监管。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和鼓励驻港中资企业，藉助上述法律，加强海外资产风险管理。
3、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这是“十二条”和体现“十二条”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香港又一传统优势：国际贸易中心。香港以其为9000家各国企业首选的商务据点和便利全球市场主体依法自由出入及运营，拥有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
（1）法系渗透西方的全球运行领域。这个法系就是亦称“判例法”或俗称“普通人法律”的普通法。数百年积累的司法判词都是法律，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须依循。就使得人类经济金融等不确性活动，有可能准确预判营商环境、减少投融资失误、规避法律风险。莫斯科大学认为，香港是中国研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最佳城市。现有6000多俄国学者专家在香港做相关研究或培训。
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请法官。这些地区有10个国家④，就是说，香港法院依法可有“外籍法官”。这是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重要区别：前者的法官不限国籍。中资在海外遇到法律争端，当双方不愿到对方国家提起诉讼时，多选择普通法法庭。香港是中国唯一适用普通法地区，“十三五”已赋予香港这个定位：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香港是以仲裁调解方式解决争议服务的理想地点。其仲裁裁决可在《纽约公约》150多个缔约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强制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地理位置和专业服务等，排名全球第一。
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家或地区都适用普通法。即使“修例风波”期间，香港诉讼和仲裁制度的全球声誉未减还增。香港法庭裁决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于伦敦和巴黎）；香港名列全球5大首选仲裁地。
（2）语言通行全球各业态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国际金融经贸法律医学科学等业态高端的通行语言。如高峰会议、高端交流和涉“商业秘密”谈判（不通过翻译）；又如全球科学医学创新思路或领先成果，以英文首发于国际权威期刋或文献。
香港的英语普及度，高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文在香港回归后即同英文幷列为香港“正式语文”，加上普通话迅速普及，“两文三语”（中英文和普通话、英语、粤语）是港人独有的语言禀赋。就使得香港在瞭解、研判世界各地营商环境上有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