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的视野：台湾问题
中评社╱题：“‘势’的视野：台湾问题” 作者：李林杰（成都），四川大学政治系研究生
【摘要】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依托于一定的框架或范式之上，在其中导出框架或范式内部逻辑自洽的推导或结论，但每种框架或范式都具有不完备性，因而解读与诠释必然带有局限性的偏差，而框架或范式的反济意义则助益于矫正这种局限性。“势”的范式与框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耦合现况与未来，联系动态与静态，勾连状态与生成，集偶然性与必然性于一体的中心概念，助益将现况的把握与未来趋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导出超越事实与现象堆砌的解译与判断。以“势”的视野看待台湾问题，有助于我们克服在既有思维进程中对问题把握的偏狭化，在“势”的历史进程与视野高度，达成对台湾问题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把握。
一、“势”的范式
人们对于事物现象的认知，总是依托于一定的认知框架的，后者由一种思维模式构成，决定分析的起点、焦点与要素所在，并将这些概念综合到既设的框架中，导出分析的结果所在。不同的认知框架，由于要素提炼的不同、及其不同权重与比例的形式构成，往往决定了内容的体认与定义本身，认知框架作为形式是镶嵌在我们对于事物或现象的内容理解中的。不同的认知框架，可以勾连出不同的意义结果来，通过重新提炼要素的立基点，重新归属各个要素的某种相对份额，经由新的知性形式过滤后，会呈现出新的内容情境之展现与诠释。认知框架对于问题分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台湾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亦是如此，需明确某一特定认知框架的必然有限性，并接纳新的知性理解方式，助益于对于该问题更全面的理解把握，切忌陷于某一认知形式而不自拔，造就误判或短视的可能性发生，后者是决策者与研究者务必避免的。
认知框架根植于思维模式之中，深受社会化进程的沾染。一定的文化社会化进程，会造就一定导向的思维模式的生养。各自文化均内涵一定的内部共通的思维模式，构成为思维进程确立基石的范畴，并主要体现在分析的概念本身。这种范畴形成一种机制，依据功能系统而起作用，并深刻影响认知框架的确立与形成。而在西方的共通思维模式而言，强调一种由对立与相联形成机制的模式，这种对立与相联是建立在对事物与现象认知，基于深刻分裂的体认与把握之上：从现象与本质的分裂，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分裂，自然与社会的分裂，到语言与存在的分裂，其惯用分裂的观照探查事物与现象，以分析性概念的提炼与逻辑可化约推论的导出为宗旨，力图在对立与相联的总知性形式中达到诠释与理解，典型的范畴体系诸如：方法到目的、或是原因到结果，汲汲于问题意识与逻辑一致，在涉台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诸如统一问题研究，执着于方法的目的性可欲性评估、效用合理性审视等等。此种问题意识的范式，往往不容易达成对于全局的整体性理解，它基于其分裂性的思维预设，往往偏向于独一、超越的极端化，而非相互依附的相互性。既有主流的认知框架都不可避免带有至少两个缺陷：第一是追求的逻辑可化约的完满一致性，不能同具体现实的缺陷性相适应，逻辑一致的处理倾向容易导致理解的极端化；第二是以分裂的思维处理与运用事物，不能兼顾静态的观点与动态的观点，而现实往往是既有的亦是生成的，是静的呈现与活的发展的统一，分裂的思维进程本质容易导致理解的偏狭化。既有主流的认知框架，对于涉台问题的分析与定性，则或是极端化的悲观与乐观，或是不能全局性的把握事物与现象的整体性面貌与历史性进程，存在一定的认知框架局限性，诉求新的范式理解以达到认知意义的反济。
如何采取新的认知框架进路，达致对于问题的认知意义反济，美学理论中“后退的效果与美学的缩小”可资为用。一位中国画论作者指出，观看山水时，太靠近则看不见它们的轮廓;反之，越往后退，瞳眸则越能收尽画上的高山流水。这好比张开一匹素绢，使画像远远地照映，如此一来，最峻伟的高山也会被框于方寸之内。“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对于画家的探查而言，就近检视局部细节时，无法看得清楚那推动线条的交错、凸起或停止的力量。祗有从远处观看整体时，在对比之下，这些线条形状内在的力量才显得出来。有了距离，观者不仅可以理会一幅更辽阔的山水，还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欣赏它；因为那山水好像已经脱离了本质之外的混浊而沉淀下来，重新回到单纯独一的动作，那赋予它形状而得以存在的动作。“后退的效果与美学的缩小”助益于呈现事物的整体面貌，展现事物本身眼不能见的气势向度，而合适的适应于“后退与缩小”的知性形式与认知概念，在于“势”的范式。
所谓“势”的概念絶对是普遍通行的，它与世界的进程有关，也与人类的各种活动有关；它既涉及自然层面也涉及技术层面。虽然势的模式放之天下皆通，但是我们总是从个别的表现来慎重地理解它。因为在事情开始时，情势就是关键所在，而且每一个情况里、每一个时刻里，情势都有所不同，它不停地变化，所以在每一个情况中支配现实的趋势也必然是独一无二的，絶不会重复发生。“实况”永远不会固定下来，因此能逃离既定的框架。正是这样的情势使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势”的范式的本质，是对于前述“分裂与联系”思维的反动，要旨在于“一体与运动”，事物的现况、历史与未来是一体的，事物的本质、现象与原因是一体的，而事物本身是生成性处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亦是同过去、当下呈现一体性的因而可以作为必然性加以把握，但变动与生成本身是偶然性的标识，因而它是跨越必然与偶然、现况与未来、状态与生成的概念。“势”的范式，对于既有的“目的-方法”与“原因-结果”的范式，会是一次认知意义的反济，助益于在“势”的视野下，将现况的把握与未来趋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助益于涉台问题视野更高、视野更广的理解，摆脱当下现实事件的零碎与堆砌，达成在“势”的历史进程中对事物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把握。
在“势”的视角下，静态的观点与动态的观点是互相联系的，“情势”从过去的历史而来，联系至当下的局势，并基于过去与现在一脉之机理，导向未来的趋势。静态与动态、状态与生成之间是联系的，体系进程中的每一时刻都可视为一种“力”的布置状态，“势”见之于这一个个别的现况的作用力配置，但同时也意味着通过这个个别现况而表现，并引导与制约该现况由以发展的趋势上，“势”见之于状态内在所生成的大方向所在。一方面，历史的现况可以作为客观的约束条件，制约人们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一个历史现况，作为变迁中的某一时刻，是内涵生成性而充满效力的，它作为趋势内在的一部分，推动趋势在历史进程中的最终自我实现。
二、台湾问题的“时”与“势”
任何力量都受制于历史现况中的某种局势，无法脱离该局势而存在，譬如一个人无法举起自身，“非无力，势不可”；但客观的条件决定了这一现况的发展趋向，这一趋向内在于作为现况局势的作用力布置中，并要求所有力量对趋势的演进结果加以服从。因此“势”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它是生成中的现况，也是客观性的未来，由以构成一种必然性力量，制约着人在当下与未来的选择可能性空间。当评估现况的时候，不能受困于当下的局势造就之约束性，需明白局势或现况本身具备一种生成性与变化力，是导向演进而日新月新的；当退后几步再对局势加以审视，会获得一个抽象的视角，依据该视角之逻辑藉以评估现况本身的生成可能性，推演出未来的趋势在，后者与当下、过去一般亦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并诉求各种力量的最终服从。
构成一种历史力量的“势”，在于一种交替的机理。交替的原则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而制造着断裂、差异与分歧，而趋势则作为一种连续性的力量，阐释着跨越断裂与分歧两个极端之间的必然性，耦合政体性的历史理解中之张力。可以说，“势”本身以交替为机理，构成一种张力，后者意味着竞争性要素的相互对抗而使得整个进程充满活力，使得历史由以更新。如发生了中国历史中，统一与分裂、治世与乱世的趋势性演绎，历史则是在这交替作用产生的张力之下得以摆动前进。王夫之总结出作为交替原则的双元逻辑，这一双元逻辑支配着历史的推移，构成超越于现况之“局势”的总体之“趋势”，构成对生成中之“情势”的理解与诠释：
逻辑一：任何趋势一出现便渐渐扩大增强。（一动而不可止者，势也。）
逻辑二：任何趋势达致极致时必穷尽而逆转。（物极必反。）
对于逻辑一，作用于交替原则的正面实现，趋势要求的自我实现诉求于局势演进的轨道化，祗有藉由交替变化中某一力量的不断强化，趋势才能实现自身；对于逻辑二，作用于交替原则的负面表述，趋势涉及张力之中两个相互对立的力量，是关切两个极端之间的摆动交替，因而张力中的某一力量之过分增强会产生反动，引导趋势演进朝向另一端的摆动演进进程。出发点或许总是微不足道与不能深究的，但它却是决定历史趋势的关键，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趋势的演进、交替的逻辑，使得整个进程锁定向该方向发展，直到趋势的自我实现状态；但一旦张力中的力量达到了其无法超越之点，便进入下降状态，形成无可避免的败落与灭亡，而趋势藉由这一败落的进程，诠释其本身的交替性。
“势”是构成一个必然性概念出现的，见之于现况的局势，它造就一种客观约束性，限制了身处局势之人的选择性空间，见之于历史的趋势，它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实现，在构成现实与过去的局势内部，推动现况朝向趋势的自发性演进。历史必然是张弛、伸屈、治乱、抑扬等张力之交替，这并非任何形而上学原理体现在时间上加以必然实现的作用产物，而是服务于进程的内在需要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因为其中正在其作用的正面或者负面因素，注定将走到尽头，而与之互补或对立的因素便会取而代之。整个进程是作为一种必然性，作为现况的一种内在性，在进程的演进中自发实现自身，任何抗拒则是徒劳的。
构成一种生成性的“势”，在生成变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作为调整的力量，该力量使得人们针对于“势”之演进所诉诸的手段，构成一种有作用力的配置。总的配置的原则是，顺应这一客观必然性之“势”的自发演进，利用事态之推进中的趋势，让内在于现况中、构成“情势”所提供的布置自行实现，并助益于这一自发性进程的合时合宜，而“时间”构成了最关键的历史因素，被操作者加以体认与内化。王夫之认为，在顺应交替作用的趋势逻辑而言，存在两个普遍的道理，引以为定力与耐力的锚定：
配置一：任何变化发生改变之后，要顺应此种变化，需站稳与保持定力。
（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
配置二：发生改变之前，需避免过度作为，避免过度的现象因物极必反而造成反向的过渡。（大张之余，必仍之以弛；大弛之余，必仍之以张。）
由是，在“势”的自发性演进中，是“天助人”，人也需自助，但自助须建立在对于“势”之演进趋向的顺应之上。所以，当“势在必得”而有利于己之时，人理想条件下应不做任何干预方为智慧，该智慧能使得“势”的自发性演进发挥最大之效力。任何不平衡之发展本身终将衰退，因趋势如往一方向发展，到了极致则必定产生“逆转”以成全最终的“交替”，故如果懂得这个客观到了必然逆转之地步，即因所有负面因素消解殆尽，而完全转向正面之方向时。人可以以最小干涉力之代价与成本，将情势藉助逆转之机制，引入有利于己之新方向，从而有效重构作为现实的“现况”。事情自然而然的来临之时，我们便能从现况内最佳的条件取得能力，藉由“势”的自然流程，成全自身的目的实现。因而，对于“势”的把握是第一本位，而人力主要立基于，顺应“势”的变迁之上，所具有的“等待的智慧”，诉诸一种耐力与定力。
如果将“势”的分析引入台湾问题，助益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况的逻辑进程与趋势发展。台湾问题是处于两个“三角互动”之内的，就国际面向而言呈现出“中美台”三方的互动，而就两岸面向而言呈现出“共国民”三党的互动，两个三角的总体互动进程，决定台湾问题的深度、广度与进展之所在，而前一个三角重心在于“中-美”，后一个三角重心在于“统-独”。因此，对于现况及其内在趋势的理解，立基于两个三角内部所藴含的“势”之把握上，对其作“势”的提炼助益于更好理解现况的内在，与情势的未来趋势，并锚定自身的干预所在。
宏观之势：中美在西太地区的权力消长是锁定之趋势，实力差距与对比将轨道化演进，可能发生最终的易位。（东升西降论）
微观之势：独派政党在岛内的局面已达到顶峰，但将穷尽逆转为衰败趋势。（民进党去神坛论）
如果明晰台湾问题的“势”之所在，体认与内化宏观与微观这两个“势”，方法与手段的采用将变得明晰，定力与耐力的诉诸会愈发重要，“屈于此者，伸于彼，无两得之数，亦无不反之势”。当明晰总的“趋势”是于己有利的，在暂时的情势不利于己时懂得“屈”，诉诸定力与耐性，而在局势逆转之后主动掌握之，因其渐衰之势，等到不能势行时现况的自然解体，终能重新控制历史状况并使其平静。时间的关键因素作用，将会取得一切可欲之利益。重要的是，当下的保守与克制，为今后之成功作好准备。重要不是当下的“妄涉”与“急为”，而是等待“势”的自发性实现。
“势”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自行决定的，但是它固有的逻辑使得它为人之自觉把握与体认保留了充裕的空间。历史进程，存在某种超越“趋势”的必然性成分，其变动与出现本身是偶然之残余，但是其机理可以藉由规律加以阐明。“理者固有也，势者非适然；以势为必然，然而不然者存焉。”说是偶然，因为某一趋势一旦开始自然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即使它还祗是萌芽的阶段亦是如此，方向的悄悄树立与转变构成偶然的命运游戏，掺杂了太多“时机”的要素；但“势”的交替、消长与盛衰必然有一种调节运作的逻辑，而能为人所知，藉由规律的形式加以阐明，因而其作为必然性的成为是“可诠释的”，构成可知、可预期之一部分。本文下面，便着手尝试阐释这两个“势”何以如此的机理。
（一）宏观之势：东升西降论
宏观之势，即阐释“中美台”三方的互动中，中美彼此相对权力的消长之机理。权力（Power）在学理上，指涉位于某一关系中，权力主体对于权力客体的强制性支配力，由以构成一种不平衡的支配关系所在。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或支配关系，一则在于支配能力本身，即我有这个行使权力的能力或潜力在，二则在于支配作用的关系，即我须将这个能力或潜力朝某一对象行使出去，才能成全一种支配力或支配关系，来诠释权力本身。因此存在两种权力，第一种权力（Power1），指涉权力能力本身，或者实力、资源；第二种权力（Power2）指涉权力的行使情况，是关切权力能力本身的变现与实现程度，或者可以视为一种发挥出的影响力。
公式一：Power1=f（Technology）＊Concentration
定义如下：作为一种权力的能力，其总量与包含技术水平（Technology）的函数，以及社会制度的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成正相关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构成能力的权力，在于该国对于社会内部资源的汲取与吸收能力的大小。权力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汲取能力是通过再分配机制进行的，后者建立在社会的经济汲取能力之上。因此，汲取与吸收的能力一来是社会本身的经济汲取能力，与技术水平相关；二来是政府本身的政治汲取能力，与政府制度的集中度相关。前者关乎政府可资汲取的经济资源总量，后者牵涉政府机器本身汲取能力的效率水平。当两个社会存在技术代差时，技术水平的函数放大效应使得制度结构的集中度差异变得无关紧要，松散的现代国家能够在竞争中胜过集中的古典国家；但当不存在技术代差或技术相差不大时，政府制度结构的集中程度，构成权力能力因素的关键指标所在，关乎权力能力的总量水平。因而，当中美之间的技术鸿沟日益缩小时，于政府具有的权力能力相比，中国政府的集中程度在效率上高于美国的联邦制政府，这带来两国权力能力可能的消长趋势。
公式二：Power2=f（Power1）/Distance
定义如下：作为一种影响结果（Influence）的权力，其总量与包含权力能力（Power1）的函数成正相关关系，且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空间距离（Distance）成负相关关系。作为一种影响力的权力，指涉权力的行使情况，关切权力能力本身的变现与实现程度。其首先主要取决于所拥有的的权力能力总量，后者构成影响力本身的上限所在，标志着影响力本身具备的潜力水平；其次，权力的行使、影响力的变现，遵循力的普遍法则：“衰减原理”，即力量的发挥，与发力点与受力点的距离成负相关，力的耗散沿着距离的延展而逐步增加。反映到台湾问题的“大三角关系”，中美之间的权力能力总量的消长是影响力比较的首要因素，其次则是关乎陆台与美台之间的距离效应：该距离会放大大陆本身的权力能力，缩狭美方可发挥的权力能力。在前几次台海危机时，中美之间的权力能力差距经由距离的倍减效应，使得权力能力本身的差距得以“钝化”，维持了微妙的权力平衡局面。而当中国的权力能力总量（Power1）接近美方时，“衰减原理”使得就构成影响力的权力而言（Power2），中美之间在西太地区的权力地位与格局将发生深刻的演变。
（二）微观之势：民进党去神坛论
微观之势，即阐释“共国民”三方的互动中，统派与独派彼此权力的相对消长机制。由于民进党至今未能废弃或冻结“台独党纲”，构成岛内政治环境中对于统派势力的最大障碍，以及独派势力的关键依托所在。关切这一势的机理分析，便是立基于对民进党长远的势力消长分析。台湾是选举社会，政党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与政治可能性的。但选民本身并非自主的、中立的力量，而是在根本上可塑的。因而对于民进党的势力消长分析，在于对其选票本身作机制分析。
公式一：Power1=Vote(t)=∑T-1 stock +f .Impact＊Median vote(T)
定义如下：某政党在选举社会中的量化权力指标（Power1），标志于T年它在选举社会中获得的选票本身（Vote(T)），该选票由存量选票与增量选票构成，前者构成政党在选举社会中的基本盘，标志于T-1年（上一选举年份）的选票存量（∑T-1 stock）；后者构成政党在T年选举中新收获的选票与新动员的中间选民（Median vote(T)），该动员与催票的效率，与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成正函数关系（f .Impact）。在岛内的选举社会中，立基于岛内民众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混乱的现实面，民进党长期诉诸身份动员路径，对于认同失焦与身份失衡的中间选民总量，发起政治动员与选举催票，使得其基本盘愈发壮大，并在屡次选举中不断斩获新的中间选民之认可，造致今天民进党在岛内政治环境中的“一党独大”局面。这构成岛内统独对比分析中的表层逻辑。
公式二：Power2=Impact= K.Δ（Outer Power）
定义如下：某政党在选举社会中的实质权力指标（Power2），在于它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影响能力，构成公式一中的动员与催票能力（Impact）指标，成为政党长远生存与竞争的核心所在。而这一动员能力与影响能力，在小政治实体中，呈现出大政治实体在社会影响力中的镜观与投射表现。诸政党在小政治实体中的影响力对比，是攸关的大政治实体本身影响力比较的反映与再现，它与攸关政党的大政治实体之比较权力差〔Δ（Outer Power）〕呈现出正比关系。如果大政治实体的权力对比是有利于该政党，则得出的正向的差额与系数K的正比和，构成该政党的实质权力指标所在，构成正值；当大政治实体的权力对比不利于该政党时，则得出的负向的差额与系数K的正比差，构成该政党的实质权力指标，构成负值。Power2的结果，反向推导至选举社会的量化权力指标（Power1）的测度中，当Power2为正值，量化权力指标依照公式延续递增的状态；而当其为负值时，量化权力指标依公式开始边际递减直至临界点后，使得权力总量开始递减。对岛内的政治社会而言，民进党实质权力指标所依托的是，中美在该地区的权力对比形势，如果差值为正数会带来实质权力指标的正向，推动公式一中量化权力指标的递增趋势；如果差值为负数则带来实质权力指标的负向，推动公式一中量化权力指标的递减趋势，这构成对民进党长期面向上的权力分析机制。由此可以发现，宏观之势与微观之势是联动的，宏观之势有利于大陆的演进趋势，助益于微观之势朝大陆有利的方向演绎，最终导出岛内统独力量对比的根本改变，实现岛内政治环境的再造。
三、“势”之下的大陆与台湾
“势”不光是合乎逻辑，也具有普遍性的支配力，而它不光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演绎结果，即力量与趋势之间的交替演绎原则，也是内在于“现况”中，构成一种可以调整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得现况成为某一种可操作的“布置”。人在面临“势”之规律的必然演绎时，也保留了复杂而精细的操作可能性，为“势”之支配力于己而言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可欲性。自然的操作战术是显而易见的，基于对于事态推移中趋势的把握与体认，让情势提供的于己有利的、有作用力的布置自行运作，以至于“势”的自行自我实现是如此的合时合宜，任何“妄涉”或“急为”都成为无须如此与多此一举，这构成“势”的理想自我实现形式。
将必须动用的“强力”的成分降低至最小，构成战略思维的优先考虑所在，在事情或局面的总趋向有利于己时，将各种布置与措施合乎时宜的使其自行调整，由顺理成章的连续作用导向总趋势的自我实现，在“势”的自行实现下成就自身的功效所在，因此切忌战略冲动与鲁莽，夯实战略克制与定力，构成操作“势”的首要原则，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亦是如此，以长尺度的战略耐心，换得更彻底的战略收益所在，深刻体认台湾问题上的“时与势”。
“势”的理想化实现途径，也并非等同于大陆需克制一切主动性与操作力，在“时与势”构成的客观约束下，适当地利用这一情势，使它往于己有利的方向自行发展，创造其自行实现的流动力，成就潜在的实现趋势成为可选的主动性方案之一。充分利用这一客观情势的约束性，使得情势的布置本身更具作用力，导出“势”之应然向实然更顺畅而简约的跃进。一旦充分挖掘了“情势”本身内涵的丰富可能性，它之应然便能自动从实然中流泻出来，而前者则是大陆的主动性之所依托与所凭藉。而“情势”内在的可能性：在于势差、惯性与开放性，未来的着力也宜依托于这三个支点。
首先是“情势”本身内涵的“势差”。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适宜阐释“势”的主题：“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作为一种配置，其本身在于物体藉由客观之力导出的必然作用，使得潜在得以充分实现，而潜力之最高点则系于客观之力依托的最大高低差，即“势差”。充分操作与布置“势差”的可能性，即是对于待加实现的潜能本身加以最大化配置，是“势”之操作的根本所在。就台湾问题而言，大陆需扩充与发掘的“势差”在于“权力落差”与“权威落差”。前者在于夯实陆台既有的实力对比形势朝大陆一侧巩固倾斜，放大两岸权力与实力差距的不对称性；后者在于培植与深化陆台两地既有的权威层次高低，特别是以治理为中心的权威叙事向以政治对立与操作为重心的权威叙事的持续冲击，以治理绩效的不对称性诠释与塑造两岸的公权力之权威落差。
其次是“情势”本身内涵的“惯性”。还是上述关切“势”之主题的比喻：当我们把木柴或石头放在平坦的地面上，它们便静止不动;把它们放在倾斜的地面上，它们便动起来了。它们如果是方的，就会停下来，如果是圆的，就会滚下去。决定“势”之客观力的因素，不止在于“势差”，也在于物体的“形状”以使得力之行使本身依凭“惯性”，即保障客观之力是基于客观需要导出客观之结果。需要凭藉适当的“形状”，使得“惯性”作为潜能得以导出。同理，也需要适当的“着力点”，使得权力主体所布置与操作的“势”，得以依凭“惯性”得到自我实现。就台湾问题而言，大陆方面当认真思考的是，如果培植与养成“势差”得以依托的“着力点”所在，使得“势差”本能真正导出岛内应有的政治效果。鉴于岛内政党主流，现阶段已与“割据政权利益”绑定，大陆诉求的当是私权利领域中的交融与磁力，而既有的两岸融合战略值得深入推进，助益于岛内集聚与累积出政党之外的着力点所在。而在岛内选举民主的运作下，民众本身作为着力点的战略意义根本上优于政党本身。
最后是“情势”本身内涵的“开放性”。以“水”作为“势”之运行的图解，呈现出“开放性”要素的重要意义：“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正是依托“无常形、无常势”的极端变化性，内涵着最强的穿透力与锲而不舍的毅力。一种布置与操作祗有在不断更新之下才会产生功效，也才可能作为机制工具；而任何一种布置，一旦固定化之后，其内在的可能性会逐渐消失殆尽。而作为一种布置的战略，亦要保证最大的开放性可能，才能保证持续不断的力量为其带来优势所在，通过交替作用的布置可能性带来恒常更新之功效来。就台湾问题而言，要维系作为战略的配置本身的恒常开放性与可能性空间，至少在于两点：首先在于达成统一的方法而言，应保持和平方式、武力方式以及之间广阔地带方式手段的开放性，保持手段与方法本身非固定化与可更新性，以支撑效能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次在于达成统一的目标本身而言，保持“一国两制”可诠释的“开放性”与“灵活性”，通过局势与目标布置创造的可能性，以适应“实况”的变化与“势”的更新。
对于台湾政党而言，“势”的力量实质上已构成一种客观情势的约束性，限制着当下选择的可能性，如“法理台独”已事实成为“伪命题”。但“势”亦是一种旨在自我实现的必然性支配力量，有作用力的布置将“趋势”化为其潜能的实现；就长尺度而言，“势”之应然到实然的转化，成为构成岛内政党选项之限制。如何在“势”构成的作用力布置下，获得自身的能动性，值得岛内政党思考。有一个形象比喻可资参考：风作为一种自然之“势”力，造设出一种力的环境约束，但蜘蛛仍可在风中结网成丝。而其能动性发挥的凭藉，在于“软性”、“弹性”与“同向性”。如何维系自身政策空间的“软”、“巧”与“不逆时势”，值得岛内政党思考。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6月号，总第294期）
中评社╱题：“‘势’的视野：台湾问题” 作者：李林杰（成都），四川大学政治系研究生
【摘要】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依托于一定的框架或范式之上，在其中导出框架或范式内部逻辑自洽的推导或结论，但每种框架或范式都具有不完备性，因而解读与诠释必然带有局限性的偏差，而框架或范式的反济意义则助益于矫正这种局限性。“势”的范式与框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耦合现况与未来，联系动态与静态，勾连状态与生成，集偶然性与必然性于一体的中心概念，助益将现况的把握与未来趋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导出超越事实与现象堆砌的解译与判断。以“势”的视野看待台湾问题，有助于我们克服在既有思维进程中对问题把握的偏狭化，在“势”的历史进程与视野高度，达成对台湾问题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把握。
一、“势”的范式
人们对于事物现象的认知，总是依托于一定的认知框架的，后者由一种思维模式构成，决定分析的起点、焦点与要素所在，并将这些概念综合到既设的框架中，导出分析的结果所在。不同的认知框架，由于要素提炼的不同、及其不同权重与比例的形式构成，往往决定了内容的体认与定义本身，认知框架作为形式是镶嵌在我们对于事物或现象的内容理解中的。不同的认知框架，可以勾连出不同的意义结果来，通过重新提炼要素的立基点，重新归属各个要素的某种相对份额，经由新的知性形式过滤后，会呈现出新的内容情境之展现与诠释。认知框架对于问题分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台湾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亦是如此，需明确某一特定认知框架的必然有限性，并接纳新的知性理解方式，助益于对于该问题更全面的理解把握，切忌陷于某一认知形式而不自拔，造就误判或短视的可能性发生，后者是决策者与研究者务必避免的。
认知框架根植于思维模式之中，深受社会化进程的沾染。一定的文化社会化进程，会造就一定导向的思维模式的生养。各自文化均内涵一定的内部共通的思维模式，构成为思维进程确立基石的范畴，并主要体现在分析的概念本身。这种范畴形成一种机制，依据功能系统而起作用，并深刻影响认知框架的确立与形成。而在西方的共通思维模式而言，强调一种由对立与相联形成机制的模式，这种对立与相联是建立在对事物与现象认知，基于深刻分裂的体认与把握之上：从现象与本质的分裂，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分裂，自然与社会的分裂，到语言与存在的分裂，其惯用分裂的观照探查事物与现象，以分析性概念的提炼与逻辑可化约推论的导出为宗旨，力图在对立与相联的总知性形式中达到诠释与理解，典型的范畴体系诸如：方法到目的、或是原因到结果，汲汲于问题意识与逻辑一致，在涉台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诸如统一问题研究，执着于方法的目的性可欲性评估、效用合理性审视等等。此种问题意识的范式，往往不容易达成对于全局的整体性理解，它基于其分裂性的思维预设，往往偏向于独一、超越的极端化，而非相互依附的相互性。既有主流的认知框架都不可避免带有至少两个缺陷：第一是追求的逻辑可化约的完满一致性，不能同具体现实的缺陷性相适应，逻辑一致的处理倾向容易导致理解的极端化；第二是以分裂的思维处理与运用事物，不能兼顾静态的观点与动态的观点，而现实往往是既有的亦是生成的，是静的呈现与活的发展的统一，分裂的思维进程本质容易导致理解的偏狭化。既有主流的认知框架，对于涉台问题的分析与定性，则或是极端化的悲观与乐观，或是不能全局性的把握事物与现象的整体性面貌与历史性进程，存在一定的认知框架局限性，诉求新的范式理解以达到认知意义的反济。
如何采取新的认知框架进路，达致对于问题的认知意义反济，美学理论中“后退的效果与美学的缩小”可资为用。一位中国画论作者指出，观看山水时，太靠近则看不见它们的轮廓;反之，越往后退，瞳眸则越能收尽画上的高山流水。这好比张开一匹素绢，使画像远远地照映，如此一来，最峻伟的高山也会被框于方寸之内。“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对于画家的探查而言，就近检视局部细节时，无法看得清楚那推动线条的交错、凸起或停止的力量。祗有从远处观看整体时，在对比之下，这些线条形状内在的力量才显得出来。有了距离，观者不仅可以理会一幅更辽阔的山水，还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欣赏它；因为那山水好像已经脱离了本质之外的混浊而沉淀下来，重新回到单纯独一的动作，那赋予它形状而得以存在的动作。“后退的效果与美学的缩小”助益于呈现事物的整体面貌，展现事物本身眼不能见的气势向度，而合适的适应于“后退与缩小”的知性形式与认知概念，在于“势”的范式。
所谓“势”的概念絶对是普遍通行的，它与世界的进程有关，也与人类的各种活动有关；它既涉及自然层面也涉及技术层面。虽然势的模式放之天下皆通，但是我们总是从个别的表现来慎重地理解它。因为在事情开始时，情势就是关键所在，而且每一个情况里、每一个时刻里，情势都有所不同，它不停地变化，所以在每一个情况中支配现实的趋势也必然是独一无二的，絶不会重复发生。“实况”永远不会固定下来，因此能逃离既定的框架。正是这样的情势使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势”的范式的本质，是对于前述“分裂与联系”思维的反动，要旨在于“一体与运动”，事物的现况、历史与未来是一体的，事物的本质、现象与原因是一体的，而事物本身是生成性处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亦是同过去、当下呈现一体性的因而可以作为必然性加以把握，但变动与生成本身是偶然性的标识，因而它是跨越必然与偶然、现况与未来、状态与生成的概念。“势”的范式，对于既有的“目的-方法”与“原因-结果”的范式，会是一次认知意义的反济，助益于在“势”的视野下，将现况的把握与未来趋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助益于涉台问题视野更高、视野更广的理解，摆脱当下现实事件的零碎与堆砌，达成在“势”的历史进程中对事物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把握。
在“势”的视角下，静态的观点与动态的观点是互相联系的，“情势”从过去的历史而来，联系至当下的局势，并基于过去与现在一脉之机理，导向未来的趋势。静态与动态、状态与生成之间是联系的，体系进程中的每一时刻都可视为一种“力”的布置状态，“势”见之于这一个个别的现况的作用力配置，但同时也意味着通过这个个别现况而表现，并引导与制约该现况由以发展的趋势上，“势”见之于状态内在所生成的大方向所在。一方面，历史的现况可以作为客观的约束条件，制约人们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一个历史现况，作为变迁中的某一时刻，是内涵生成性而充满效力的，它作为趋势内在的一部分，推动趋势在历史进程中的最终自我实现。
二、台湾问题的“时”与“势”
任何力量都受制于历史现况中的某种局势，无法脱离该局势而存在，譬如一个人无法举起自身，“非无力，势不可”；但客观的条件决定了这一现况的发展趋向，这一趋向内在于作为现况局势的作用力布置中，并要求所有力量对趋势的演进结果加以服从。因此“势”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它是生成中的现况，也是客观性的未来，由以构成一种必然性力量，制约着人在当下与未来的选择可能性空间。当评估现况的时候，不能受困于当下的局势造就之约束性，需明白局势或现况本身具备一种生成性与变化力，是导向演进而日新月新的；当退后几步再对局势加以审视，会获得一个抽象的视角，依据该视角之逻辑藉以评估现况本身的生成可能性，推演出未来的趋势在，后者与当下、过去一般亦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并诉求各种力量的最终服从。
构成一种历史力量的“势”，在于一种交替的机理。交替的原则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而制造着断裂、差异与分歧，而趋势则作为一种连续性的力量，阐释着跨越断裂与分歧两个极端之间的必然性，耦合政体性的历史理解中之张力。可以说，“势”本身以交替为机理，构成一种张力，后者意味着竞争性要素的相互对抗而使得整个进程充满活力，使得历史由以更新。如发生了中国历史中，统一与分裂、治世与乱世的趋势性演绎，历史则是在这交替作用产生的张力之下得以摆动前进。王夫之总结出作为交替原则的双元逻辑，这一双元逻辑支配着历史的推移，构成超越于现况之“局势”的总体之“趋势”，构成对生成中之“情势”的理解与诠释：
逻辑一：任何趋势一出现便渐渐扩大增强。（一动而不可止者，势也。）
逻辑二：任何趋势达致极致时必穷尽而逆转。（物极必反。）
对于逻辑一，作用于交替原则的正面实现，趋势要求的自我实现诉求于局势演进的轨道化，祗有藉由交替变化中某一力量的不断强化，趋势才能实现自身；对于逻辑二，作用于交替原则的负面表述，趋势涉及张力之中两个相互对立的力量，是关切两个极端之间的摆动交替，因而张力中的某一力量之过分增强会产生反动，引导趋势演进朝向另一端的摆动演进进程。出发点或许总是微不足道与不能深究的，但它却是决定历史趋势的关键，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趋势的演进、交替的逻辑，使得整个进程锁定向该方向发展，直到趋势的自我实现状态；但一旦张力中的力量达到了其无法超越之点，便进入下降状态，形成无可避免的败落与灭亡，而趋势藉由这一败落的进程，诠释其本身的交替性。
“势”是构成一个必然性概念出现的，见之于现况的局势，它造就一种客观约束性，限制了身处局势之人的选择性空间，见之于历史的趋势，它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实现，在构成现实与过去的局势内部，推动现况朝向趋势的自发性演进。历史必然是张弛、伸屈、治乱、抑扬等张力之交替，这并非任何形而上学原理体现在时间上加以必然实现的作用产物，而是服务于进程的内在需要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因为其中正在其作用的正面或者负面因素，注定将走到尽头，而与之互补或对立的因素便会取而代之。整个进程是作为一种必然性，作为现况的一种内在性，在进程的演进中自发实现自身，任何抗拒则是徒劳的。
构成一种生成性的“势”，在生成变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作为调整的力量，该力量使得人们针对于“势”之演进所诉诸的手段，构成一种有作用力的配置。总的配置的原则是，顺应这一客观必然性之“势”的自发演进，利用事态之推进中的趋势，让内在于现况中、构成“情势”所提供的布置自行实现，并助益于这一自发性进程的合时合宜，而“时间”构成了最关键的历史因素，被操作者加以体认与内化。王夫之认为，在顺应交替作用的趋势逻辑而言，存在两个普遍的道理，引以为定力与耐力的锚定：
配置一：任何变化发生改变之后，要顺应此种变化，需站稳与保持定力。
（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
配置二：发生改变之前，需避免过度作为，避免过度的现象因物极必反而造成反向的过渡。（大张之余，必仍之以弛；大弛之余，必仍之以张。）
由是，在“势”的自发性演进中，是“天助人”，人也需自助，但自助须建立在对于“势”之演进趋向的顺应之上。所以，当“势在必得”而有利于己之时，人理想条件下应不做任何干预方为智慧，该智慧能使得“势”的自发性演进发挥最大之效力。任何不平衡之发展本身终将衰退，因趋势如往一方向发展，到了极致则必定产生“逆转”以成全最终的“交替”，故如果懂得这个客观到了必然逆转之地步，即因所有负面因素消解殆尽，而完全转向正面之方向时。人可以以最小干涉力之代价与成本，将情势藉助逆转之机制，引入有利于己之新方向，从而有效重构作为现实的“现况”。事情自然而然的来临之时，我们便能从现况内最佳的条件取得能力，藉由“势”的自然流程，成全自身的目的实现。因而，对于“势”的把握是第一本位，而人力主要立基于，顺应“势”的变迁之上，所具有的“等待的智慧”，诉诸一种耐力与定力。
如果将“势”的分析引入台湾问题，助益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况的逻辑进程与趋势发展。台湾问题是处于两个“三角互动”之内的，就国际面向而言呈现出“中美台”三方的互动，而就两岸面向而言呈现出“共国民”三党的互动，两个三角的总体互动进程，决定台湾问题的深度、广度与进展之所在，而前一个三角重心在于“中-美”，后一个三角重心在于“统-独”。因此，对于现况及其内在趋势的理解，立基于两个三角内部所藴含的“势”之把握上，对其作“势”的提炼助益于更好理解现况的内在，与情势的未来趋势，并锚定自身的干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