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塑造折射社会文化变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人争做“铁姑娘”,男的女的都一样
“孩子他妈”这样的称呼与以(姓)名称呼,哪一种让女性更舒服?相信现在很多人会选后一种。因为前一种称呼里,女性被看作男性的附庸,而后一种则暗示着女性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创作的主流。
1958年,《青春之歌》首版,杨沫自传式地书写了小资产阶级女性林道静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路。1960年,李凖发表《李双双小传》,李双双不再是丈夫孙喜旺“屋里的”,而是一个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的社会主义新人。1961年,《红岩》首版,女主人公“江姐”,坚韧勇敢,视死如归,临赴刑场依旧淡然微笑。
这些勤劳勇敢、艰苦朴素、乐观向上、英勇顽强的女性形象并非孤例。《中国妇女》杂志这一时期的封面人物常常是颇具男性气质的工农妇女形象,朴实勤劳的“铁姑娘”成为当时女性画像的主流。小说《风云初记》中的吴春儿、《红日》中的华静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性角色更是阳刚之气十足。女性丢掉封建历史的枷锁,与男性一同挑起建设的重担,这对女性自然是一种解放,但这样的女性形象塑造抹除了男女性别差异,让男女形象过度同质化。
同质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这样的社会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保障男女平等迅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产力匮乏,社会需要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国家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也呼唤“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