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津:九二共识才能保障台海和平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英津(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香港8月10日电(记者 郭至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纪念‘九二共识’三十周年”思想者论坛6月27日下午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办。6位与会学者从“九二共识”的历史由来、重要意义、延续与发展、面临的挑战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英津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但目前大环境恶化的背景之下,“九二共识”何去何从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王英津表示,尽管“九二共识”是台湾学者苏起在2000年提出来的概念,但“九二共识”的历史与事实早在1992年香港会谈时就已确立。“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受权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界定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性质,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2005年“胡连会”以来,“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官方档中的高频使用词汇和两岸研究界经常使用的基本概念。

  王英津说,回顾两岸践行“九二共识”30年的发展历程,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谈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共识。两岸交流品质和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直接三通,签订了ECFA,两岸共同生活圈初步形成。两岸在彼此尊重、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化交流平台,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重要成果。首先,两岸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官方和半官方机制,成为两岸执政当局互动和沟通的重要管道。这些机制有利于两岸双方充分获取对方资讯和利益关切,减少误判,进而形成有效的两岸共同治理平台,促进两岸一体化进程。其次,在两岸互动过程中,除了形成了以上官方和半官方的机制化平台外,还形成了一些效果明显的民间互动机制。30年来,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方面积累丰富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合作的政治基础。2005年国共两党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的共识,此已成为两党交流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随着2008年5月国民党上台执政,两党共识日渐发展为两岸共识,进而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政治关系的政治基础,动摇或偏离了这一基础,两岸关系发展就会受到冲击和挑战,进而直接影响到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自2000年以来,“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代名词,并见之于两岸官方文件。实践表明,两岸互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均是基于“九二共识”这一基础。3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只要遵循“九二共识”的基本精神,两岸关系就能顺利,台海和平就能保障,一旦偏离或背离“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会出现波折、倒退甚至危机。2015年3月18日,马英九与海外媒体茶叙时说,两岸关系与“九二共识”“相合则旺,相离则伤,相反则荡”,这是对30多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九二共识”不仅是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基楚,而且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处理两岸关系不可替代的政治基础。

  第二,坚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基本策略。为避免两岸关系发展被“一个中国涵义”之争所绑架,大陆方面把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个中国涵义区分开来,并作为两个层次的问题来处理,主张两岸政治谈判前,双方先共同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下来,这是两岸事务性商谈的政治基础,而一个中国涵义之争则可以先搁置起来,留待以后再讨论。搁置一个中国涵义之争是针对当时具体的国内外环境和两岸关系的实际以及特定历史阶段而提出的策略之举,是针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事实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搁置一个中国涵义之争,为两岸事务性商谈营造了政治空间,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汪辜会谈”及后来马英九时期两岸商谈的成功举办均一致表明,只要双方能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协商。2015年11月7日的“习马会”也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成功范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九二共识”是两岸在解决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智慧,虽然双方一直对它的意涵存有争议,但双方通过求同存异,便使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妥善处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九二共识”作为国共互动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求同存异”已成为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   第三,创造战略性模糊是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的权宜之计。据苏起本人解释,他希望能通过建构这一概念来避开“一中”,也能避开“各表”,以让两岸在民进党执政时仍能各自保有模糊空间,持续和解,避免战争。2018年台当局陆委会主任陈明通也公开说:“苏起当初创造这个名词,其实是好意,因当时政党轮替,所以创造新名词给民进党使用。”创造不失原则的模糊空间,既为留有余地,也不让对方感到为难,是解决一些复杂政治问题的策略。香港会谈时,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共识,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强人所难的善意举措,对争取对方的配合和最终达成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些模糊空间后来被台湾方面用作“各自表述”,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模糊空间对于达成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模糊空间被异化解释而对其一概加以否定,应将其放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和评价。

  第四,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发展进路。尽管两岸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但双方均有通过商谈来解决事务性问题的需求,于是就想出了两岸两会商谈这种民间形式。双方虽然坚持“九二共识”,但在两岸直接进行政治对话和谈判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势下,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基本进路,有助于为两岸启动官方商谈减少疑虑和阻力。具体而言,即:在交流性质上,先坚持民间交流、被授权社会团体交流、再逐步升格为公权力机构交流;在官方交流中,坚持从低层级到高层级的步骤;在议题上,坚持先易后难、先低敏度后高敏度的次序。就两岸会谈而言,具体交流次序是:两岸民间交往——授权两岸两会商谈——国台办和陆委会商谈——“习马会”。这种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思路被实践证明是务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在未来发展两岸关系的过程中,该思路和做法值得进一步沿用。   第五,“九二共识”是两岸协商解决台湾“国际参与”问题的前提。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主张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通过与大陆方面协商来解决台湾国际参与问题。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探索出了一套处理台湾国际参与问题的成熟做法,台湾当局先后参与WHA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事实表明,台湾祗有承认和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就台湾“国际参与”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后,然后再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请,国际组织会根据相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规定和实际情况,以大陆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允许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因此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湾加入国际组织问题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

  综上,王英津总结道,“九二共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两岸相向而行的产物。两岸打破坚冰后,各方期待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奠定基础,“九二共识”顺势而出。随着国际形势、两岸形势和岛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九二共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九二共识”的续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大两岸”之间战略竞争决定了“小两岸”关系不可能缓和,“台独”与反“台独”、促统与“拒统”的矛盾,使得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九二共识”何去何从,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英津(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香港8月10日电(记者 郭至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纪念‘九二共识’三十周年”思想者论坛6月27日下午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办。6位与会学者从“九二共识”的历史由来、重要意义、延续与发展、面临的挑战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英津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但目前大环境恶化的背景之下,“九二共识”何去何从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王英津表示,尽管“九二共识”是台湾学者苏起在2000年提出来的概念,但“九二共识”的历史与事实早在1992年香港会谈时就已确立。“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受权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界定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性质,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2005年“胡连会”以来,“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官方档中的高频使用词汇和两岸研究界经常使用的基本概念。

  王英津说,回顾两岸践行“九二共识”30年的发展历程,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谈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共识。两岸交流品质和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直接三通,签订了ECFA,两岸共同生活圈初步形成。两岸在彼此尊重、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化交流平台,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重要成果。首先,两岸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官方和半官方机制,成为两岸执政当局互动和沟通的重要管道。这些机制有利于两岸双方充分获取对方资讯和利益关切,减少误判,进而形成有效的两岸共同治理平台,促进两岸一体化进程。其次,在两岸互动过程中,除了形成了以上官方和半官方的机制化平台外,还形成了一些效果明显的民间互动机制。30年来,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方面积累丰富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