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的认知作战：理论、现实与操作
【摘要】从民进党2016年重新执政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紧张情势与台湾政治社会变化，“认知战”议题在台湾被炒作得甚嚣尘上，特别是特定党派以侧翼及网军对台湾人民进行认知作战，除了频发攻击性与恫吓性梗图外，也有以精短文字来发贴文，同时通过党政系统与亲绿媒体指称中国大陆假新闻与认知作战的危害。如此绵密讯息网络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权力高度腐化的程度，也显示出了台湾执政当局对于新冠疫情大爆发所引发的政权存续充满危机感。
2019年5月2日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台湾国家安全局、大陆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就“中国大陆假讯息心战之因应对策”进行专案报告，报告内容指称，中国大陆正依循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模式，对台湾的民主开放社会进行“认知作战”。〔1〕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于连任的就职演说中提及，国家安全的国防事务改革中有三个重要的方向，而其中一个重要方向便是要对“网路战（Cyber Warfare）”、“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与“超限战（Unrestricted Warfare）”所带来的威胁加强提升安全警觉及意识，并且认为台湾正与中国大陆进行认知战的交锋。〔2〕
壹、社群媒体中的网路舆论
“社群”是人与人在彼此的连结过程中，因某一项议题或想法上相互契合或具有共同的理念而形成的互动群体，相较于传统社群采用面对面的沟通方式，社群利用科技的发展，而改以网路所创建的媒体平台作为沟通和联系的桥梁，进而结合成社群团体，社群中的使用者之间，除可利用网路作为资讯承载的媒介外，亦可进行各类资讯内容双向传递，同时从事人际社交活动，故而成为有别于传统社群交流方式的“社群媒体”。〔3〕
网际网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研发，加速社群媒体的应用与普及，而社群媒体则因深受大众喜好而高度使用，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与他人进行即时互动的重要媒介，进而成为资讯时代中发动认知作战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虽说“认知作战”一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其媒介由传统媒体转换成数位传媒之后，可透由社群媒体平台的普及性与高使用率，提供了一个以舆论影响及操控他人更为便宜、更加高效、更低要求的开放环境与途径。
社群媒体充分运用网路成本低廉、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的优势，在网路空间中迅速地崛起发展，再加上社群媒体能将所有使用智慧型装置的各年龄层用户大量群聚，将其编织成为复杂、绵密的人际网络，形成传播特定讯息来影响群众认知的有利管道，如经政府、非政府的组织、团体，甚至是恐怖组织等加以运用和操作，并藉网路讯息来源难以反查或辨识的特性作为藏匿身分与企图的掩护，将可在政府或是军事的目标上取得战略上的利益。
而这些现象及操纵模式为认知作战开启了新契机，使社群媒体中的网路认知作战成为当代网际网路广泛运用下，所形成的认知作战形式，经由网路进行内容产制、扩散和交流的资讯传播机制，大幅颠覆了人们获取资讯的途径，除对传统媒体带来重大的冲击，其独有的便利性，同时也使社群媒体达到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新境界，〔4〕其特性迥异于传统大众媒体。
首先是以使用者为主体。利用电脑及各类智慧型行动装置等网路终端设备，能让任何使用者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空间与地点，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接收各种类型的资讯，同时也能让使用者藉由媒体平台参与讯息的产制，从原本的被动接收者成为主动的创作者，且在社群媒体中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编辑能力，随时随地让自己的创意想法在社群媒体中流动、发散。〔5〕
其次为具有高度互动性。社群媒体的崛起，让人际连结交流的门槛降低、相互黏着的程度更加紧密，使用者们能透过社群平台可一起互动地创作内容、发布讯息或讨论议题，达到双向沟通的功能。如此也彰显出社群媒体与传统大众媒体之间最大的差别，即社群媒体中的资讯发布者，并不再仅是单一方面的向阅听大众传递讯息，而是能让阅听大众一同参与，能够更高效地连结人群。〔6〕
第三为呈现多样貌形式。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加持下，社群媒体中的内容能够经由手中精致小巧，但功能强大的智慧型装置，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档案类型与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内容来呈现，包括文字、图片、语音、音乐、动画或视频等，尤其是影像和音乐所结合的视频，更是一种最为自然并具有极高效率的沟通模式，因为人类文明在尚未出现文字、习得运用文字沟通的能力之前，即是透过图像及声音作为沟通的工具，而此种沟通方式仍存留在现代的人类文明与生活之中。〔7〕例如社群软体－“抖音”（Douyin，其海外版本名为Tik Tok）能以短片分享的方式在全世界造成大流行，即可窥知一二。多样貌的资讯内容成为吸引目光的焦点，能更有效率地争取阅听大众的注意力，加强群聚效应。
第四则是提高政治参与度。经由社群媒体提供的平台，可提供使用者针对各类问题、议题或时事等内容发表个人想法、反应意见、并与网友于线上即时互动讨论。〔8〕其中较能引发广泛议论热度与回响的内容，应属于政治及公共事务相关的新闻或议题，与传统媒体仅能单向传达资讯的功能相比，人民得以藉社群媒体表达自身意见与立场，建立与政府或行政部门间沟通、对话的平台，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促进社会各阶层、各族群间的互动，使社群媒体成为社会大众影响政府施政及制订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9〕
然而，尽管在社群媒体所引发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变迁过程中，让民主的样貌也随之焕然一新，但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却也成为操控民意潮流、制造错误和虚假资讯的温床，它对社群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层次不可低估。〔10〕
贰、认知作战思维的起源
“认知空间（或认知场域）”原为广告心理学领域的用语，是指人类从事认知活动时所涉及的范畴和领域，是人类情感、意志、信仰和价值观等无形的精神空间，皆存在于人类大脑的思想之中。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解析运用认知空间所从事的作战行为具有多项特色，包括具有传播管道多样化、讯息出处广泛且大量、资讯传递迅速且重复、以趋近实况的假象掩饰企图、运用鱼目混珠的内容制造混淆等。
“认知空间作战”又被称为“认知域作战”或“制脑作战”，在军事领域上属于“资讯化战争”中的一环，而在政治事务与公共政策领域中又同时存在于政治心理、政治传播、政治公关与民意研究的范畴。在认知空间中所使用的“武器”是精神意念，亦即所谓的“认同”，凡是精神意念可以传递到的场域、空间，都可以作为认知作战的“战场”。〔11〕
早在1990年兰德公司的两位智库学者阿奎拉（John Arquilla）与伦菲尔德（David Ronfeldt）在针对新兴网路所存在的安全隐患研究时，即已预见网路战的发生，他们主张未来的冲突不再仅靠强大的实体武装力量来获取胜利，而是凭藉网路资讯的可得性和操纵手段，试图扰乱、破坏或修改目标群众所认知的自己与周遭的世界，同时伴随公共外交举措、宣传战和心理战、政治与文化颠覆、对媒体的欺瞒或干扰等作为，是一种全新的冲突形式与横跨各个领域的“新战争”型态。〔12〕
当时，阿奎拉与伦菲尔德还提出一个“新脑皮层战争”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是指“在不破坏敌方组织的同时，通过影响，甚至调整敌方领导者的意识、理解力和意志……，从而设法控制和塑造敌方组织的行动”。另外，“新脑皮层战争”也是在向敌方领导人，灌输那些精心设计的感知和认知的资料，从而对他的谋划和判断能力加以限制和控制，或以假情报迷惑对方。〔13〕
这种“新脑皮层战争”被认为是在资讯时代可以结合科技与意志的一种战法，打破以往“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的战争论辩。为了使科技与意志能结合做到合理的解释，阿奎拉与伦菲尔德还又提出两个“心灵政治”与“认知管理”的概念。
“心灵政治”是把“网路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两者合而为一。“网路共同体”是以资讯为主导的场域；“语言共同体”是以表述为内容。将资讯和语言结合成为一个作战体系，就可以形成“舆论战”的最大效用。当“舆论战”能在作战中产生效用，祇要利用传播理论中的“子弹理论”，不断地散播有利己方的讯息给对方，就能产生新的“心灵政治”，达到认知作战的目的。
事实上，在“心灵政治”的转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认知病毒”，它就像生物界的“生物病毒”、网路界的“电脑病毒”一样，都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干扰。所以“认知病毒”可以改变人们的“心灵政治”，进而转向去认知不同的事务。
另外，在网路社群中由于虚拟社会所产生的共同想像，群员可以在网路上从上天堂到下地狱地做各种集体想像，久而久之就会去寻求认同的对象；特别是在“网际权力”（cyberpower）的作用下，权力的归属感可以使虚拟社群凝聚成一个个“想像共同体”，人们会在“想像共同体”中寻求可以具有归属感的“认同团体”。因此，网路社群能够牢不可破，就是因为有“认同团体”所产生的“群体迷思”，再加上“网际权力”的作用，每个网路社群的“认同团体”，自然就具有排他性的作用。〔14〕
就因网路的“认同团体”具有排他性，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形成“认知作战”的战场，同一思考或具有共同意识型态的虚拟社群，祇要喂给他们共同认同的资讯，自然就能够巩固这些网路社群。
换句话说，社群媒体由原本提供社会大众从事人际交流、意见观点交换、创作或经验分享，亦或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虚拟交流平台，摇身转变成为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其威力可能更胜于现实世界中实体武器所造成的伤害。〔16〕
它的特色是恐惧感与日俱增、危害悄然无息、作战不见硝烟，主要是掌握各方新闻舆论，尽可能地赢得国际社会或内部特定族群的广大支持，用来巩固政治操作的合法性，同时凝聚、激发民众对于敌对方产生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以奠定政权稳定的基础，进而将这种超出军事领域的非军事手段运用在执政者政权的巩固上。
相较于过去的“舆论战”，现今在“认知战”上的运用方式，更从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和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17〕转而将文字、图片、声音及影像等内容，利用网路即时、快速与无远弗届的资讯负载能力为管道来大量发送、推播，期望增加阅听大众，并企图误导民众认知，以扩大影响的效果，重点在于其能量（forces）、动力（dynamism）跟速度（speed）之上。
在资讯全球化的时代，“认知战”所形成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既深且广，可以说，台湾民进党政府的认知作战，其实便是将过去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新媒体时代的“网路战”三者融合，并升华为一种政治作战，仍是以选举考量及民粹思维出发，主要受众对象是台湾民众自身的感受与认同，所以简单来说，也就是民进党政府的“大内宣”。
尤其现今人手至少一支智慧型手机，人们使用手机来获取资讯的比例，相较于透过阅读报刊、收听广播及收看电视的时间还多，此种利用数位网络技术，藉由网际网路为载体，以手机、电脑资讯设备等为传递终端，向目标群体提供特定或经过编改的讯息，使目标对象内部造成混乱与对立的传播型态，已使传统大众媒体的形式、内容及类型产生变化。〔18〕
民进党政府的认知作战，系利用隐蔽身分的网路组织，于网路社群媒体流传假新闻与争议的抹黑议题来进行网路舆论攻击，发动舆论包装其行动与目的、影响认知造成对立，为迎合特定政策与目的而偏离客观事实，以便营造有利议题，引导舆论导向，进而使泛指各个机构、组织、团体，乃至于个人在内的目标对象，对于本土政权及台湾主体意识产生共同的正向认知，以藉此操纵舆论达到其政治目的。
与传统常规作战不同的是，认知作战中的重点目标是台湾社会中的“人群”，不需藉由耗费大量经费来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系统，仅需使用现有设备、工具及结合创新思维与技术，便可以影响民间团体、特定社会族群与关键决策者。简单来说，也就是在手上现有可利用的资源中，什么样的方式能打赢就用什么方式，什么样的手段能战胜就用什么手段。〔19〕
三、认知作战制造煽动议题引发社会对立
随着智慧型行动装置高度发展和使用者对数位产品依赖日增的情况下，相较于传统媒体单纯的文字叙述和枯燥单向的内容传播而言，社群媒体更易于引发共鸣，它所造成的舆论效应，具有更高的穿透性、渲染性与可接受性。
舆论资讯在现今网路科技的传播下快速流动和散布，假使经由特定政治势力依其政治目的，将恶意、刻意编造的不实讯息经由网路传递来做偏误、诋毁、污蔑式的报导，并以言论自由为名作为掩护，实施认知领域攻击，引发民众对立，成为蓄意操弄大众的舆论效应，就极易激化民粹横行或滥用言论自由，造成社会各族群与阶层间因价值认知的不同而造成误解、冲突、不信任，甚至是仇视、分化及裂解。
在过去传统媒体时代，传播媒介是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所构成，其内容均由提供该内容的媒体全权负责编纂。因此，各类传统媒体均有义务，也有责任为阅听大众把关，担任称职的讯息“守门人”（Gatekeeper）重要角色，对于讯息来源与内容必须先行加以审核，以过滤掉不实讯息或蓄意制造的假新闻，才能传播给阅听大众。〔20〕此举即便无法完全遏止具攻击性的恶性讯息或做到绝对详尽的审查，但至少提供给大众的讯息内容，仍能保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与正确性，相对地也能减少恶意讯息的传播。
随着网际网路的发展，透过网路内自行集结的各个社群所产出的内容和由社群内部产生内容的媒体组织，即所谓的“社群媒体”随之孕育而生，在社群媒体内，大众用户藉由网路所提供的虚拟社区网路平台，可以透过文字、图像、影音等方式，在其中自由地进行创作发表、意见交流、提供观点及经验分享，并将内容传散至无远弗届的全球网路空间，此特征也就形成与传统媒体之间最显着的区别，那就是用户享有自行选择资讯及编辑内容的权利。
在这样的网路环境中，社群媒体的蓬勃发展，促成了诸如“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兴起，但是，随着个人言论与意见的广泛扩散，资讯的制造与传播在缺乏统一、客观、公正的守门人审查制度及公开机制的管理，并在特定团体、骇客组织策划操控下，致社群媒体所散布的内容，逐渐充斥着批评异己论点、传播不实谣言、爆料抹黑攻击、激化仇恨情绪及散播政治对立言论。
大众在忽略查证、无法辨别，甚至是拒绝沟通的情况下，阻绝并屏蔽了其他意见不同的论点，形成两极或是多极群体的“同温层”（Filter Bubble）对立，〔21〕让原本传递自由民主思想的社群网路，成为了可以相互攻击、引起斗争或控制群众的世界，变质成为威胁自由民主的利刃。尤其是透过网路平台实施舆论攻击，造成的心理层面上的影响和效益方面更是重大。
因此，民进党政府将假讯息与假新闻打造成为具有穿透力、渗透力与影响力的无形武器，并利用台湾自豪的民主社会所形成的自由机制与言论保障作为跳板，向目标对象进行含有政治目的的打击与分化，造成社会的族群对立、认知误解，不祇挑起民粹横行，更是破坏了台湾社会的言论自由环境。
先以舆论进行认知操作、再形成网路舆情带风向，特定亲绿媒体为了某些原因或利益，在报导某一事件发生经过的全貌时，仅选择性曝光所要呈现与公开的部分事实，对其不利的部分则避而不谈，或者完全省略，〔22〕也就是新闻学中的“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同一事件中，媒体可以选择性决定报导的内容，报导内容虽都是事实，然而并非为整体事实的全貌，由不同的角度切入，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片面地选择性记忆所想要的内容，即会产生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效应和结果。〔23〕
按照日前遭到曝光的民进党侧翼网军内部教战守则来看，其主要手法在内容上为利用大众普遍不在意事件背后真相的习性，直接在网路上散播经编纂、选择过的片面资讯，将正面而有利于己的议题，给予赞同并大量转贴，对于负面且不利于己的批评则集结广大的认同者予以反击。
而在操作方式上，则是运用各个社群媒体的演算法收集数据，将想要呈现的特定议题，不断地将该则资讯置于内容页面的最顶端，藉此掩盖其他内容来提高曝光度，通过增加阅读率达到引导舆论风向的效果，并透过点阅率炒热特定议题，将议论度推上高峰，以获取大众的关注，也就是类似于“冲人气”的模式。
社群媒体与传统媒体相较的独特之处，是因为它被广泛使用的同时，其审查又相对地难以严格落实。尽管许多社群媒体公司建立了某些内容审查机制（例如禁止传播不当或仇恨言论、暴力或裸露内容的图文或影片），但面对如此庞杂大量的资讯流，仅透过公司内部自行规划的监管机制，却缺乏舆情研判、分析和法律约束的数位治理规范，相较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诸如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对于分享、传递内容的审查限制而言，还是相对缺乏与不足的。
因此，通过大举入侵社群媒体平台，并持续发布各式各样不同面向的讯息，意图在公共政策议题及特定意识形态等方面制造和煽动令人难辨真伪的舆论风向，让原本开放的网路言论空间与唾手可得的各类讯息，变得难以辨别真伪，立即在流通迅速的社群媒体群组中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使事件扩大而燎原蔓烧，让一场舆论恶战在社群媒体中上演，更显示出了台湾向以自豪的民主体制基础不稳、民主转型尚未巩固的脆弱性。
当人们刻意回避与自己意见不契合的想法，同时又不断寻找、关注符合自身立场和观点的贴文讯息时，会认为眼前所见的内容即是支持与肯定自己评判的最好例证，此时即易因沉浸其中而产生错误认知。〔24〕另外，因为“团体思考”（Groupthink）而仅为获取接纳和认同，害怕遭受孤立而选择噤声，导致群体中祇存在声音越来越大的主流意见，怀疑与反思批判的想法最终势将逐渐消失在附和或沉默之中，也形成了所谓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效应。〔25〕
有鉴于此，要能跨越出同温层才能使自己具备更加全面的思维逻辑，以及客观的事实与价值判断，避免因同温层效应而遭到恶意分子愚弄与操控。因此，要跳脱同温层中的舒适圈，首先就必须要“学习倾听”跟“聆听对方”，而不是什么事祇要听到“爱台湾”或者“中共的阴谋”便选择性地略过。
毕竟，没有人能百分之百断言自己凡事都是正确的，所以需要与不同的声音对话，学习接纳他人的观点，建立容纳矛盾观点的心胸，即使会不舒服、不愉快，甚至可能感受到侵犯，但透过聆听来体会对方的想法，可避免陷入群体迷思的循环之中。〔26〕
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拓展取得资讯的管道，并增加接触不同观点资讯的频率，随时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面对所获得的媒体资讯与知识，学习对任何资讯抱持怀疑态度并与不同领域或阶层的人士交流互动，以避免陷入同温层泥淖而框限思考与辨证的能力，〔27〕如此方能跳脱绿色政权与绿色媒体的认知战操作。
民进党对于认知作战的操作，越来越多的被曝光在台湾人民眼前，这不仅逐渐在抵消民进党饲养网军的功能，也消弭他们在台湾人民心中的信任感。就以2021年5月份新冠疫情大爆发以后，民进党还是想要依靠网军扳回人民的信任度，但是被曝光的案例，已经明显的让民进党的声望不断的在下降。我们就以两个最近发生的实例，简单作为理解民进党认知战的操作模式。
台湾卫福部疾管署所推出的LINE疾管家，一直是提供台湾民众正确瞭解疫情的资讯，官方好友人数累积到760万人。但却被亲绿写手作为操作认知战的场域。这位亲绿的网路写手林玮丰在2021年5月的脸书透露，网路近期流窜鼓吹删除疾管家的假讯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转发此文，强调是中共对台的认知作战。不过林玮丰却被网友起底，过去多次发表亲中言论，被掀出是自导自演的操作反串认知战。
二、案例二：假藉媒体身份大打认知战
绿营另一种认知作战的模式，就是假藉媒体发文，达到出口转内宣的目的。
2021年7月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照新在他所经营的脸书（facebook）粉丝专页，披露有亲绿写手定期投稿媒体，使用民进党转传的梗图，于台湾境外媒体刊登后，再转回台湾，供台湾媒体转报导。不久后，有亲绿粉专跟特定人士至郑照新的粉专要他“出来讲”。郑照新更爆料，所谓“前路透社总编辑”有好多身份，但基本立场就是亲绿。
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在7月9日表示“假外销转大内宣”。亲绿粉专跟郑照新隔空开呛的话题引起他的注意，他不查不知道，原来台湾媒体笔下的“前路透社总编辑”有好多身份，既是知名亲绿粉专主的先生，还是亲绿的“台湾智库”合作写手。
事实上，民进党因为深知媒体操控的重要性，当年才会力推党政军退出媒体。但是自己执政后掌握庞大行政资源，不用经营媒体，也能透过下预算绑架、利用媒体操作认知战，让国民党祇能望而兴叹。
注释：
〔1〕国家安全局，〈中国假讯息心战之因应对策〉，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会议，2019年5月2日，页2-4。
〔2〕总统府，〈就职演说〉，《中华民国总统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319/%E5%B0%B1%E8%81%B7%E6%BC%94%E8%AA%AA〉。
〔3〕王泰俐，〈“脸书选举”？2012年台湾大选社群媒体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东吴政治学报》，第31卷第1期，2013年4月，页6-7。
〔4〕施伯烨，〈社群媒体－使用者研究之概念、方法与方法论初探〉，《传播研究与实践》，第4卷第2期，2014年7月，页208-209。
〔5〕周颖，〈社群媒体中的自我主体性与被动性－以Facebook为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报》，第7卷第4期，2017年12月，页111。
〔6〕周颖，同上注，页112。
〔7〕刘品岑、黄世明、林伦全、王玉芳，〈口说传统与书写传统：编辑与思维模式的变迁〉，《网路社会学通讯期刊》，第33期，2003年10月15日，《南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htm〉。
〔8〕华树华，〈积极社会参与的政治互动效应：社群媒体及意见网络〉，《社会科学论丛》，第14卷第2期，2020年12月，页7-8。
〔9〕林淑芳，〈社群媒体与政治公民参与：网路政治讨论频率与政治讨论异质性的中介角色〉，《传播与社会学刊》，第44期，2018年，页28-29。
〔10〕锺巧庭，〈面向数位浪潮：假新闻泛滥、同温层效应......社媒年代的我们，距离真相更近了吗？〉，《风传媒》，2019年2月3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903098〉。
〔11〕朱雪玲、曾华锋，〈制脑作战：未来战争竞争新模式〉，《中国军网》，2017年10月17日，〈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17-10/17/content_189879.htm〉。
〔12〕P.W.Singer,Emerson T.Brooking着，林淑铃译，《赞争》（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台北：任性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7月），页281-282。
〔13〕王昆义，《舆论战—两岸新战场》，（台北：华扬出版社，2006年8月），页5。
〔14〕Tim Jordon着，江静之译，《网际权力—网际空间与网际网路的文化与政治》，（台北：韦伯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页9。
〔15〕由俄罗斯联邦军队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于2013年2月，在俄罗斯的国防期刊《军事工业信使（Military-Industrial Courier）》中发表的文章〈科学价值在于前瞻（The Value of Science Is in the Foresight）〉所提出。Scott J.Harr着，黄文启译〈定义新型态俄式资讯作战〉（Expanding Tolstoy and Shrinking Dostoyevsky: How Russian 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Space are Inverting Doctrinal Paradigms of Warfare），《国防译粹》，第45卷第2期，2018年3月，页79。
〔16〕Yan,Hon-Min,"Explaining Taiwan’s Cybersecuity Policy Prior to 2016: Effects of Norms and Identities,"Issues &Studies,Vol.54,No.2,2018,pp.1-30.
〔17〕朱金平，《舆论战》，（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5月），页7。
〔18〕张志冲，〈新媒体在舆论战中的应用研究〉，《今传媒》，第9期，2011年，页95。
〔19〕Peter Pindják,“Deterring hybrid warfare: a chance for NATO and the EU to work together?”NATO REVIEW,2014/11/18,〈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14/11/18/deterring-hybrid-warfare-a-chance-fornato-and-the-eu-to-work-together/index.html〉.
〔20〕褚瑞婷，〈如果媒体放弃“守门人”的角色〉，《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012年11月20日，〈https://www.npf.org.tw/1/11642〉。
〔21〕易淳敏，〈俄罗斯网军“客制化”散播假消息，恐为民主毒瘤〉，《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奖基金会》，2019年1月11日，〈https://www.feja.org.tw/44026〉；郭慧，〈“阿拉伯之春”幕后推手：社群媒体让人们团结在一起，最终也将我们撕裂〉，《关键评论》，2016年3月14日，〈https://www.feja.org.tw/44026〉。
〔22〕北加路人，〈识破“带风向”（Framing）的基本功－瞎子摸象的资讯时代，别轻易地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换日线CROSSING》，2018年4月2日，〈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9724〉。
〔23〕臧国仁，〈网路战与认知战的混合运用〉，《传播研究集刊》，第3期，1998年12月1日，页35-48。
〔24〕管中祥，〈别被同温层绑架〉，《联合学苑》，2020年1月2日〈https://udncollege.udn.com/3217/〉。
〔25〕李佳佳，〈“同温层”使你更自恋〉，《天下杂志》，2017年2月8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0814〉。
〔26〕胡全威，〈聆听对方：同温层效应的解药〉，《立报》，2018年6月27日，〈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台湾立报/教育聆听对方同温层效应的解药/1711257208909695/〉。
〔27〕李坤翰，〈同温层里又暖又舒服，为什么要刻意让自己“认知失调”？〉，《关键评论》，2017年8月28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7420〉。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9月号，总第285期）
【摘要】从民进党2016年重新执政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紧张情势与台湾政治社会变化，“认知战”议题在台湾被炒作得甚嚣尘上，特别是特定党派以侧翼及网军对台湾人民进行认知作战，除了频发攻击性与恫吓性梗图外，也有以精短文字来发贴文，同时通过党政系统与亲绿媒体指称中国大陆假新闻与认知作战的危害。如此绵密讯息网络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权力高度腐化的程度，也显示出了台湾执政当局对于新冠疫情大爆发所引发的政权存续充满危机感。
2019年5月2日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台湾国家安全局、大陆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就“中国大陆假讯息心战之因应对策”进行专案报告，报告内容指称，中国大陆正依循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模式，对台湾的民主开放社会进行“认知作战”。〔1〕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于连任的就职演说中提及，国家安全的国防事务改革中有三个重要的方向，而其中一个重要方向便是要对“网路战（Cyber Warfare）”、“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与“超限战（Unrestricted Warfare）”所带来的威胁加强提升安全警觉及意识，并且认为台湾正与中国大陆进行认知战的交锋。〔2〕
壹、社群媒体中的网路舆论
“社群”是人与人在彼此的连结过程中，因某一项议题或想法上相互契合或具有共同的理念而形成的互动群体，相较于传统社群采用面对面的沟通方式，社群利用科技的发展，而改以网路所创建的媒体平台作为沟通和联系的桥梁，进而结合成社群团体，社群中的使用者之间，除可利用网路作为资讯承载的媒介外，亦可进行各类资讯内容双向传递，同时从事人际社交活动，故而成为有别于传统社群交流方式的“社群媒体”。〔3〕
网际网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研发，加速社群媒体的应用与普及，而社群媒体则因深受大众喜好而高度使用，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与他人进行即时互动的重要媒介，进而成为资讯时代中发动认知作战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虽说“认知作战”一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其媒介由传统媒体转换成数位传媒之后，可透由社群媒体平台的普及性与高使用率，提供了一个以舆论影响及操控他人更为便宜、更加高效、更低要求的开放环境与途径。
社群媒体充分运用网路成本低廉、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的优势，在网路空间中迅速地崛起发展，再加上社群媒体能将所有使用智慧型装置的各年龄层用户大量群聚，将其编织成为复杂、绵密的人际网络，形成传播特定讯息来影响群众认知的有利管道，如经政府、非政府的组织、团体，甚至是恐怖组织等加以运用和操作，并藉网路讯息来源难以反查或辨识的特性作为藏匿身分与企图的掩护，将可在政府或是军事的目标上取得战略上的利益。
而这些现象及操纵模式为认知作战开启了新契机，使社群媒体中的网路认知作战成为当代网际网路广泛运用下，所形成的认知作战形式，经由网路进行内容产制、扩散和交流的资讯传播机制，大幅颠覆了人们获取资讯的途径，除对传统媒体带来重大的冲击，其独有的便利性，同时也使社群媒体达到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新境界，〔4〕其特性迥异于传统大众媒体。
首先是以使用者为主体。利用电脑及各类智慧型行动装置等网路终端设备，能让任何使用者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空间与地点，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接收各种类型的资讯，同时也能让使用者藉由媒体平台参与讯息的产制，从原本的被动接收者成为主动的创作者，且在社群媒体中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编辑能力，随时随地让自己的创意想法在社群媒体中流动、发散。〔5〕
其次为具有高度互动性。社群媒体的崛起，让人际连结交流的门槛降低、相互黏着的程度更加紧密，使用者们能透过社群平台可一起互动地创作内容、发布讯息或讨论议题，达到双向沟通的功能。如此也彰显出社群媒体与传统大众媒体之间最大的差别，即社群媒体中的资讯发布者，并不再仅是单一方面的向阅听大众传递讯息，而是能让阅听大众一同参与，能够更高效地连结人群。〔6〕
第三为呈现多样貌形式。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加持下，社群媒体中的内容能够经由手中精致小巧，但功能强大的智慧型装置，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档案类型与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内容来呈现，包括文字、图片、语音、音乐、动画或视频等，尤其是影像和音乐所结合的视频，更是一种最为自然并具有极高效率的沟通模式，因为人类文明在尚未出现文字、习得运用文字沟通的能力之前，即是透过图像及声音作为沟通的工具，而此种沟通方式仍存留在现代的人类文明与生活之中。〔7〕例如社群软体－“抖音”（Douyin，其海外版本名为Tik Tok）能以短片分享的方式在全世界造成大流行，即可窥知一二。多样貌的资讯内容成为吸引目光的焦点，能更有效率地争取阅听大众的注意力，加强群聚效应。
第四则是提高政治参与度。经由社群媒体提供的平台，可提供使用者针对各类问题、议题或时事等内容发表个人想法、反应意见、并与网友于线上即时互动讨论。〔8〕其中较能引发广泛议论热度与回响的内容，应属于政治及公共事务相关的新闻或议题，与传统媒体仅能单向传达资讯的功能相比，人民得以藉社群媒体表达自身意见与立场，建立与政府或行政部门间沟通、对话的平台，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促进社会各阶层、各族群间的互动，使社群媒体成为社会大众影响政府施政及制订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9〕
然而，尽管在社群媒体所引发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变迁过程中，让民主的样貌也随之焕然一新，但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却也成为操控民意潮流、制造错误和虚假资讯的温床，它对社群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层次不可低估。〔10〕
贰、认知作战思维的起源
“认知空间（或认知场域）”原为广告心理学领域的用语，是指人类从事认知活动时所涉及的范畴和领域，是人类情感、意志、信仰和价值观等无形的精神空间，皆存在于人类大脑的思想之中。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解析运用认知空间所从事的作战行为具有多项特色，包括具有传播管道多样化、讯息出处广泛且大量、资讯传递迅速且重复、以趋近实况的假象掩饰企图、运用鱼目混珠的内容制造混淆等。
“认知空间作战”又被称为“认知域作战”或“制脑作战”，在军事领域上属于“资讯化战争”中的一环，而在政治事务与公共政策领域中又同时存在于政治心理、政治传播、政治公关与民意研究的范畴。在认知空间中所使用的“武器”是精神意念，亦即所谓的“认同”，凡是精神意念可以传递到的场域、空间，都可以作为认知作战的“战场”。〔11〕
早在1990年兰德公司的两位智库学者阿奎拉（John Arquilla）与伦菲尔德（David Ronfeldt）在针对新兴网路所存在的安全隐患研究时，即已预见网路战的发生，他们主张未来的冲突不再仅靠强大的实体武装力量来获取胜利，而是凭藉网路资讯的可得性和操纵手段，试图扰乱、破坏或修改目标群众所认知的自己与周遭的世界，同时伴随公共外交举措、宣传战和心理战、政治与文化颠覆、对媒体的欺瞒或干扰等作为，是一种全新的冲突形式与横跨各个领域的“新战争”型态。〔12〕
当时，阿奎拉与伦菲尔德还提出一个“新脑皮层战争”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是指“在不破坏敌方组织的同时，通过影响，甚至调整敌方领导者的意识、理解力和意志……，从而设法控制和塑造敌方组织的行动”。另外，“新脑皮层战争”也是在向敌方领导人，灌输那些精心设计的感知和认知的资料，从而对他的谋划和判断能力加以限制和控制，或以假情报迷惑对方。〔13〕
这种“新脑皮层战争”被认为是在资讯时代可以结合科技与意志的一种战法，打破以往“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的战争论辩。为了使科技与意志能结合做到合理的解释，阿奎拉与伦菲尔德还又提出两个“心灵政治”与“认知管理”的概念。
“心灵政治”是把“网路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两者合而为一。“网路共同体”是以资讯为主导的场域；“语言共同体”是以表述为内容。将资讯和语言结合成为一个作战体系，就可以形成“舆论战”的最大效用。当“舆论战”能在作战中产生效用，祇要利用传播理论中的“子弹理论”，不断地散播有利己方的讯息给对方，就能产生新的“心灵政治”，达到认知作战的目的。
事实上，在“心灵政治”的转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认知病毒”，它就像生物界的“生物病毒”、网路界的“电脑病毒”一样，都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干扰。所以“认知病毒”可以改变人们的“心灵政治”，进而转向去认知不同的事务。
另外，在网路社群中由于虚拟社会所产生的共同想像，群员可以在网路上从上天堂到下地狱地做各种集体想像，久而久之就会去寻求认同的对象；特别是在“网际权力”（cyberpower）的作用下，权力的归属感可以使虚拟社群凝聚成一个个“想像共同体”，人们会在“想像共同体”中寻求可以具有归属感的“认同团体”。因此，网路社群能够牢不可破，就是因为有“认同团体”所产生的“群体迷思”，再加上“网际权力”的作用，每个网路社群的“认同团体”，自然就具有排他性的作用。〔14〕
就因网路的“认同团体”具有排他性，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形成“认知作战”的战场，同一思考或具有共同意识型态的虚拟社群，祇要喂给他们共同认同的资讯，自然就能够巩固这些网路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