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是消除信任赤字
中评社北京4月10日电（助理记者 徐媛）4月8日上午，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举办了以“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键受邀主讲。胡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信任赤字源于美国内部，同样，中国要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也需要加强内部建设。只要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了，就可以避免“杜牧陷阱”，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外部的一切风险和威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俄乌冲突的持续，更是让学者们就国际争端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艾利森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蓝本概括出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以此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胡键认为，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本就自相矛盾，而且学术界对于修昔底德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客观性都存在怀疑，因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一个历史假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大国兴衰史，内部问题才是关键，即便是对外的行为也都是内部矛盾外溢所致。如果不解决好内部问题，国家无论有多强大都难免走向衰亡，这就是‘杜牧陷阱’。”
胡键指出，大国相处关键在于基于信义之上的认知。“国家的信与义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胡键举了魏国和秦国的例子。当时天下大雨，大臣们劝道：“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魏文侯说：“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无论是韩国向魏国借师攻赵，还是赵国借师攻韩，魏文侯都以兄弟关系而“不敢闻命”，委婉拒绝。魏文侯以翟璜为相，改革弊政；以乐羊为将，攻掠中山国；以李悝变法，增强国力。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还有一个关于信与义和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案例就是商鞅变法。为了推行新法，商鞅立木为信，太子犯法也同样受罚。最后，秦国得以强大。因此，司马光总结道：“夫信者，人君子大宝也。国保与民，民保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
胡键总结说：“争夺霸权不是靠权谋，而是靠信誉和道义，但霸权主义则主要靠权谋。”当然，权谋也是从内部开始的。“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对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内部弄权欺诈，外部则会“敌国轻之，与国疑之”。因此，天天玩弄阴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由此可见，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在于信与义，信与义是友好和积极认知的重要基石。
那么，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胡键表示，正如一些专家所说，当前中美关系困惑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但如果回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似乎又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从炸毁中国驻南大使馆到南海撞机事件，从中美纺织品贸易和知识产权争端到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从“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致命中国论”等。这一切都表明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可能的确如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所预测的那样，“中国最终成为潜在霸权国”，“中国会强烈渴望成为真正的霸权国，而所有的对手包括美国，将包围中国防止其扩张”。两个巨人之间一定会爆发冲突，中国也必然将走上“非和平崛起”之路。
中美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源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是无法克服的。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困境之时，学术界往往都会从上述的差异性去探究原因，而且也很容易找到证据以证实上述观点。然而，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的回溯。胡键指出，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似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导致中美之间的不合作，相反在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双方表示出强烈的合作欲望，且为寻求合作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因此，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就中美关系提出了四点重要意见，他还指出，“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可以看到，中美正是在承认上述差异的前提下谋求合作，并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也的确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和推进合作的。
胡键表示，过于强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双方将无法消弭分歧，也就无法“填平”信任赤字。假若双方都铁定要“脱钩”，或全面走向所谓的“新冷战”，那么双方就会更加强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与分歧。但是，如果双方内心都觉得对方是合作的伙伴或者是竞争性的合作伙伴，只是暂时无法寻找理由妥协，那么各自的智囊就应该挖掘双方过去的“深厚感情”。因为，曾经共同的经历与历史上的友好合作，也会在某种环境下重塑彼此之间的信任，并最终帮助彼此消除信任赤字，走出信任危机。
最后，胡键说：“纵观历史，大国兴衰的关键在于其内部，内部发展战略、实力平衡、对外战略认知等都非常重要。如果大国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的这些问题，即便没有外部力量干预，它也难逃衰亡的命运。因此，任何大国都事实上面临着‘杜牧陷阱’，即内部问题，只要解决好内部问题，任何国家都可以屹立于国际社会，‘任尔东西南北风’。”
中评社北京4月10日电（助理记者 徐媛）4月8日上午，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举办了以“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键受邀主讲。胡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信任赤字源于美国内部，同样，中国要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也需要加强内部建设。只要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了，就可以避免“杜牧陷阱”，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外部的一切风险和威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俄乌冲突的持续，更是让学者们就国际争端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艾利森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蓝本概括出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以此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胡键认为，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本就自相矛盾，而且学术界对于修昔底德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客观性都存在怀疑，因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一个历史假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大国兴衰史，内部问题才是关键，即便是对外的行为也都是内部矛盾外溢所致。如果不解决好内部问题，国家无论有多强大都难免走向衰亡，这就是‘杜牧陷阱’。”
胡键指出，大国相处关键在于基于信义之上的认知。“国家的信与义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胡键举了魏国和秦国的例子。当时天下大雨，大臣们劝道：“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魏文侯说：“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无论是韩国向魏国借师攻赵，还是赵国借师攻韩，魏文侯都以兄弟关系而“不敢闻命”，委婉拒绝。魏文侯以翟璜为相，改革弊政；以乐羊为将，攻掠中山国；以李悝变法，增强国力。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还有一个关于信与义和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案例就是商鞅变法。为了推行新法，商鞅立木为信，太子犯法也同样受罚。最后，秦国得以强大。因此，司马光总结道：“夫信者，人君子大宝也。国保与民，民保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
胡键总结说：“争夺霸权不是靠权谋，而是靠信誉和道义，但霸权主义则主要靠权谋。”当然，权谋也是从内部开始的。“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对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内部弄权欺诈，外部则会“敌国轻之，与国疑之”。因此，天天玩弄阴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由此可见，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在于信与义，信与义是友好和积极认知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