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梁美芬解析香港抗疫之路
中评社香港4月8日电（记者林艳）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始终非常关心香港抗疫工作并在很多关键性节点上预先提出要请求中央支援、通过《紧急法》让内地医护来港支援等具有前瞻性的建议。日前，梁美芬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回顾总结香港第五波疫情以来的抗疫之路，并深入剖析了背后的抗疫思维，详细解答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问题，包括香港放宽防疫措施是否在事实上选择“群体免疫”路线，香港应该如何在疫情防控和长远发展之间做好平衡，如何看待特区政府在抗疫路线上“左右摇摆”的问题，香港全民检测方案酝酿多时却空前难产的背后主要原因，如何推动确立中医药在香港的角色地位，香港抗疫如何充分运用好中央的支持力量，特区政府应如何应对“信任危机”并“取信于民”等等。期间，她提及最多的关键词就是“预案”，她认为一定要有长远眼光看问题，提前做好预案准备。此外，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梁美芬还就特区政府管治存在的问题以及内部改革提出了具体建议，并且就立法会议员如何在香港实现良政善治中发挥作用分享了看法。
以下是具体问答内容：
香港不能选择“群体免疫”或是“与病毒共存”路线
中评社记者：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放宽多项防疫抗疫措施，包括取消九个国家禁飞令、恢复面授课堂等。您认为，香港是否已经具备了可以放宽防疫措施的条件？这是否意味着香港在事实上选择了“群体免疫”路线？
梁美芬：我认为香港不可能、也不能够选择“群体免疫”或是“与病毒共存”这条路。首先，我们要清楚抗疫的目标是“救命”和“通关”，救命事关人道主义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卫生安全，通关则是经济发展和人民交往的需要，这两个目标是不能含糊的。其中，香港和内地是一定要通关的，大家都知道香港定位和角色，必须要跟得上内地的“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和“一带一路”的整体倡议。所以，在与内地通关和外国通关上，如果要二选一，自然是要前者优先。但是，国家的大战略也不是要香港二选一，国家也愿意我们可以逐步开放。
事实上，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并不意味着和外国通关，而是修正了所谓的“熔断机制”。因为今年许多国家都没有直飞香港的飞机，而现在香港3月份的疫情比那九个国家更严重，其“熔断机制”也与实际形势发展不符。为了确保入境者不将病毒带入，要求核酸检测阴性并在香港隔离七天。这个政策本身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但政府要给市民解释清楚这并不等于通关，因为通关没有任何要求限制。
当然，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问题，特区政府的执法经常太松散、不够严格。所以在禁飞令取消后，必须要配合一个严格的外防输入政策，尤其是在外来者隔离七天的过程中要做到滴水不漏，防止再出现第五波疫情爆发的惨剧发生，只有严格执行政策才不会有漏洞。我认为，抗疫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防”，既要做好预防，也要做好预案，而预案跟内地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即低死亡率、少重症和少感染，其中少重症和低死亡率是最重要的。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受到疫情影响，香港旅游业已经冰封，不少酒店餐厅也关门倒闭，被迫流落街头的露宿者越来越多等等。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在疫情防控和长远发展之间做好平衡？
梁美芬：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抗疫成功需要始于微时，当确诊数量小的时候就要做好防疫。我认为，港府一定要学会“精准抗疫”，尤其是经历了第五波疫情暴发，香港应该做好完善安心出行追踪功能和实名制的两个准备，同时在第五波疫情减到可控时必须进行动态清零政策，决不能拖拖拉拉。因为，我们必须要跟内地通关，这是硬任务，也是不可动摇的目标。
面对当前的疫情情况，香港社会不妨放下“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的争论，比如说香港做不到“动态清零”等，事实并非如此，抗疫之路需要一步步走，但目标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要“动态清零”。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上已经跑了一圈了，必须以目标来定成败，不能将错就错，而是应该检讨错误，在可控动态下清零。
至于在此过程中如何一步步放开？以你刚提到的学校恢复面授课程为例，要看学生的疫苗接种率来决定能否进行面授课程。很多公开的资料报告都显示小孩和老人一样最容易受病毒袭击并且容易转重症，目前香港的小孩疫苗接种率只有60%自然是不适合恢复面授课程，除非他们接种率达到95%，否则是不可以让小孩去冒险的，我们不希望长者的惨剧再在小孩身上发生。
香港抗疫应接受“目标论”不能再“左右摇摆”
中评社记者：有舆论观点认为，香港在抗疫路线上总是反复做“仰卧起坐”。您如何看待香港特区政府在抗疫路线上“左右摇摆”的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特区政府在抗疫思想上“不统一”的问题？
梁美芬：香港的决策者、医护人员以及专家顾问们的左右摇摆主要来自于“心魔”，他们觉得一定要跟外国的步调才对，所以一开始就想着“与病毒共存”，但却没有预计到在香港“与病毒共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西方国家很多地方都有大屋子、空气流通，而且也都打了疫苗，甚至新加坡还立法强制打疫苗，不打疫苗者万一感染则需自付医药费等。然而，香港并没有做好这些准备，更没有考虑过香港社会实情，比如人口如此密集，还有笼屋、劏房的问题，就贸然地盲目学习西方，因此在第五波疫情中死亡这么多人，这是本不应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这次疫情中出现的医疗系统短板问题已经很明显，包括中西医迟迟未能全面结合等等，但最不好的地方仍然是左右摇摆之下耽误了抗疫的最佳时机。我认为，香港抗疫决策者必须要接受“目标论”，应以目标为准，而不是以牺牲市民生命代价给他们做科学实验。他们必须要计算不同抗疫路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除了经济代价之外还有生命代价。我们国家在全世界做得最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以最人道的方式去抗疫。实际上，在抗疫中，香港市民是很有耐心，在死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有发生如外国很大的骚乱，而且市民还是很听政府的话，所以政府也要对市民开诚布公，不能有任何的隐瞒。我也诚恳地建议香港抗疫不能再左右摇摆，经历了第五波疫情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很清楚是不可以完全以西方式的“与病毒共存”为目标的方向抗疫，特别是在毫无防守预案下与病毒共存。
我认为，目标清晰以后，关键还在于要做好预案。现在第五波疫情在慢慢好转的时候，就应该为第六波开始做准备了。等到第六波疫情杀到时，我们要有足够的隔离设施和追踪功能，这样才能控制住疫情。只有做好准备，大风吹来时屋子才不会倒。但我们香港的医疗系统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第一波到第三波也曾增加过隔离设施，但没事的时候就忘了发生过的事，直到疫情再爆发才想起要建方舱医院。2020年我们已经提出，不能火烧眉头的时候，才说家里没说要去水塘打水，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屋子被烧烂。因此，香港这次必须要吸取教训做好长远的规划，纵使隔离措施没有使用也不见得要马上全部拆除，而是要长远规划备案预留足够的空间来应对未来突如其来的危机。
全民检测方案难产关键还是思维问题
中评社记者：您曾指出，“事在人为，救命不能拖，制度差异不是藉口”。您认为，香港全民检测方案酝酿多时却空前难产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阻碍全民检测的困难？
梁美芬：我认为主要还是思维问题，因为香港大部分是西医，香港的医疗系统、医生思维训练都是西方那套，心里还是倾向于学西方，所以就不愿意做全民检测。实际上，我在1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两点：第一，香港是国际大都会可以参考内地不同大城市的做法，成功的经验能学多少学多少。抗疫的成功指标只有一个，就是死亡率低。在这点上中国内地已经成功做到了，而西方国家仍然伴随着大量人口死亡，所以并不能说明其抗疫成功。第二，要成立两地抗疫协调机制，开始时我是以个人名义提出来的，当时疫情还没有爆发。后来看到特区政府不是特别想做，我就连同其他议员再次提出。因为我们要通关，必须接受内地抗疫标准，不能自说自话，甚至给内地疫情防控带来风险。没想到后来国家接纳了这意见，还把这个抗疫建议放到了最高层次，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作出重要指示，还委派了韩正副总理和夏宝龙主任负责处理。我从90年代就开始协助不少中外合资企业的成立，专门协助不同国家的人与内地进行合作，所以我知道双方坐下来谈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一味猜测或是抗拒，两地抗疫必须不分你我，一起抗击疫情，香港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应该向内地学习的地方。
我也认同香港一些专家说的在感染率比较低的时候进行全民检测。事实上，在香港进行全民检测是可以做得到的，先通过快速检测全民做一次，一旦确诊，应该要强制申报、强制禁足。然后，等到疫情好转些时候，大家可以分批排队去检测，也可以采用一家一户混检模式。分批排队是可以做得到的，香港应该要有一个预约系统，这样大家按照预约时间去做检测就不需要排队那么久。世界已经变了，大家都科技化、资料化了，香港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中评社记者：抗疫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您认为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社会组织动员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梁美芬：爱国爱港力量一直在民间自发地参与到抗疫工作中，目前已经发动了数十个同乡会，还有很多的民间团体组织，这次的动员还是非常有效的。好多爱国爱港力量都很令人感动，他们冒着感染风险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少人在做义工过程中甚至被感染。但是我认为，政府还是应该率先带动，因为政府掌握的资料都比个别民间团体要多，但政府现在这部分直到第5波爆发还未完全启动起来，目前主要是民政事务局等个别局在做。在组织动员方面，特区政府各个局都应该一起出来做，我知道不少公务员也想参与抗疫前线工作，但政府未能全面统筹起来。香港危难的时候，应该是最团结的时候，这也是香港人的传统优点所在。政府主动统筹各界义工及各局公务员一起参与对提高士气很重要。
长者在疫情中牺牲率高有三点值得反思
中评社记者：第五波疫情至今已有8000多人不幸染疫病逝，其中大部分都是长者，甚至引发香港社会舆论关于人道主义危机的讨论。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导致香港疫情死亡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何在？是否有需要检讨反思之处？
梁美芬：长者在这波疫情中的牺牲率最高，导致这样的结果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问题，政府在养老院和长者院舍完全没有预案，没有防守，令最弱势、对香港有重大贡献的长者成为第一批牺牲者；有关长者院舍缺乏抗疫措施一直被忽略。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开放探访导致病毒被带入，所以这种高死亡率主要发生在院舍长者上；二是疫苗接种率低，很多老人都很后悔没有及时打疫苗，这和当时传媒唱衰打疫苗也有关系；三是香港人口密集，却毫无预案准备。实际上，院舍长者可以搬迁到其他地方暂住比如不少教会及志愿团体等都曾向我表示愿意借出营地给予政府抗疫使用，但特区政府并没有进行组织领导。我认为，政府必须要从软硬两方面强调长者对社会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要对长者的防护做好预案，避免在最需要医疗的时候陷入被动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是要从教育方面引导社会，比如我们准备要拍一两个片子讲老人的贡献，事实上很多院舍的长者也都是人家的祖父母，不能因为是长者去世就觉得没什么。
中评社记者：您也曾非常关心中医执业问题，我们看到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日前已经抵港，您如何看待加强中医药参与对香港抗疫的重要性？从长远看如何推动确立中医中药在香港的角色地位?
梁美芬：我建议应该公平对待中药和西药，目前医管局使用中药集中在轻症和康复者，但多项研究证明中药在治疗重症方面也有显着的成效。2020年武汉市中医院治疗新冠重症病人也是从早期就进行干预而减少死亡率，从52.9%减到18.23%。有好多研究都发现，中药比起单用西药能提高从重症转轻症的机率。因此，我建议政府在中药和西药上都要配备足够10万人使用的量。不单单是为了第五波疫情，也为了第六波疫情做准备。同时建议仝小林院士应该加入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提高采购药物的正确性。
事实上，香港民间对中药的使用很受欢迎，但不少市民认为中医中药在香港还是得有钱才能看得起。所以，我认为必须将中医普及化，从中医院到其他医院都应该要有给病人提供中医治疗的选择。医疗救治并不是只看病症压下去了就医好了，中医在提高免疫力或是康复方面都比较好，只有懂得中西医结合才能使人类医疗技术有进一步突破。
要打通理顺用好内地支援做好第六波疫情应对准备
中评社记者：中央多次表示对香港的抗疫工作“有求必应”，您认为特区政府是否有将中央援港资源发挥最大效能？香港特区政府在抗疫工作中应该如何充分运用好中央的支持力量？
梁美芬：对于中央的支援，一是要感恩，二是要尽用。正所谓灭火于微时，香港不仅要在第五波疫情中运用好中央的支援，还应未雨绸缪为第六波疫情做好准备。首先，在人力方面，内地医疗支援队已经抵港并且开始熟悉香港的医疗系统，同时也要为将来的危机做预案，让这批医护有需要时可及时来香港协助救援；其次，在药物等方面要开绿灯，国内有12种中药被国家卫健委承认是有治疗新冠肺炎功效的，应该容许将其纳入编制内。因为香港很讲究，做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所以应该将第五波疫情来不及做的事情全部理顺。再者，要打通香港医疗系统和大湾区医疗系统的智慧化、数码化的合作，比如网上视频会诊、药物可以送到香港等，这对香港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以及应急都非常重要，特别是香港2034年之后老人社会的养生需求有很大帮助，香港一定要善用内地的人力、物力和医疗医学成果。
中评社记者：中央强调支持特区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您如何评价特区政府抗疫工作表现？
梁美芬：责任必须是有主次之分的，无论是否有人帮忙，这次抗疫的主体责任是在特区政府，香港一定要自己扛起来。这就好比香港是厨师，即使人家帮你买了菜、切好了菜，但去比拼厨艺的人始终是自己。
中评社记者：第五波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看到您在许多关键节点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设性意见，包括请求中央支援、通过《紧急法》让内地医护来港支援等。对于当前香港抗疫工作您还有哪些建议？您认为，《紧急法》在此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是否已经充分发挥了其效用？是否还存在哪些空间可以进一步发挥帮助香港抗疫工作？
梁美芬：《紧急法》真的是一个万能KEY，可以为消防员进去救火、救人时为其打开每一道大门，不论是从制度、人力、物力还是法律上都可以打开。抗疫等于救山火，必须要为救急者拆墙松绑，不能在救火人员要去救火时还在考虑水桶用什么牌子、踩草皮会违规等问题。紧急状态下就是以救命为先，一切以抗疫为大前提，让医护团队和抗疫决策者不再有任何的理由说制度和法律上存在的障碍。
事实上，目前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动员好，包括私家医院医护人员的参与等。以后应该在感染率低的情况下就应该与私家医院谈好，在疫情爆发时可以随时配合参与救治。同时在建设医院征地、公私营合作等方面还可以提供一些弹性处理空间。此外，香港应该也要永久性地留下一所传染病医院或是方舱医院，没有疫情时正常使用，一旦有疫情全部换上负压病房，以及做好医护人员的准备，可以自由调配内地医护人员和专家等。这是2003年沙士调查报告早已建议，第五波的惨痛教训不能再轻轻放下。总之，目标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不能再让第五波这样的情况再在香港发生了，而且现在为第六波做备案已经不算考虑太早了。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自救自愈”构成了香港社会抗疫的主旋律，越来越多市民对特区政府解决需求问题的能力没有更多期待。中评智库大数据分析显示，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度维持低迷并呈下降趋势。您如何看待香港社会对特区政府出现的信任危机？您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在“取信于民”上做哪些努力？
梁美芬：抗疫必须要开诚布公，不能逞强认为自己都能够解决，有时候应该要多一点真诚和谦卑。因为市民和政府本来就是同乘一条船，不分你我，没有人能够预计这个病毒会怎样，所以不论是决策者还是专家顾问谁都不应该逞强，更不应该等到水灾到来才去找物料筑堤。第五波疫情让很多市民感觉到政府离得很远，尤其是在死亡率如此高的情况下，无法让人感受到政府能够真正体会到民众的苦。我们作为议员也帮过很多感染家庭，他们对政府失去信任也很仿徨，只能完全靠自己救治。
我认为，这次特区政府做得的确有些欠缺，抗疫政策显得僵化、冷漠甚至有强烈的门口之见。政府在面对灾难和危机时需要有同理心，这是一个大政治。特区政府应该告诉市民对每一个生命的重视，不论是长者还是小朋友。同时，还应该对社会进行动员和解说，让市民在灾难和危机的时候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甚至是为了大我愿意牺牲一点自己的个人利益。
梁美芬：我认为，香港政府在保留制度成功一面的同时要与时俱进。香港的公共行政管理一向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会有五年甚至是十年规划。但现在世界格局变化这么大，国家发展也变化得这么大，科技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所以新的形势已经不允许再一年一年地考虑问题了。香港回归25年之后，最关键在于香港政局已经稳定下来了，尤其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推行《国安法》之后，香港已经不存在过去那样的内乱局面了，那么就意味着不再有人拖着你的脚不允许你跑这么远了，能够跑多远的责任就落在自己的身上，就要看香港政府的真功夫了。
对于特区政府内部改革，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公务员编制要改革。比如，劳福局既要负责处理劳工问题，也要处理贫穷社会福利问题，这两大块内容不仅比重份额太大，而且二者要处理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建议应该进行拆分。再比如，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司级负责危机应对处置，可以在社会发生危机问题时快速启动并且调动各个司局级团结合作。目前虽然各司长分工都很清楚，但大家要兼顾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且香港是一个制度性非常强的地方，在平级情况下要靠一两个局发动人力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社会发展的太快，公务员应该要有与时俱进的思维，不能太过于僵化只盯着把眼前事情做好就行。
第二，公务员系统应该要设置旋转门。可以让一些中级公务员有机会到外面去挂单，同时也让外面私人机构有工作经验的人加入到公务员编制。这样公务员系统就不会变得太僵化，因为在私人市场工作竞争性比较强，进入公务员系统后也可以带动一下公务员文化。
第三，要加强公务员的基层培训。公务员最开始的培训不单单是去清华、北大或国外大学，也应该去农村、山区等最基层的地方去学习一下什么是精准脱贫等。
梁美芬：立法会是香港管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管治班子的一份子。在完善选举工程之后，立法会已经从对抗性文化转变为议政性文化，议员们提出来的方案也是为政府好、为国家和社会好，所以也希望政府能够虚心接受或接纳更多的议员提出的良性建议和批评，形成共同合作的关系。毕竟政府的人才并不是面面俱到，立法会的人才则是可以补齐政府人才上的不足，尤其是大部分议员都是在私人机构工作，都很讲究时效，也很有竞争力，这样是可以相互带动的，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立法会议员方案能够成被接纳为政府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