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芳析立陶宛对外政策 忧俄中走得太近
中评社台中8月13日电（记者 方敬为）立陶宛与台湾规划互设代表处，台驻立陶宛代表处更以“台湾”为名，引起国际关注。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蔚芳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立陶宛的外交举措当然有来自对中国的不信任，也有受到美中对抗氛围影响，但更大的因素则是应付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的威胁，有历史情结，所以特别透过友台在价值观与西方站队，其实自保的成分大于对中挑衅。
陈蔚芳提到，立陶宛在设立台湾代表处方面，虽然在中文名称确实以台湾为名，但是在英文名称采用的是Taiwanese而非Taiwan，这样的用语差异，代表立国仍有意降低政治意涵，展现出顾虑中国观感的那一面，因此要说立陶宛全力友台不惜与中对立，其实也不然。
陈蔚芳，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政治学博士，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副教授，研究专长包括欧盟政治与制度、欧洲国际关系、区域整合等。
针对立陶宛深化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陈蔚芳表示，立陶宛跟台湾的关系确实从去年起，就有比较明显的促进，去年立陶宛大选后有新的联合政府产生，跟过往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新政府特别把“价值外交”写在联合政府声明中，并很明确宣示要支持台湾。这也体现了立陶宛近年来对中国政策的变化。
她说，立陶宛原本是中东欧17＋1平台的成员，该平台是北京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欧洲经济比较低迷时，所提出要加强跟中东欧关系的一个计划。中东欧国家在2004到2007年之间加入欧盟，这些国家经济相对弱势，非常依赖欧盟传统强权国家的投资，但因为欧债危机的关系，让传统强权自顾不暇，所以给了中国运用17＋1平台拉拢中东欧国家的机会。
立陶宛早期对中国的大战略并不清晰，陈蔚芳指出，先前也乐意加入17＋1，或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表达兴趣，但都是基于经贸利益的考量。比如希望透过一带一路在境内建设深水港、发电厂甚至是铁路等基础设施，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立、中交往主要是建立在经贸利益的基础上。但是在政治价值观上，立国仍是比较倾向西方，重视跟美国还有欧盟的合作，以作为国安保障。
陈蔚芳说，立陶宛跟中国关系的变化，主因在于，加入17＋1或是一带一路，所获取的经贸红利，不如预期，虽然立、中的经贸活动与额度每年都有成长，但双方之间的经贸数额都还不足以成为彼此的主结构，贸易伙伴关系甚至连前20名都排不上。加上欧洲各界对于中方一带一路的疑虑越来越深，也让立陶宛所表现的怀疑跟不信任态度越趋明显。
不过，立陶宛的外交政策转变，虽然有部分是对中国的不信任，但其实更大影响因素或许是来自于俄罗斯。陈蔚芳说，因为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地缘政治威胁越来越大，导致立陶宛更靠向美国跟北约。
立陶宛属于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在冷战时期完全没有主权，所以在独立之后，会非常重视主权，还有对外政策的自主性。陈蔚芳表示，因此立陶宛面对中国的外交压力，很容易想起过去那段不愉快的历史记忆。
陈蔚芳指出，可发现，立陶宛“总统”或外交系统在对外发言时，会非常强调Respect（尊重）或是Independence（独立）等字眼，可以反映出过去的历史脉络。立陶宛现在高举民主、人权、自由的旗帜，有其政治需要，最主要就是想去抵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作为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小国，其本身的经济还有军事力量都不突出，所以立国用价值观为号召，以寻求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来抵制俄罗斯的压力。
所以若要说，立陶宛对中态度转变，跟美中对抗有所关联，陈蔚芳反而认为，成分不大，可发现，在设立台湾办事处的这件事情上面，在中文名称虽然以台湾为名，但是英文名称是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采用Taiwanese而非Taiwan，这样的用语差异，其实就是想降低政治意涵，展现出立陶宛顾虑中国观感的那一面。
她说，立陶宛所发的声明也很明确，强调跟台湾发展经济、文化关系，要跟中国发展的则是经济、文化还有“政治”关系，也就是说，跟台湾发展政治关系并不在考虑范围。但办事处的名称对北京来说已经够敏感，所以北京必须要强硬的回应，否则可能会变成台湾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设置办事处命名的新常态。
台湾方面，在立陶宛设置代表处确实是某种程度的突破，台湾的市场跟资源都有限，加强跟其他国家友好的经贸往来是好事，符合台湾的利益，当然包括深化跟美国的关系在内。
可是，陈蔚芳也说，如果台湾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反中的路线去寻求外交突破，恐怕外交成果无法长久，双边建立的关系难以稳固，一来北京的政治压力会因此升高，导致台湾的对外连结更容易受到挑战。二来也会让两岸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跟难解，这反而恐怕使得台湾在推展外交方面投下更多可能的变因。
中评社台中8月13日电（记者 方敬为）立陶宛与台湾规划互设代表处，台驻立陶宛代表处更以“台湾”为名，引起国际关注。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蔚芳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立陶宛的外交举措当然有来自对中国的不信任，也有受到美中对抗氛围影响，但更大的因素则是应付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的威胁，有历史情结，所以特别透过友台在价值观与西方站队，其实自保的成分大于对中挑衅。
陈蔚芳提到，立陶宛在设立台湾代表处方面，虽然在中文名称确实以台湾为名，但是在英文名称采用的是Taiwanese而非Taiwan，这样的用语差异，代表立国仍有意降低政治意涵，展现出顾虑中国观感的那一面，因此要说立陶宛全力友台不惜与中对立，其实也不然。
陈蔚芳，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政治学博士，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副教授，研究专长包括欧盟政治与制度、欧洲国际关系、区域整合等。
针对立陶宛深化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陈蔚芳表示，立陶宛跟台湾的关系确实从去年起，就有比较明显的促进，去年立陶宛大选后有新的联合政府产生，跟过往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新政府特别把“价值外交”写在联合政府声明中，并很明确宣示要支持台湾。这也体现了立陶宛近年来对中国政策的变化。
她说，立陶宛原本是中东欧17＋1平台的成员，该平台是北京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欧洲经济比较低迷时，所提出要加强跟中东欧关系的一个计划。中东欧国家在2004到2007年之间加入欧盟，这些国家经济相对弱势，非常依赖欧盟传统强权国家的投资，但因为欧债危机的关系，让传统强权自顾不暇，所以给了中国运用17＋1平台拉拢中东欧国家的机会。
立陶宛早期对中国的大战略并不清晰，陈蔚芳指出，先前也乐意加入17＋1，或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表达兴趣，但都是基于经贸利益的考量。比如希望透过一带一路在境内建设深水港、发电厂甚至是铁路等基础设施，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立、中交往主要是建立在经贸利益的基础上。但是在政治价值观上，立国仍是比较倾向西方，重视跟美国还有欧盟的合作，以作为国安保障。
陈蔚芳说，立陶宛跟中国关系的变化，主因在于，加入17＋1或是一带一路，所获取的经贸红利，不如预期，虽然立、中的经贸活动与额度每年都有成长，但双方之间的经贸数额都还不足以成为彼此的主结构，贸易伙伴关系甚至连前20名都排不上。加上欧洲各界对于中方一带一路的疑虑越来越深，也让立陶宛所表现的怀疑跟不信任态度越趋明显。
不过，立陶宛的外交政策转变，虽然有部分是对中国的不信任，但其实更大影响因素或许是来自于俄罗斯。陈蔚芳说，因为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地缘政治威胁越来越大，导致立陶宛更靠向美国跟北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