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专家：中日应研究不战与共生的新原理
中评社北京3月28日电（实习记者 赵海欣 助理记者 徐媛）3月26日下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中国外交和中日关系的去向”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议由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主持，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受邀主讲。毛里和子表示，如今中日关系恶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中日关系与位置的转变。日本发展日趋缓慢，而中国则朝气蓬勃发展迅速，如今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从疫情的肆虐，到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起世界哗然，再到三月份韩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围绕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重组。国内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尤其是几天前的东航空难，让每个活着的人都深感世事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也因此更加珍惜和平的意义和价值。如何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确保和平？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作出何种调整？中日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本次会议围绕这些议题作出分析与展望，以帮助相关学者与从业人员决策与判断。
毛里和子教授首先从1972年开始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历史。毛里教授表示，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五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十分曲折，舆论对此也十分复杂，尤其是在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遭遇了很大打击。毛里教授通过解读1972年9月29日的邦交正常化共同声明，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初，日本方面呈现出国民要求演变为国民运动，进而推动政府行动的特点，而中国方面则是呈现出战略性特点，先中美后中日，决策以中国领导人的意愿为主。当时的谈判性质复杂，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提出了“中日战争由少数人发动，日本民众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战略判断，而日方则在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承诺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并同台湾断交。毛里教授提出，中日关系罕见地并非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上，呈现出非制度性的特点，进而导致其脆弱性。
1980年至1995年是中日关系“黄金的十五年”，两国关系十分密切，虽然日本形成了“走马灯”式的首相更替局面，但对日本政治稳定并无太大影响。直至2012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钓鱼岛等问题极大影响了中日的友好关系，但好在2014年左右，在双方的努力下达成了中日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才导致中日关系并未进一步恶化。毛里教授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总结为三层结构，首先是中日关系的“体”，即中日历史问题，其次是中日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即台湾问题、中日在亚洲的权力分配等问题，最后是中日关系的权益问题，包括领土领海争端及经济摩擦等。
毛里教授表示，在中日关系上，中国总体上还是不希望大风波的出现，可以冷静应对，追求形成一种冲突抑制机制。而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中国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随后，毛里教授回顾了1998年《日韩共同宣言》与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演讲，称赞了两件事中的两国互相关注对方优点，得以维护日韩、中日的友好关系。进而提出，中日如今要重新认识对方，为维护友好关系，应研究“不战”与“共生”的新原理，中日可模拟中美关系唤起双方的美好回忆。
中评社北京3月28日电（实习记者 赵海欣 助理记者 徐媛）3月26日下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中国外交和中日关系的去向”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议由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主持，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受邀主讲。毛里和子表示，如今中日关系恶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中日关系与位置的转变。日本发展日趋缓慢，而中国则朝气蓬勃发展迅速，如今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从疫情的肆虐，到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起世界哗然，再到三月份韩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围绕中国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重组。国内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尤其是几天前的东航空难，让每个活着的人都深感世事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也因此更加珍惜和平的意义和价值。如何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确保和平？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作出何种调整？中日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本次会议围绕这些议题作出分析与展望，以帮助相关学者与从业人员决策与判断。
毛里和子教授首先从1972年开始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历史。毛里教授表示，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五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十分曲折，舆论对此也十分复杂，尤其是在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遭遇了很大打击。毛里教授通过解读1972年9月29日的邦交正常化共同声明，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初，日本方面呈现出国民要求演变为国民运动，进而推动政府行动的特点，而中国方面则是呈现出战略性特点，先中美后中日，决策以中国领导人的意愿为主。当时的谈判性质复杂，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提出了“中日战争由少数人发动，日本民众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战略判断，而日方则在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承诺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并同台湾断交。毛里教授提出，中日关系罕见地并非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上，呈现出非制度性的特点，进而导致其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