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敌化建构下 两岸无和平
中评社香港3月25日电/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安拴虎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两岸博弈与“大陆形象”敌化建构－－建构主义的视角》，作者认为：依据建构主义行为主体和结构相互建构的逻辑，国家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行为主体之间实践互动的结果。假若国家通过活动和交流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会都是敌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样的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对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两岸关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但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解构两岸关系颇具启发。从两岸官方互动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看作“行为主体”，两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结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义或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与评价。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文章内容如下：
在台湾，“大陆形象”基本上循着两个面向进行建构，一个面向是“敌化”，一个面向是“丑化”。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本文试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就此问题进行探析，抛砖引玉，以期方家指正。
一、建构主义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主权利益的追求。”〔1〕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2〕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建构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一、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人类社会的主流观点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质力量驱使成的；二、社会舞台上出现的角色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他们的认同和利益，而不是本性。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互相建构的，认为人、组织或国家的行为都是社会建构的，并不遵循一个不变的秩序或原理。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应从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构性作用。温特在他的集大成之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全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他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影响了作为个体施动者的国家的行为，而且更能够影响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前一种影响温特称之为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而后一种则是他所谓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
温特认为国际体系或国际结构不单是物质现象，还是理念现象，在物质世界（指行为主体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物质的实力分配的状况）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与知识的世界——由“共有的理念”所组成的世界（指的是行为主体行为的文化内容，譬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信仰、规范、理念和认识等）。〔6〕这个世界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体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具体体现为各种观念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与交锋。通过如此的理念交流，国与国之间会形成对彼此的“认知”和“态度”，而这种“认知”与“态度”的总和，就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观结构”。依照建构主义的观点，社会结构由三种基本成分构成：可以分享的知识、物质资源以及实践。温特认为，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讲，祇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具体来说，各行为主体对理解、期待和知识的分享程度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分享程度越高，各行为主体之间互信程度越高；而物质资源通过各行为主体所分享的知识结构而获得含义，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主体对其周围的物质环境做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7〕
除了“共有理念”，“身份”（或角色）也是建构主义核心概念之一。温特将“身份”作为“行为主体”的属性，温特认为身份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他认为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该行为主体持有的理念，一种是其他行为主体持有的理念。身份是由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建构起来的。〔8〕国际体系中的国与国关系和社会中的人与人关系类似，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国家之间进行社会性的交流和互动，也会建立“共有的理念”，作为国家理念的组成部分，塑造着该国对自我身份和他国身份的认知。
由于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并非来自于天赋，而是在国际交往进程中确定的，这就为动态考察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温特认为由国家之间交流和互动，建构而来的“共有理念”可称之为“无政府文化”，由此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9〕温特指出，并非是体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观念或文化促进或阻碍了合作。国家间能否合作，合作能否维持，取决于个体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关系的确定，身份一旦确定，个体就会自然基于对他者的再现界定自我姿态。一国通过确定“一种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是相互威胁、相互竞争，还是相互结盟。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逻辑，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结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以及康德结构，在这三种结构中分别是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他将“无政府文化”分为三种，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10〕
不管是“敌人文化”、“对手文化”还是“朋友文化”，都是在国与国互动中由其他国家在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换言之，一国的国家形象是由该国与他国之间建构的“无政府文化”类型所决定的。霍布斯文化塑造的是“敌人形象”，洛克文化塑造的是“竞争者（对手）形象”，而康德文化塑造的则是“朋友形象”。〔11〕（三种“无政府文化”类型，见下表）
（表格：三种“无政府文化”类型）
资料来源：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9-307.
依据建构主义行为主体和结构相互建构的逻辑，国家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行为主体之间实践互动的结果。假若国家通过活动和交流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会是敌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样的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对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12〕
二、两岸互动模式与“敌人”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社会事实，同样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从上述说明可知，因语言符号在社会建构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并与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体系联结一起，并由媒体再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此塑造有关他者对某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与看法。
可以说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两岸关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15〕但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对我们解构两岸关系颇具启发。从两岸官方互动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看作“行为主体”，两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结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义或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与评价。
两岸互动对于“大陆形象”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两岸分裂以来，两岸建构的“共有理念”（无政府文化），祇有马英九当政时期，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搁置争议，短暂建构了积极、善意、“互帮、互助”为特征的康德文化的伙伴关系，两岸也因此达成很多协议，收获不少成果。除此之外，无论是两蒋时期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关系结构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类型，即双方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塑造的形象是“敌人”的形象。
不偏不倚地来看，中国实质分裂成两个敌对的政治实体，一个占据了广袤的大陆，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败退到台湾，名字叫“中华民国”。在“台独”因素尚未形成干扰的时期，两者之间的博弈和斗争从未停歇，两边均宣称自己代表整个中国、领土和人民。一方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两蒋时代念兹在兹地是要“光复大陆”；而另一方面，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天天喊着“一定要解放台湾”。两岸争的是“文化正统”和“中国”的代表权。
但无论如何，那个时期的两岸维持着“两岸同属一中”的共识。双方在追求统一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均主张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中国”的认同和感情是一致的、明确的，双方的分歧无论多么严重，均认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分歧，也就是说双方一方面政治上高度对立对抗，另一方面在“一个中国”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认知上又高度契合。也正是在这个共识之下实现了八九十年代返乡探亲的开展和两岸经贸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在这个共识之下实现了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相继成立以及两岸两会的协商谈判以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达成。虽然从总的角度来看，那个时期两岸互动建构的是一种“霍布斯文化”，维持的是一种敌对关系，但两岸均将对方视作同胞兄弟，两岸同为中国人的认知根深蒂固，与李、扁、蔡时期建构的霍布斯文化不可同日而语。
分裂后的两岸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台湾基本遵循了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宪法，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属于威权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实现了经济腾飞和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而毋庸讳言，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明显走了弯路，建国后陷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当中，但天佑中华，在结束十年“文革”后，中国大陆终于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虽然两岸所取得的“成功”均无法“折服”对方归心于己，但很明显，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和中国政府的“解放台湾”都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随着美苏争霸的日趋激烈和地缘政治的客观要求，中美建交提上历史日程，两岸围绕“中国”代表权的斗争也一举扭转乾坤，1971年10月25日是第25个台湾光复纪念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得到恢复而“中华民国”代表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驱逐，无可名状的“挫败感”结合了对中共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成为那一代台湾人的集体记忆，此后的整个七十年代，一连串的挫败感和屈辱感成为台湾人悲情意识新的构材，也成为他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时代“创痛”也成为日后“台独”分裂势力经常消费的历史情结。
1987年，在大陆强烈呼吁与不懈努力下，台湾当局迫于民意的压力，被迫开放台湾民众返乡探亲，以此为契机，两岸同胞开始密切往来，两岸结束长期隔绝对峙，两岸关系出现难得的缓和的趋势。然而在外交领域的较量和斗争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两岸依然维持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权”的架构，且各自拥有数量不等的建交国。虽然这些年里，围绕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创造性地为台湾以适当的名义和适当的身份参与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做出了多种不同的安排〔16〕，比如，体育领域的“奥运会模式”〔17〕、经济领域的“WTO（世界贸易组织）模式”〔18〕、“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19〕、“亚洲开发银行模式”〔20〕等。但台湾一方面在被迫接受安排的同时也总是指责大陆“打压”，一方面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伺机冲撞“一个中国”框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也自然引来中国大陆的反对与遏阻。大陆政府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当局寻求突破这一框架之间的矛盾成为一条主线。“台湾企图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努力从没有停止过，也不断遭到祖国大陆的反对，因此在国际社会祖国大陆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谋求突破这一框架，成为……未来两岸较量的又一主线”。〔21〕大陆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谋求突破这一框架，或者换句话说，台湾寻求外交“突破”与大陆全力“遏阻”，便成为两岸互动的标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陆所有反独促统、遏制“台独”的作为一概被诬指为“打压”、“霸凌”、“鸭霸”、“欺负”、“矮化”，所有“让利”、“惠台”等政策措施一概被曲解为“统战伎俩”而遭漠视。在“台独”势力的持续冲撞与破坏下，两岸维持的“一个中国”共识逐渐模糊和消失。在逐渐绿化的台湾媒体的不断渲染下，一个负面的“敌人”形象被建构，并且凭着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成功影响了公众认知。在台湾公众认知里，大陆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这在历次民调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
两岸因为政治分歧与对立而争执不休，龃龉不断，硬实力既无法令对方屈服软实力又无法令对方折服，在李、扁、蔡独派执政的时期，两岸争衡变得越来越无情无义。两岸在国际间的争衡、折冲，无疑对台湾民意转向起到重要影响，恰恰是这三十年间，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在内外部环境的涵育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无疑又反过来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反作用。两岸同胞间留下的本应该是守望相助的温情，回望历史看到更多的却是相残相杀的创伤记忆，一种固定的憎恶感积存于两岸民意，一旦遇到节点，就会形成“零存整取”的效应，变成对彼此的不满与怒火倾泻而出，对两岸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阋墙之争的残酷越来越失去“相容相忍”的影子。从两岸官方层面互动的过往可以看出，如果两岸“对抗、互撕”，建构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敌人的形象”，无论是两蒋时期两岸之“正统”之争，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之“统独”之争，都是如此，所建构出来的“大陆形象”一定都是“敌人形象”。
三、坚持“敌化”建构，两岸无和平
从两岸博弈的过往可以看出，马英九执政八年，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成功建构起了“互帮、互助”的“康德文化”，两岸关系是一种“朋友”关系，双方搁置争议，互释善意，互动热络，充满两岸一家亲的气氛，也因此达成很多协议，收获不少成果。然而由于积怨太深，两岸互动的基本模式，无论是两蒋时期两岸之“正统”之争，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之“统独”之争，不外乎是互相丑化、互相恐吓、互相叫嚣、互相竞争，这样一种“对抗、互撕”的模式，建构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毋庸讳言，“台独”和反“台独”是两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而对立性和对抗性是两岸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大众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建构下，以负面形象为主色调的“大陆形象”在台湾民众的心中扎下根来，挥之不去。这些负面形象是多棱复合体，首先，大陆政府是“不友好”形象，再加上台湾媒体习惯于将“中共政权”误指为“极权政权”和“贪腐”；而对“一国两制”又素无好感，认同“一国两制”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他们眼中的大陆民众，更是素质低下的形象……。
两岸是要走向对抗互撕，还是走向互帮互助，是选择“霍布斯文化”还是选择“康德文化”，建构一种“敌对关系”还是建构一种“朋友关系”，关键就是要看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关键是否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一再证明，是否承认“一中框架”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是否顺利的关键。否认“九二共识”，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对两岸现实的挑战，敌对关系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也就成为两岸关系的常态，两岸的和平也就无从谈起。
〔1〕Helen Milner,"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David Baldwined.,Neorela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4-145.转引自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2〕K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3〕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88.
〔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p.1.
〔5〕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6〕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7〕倪世雄等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224页。
〔8〕温特指出，在哲学层面上，身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由于这个定义含义太广了，所以他将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参见【美】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81-282页。
〔9〕温特认为国家通过交流和互动建构起来的共同知识的外在表现，若国家经过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共有理念”是“相互认为对方可以自治”，其结果就是“没有中央政府”，也就是“无政府”。“共有理念”是文化的一种，所以“共有理念”也就是“无政府文化”。参见【美】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8-206页。
〔10〕参见【美】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13-322页。
〔11〕参见杨永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5月号。
〔12〕参见【美】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3-383页；并参见董青岭、李爱华《和平·发展·合作——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几点思考》，《理论学刊》，2006年第4期。
〔13〕参见胡晓为：《国家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103-106页。
〔14〕Stuart Hall,"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iii Stuart Hall eds.,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Beverly Hills,CA: Sage,1997),p61.
〔15〕台湾学者黄彦颖认为温特的建构主义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位，以严格的定义看待两岸关系似乎不太合适。他指出，退一步想，可以将两岸关系视为一个（国际）体系，两岸之间互为主权，彼此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利益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而并非由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所构成。他认为建构主义运用在两岸关系的研究上，可以采取宽广的态度，除了两岸“政府”作为行为者之外，也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包括两岸协议。见黄彦颖：《建构主义和准国际建制——谈两岸协议签订》，政大典藏机构网，2010年6月12日，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50443。另外，朱云汉、黄旻华也认为，国家之于国际，就像个人之于社会，每个人都有其历史背景、家庭环境以及许多的社会化因素在起著作用，更何况在今日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家作为单一行动者的假设是过度简化，所描绘的原子式互动也无法理解国家行为背后的动机，建构主义者在这点上同意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就是国际政治不能排除其他非国家行动者的重要性，但强调国家本身就是高度受到社会化所影响，并且国内政治因素也必须整合到国际政治的分析中，缺乏这方面的理解，就无法得知国家的社会化现况为何，以及对其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认知如何。见朱云汉、黄旻华：《探索中国崛起的理论遗憾、批判既有国关理论的看法》，载《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第34-35页。台湾学者张家琪也依据温特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说，“假若海峡两岸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所产生的就可能是敌对的形象；若是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很可能就是对手的形象；若所建构共有观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也就可能建构为朋友的形象。”参见张家琪：《台湾两大报眼中的中国大陆国家形象分析》，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2013，第56页。
〔16〕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因为两岸的共同参与，所以名称必须顾及一中原则及台湾的参与，故在国际奥委会、世界银行、国际狮子总会，台湾地区被称作中华台北，在亚洲开发银行则被称为中国台北，在世界贸易组织称为台澎金马单独关税领域或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
〔17〕按照国际奥委会1974年“名古屋协议”，台湾参与各种国际赛事时，在代表队名、旗、歌上都有严格规定，名称为“中华台北”名义，旗帜为“奥运五环旗”，歌是“台北奥委会会歌”。
〔18〕以“台湾澎湖金门及马祖个别关税领域”名义参加。
〔19〕台湾祇能以“经济体”身份参与相关互动，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能参加领袖会议，祇能由其派代表参加。
〔20〕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
〔21〕王建民：《30年两岸交流与两岸关系发展回望（上）》，《统一论坛》2017年第6期。
〔22〕建构主义大师温特把“集体自尊”与生存、独立、财富（或称生命、自由、财产）一起视为国家的利益。他指出：“集体自尊指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对尊重和地位的需求。”他认为：“集体自尊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集体自我形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一点部分地取决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自我是通过移位于他者才能认识自我的。负面的自我形象往往是通过自己认知到的、他国的蔑视和侮辱而产生的。”当一个群体总是感觉受到另一个群体“凌辱”的时候，也是我者和他者界线明晰的过程。参见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
中评社香港3月25日电/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安拴虎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两岸博弈与“大陆形象”敌化建构－－建构主义的视角》，作者认为：依据建构主义行为主体和结构相互建构的逻辑，国家间的无政府文化是行为主体之间实践互动的结果。假若国家通过活动和交流建构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认生存权的敌人，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会都是敌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样的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竞争，又不能被消灭，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对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国家建构的共有理念是国家既有主权，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间的国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两岸关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但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解构两岸关系颇具启发。从两岸官方互动的层面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看作“行为主体”，两岸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结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促使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重新定义或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进而影响作为整体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与评价。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文章内容如下：
在台湾，“大陆形象”基本上循着两个面向进行建构，一个面向是“敌化”，一个面向是“丑化”。就“敌化”建构而言，七十年来，两岸基本维持了一个“敌对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无论是之前的“正统”之争，还是后来的“统独”之争，两岸双方共构了“敌人形象”。本文试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就此问题进行探析，抛砖引玉，以期方家指正。
一、建构主义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主权利益的追求。”〔1〕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