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四明文库》首批文献出版之际
四明夙称文献邦
自古以来，宁波被誉为“文献名邦”。谈起本邦文献之富，历代宁波学者莫不充满自豪感。明代黄润玉在《屡典文衡诗序》中说：“吾四明夙称文献渊薮。”他列举学行纯全、体用兼备而出色乡邦者，“皆表表当时，不可以什佰计”。周应宾在《重修儒学并置学田记》中亦云：“吾鄞为东南巨邑，文献甲天下。”清代全祖望《湖语》云：“四明累世之文献，莫与伦也。”宁波历代的府县志，多详载地方经籍书目。民国张寿镛编纂《四明经籍志》45卷，搜罗了近6000种文献，余姚、宁海文献还不计在内，其数量堪称浙东之冠。陈汉章在《编辑〈四明丛书〉商榷书》中感叹说：“四明遗书毓富伙够，非《台州丛书》《永嘉丛书》《绍兴先正丛书》之比。”
宁波历代文献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大家名著层出不穷，承载了宁波的文化精神。比如，南宋“四明学派”学者以“心之精神”为核心理念，袁燮认为“心”体现为一切社会行为，凡“立身施设”，皆是“心之精神”，种种文明成果都是“心之精神”积极运作的产物。宁波学者还喜标举豪杰精神，明初学者方孝孺屡屡使用“豪杰”一词，他所呼唤的豪杰，具有在学术上挽回颓澜、开创新局的魄力。王阳明从地域上强调“吾越多豪杰之士”，呼吁豪杰之士改良政治，且“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黄宗羲倡导的“豪杰精神”突出文化创造之作用，凡属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伟大创造，包括优秀典籍文献在内，都是历代“豪杰精神之所寓”的结果。无论是四明学派的“心之精神”，还是浙东学派的“豪杰精神”，都是宁波文化精神的有力脉动与精彩呈现。
整理会通集大成
宁波历史上较大规模收集乡邦文献，大概可以从明初郑真编辑《四明文献集》算起。自此之后，宁波学者前赴后继，于是有了永乐间李孝谦辑《四明文献考》，成化间黄润玉编《四明文献录》，万历间戴鲸辑《四明文献录》，明末清初张鸣喈辑《四明文献考》。至清代，黄宗羲搜集《姚江逸诗》，李邺嗣编辑《甬上耆旧诗》，全祖望不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本邦志书、先贤著作，还广泛搜集诗歌文献，辑成《续甬上耆旧诗》。之后，袁钧、卢址、徐时栋、董沛、姚燮等莫不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编刊。四明学者以其自觉的乡邦文献守护和建设意识，构建了前后相续的文献链，从而形成了令人称羡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