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诗与楚辞

  元诗肯定屈原主要是肯定其忠贞爱国的志行与高洁的人格。元诗对屈原忠贞爱国的肯定随处可见，如王旭《读〈离骚〉》“奸骨百年尘共朽，忠名千古日月光”，秦衡《题燕穆之楚江秋晓图》“愧我无才重吊屈，忠魂千古有谁招”，王沂《题屈原渔父图》则点出了屈原的“眷眷乡国心”，刻画了其至死不忘故国的忠贞形象。在肯定屈原的高洁时，元人则多以香草，特别是以兰入诗，对其进行称赞。如丁鹤年《画兰》：“湘皋风日美，芳草不胜春。欲采纫为佩，惭非楚荩臣。”此外，揭傒斯《兰》、郑元佑《题子昂兰》、张渥《题明雪窗兰》、马臻《移兰》等都表达了这一主题。元诗也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如袁桷《挽王尚书四首》（其二）：“楚泽痛灵均”，同情之心跃然纸上。这类作品还有卢亘《和阎子济韵二首》（之一）、柳贯《题离骚九歌图》、王冕《明上人画兰图》等。元诗对屈原的不赞同主要是反对其“独醒”、自沉汨罗。反对其“独醒”的元诗并不少见，如“一尊正候陶征士，莫学三闾爱独醒”（《次韵简苏昌龄学士仲铭禅师》）。又如谢应芳《和顾仲瑛金粟冢燕集》：“忍饥自作首阳鬼，独醒谁念湘江累”，许恕《丁酉午日前陈北庄》：“高咏楚辞茅屋底，汨罗谁吊独醒魂”。反对其自沉汨罗的士人，自古有之，仅汉代就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但元代诗人表现得尤其直接，喊出了“君莫学屈原，空葬江鱼腹”（于立《题醉卧图》）的话语。

  元代诗人对屈原志行及人格的肯定，对其遭遇的同情等，大多历代有之，并无新意。而对屈原“独醒”、自沉汨罗的反对，虽不是首发，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心态。在元代，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仅没有稳定的入仕之路，还被种种不平的措施压制。元代科举时废时行，曾被废弃长达七十余年；恢复之后，又分榜取士，即使中举，也仍然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士人们便认为“归隐山林”或“饮酒自醉”才是生存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代文人在诗中否定屈原“独醒”、自沉汨罗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人对屈原的志行虽有不赞同，但对屈原的作品却十分喜爱推崇。元代理学家吴澄就曾说，孔孟而下，人们乐传以屈原为首的数十君子之文。在元诗中，也可见元人对屈原作品的喜爱，元人读《离骚》的情况，随处可见，如“一灯深夜读《离骚》”（周霆震《戏笔》），“晋帖临成思入石，离骚读罢拟栽兰”（刘清叟《寄朱约山》），“柴门尽日无人到，读罢《离骚》更煮茶”（李源道《暮春即事》）。

  元代诗人不仅喜爱读《离骚》，在创作上也有意学骚。元初诗风承宋末，或承继四灵、江湖诗派，流于浮浅；或继承江西诗派，调字酌句，争奇斗怪。元人认识到这种流弊之后，主张“宗唐复古”，即古体宗汉魏晋，近体宗唐，以期扭转风气，这几乎是学界公认。但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元人认为祗有自然而然地表达性情，才能进一步破除元诗模拟、浮浅之风，所以主张由汉魏上溯到风骚，继承风骚中的“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所谓“性情之真”即“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吴澄《王实翁诗序》），“性情之正”则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原的作品不仅得“性情之真”，也得“性情之正”。如朱熹所言，屈原的作品虽然辞旨“怨怼激发”，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是一种自然流出，不能自已的真挚情感。屈原的作品也并不是“怨君”，而是寄寓了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在客观上可以起到“正人心”的作用，合乎儒家“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教理想。元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如吴澄虽然认为诗“古祖汉，近宗唐”（《胡助诗序》），但其也认为《诗》《骚》“性情流出，自然而然”，所以他也说“言诗，颂、雅、风、骚尚矣”（《诗府骊珠序》）。如虞集认为屈原的《远游》得“性情之正”，其言：“《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胡师远诗集序》）此外，赵孟俯也曾在《南山樵吟序》中引黄庭坚之言，强调作诗要“本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