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评社╱题：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冯泽华（广州），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高度自治权，在许多领域可自主决定发展规划和实施。参照国家发展大局“五位一体”的表述，澳门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中发挥独特作用。第一，澳门可在粤港澳大湾区争当重要一极，同时，也可在“一带一路”倡议扮演桥梁角色。第二，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依托“一国两制”优势而能动地创造各种发展机遇，而非仅依靠中央的支持。第三，澳门虽作为“弹丸之地”但却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护作出巨大贡献，这些宝贵经验值得内地借鉴。第四，澳门需要在助推内地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第五，澳门与内地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澳门不仅有责任，亦有权利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战略追求。作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一员，澳门同样进入了新时代，同样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尽管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经济体量小，资源缺乏，博彩业一家独大的现状至今尚未打破，但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澳门对外开放程度高，法律制度健全，在社会发展中享有高度自治权，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过去，由于国内外长期以香港和澳门进行对比，相对于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际地位，澳门作为特区的国际地位常被弱化，这种状况亦直接反映至“一国两制”的研究中。就海内外多数学者从事香港基本法研究的现状而言，澳门基本法的研究队伍、理论深度、研究话题等方面均欠佳。①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必然有损台湾地区对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认可程度，亦不利于澳门在海内外发出澳门人的浑厚之声。新时代下的“一国两制”业已进入2.0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不断强调港澳与内地的融入。而澳门有能力、有勇气，亦有条件在新时代下创造更多“弯道超车”的机会，并为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宝贵经验。参照国家发展大局“五位一体”的表述，本文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阐述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大有可为的事项及其发展方向，为澳门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经济作用
（一）澳门可在粤港澳大湾区争当重要一极
自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以来，粤港澳三地的实务部门与学界如获珍宝。两年多以来，三地连续召开了数十场与大湾区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探讨论题十分丰富，侧重不一，各具特色，并取得了许多共识。就笔者参与多场会议后的粗略观察，有关大湾区的建设及其规划问题，粤澳各界表现得十分活跃，而香港多个界别似乎并不感兴趣。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两年多的浅层研究足以追寻大湾区法律、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粤港澳各界的宝贵研究成果亦为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供了许多启示，如“研究制定大湾区发展规划”演变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直接将大湾区的有关内容置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整体段落里，与协同发展京津冀、建设雄安新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作为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点领域之一等等方面均在透露大湾区作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平台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有类似的表述。
澳门作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一员，自然应拥有重要的角色定位。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由于长期以来，澳门作为特区的地位有所“弱化”，澳门在粤港澳各项合作中的主导话语权不强，尤其是大湾区提出以来，实务界似乎着重强调广州、深圳、香港在整个建设中的龙头作用，而言及澳门则一般将其表现为重要角色。显然，这种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评判标准容易将澳门陷入“随大流”的被动局面中，若在日后大湾区建设中维持这种尴尬的现状必然不利于澳门发挥更多的优势以凸显独特作用。因此，在大湾区建设中，澳门有必要主动出击，加强在建设规划中的话语权作用，在大湾区建设中争当重要一极，发出更强的“澳门之声”。具体而言，尽管大湾区建设的重心在于经济合作，但世界多个湾区建设经验一再表明：没有与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配套的建设是不可能铸造湾区的辉煌。再者，从系统性的角度而言，有些领域尽管表面上不呈现为经济因素，亦可直接表现为经济因素，如教育合作，可以表现为推进教育产业化合作。因此，澳门要争当一极，必然需要对粤澳加强诸多方面的合作，包括降低相关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主动参与粤港各类合作等。以律师业合作为例，澳门可就粤澳律师业降低相互间的准入门槛迈出更大的步伐，而非仅呈现出广东律师业的单边开放。律师业的单边开放局面作为一种缩影亦直接体现为粤港澳多年来广东单边开放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澳门亦可率先成立关于协调大湾区合作纠纷的跨境仲裁机构（如下文所言的澳门国际仲裁中心），扩大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影响力。
综前所述，若澳门过于设置各种阻却广东相关行业准入的条件，不仅不利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亦不利于尽快实现自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夙愿。只要在合作中建构澳门与其他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其他地区在澳门经济遭遇困境之时即不可能隔岸观火。在经济旺盛之时，其他地区亦在于澳门共享繁荣之荣光。澳门争当大湾区重要一极的奥秘在于加强对外程度，引进外来资本，优化经济结构，与合作伙伴打造同发展、共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二）澳门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桥梁角色
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表示支持和融合倡议的发展大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和平崛起、走向世界的象征，并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在新时代下被赋予了国家发展大局中对外交往的重要定位。“一带一路”更是澳门发展的一大重要机遇。无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以经济合作为重心，并适当向维护世界和平，抑制恐怖主义，创造更多共赢机会拓展。在经济合作为重心的维度中，澳门作为微型经济体是否占有一席之地？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合作无关经济体量问题，面积仅有716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在艰难岁月中缔造成为亚太重要的金融中心、“亚洲四小龙”之一。澳门是外向型经济体，旅游博彩业长期一家独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助推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多元化发展，当前，澳门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业已准备了许多配套设置，例如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澳门基金会“一带一路”奖学金等均在不同的侧面助力澳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拥有一席之地。除了这些必要的措施外，澳门要扮演桥梁角色，还要主动搭建与国际经贸接轨的若干个重要平台。
首先，设立澳门国际仲裁中心。《规划纲要》指出，要在粤港澳大湾区之内建设国际仲裁中心以扩宽大湾区纠纷解决途径。澳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开放程度是澳门建设国际仲裁中心的优势，但澳门世界贸易中心仲裁中心等现行仲裁机构因知名度不广、仲裁力量薄弱、仲裁案件少等因素而鲜为人知，这对澳门参与国际经贸颇为不利。当前，澳门涉外仲裁机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外籍仲裁员比例过低，葡籍仲裁员比例也不高。③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关安排，澳门今后要建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服务平台，这些平台均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而澳门没有一所能够享誉世界，为国际社会所高度认可的仲裁机构的现状与澳门今后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颇不相符。因此，吸收香港设立国际仲裁中心而使自身法治水平进一步享誉世界的经验，澳门有必要设立自己的仲裁机构——澳门国际仲裁中心。具体而言，澳门国际仲裁中心可在整合现行仲裁机构涉外仲裁资源的基础上，开展以能够处理涉葡语国家纠纷为特色的，并逐步发展处理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纠纷的业务。中心可聘请来自葡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为知名的仲裁员以及香港、内地知名仲裁员，运用中文、英文、葡文等语言开展业务。同时，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鼓励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设立专门从事国际仲裁的专业或者研究方向，并给予学生充足的日常生活补贴，确保学生安心研习国际仲裁规则。研究国际仲裁的学生可同时在澳门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的指导下进行实习工作，提前接受相关业务的训练。此外，为吸引涉葡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来中心进行仲裁，中心有必要定期举办有关澳门国际仲裁文化的论坛和博览会，并藉澳门政府举办中葡各类交流论坛之机加以宣传。唯有如此，才能既保障澳门从事国际仲裁的人才源源不断，又保障澳门法治文化走向世界。
其次，澳门可争取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在澳设立。当前，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资金平台共有七个：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中—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转向资金、中国—东盟海上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周边友好交流专业基金。多个平台以金融机构的形式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设立总部。这不仅依赖于上海的金融实力，还依赖于上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出无穷的力量时，类似亚投行等“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亦会随之增加。澳门金融业受经济环境的限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与香港相比，澳门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是一个短板，澳门要获得发展，就必须抓住“一带一路”时机，设立相关金融机构。在适当之时，澳门可请求中央为兼顾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利用澳门作为中葡交流平台的优势，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类似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优先在澳门设立。澳门现有各产业的资金可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投资，扩大投资的广度与深度。相对于当前“一带一路”发展的趋势，保险业尚未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但随着贸易投资风险的增加以及跨国人员流动过程中频发的权益侵犯问题，保险业或将成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黑马”。因此，澳门可先吸收香港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鼓励香港相关保险业到澳投资，营造澳门国际保险业宜商环境。
综上所述，澳门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经济作用不仅要体现在直接的经贸往来，更要体现在经贸往来相关的配套设施上，将澳门国际仲裁中心、澳门“一带一路”相关金融机构打造成为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不仅有助于深化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有助于为国家贡献更多的澳门力量。
二、政治作用
“一国两制”作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制度，首先针对的是台湾，而由于时间结点的机缘巧合而首先适用于澳门和香港。换言之，港澳运作“一国两制”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意愿。目前，“一国两制”业已在香港实践22年，在澳门实践20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新尝试。官方文件一再阐述“一国两制”在港澳约二十年实践的立场——“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和保障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④这一决断在港澳社会引起较大的共鸣。从稳定社会和国际地位的角度而言，港澳两座城市自回归后确实长期保障了繁荣稳定，民众权益不断得到保障，国际影响力节节攀升。这种幸福的感觉在澳门尤其明显。尽管香港近年来有扰乱“一国两制”正常运作的因素，但始终不能成为主流，亦未能根本性改变香港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官方立场的判断从整体上是符合港澳的实际情况。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既然有港澳两座城市同时实践“一国两制”，即不能避免存在比较的空间。一旦出现比较，必然有优劣情况，而这种优劣情况亦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言，澳门长期以来的国际地位是有所“矮化”的，相关的研究力量亦呈现重香港而轻澳门的现象。正因如此，笔者有必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重新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状况进行定位，并强调学界对澳门经验须有高度的认可及推广行动。
当前，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模式之所以在台湾遇冷，笔者认为，或存在两大原因：其一，“一国两制”存在“矮化”台湾地位的嫌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台湾人民的法律地位；其二，“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是中央的过度支持下且长期依赖素有暴利特征的博彩业为主要产业方能奏效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两个观点实际上是两面一体，即“一国两制”能否产生巨大威力。故本文重点探讨第二个观点以验证第一个观点的杞人忧天之处。
首先，自澳门回归以来，中央便像一个“无私的母亲”，时刻关注着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在每一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有关于澳门的相关表述，并在“十一五”以来的所有规划中均强调重点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如此看来，中央为支持澳门社会发展而制定的措施确实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然而，中央施行的这些措施均可视作为履行对澳政策的一种反映，是为保障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一种承诺。澳门得到长期繁荣稳定，受惠的不啻是澳门本身，内地还可以吸取澳门经济繁荣后的溢出效应，如广东便可接受澳门许多的投资、捐赠和其他教育支持。2016年暨南大学110年校庆之时，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暨南大学捐赠一亿人民币以支持其教育发展。内地还可以通过澳门这一平台与葡语国家建立各种经贸和文化关系，极大地拓宽我国外交局面。若澳门社会得不到繁荣稳定，亦即无任何资金支持内地发展，更吸引不了葡语国家以澳门为平台与中国建立和谐关系。可见，澳门繁荣稳定亦即意味着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共建命运共同体。若中央对台湾承诺会依法保障台湾长期繁荣稳定，以往对澳门施行的政策同样可适用于台湾之上。中央是负责任的，这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台湾回归后，若未能保持繁荣稳定，于中央而言，这直接涉及到中央的权威性、公信力等问题。参照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若澳门民众只有中央支持而不能自主地运用这些优势，同样不能很好地实现繁荣稳定。澳门能够长期保持繁荣稳定，离不开澳门民众勤劳拼搏、勇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中央的支持不能视作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负面推手”，而应视作中央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如今，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在台湾宣传澳门的实践范例，而非避而不谈。澳门与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可就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如何适用于台湾之上的问题定期进行各类学术研讨会。唯有如此，才能先从教育上消减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误解。
综上所述，澳门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政治作用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实在且独一无二的。国家发展大局业已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作为任务，必然亦需要进行大幅度的统战工作。统战工作的顺利展开，不仅需要贯彻落实“惠台31条”，更需要有成功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措施。一言蔽之，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政治作用可高度概括为积极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助推中央创造话语权，营造海峡两岸统一的社会基础。
三、文化作用
文化软实力愈来愈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向世界输出美国价值便是美国文化软实力强劲的重要体现。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五千年来优秀的中华文化孕育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炎黄子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也大大增强。然而，由于未能及时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我国曾一度在文化建设上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如当前多数年轻人喜爱过西方节日而轻视中国传统节日便是例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实行传统节日放假的措施后，这种局面虽有改观，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建设处于弱势的局面。新时代下，国家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亦可视作包含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工作。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都市，既能出色地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能出众地融合西方文化以发挥中华文化的光辉一面。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功，这充分折射出澳门的文化底蕴以及保护文物古迹的强劲力度。综观澳门当前文化保护的措施，实际上有许多值得内地参考的宝贵经验。面积不到3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70万的澳门业已拥有1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是粤剧、道教科仪音乐、凉茶制作技艺、澳门神像雕刻、南音说唱及鱼行醉龙节、妈祖信俗、哪咤信俗、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及土生土语话剧，其中，6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遗，足以说明澳门当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重视。澳门“赌城”形象已经深入民心，但这并非一个理想的文化形象，亦不完全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2014年发布的《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3～2014）》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化资产，也是未来澳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更是澳门保持文化根基和彰显文化多样性的地区软实力。总的而言，澳门有四个值得向内地推广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经验：第一，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立法保护。澳门于2013年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法》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中，旨在更好地保护混合两种文化形态的那些文化遗产。该部法律颁布后，为提升澳门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认识，文化局派发了五款有关《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宣传小册给澳门民众，有力地提高了广大澳门民众自觉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实现了立法与保护的良性互动。第二，全方位保护传统文化。政府、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是澳门传统文化保护的三股主要力量，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学术支持”的保护格局，尤其是通过民间力量，将一些具有独特价值的传统文化、风俗活动纳入国家项目有助于增进澳门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瞭解与重视。特别地，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澳门学术界还在《南国学术》《澳门研究》《文化杂志》《澳门理工学报》等期刊平台展开“澳门学”的研究工作，这对繁荣具有澳门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第三，在商业氛围里促进传统文化保护。深化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一大重要手段。为激发广大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澳门时常举办各种纪念传统文化节日的活动，尤其是近年来时而与内地合作共同传播传统文化，诸如“根与魂”展演等内地与澳门合作举办的活动不断发挥着良好作用。特别地，围绕大三巴牌坊的各路段经常进行各类文化节日的巡游活动，极大地吸引了来澳游客驻足观看和拍照留念。
综上所述，澳门虽作为“弹丸之地”，但却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护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在融合西方文化后更加焕发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澳门有必要将这些保护传统文化的经验推广出去，并在国际交流中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在实现文化强国战略中贡献澳门力量。
四、社会作用
新时代下国家为尽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任务列入重大任务之一，其中，最为棘手的是脱贫攻坚战——事关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实际上，澳门有许多的社会保障经验值得内地借鉴，例如澳门在地狭人稠的情况下还能保障澳门居民居有其屋，而住房问题业已成为内地居民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内地在保障居民居者有其屋的过程可参考澳门的宝贵经验。囿于篇幅，这里重点讲与国家发展大局比较密切相关的扶贫问题。当前，尽管中国GDP总量业已位列世界第二位，但长期以来，实施东部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东中西部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还占据一定的比例。2017年，据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全国的贫困人口大概还有4000多万。⑤那么，澳门在助推内地扶贫的过程中是否能有更大的作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2018年5月，澳门与贵州省签署扶贫合作框架协议，拉开了澳门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责任的帷幕。澳门除了对口贵州扶贫外，在内地的扶贫过程中，澳门可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
第一，教育支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物质上的贫困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财富上的贫困。在内地，高考之所以成为无数家庭极为看重的教育活动，根源于高考能够实现家庭的振兴，尤其是当考生考到名牌院校就意味能提高出人头地的概率。由此看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投入是极为关键的。当前，澳门的教育资源丰富，由澳门教育界对口帮扶内地贫困人士是一项重大创举。《规划纲要》亦指出，要利用粤港澳三地资源优势，建设大湾区人才高地，发展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并且设立教育示范区。除了澳门政府传统直接用资金助力内地贫困地区建教学楼等方式外，澳门还可以在两个维度上帮助内地贫困地区在教育上脱贫：一是在中学层面的帮扶。由澳门的中学与内地贫困地区的中学建立兄弟学校关系。澳门的中学定期派出访问团到内地兄弟中学进行交流工作，就国际化教育、合作办学等问题进行磋商，有条件的内地中学亦可与澳门的中学合作培养中学生。二是在高等教育层面帮扶。由澳门高校设置特定的名额专门招收内地贫困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可以单独划线录取。概言之，内地贫困学生有机会到澳门求学时，其视野亦将更一步开阔，在毕业后可获得的发展机遇亦就更多。
第二，对口家庭帮扶。内地一些省市过去曾出现克扣扶贫物资的情况在境外造成不太良好的印象，在澳门对口扶贫的过程中，部分捐赠人或会有忌惮于此而随意应付。因此，除了澳门政府日常向当地政府直接捐赠物资的同时，可由澳门民众直接对口帮扶内地贫困家庭，并创造条件，鼓励澳门民众收养一些贫困山区的孤儿，亦鼓励澳门企业在帮扶脱贫的过程中在当地贫困地区投资建厂，这些亦可为当地创造不少的工作岗位，实现可持续脱贫。
第三，分享澳门实现全民脱贫经验。内地的一些贫困人员尝到作为贫困人员的甜头后出现不太愿脱贫的现象，这成为当前脱贫攻坚战最为棘手之处。澳门在扶贫的过程中，亦可将澳门实现全民脱贫的一些工作经验分享给内地的扶贫部门或者在澳门对口扶贫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由澳门扶贫人员运用相关宝贵经验助推脱贫攻坚战。
综上所述，澳门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理应是责任与权利同在，而当澳门担任每一份责任则意味着另一份机遇的并存。得人恩果千年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助推澳门与内地和谐关系能够持久保持的重要文化基因。澳门在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的同时，亦共享了与祖国同发展、共繁荣的伟大荣光。
五、生态作用
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亮点，是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工作之一。过去，内地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亦付出了沉重的环境污染代价。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建设经验表明：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业已不能适应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美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统一是必由之路。在当前诸多的研究成果中，有关澳门对建设美丽中国的作用的文献较为罕见，这对解读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生态作用颇为不利。澳门作为典型的微型社会，能否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若干经验？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澳门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澳门与内地的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国生态环境，同时，澳门处于祖国南大门，与内地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密切相关，澳门不仅有责任，亦有权利建设美丽中国，更有通过建设美丽澳门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宝贵经验的使命。
首先，澳门可积极参与建设美丽中国。正如上文所言，澳门与内地生态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若内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澳门亦不能独善其身，必然备受环境污染的影响。例如，澳门附近海域历来污染相当严重，而澳门本身主要发展服务业，较少产生排污的工业，水污染的源头主要来自珠江上游水污染的问题。因此，澳门积极参与内地环境治理，共同建设美丽中国势在必行。具体而言，一是粤澳共治环境污染。《规划纲要》指出，要在大湾区内实现环境污染的联防联治，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在大湾区时代下，澳门可与广东环境部门就共同治理江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组成相关的环境治理合作部门，从事跨区域环境协同执法，即有澳门派出环境治理人员与广东环境治理人员到可能产生污染源的地方进行调查，并就如何降低跨行政区域污染问题共同达成有关的执法方案。二是澳门推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系列宣传与学术活动。近年来，澳门以澳门基金会为物质支持平台进行了系列旨在宣传澳门的活动，有力地提升了澳门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澳门同样可将这种行之有效的经验适用于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如澳门基金会可联合粤港澳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共同举办全国性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学术论坛，并将论坛的举办地点固定在澳门，被邀请参与论坛的人员的差旅费和食宿费全部由澳门基金会负责。同时，参照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的举办经验，设立“澳门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奖”，旨在奖励那些对建设美丽中国有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并将颁奖活动的举办地点固定在澳门。
其次，澳门可通过建设美丽澳门助力美丽中国。旅游休闲中心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拥有宜居的生态环境，若无宜居的生态环境，再有刺激的运动或者游戏项目亦不能成为旅游休闲中心。因此，澳门在建设旅游休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建设美丽澳门成为一项可选择的道路。毋庸置疑，环境治理是一项综合且长期性的工程，本身就具有反复性和挑战性，环境治理需要政府持之以恒地推进。环境治理不容许疏忽及懈怠，鉴于此，澳门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严厉的法律，下定决心重拳出击改善环境品质，从而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澳门《公共地方总规章》中对于其所规定的一般违法行为根据情况将处以澳门币300或600元罚款，严重违法行为处以法人澳门币700至5000元，非法人澳门币700至2500元，以此建立健康而生态平衡的环境，并改善生活品质。再如澳门《预防和控制环境噪音》，一旦违反第四条规定的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期的全日以及平日十九时至翌日九时的时段，不得在住宅楼宇进行任何可产生骚扰噪音的更改、保养及维修工程，否则课处澳门币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澳门重典式立法及严格的执法的环境治理经验为保障建设美丽澳门提供了扎实的法律根基。为保障完美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澳门亦将有新的环境生态保护措施，而这些举措的制定与落实是朝着实现人与生态、商业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目标而去的，待这些保护经验成熟以后，都是内地值得参考的宝贵财富。
综上所述，生态保护是近年来内地反复强调的一项战略工作，在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必将成为与经济发展相媲美的核心任务。澳门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并非无所作为，相反，依托着国际都市的优势，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每一个环节中，其中就包括共同为建设美丽中国而贡献澳门的力量。
六、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共提及澳门90次，仅次于排名第一的香港（102次），这为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出色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澳门地狭人稠、资源紧缺的现状并非经济不能发展的托辞，更不能成为澳门人民安于现状的藉口。在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下的国家发展大局中，澳门与香港同样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澳门需要继续居安思危、卧薪尝胆，时刻抓住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每一个机遇，积极发挥作为特区、单独关税区与外向型经济体的多重优势，同时，并非任何发展机遇都能适合澳门自身情况，囿于自身实力问题，澳门不可能全面兼顾所有发展机遇，只能紧握那些不用耗费大量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发展机遇。唯有如此，澳门在“一国两制”中才能源源不断地焕发活力，彰显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澳门实力。
注释：
①邹平学、黎沛文：《〈澳门基本法〉研究概览》，《一国两制”研究》2016年第2期。
②邹平学、冯泽华：《粤港澳大湾区：定位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对标国际一流大湾区》，今日中国官网，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rdzt/2018lh/pl/201803/t20180314_80012272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8-18.
③宋锡祥：《香港仲裁制度的变革历程及其对澳门的借鉴意义》，《“一国两制”研究》2015年第3期。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⑤扶贫办：《今年要实现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任务》，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2-24/815867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8-2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4月号，总第280期）
中评社╱题：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冯泽华（广州），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高度自治权，在许多领域可自主决定发展规划和实施。参照国家发展大局“五位一体”的表述，澳门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中发挥独特作用。第一，澳门可在粤港澳大湾区争当重要一极，同时，也可在“一带一路”倡议扮演桥梁角色。第二，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依托“一国两制”优势而能动地创造各种发展机遇，而非仅依靠中央的支持。第三，澳门虽作为“弹丸之地”但却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护作出巨大贡献，这些宝贵经验值得内地借鉴。第四，澳门需要在助推内地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第五，澳门与内地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澳门不仅有责任，亦有权利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战略追求。作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一员，澳门同样进入了新时代，同样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尽管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经济体量小，资源缺乏，博彩业一家独大的现状至今尚未打破，但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澳门对外开放程度高，法律制度健全，在社会发展中享有高度自治权，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过去，由于国内外长期以香港和澳门进行对比，相对于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际地位，澳门作为特区的国际地位常被弱化，这种状况亦直接反映至“一国两制”的研究中。就海内外多数学者从事香港基本法研究的现状而言，澳门基本法的研究队伍、理论深度、研究话题等方面均欠佳。①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必然有损台湾地区对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认可程度，亦不利于澳门在海内外发出澳门人的浑厚之声。新时代下的“一国两制”业已进入2.0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不断强调港澳与内地的融入。而澳门有能力、有勇气，亦有条件在新时代下创造更多“弯道超车”的机会，并为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宝贵经验。参照国家发展大局“五位一体”的表述，本文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阐述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大有可为的事项及其发展方向，为澳门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经济作用
（一）澳门可在粤港澳大湾区争当重要一极
自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以来，粤港澳三地的实务部门与学界如获珍宝。两年多以来，三地连续召开了数十场与大湾区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探讨论题十分丰富，侧重不一，各具特色，并取得了许多共识。就笔者参与多场会议后的粗略观察，有关大湾区的建设及其规划问题，粤澳各界表现得十分活跃，而香港多个界别似乎并不感兴趣。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两年多的浅层研究足以追寻大湾区法律、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粤港澳各界的宝贵研究成果亦为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供了许多启示，如“研究制定大湾区发展规划”演变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直接将大湾区的有关内容置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整体段落里，与协同发展京津冀、建设雄安新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作为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点领域之一等等方面均在透露大湾区作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平台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有类似的表述。
澳门作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一员，自然应拥有重要的角色定位。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由于长期以来，澳门作为特区的地位有所“弱化”，澳门在粤港澳各项合作中的主导话语权不强，尤其是大湾区提出以来，实务界似乎着重强调广州、深圳、香港在整个建设中的龙头作用，而言及澳门则一般将其表现为重要角色。显然，这种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评判标准容易将澳门陷入“随大流”的被动局面中，若在日后大湾区建设中维持这种尴尬的现状必然不利于澳门发挥更多的优势以凸显独特作用。因此，在大湾区建设中，澳门有必要主动出击，加强在建设规划中的话语权作用，在大湾区建设中争当重要一极，发出更强的“澳门之声”。具体而言，尽管大湾区建设的重心在于经济合作，但世界多个湾区建设经验一再表明：没有与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配套的建设是不可能铸造湾区的辉煌。再者，从系统性的角度而言，有些领域尽管表面上不呈现为经济因素，亦可直接表现为经济因素，如教育合作，可以表现为推进教育产业化合作。因此，澳门要争当一极，必然需要对粤澳加强诸多方面的合作，包括降低相关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主动参与粤港各类合作等。以律师业合作为例，澳门可就粤澳律师业降低相互间的准入门槛迈出更大的步伐，而非仅呈现出广东律师业的单边开放。律师业的单边开放局面作为一种缩影亦直接体现为粤港澳多年来广东单边开放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澳门亦可率先成立关于协调大湾区合作纠纷的跨境仲裁机构（如下文所言的澳门国际仲裁中心），扩大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影响力。
综前所述，若澳门过于设置各种阻却广东相关行业准入的条件，不仅不利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亦不利于尽快实现自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夙愿。只要在合作中建构澳门与其他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其他地区在澳门经济遭遇困境之时即不可能隔岸观火。在经济旺盛之时，其他地区亦在于澳门共享繁荣之荣光。澳门争当大湾区重要一极的奥秘在于加强对外程度，引进外来资本，优化经济结构，与合作伙伴打造同发展、共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二）澳门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桥梁角色
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表示支持和融合倡议的发展大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和平崛起、走向世界的象征，并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在新时代下被赋予了国家发展大局中对外交往的重要定位。“一带一路”更是澳门发展的一大重要机遇。无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以经济合作为重心，并适当向维护世界和平，抑制恐怖主义，创造更多共赢机会拓展。在经济合作为重心的维度中，澳门作为微型经济体是否占有一席之地？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合作无关经济体量问题，面积仅有716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在艰难岁月中缔造成为亚太重要的金融中心、“亚洲四小龙”之一。澳门是外向型经济体，旅游博彩业长期一家独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助推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多元化发展，当前，澳门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业已准备了许多配套设置，例如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澳门基金会“一带一路”奖学金等均在不同的侧面助力澳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拥有一席之地。除了这些必要的措施外，澳门要扮演桥梁角色，还要主动搭建与国际经贸接轨的若干个重要平台。
首先，设立澳门国际仲裁中心。《规划纲要》指出，要在粤港澳大湾区之内建设国际仲裁中心以扩宽大湾区纠纷解决途径。澳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开放程度是澳门建设国际仲裁中心的优势，但澳门世界贸易中心仲裁中心等现行仲裁机构因知名度不广、仲裁力量薄弱、仲裁案件少等因素而鲜为人知，这对澳门参与国际经贸颇为不利。当前，澳门涉外仲裁机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外籍仲裁员比例过低，葡籍仲裁员比例也不高。③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关安排，澳门今后要建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服务平台，这些平台均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而澳门没有一所能够享誉世界，为国际社会所高度认可的仲裁机构的现状与澳门今后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颇不相符。因此，吸收香港设立国际仲裁中心而使自身法治水平进一步享誉世界的经验，澳门有必要设立自己的仲裁机构——澳门国际仲裁中心。具体而言，澳门国际仲裁中心可在整合现行仲裁机构涉外仲裁资源的基础上，开展以能够处理涉葡语国家纠纷为特色的，并逐步发展处理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纠纷的业务。中心可聘请来自葡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为知名的仲裁员以及香港、内地知名仲裁员，运用中文、英文、葡文等语言开展业务。同时，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鼓励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设立专门从事国际仲裁的专业或者研究方向，并给予学生充足的日常生活补贴，确保学生安心研习国际仲裁规则。研究国际仲裁的学生可同时在澳门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的指导下进行实习工作，提前接受相关业务的训练。此外，为吸引涉葡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来中心进行仲裁，中心有必要定期举办有关澳门国际仲裁文化的论坛和博览会，并藉澳门政府举办中葡各类交流论坛之机加以宣传。唯有如此，才能既保障澳门从事国际仲裁的人才源源不断，又保障澳门法治文化走向世界。
其次，澳门可争取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在澳设立。当前，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资金平台共有七个：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中—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转向资金、中国—东盟海上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周边友好交流专业基金。多个平台以金融机构的形式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设立总部。这不仅依赖于上海的金融实力，还依赖于上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出无穷的力量时，类似亚投行等“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亦会随之增加。澳门金融业受经济环境的限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与香港相比，澳门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是一个短板，澳门要获得发展，就必须抓住“一带一路”时机，设立相关金融机构。在适当之时，澳门可请求中央为兼顾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利用澳门作为中葡交流平台的优势，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类似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优先在澳门设立。澳门现有各产业的资金可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投资，扩大投资的广度与深度。相对于当前“一带一路”发展的趋势，保险业尚未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但随着贸易投资风险的增加以及跨国人员流动过程中频发的权益侵犯问题，保险业或将成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黑马”。因此，澳门可先吸收香港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鼓励香港相关保险业到澳投资，营造澳门国际保险业宜商环境。
综上所述，澳门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经济作用不仅要体现在直接的经贸往来，更要体现在经贸往来相关的配套设施上，将澳门国际仲裁中心、澳门“一带一路”相关金融机构打造成为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不仅有助于深化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有助于为国家贡献更多的澳门力量。
二、政治作用
“一国两制”作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制度，首先针对的是台湾，而由于时间结点的机缘巧合而首先适用于澳门和香港。换言之，港澳运作“一国两制”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意愿。目前，“一国两制”业已在香港实践22年，在澳门实践20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新尝试。官方文件一再阐述“一国两制”在港澳约二十年实践的立场——“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和保障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④这一决断在港澳社会引起较大的共鸣。从稳定社会和国际地位的角度而言，港澳两座城市自回归后确实长期保障了繁荣稳定，民众权益不断得到保障，国际影响力节节攀升。这种幸福的感觉在澳门尤其明显。尽管香港近年来有扰乱“一国两制”正常运作的因素，但始终不能成为主流，亦未能根本性改变香港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官方立场的判断从整体上是符合港澳的实际情况。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既然有港澳两座城市同时实践“一国两制”，即不能避免存在比较的空间。一旦出现比较，必然有优劣情况，而这种优劣情况亦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言，澳门长期以来的国际地位是有所“矮化”的，相关的研究力量亦呈现重香港而轻澳门的现象。正因如此，笔者有必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重新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状况进行定位，并强调学界对澳门经验须有高度的认可及推广行动。
当前，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模式之所以在台湾遇冷，笔者认为，或存在两大原因：其一，“一国两制”存在“矮化”台湾地位的嫌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台湾人民的法律地位；其二，“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是中央的过度支持下且长期依赖素有暴利特征的博彩业为主要产业方能奏效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两个观点实际上是两面一体，即“一国两制”能否产生巨大威力。故本文重点探讨第二个观点以验证第一个观点的杞人忧天之处。
首先，自澳门回归以来，中央便像一个“无私的母亲”，时刻关注着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在每一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有关于澳门的相关表述，并在“十一五”以来的所有规划中均强调重点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如此看来，中央为支持澳门社会发展而制定的措施确实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然而，中央施行的这些措施均可视作为履行对澳政策的一种反映，是为保障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一种承诺。澳门得到长期繁荣稳定，受惠的不啻是澳门本身，内地还可以吸取澳门经济繁荣后的溢出效应，如广东便可接受澳门许多的投资、捐赠和其他教育支持。2016年暨南大学110年校庆之时，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暨南大学捐赠一亿人民币以支持其教育发展。内地还可以通过澳门这一平台与葡语国家建立各种经贸和文化关系，极大地拓宽我国外交局面。若澳门社会得不到繁荣稳定，亦即无任何资金支持内地发展，更吸引不了葡语国家以澳门为平台与中国建立和谐关系。可见，澳门繁荣稳定亦即意味着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共建命运共同体。若中央对台湾承诺会依法保障台湾长期繁荣稳定，以往对澳门施行的政策同样可适用于台湾之上。中央是负责任的，这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台湾回归后，若未能保持繁荣稳定，于中央而言，这直接涉及到中央的权威性、公信力等问题。参照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若澳门民众只有中央支持而不能自主地运用这些优势，同样不能很好地实现繁荣稳定。澳门能够长期保持繁荣稳定，离不开澳门民众勤劳拼搏、勇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中央的支持不能视作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负面推手”，而应视作中央负责任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