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大咖讲书 中评青年对话李环
中评社香港1月18日电（中评社报道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五期学习活动2021年12月16日下午在北京总部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环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介绍新书《融入之路——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并回答了中评社青年记者们关于香港选举制度、香港管治团队、香港教育治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效果等问题回答了数十个问题。此次大咖讲书活动由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中评社香港总部和北京总部的青年记者、编辑、分析师等分别通过在线和线下的方式参与学习。以下为问答全文：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此次立法会选举的意义及长远影响？有人认为，此后的立法会是单声道、清一色，不利“一国两制”落实，对此您怎么看？
李环：选举制度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长远看还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当然，社会生态的变化要经过几次选举后才能大致看清楚。香港此次完善选举制度同样有改变社会利益格局、政治生态的作用，这将对香港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香港社会中出现有关“清一色”的声音，是由于这是新选制下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难免有人持不信任或观望态度。“清一色”这个词的使用会是阶段性的。实际上香港从来就不存在“清一色”的问题，无论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前还是之后，中央从来没有要专门针对哪一部分人，亦不可能专门禁止泛民主派参选。一直以来，立法会议员的参选标准都是爱国爱港，这从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也能看出，包括邓小平先生最早也是提出“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所以，所有的爱国爱港人士都可以去参加立法会选举，除了一些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例如年龄不够，或主张“港独”的人，就没有资格参与。
从前期整体报名情况来看，立法会候选人背景其实是非常多元的，不再是以往“二元对立”思维之下的情况。候选人不仅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有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还有一些“港漂”，而且竞选的主力军都年富力强。所以我认为，“单声道”“清一色”这样的概念也是暂时性的，未来会随着四年一次的立法会选举逐步淡化并消失。
中评社记者：您在几年前就提出了香港特首面临3P（people,poverty,politics）问题，在经历了最近几年的诸多事件之后，您认为香港的3P问题得到了解决吗？除了3P问题之外，香港未来的特首还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李环：三个P一是people，指人民，关注的是民心问题；二是poverty，贫穷，关注的是民生问题，三是politics，政治，关注的主要是政制发展问题。
当时提出三P问题是因为梁振英时期出现了一些状况。梁特首上任之后，有意愿推动很多问题的解决，但是掣肘非常大，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有关politics，政治的问题。政治问题最主要的是政制发展问题，涉及到两个选举办法的修改。今年中央完善了选举制度，实际上是在解决政治问题。在改革选举制度、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的相关制度后，整个政治框架跟以前比更明确了，比如现在讲到管治团队，会强调关键岗位一定要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对公务员也有了一些区别于其他人员的要求，这些都是在解决政治层面的问题。
对于poverty的问题，大家在香港生活可能也会有观察。最近有关香港贫穷状况的报告已经出来了。去年（2020年）香港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6,000多美元，在全球排到第15名，但是贫困人口按照特区政府的划线有165.3万，按年增长了大概16.2万人，贫穷率升到了23.6%，两者均是200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当然这可能跟疫情有关系。疫情之下，有些人的工作、生计都受到了影响。刚才在总结我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共同富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继续实现共同富裕。香港、澳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同样面临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目前特区政府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路线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将来要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达到一种怎样的状态，只是按照以往的惯性往前走。这是个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最后就是People，人民的问题，实际上是指民心。民心回归的问题讲得比较多，现在有了一些政治改革之后，我想大家也都明白，人心回归仍然在路上。
现在民心问题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香港是发达经济体，比内地的人均GDP高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要解决经济层面的贫困问题，还要解决精神层面的认同问题。这种认同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的认同，而是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史有了深刻了解和理解后的认同。我想在这方面做好了，才能真正达至民心的回归。
现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正在努力推动“一国两制”重回正轨，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上述的3P问题，还有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是新选制实施后，爱国爱港人士的管治能力问题。管治能力除了体现在解决上述3P问题，还体现在能不能解决好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到整个香港的发展方向、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小到防疫、通关，都可以看出管治团队的管治水平与能力。明年3月要进行行政长官的选举，新一届特区政府，尤其是特首，将面临带领整个管治团队切实有效解决香港面临的各种问题的重任。只有管治团队的能力提上来了，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理解得比较深刻了，才会真正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发挥香港的独特作用，与中央政府一道把“一国两制”实践好。
中评社记者：您在前特首梁振英上任之际时，曾经说过香港期待一个强势的政府，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历届香港政府都没有做到真正的强势、有担当，迟迟未能切实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呢？在您看来，香港管治团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调整与改变？
李环：香港基本法的设计体现了行政主导，也就是说，按照基本法的原意，香港会有一个强势的特区政府。然而，梁振英时期，包括现在的林郑月娥时期，香港的特首在实现行政主导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多掣肘。实际上，这种掣肘在董建华时期就存在。当时董先生虽然有一个施政团队，但团队中的一些成员跟他的施政理念不同，造成施政不顺，当时认为，只要换些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后来反思发现，在打造强势政府的过程中，除了人的因素，还要在完善制度、健全体制机制方面下功夫。
在人的方面，特首要能选出一支与自己施政理念接近、能力互补的施政团队。现在的特首，不能是任何党派的成员，基本上处于“孤家寡人”的状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比较超脱。在选举制度完善后，立法会不会成为橡皮图章。香港如果要建立一个强势的特区政府，特首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有能力组织一个高水平的管治团队、凝聚他们的力量。另外，特首要在立法会建立政策盟友，从政策的酝酿阶段就注意与立法会的沟通，强化科学决策的同时，减少立法会的阻力。
关于香港特区的管治团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主要指三司十三局，就是需要国家主席监誓的那些人，广义的包括其他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司法机构人员等。不同群体对应不同要求。近年，中央也对香港的管治团队提出要求，包括最基本的具备爱国爱港的特质，希望能把对香港及国家有深入的认识的，不同专业领域的人聚到一起，形成合力。现在特区政府也不断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完善，希望能筛选出这样的人加入特区的管治队伍。整体而言，在管治方面，特首会起到主导作用。
中评社记者：本届立法会选举竞争激烈，每个席位都有差额选举，但社会氛围似乎不如预期，选情较冷，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在“爱国者治港”新选制下，您认为如何在香港进行积极有效的政治动员？
李环：现在立法会选举的竞争性不存在问题，这次90个议席有153人竞争，且每席皆有竞争。以前部分功能界别还有自动当选的情况，这一次不存在了。每一席都有两名或更多候选人。但选举气氛较为冷淡是客观现实的，其原因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作为新选举制度下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有部分人心里存有不信任、抵触或观望情绪，不愿意参与。
第二，泛民主派的主要政党均拒绝参加，而他们又恰恰是最擅长做“政治动员”的，尤其是利用各种媒体手段。现在他们不参加选举，《苹果日报》等颇具煽动性的传媒走进历史，所以在选举氛围上，不像往届那么热闹。
第三，整个选举氛围冷清，还由于以前“二元对决”的情况不复存在。原来的投票基本是非此即彼，如果选民投票泛民主派的候选人，肯定就不会支持建制派人士。因此这种“零和竞选”的情况，容易炒热选举气氛，但今日立法会选举转向了更加理性、客观的状态。香港举办了许多场候选人的辩论、对答活动，候选人更注意拼政纲、拼能力，而不再依靠以往的要形成价值观、意识形态对立的模式来吸引选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太容易调动选民的情绪。
虽然基于上述原因选举气氛是较为冷清，但本质而言这样选出来的议员才是真正有情怀、有能力履行职责的，因为他们没那么多“表演性”。香港未来的选举，气氛的热络与冷淡将不再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以往的选举气氛比较浓厚，投票率会比较高，这对于泛民主派比较有利，反之，则对建制派比较有利。但今时今日所有入闸的人皆是爱国爱港之人，经过了有关参选资格的审查，他们不需要依靠令选民”选边站“的策略来炒热或冷却选举气氛，进而增加当选几率了。
以前香港的投票率可达40%以上甚至超过50%，预计这一次的投票率不会像以往那么高，约三成左右（注：根据选举事务处公布立法会选举全日临时累积投票率，全港地方选区全日有约135万人投票，累计投票率30.2%）。如今燃烧大众情绪的情况已不存在，建议从公民或市民的权利与义务角度来进行选举动员。
中评社记者：由于香港处于行政主导的管治模式，立法会实际上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如果港府日后未能掌握好管治大舵，改善经济民生问题，或有可能令很多支持建制派的选民丧失信心。请问您如何看待未来立法会政治新生态的利与弊？
李环：立法会新格局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还是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问题。虽然香港基本法设计中处处体现了行政主导，但多年来行政主导难以彰显。行政主导并不意味着立法会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实际运作中，立法会的作用还是举足轻重的。从基本法第七十三条能看到，立法会有十项职权，切实能起到监督政府施政的作用。因此，新的立法会产生后，特区政府依然会面对来自立法会的监察压力，立法会绝对不会是部分人所谈论的成为“举手机器”或者“橡皮图章”。随着很多新面孔包括专业人士的加入，更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对于特区政府执政的压力实际上不是变小了，反而是变大了。
以前特区政府做得不好，可以把理由推给反对派，告知大众已经竭尽全力了，反对派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导致政策无法推行。那个时候不少市民可能觉得可以接受，确实立法会也不断“拉布”，造成不小的阻碍。但今时今日的新政治生态不再适用，不能将此作为借口推脱责任了。特区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细节和最终决策须更科学，更符合香港实际需求。
行政主导需要得到体现，但这种主导不是“霸道”，不是什么都是行政说了算。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分置的机制依旧存在，立法机构要行使他们的权力，行政机构也有自己的权力。面对在新选举制度下产生的这届立法会，特区政府只有很好地争取到更多立法会议员的支持，才能将政策顺利推进下去。因此，唯一的做法就是在政策推出前，广泛地收集民意，包括听取立法会议员的建议，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普通市民的意见等，让决策更科学、更切合实际。这种状态有助特区政府的施政形成良性循环。
新一届立法会能够给特区政府带来不同专业领域的压力。议会要发挥“守门人（watch dog）”的作用，监察政府一定要到位。另外，立法会议员也要避免走向“民粹”。因为社会中总是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立法会议员应将市民的不同要求充分吸纳、整合，恰如其分地体现在特区政府的政策之中。
中评社记者：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任何登上工业化电梯的国家，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都会增加。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在“二次回归”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平衡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李环：这个问题特别有深度。一般来讲，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跟维护国家安全是不矛盾的。因为公民参与的越充分，政府制定的政策相对来说会更能体现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维持整个社会相对比较平稳的运转，可以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来实施社会政策、维护国家安全，但是政治参与本身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可以有一些合法的途径，比如选举，也可以有一些非法的途径，比如骚乱、暴动等等。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和平进行示威游行，属于合法的政治参与。如果是积极的政治参与，用合法的方式，示威游行也没有关系，因为民众有这种权利，用不同的途径让政府看到不同的民意意见。但如果是非法或者比较消极的政治参与，可能对维护国家安全起到破坏作用。
一般而言，政治参与越充分，调动的公民的积极性越高，决策就会更民主，对社会的反应更灵敏，社会会治理得更好，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主要是参照美国以往的经验。但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这样做也有问题，如果市民的政治参与性很强，表现地很充分，可能这些国家的政府反应会跟不上，会超载，反而会造成一定的混乱、甚至是动乱，所以政治参与可以通过制度的规定，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以政府能够积极回应的状况为标准。如果政府与公民能够积极互动，进而改进政策，这种参与就是正面的，不管公民的方式是通过选举投票还是通过示威游行。但是如果政府能力本身或者组织架构的运转跟不上公民的要求，就会出现问题，包括可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现问题。
至于香港政治参与的情况，之前我也介绍过了，香港一定会有外部力量的，我们要客观认识到这一点。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反正苍蝇总在那里，鸡蛋也在那里，裂缝也是有的——很难保证裂缝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整个社会在动态发展的时候总是会有缝隙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外部力量卷入，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香港在新选制确立之后，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或者治理能力要跟民众的政治参与相匹配，如果出现不匹配或者是错位的情况，有些政治参与对维护国家安全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
李环：香港教育领域的事务，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是属于特区政府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2019年“修例风波”的时候，社会上、网络上对教育问题的反思比较多。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回归后的20多年也确实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地方。如果简单来讲，教育问题根本上分几个层面：第一，学校要教什么，这涉及到教科书的编排，教学资料的准备；第二，要怎么教，这涉及到具体的课程设置，包括课外活动的一些安排，因为香港的学校有很多种，有官立的，有直资的，有私立的，每一种情况都不一样，教育局的参与程度也不一样；第三，是谁在教，这涉及从幼稚园到大学整个教师队伍的状况。从之前香港的情况来看，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出在谁来教。以通识课为例，从早期的课程设置来说，初心是好的，基本上也是想培养出有责任感的下一代，当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包括一些教材的使用上，教育局可能在监督疏失的地方，但更大的问题来自于教授这些课程的人。有些老师能够客观地讲授课程，但有些老师会把自己的偏见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传递给学生。比如鸦片战争，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谁来教学生就成为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
教协没有解散前，对香港教师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其理念也是得到不少教师认可的。现实中，教师是需要一些明确的指引的。教协解散后，教联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局的工作也要加大力度，本该发挥的监督作用也要跟上来，这样才能有助于构建适合“一国两制”架构的教育体系。
中评社记者：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战略继续博弈，“竞争与合作”、“遏制与反制”、“对抗与接触”同时存在。国际秩序面临现实挑战，大国关系复杂多变。香港在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大局下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
李环：讨论香港问题离不开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随着中美关系从之前的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接触策略，到现在变成竞争+合作+对抗。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在香港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近年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不仅仅是因为香港发生的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出台，到2019年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香港自治法等，美国与香港关系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我们就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来研究香港问题的。
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挑战其实是更多了，当然挑战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机遇出现，这取决于整体目标。面对挑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避免香港成为中美关系的破局之地。前两年，中美两国围绕香港问题短兵相接，反覆博弈，包括对双方人员的制裁与反制裁。目前这种局势并没有改变，美国还会继续以前的制裁手法，知道它感觉在香港问题上该打得牌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再继续的话，可能会真实地损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了，才可能会暂时停一停。当然，还可以继续打其他的牌，像新疆、台湾、南海等。
这一年以来，大家感觉香港的情况较为缓和，这是因为新疆、台海问题的突出，不代表以后美国不会对香港进行制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能在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下做些什么，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及转变过程中，香港能否发挥独特的缓和或润滑剂的作用，这就是香港需要在中美关系中寻找的机遇。
另外，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政策持续缩紧，导致中概股转为香港上市，这短时期内对香港的金融发展是利好。但是在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律根本性改变对港政策后，还是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未来的发展形成一定压力。因为美国是战后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缔造者，虽然这个体系也不断有变化，但整体架构没变。香港的金融体系与架构实际上是西方金融体系架构的一部分，就像是整个拼图上面的一块，所以在目前中美博弈的情况下，香港作为中西方间的桥梁难免受到影响。香港要做的是尽量把这些影响降到最低，因为国家还是需要香港作为一个桥梁连接海外，同时也需要香港保持原先的国际竞争力。香港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继续肩负中西桥梁的沟通作用，继续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李环：香港社会确实是发生了比较本质的变化，也面临全新的考验，但这些考验可能不会立刻显现出来，需要香港国安法、选举制度完善等举措运行一段时期。社会的发展是有惯性的。以目前的形势看，过去“一国两制”实践中面临的考验，现在依然存在。
在经济方面，香港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长期存在“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这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政治方面，香港长期存在政治信任缺失的问题，即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不信任，现在虽然强调爱国者治港，一些闹事的反对派人员再也无法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支持反对派的选民没有变，也就是那些在以往的选举中支持泛民主派的选民依然对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存在不信任的情况。这对于香港由乱转治后的“一国两制”实践而言，部分原有的考验依然存在。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民生层面，这些考验都依然存在。
对于特区政府而言，除了需要调整理念、调整思路外，还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包括管治团队的能力问题，施政能否契合香港社会的需要、中央政府的要求的问题。这些对于新一届的特区政府来说是一更大的考验。
未来特区政府应该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特区政府需要在经济发展上多下功夫，同时中央政府也会结合实际情况推出相关支持政策。二、改善香港民生问题。特区政府如果在改善香港民生问题上迈出一大步，包括解决贫穷问题、土地房屋问题，对促进整个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整体而言，香港仍面临新旧考验，特区政府不能有松口气的想法，应坚持不懈推进问题的解决。
李环：今年以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频繁博弈，网络上“武统”声音高涨，台湾问题成为热话。台湾如何回归，其回归的方式直接影响回归后实施的“一国两制”方案。2019年初，习近平主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后，许多学者都在思考，也提出了不少方案。从最宽松的两制到极端的变成一制，站在学者研究的角度，每一个可能性都需要涉及，且每一种情况都会对应一些指标。如果谈“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汲取到哪些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民心的工作要早做、持续做、普遍地做。
香港争取民心的工作在回归前就展开，但长期以来，包括回归后也存在过分强调重点人群，普及性不够，工作广度、深度都比较缺乏等问题，这点值得在争取台湾民心工作时借鉴。民心的回归不同于土地的回归，土地是块地方，简单直接拿回来就行了，但民心涉及到这块土地上的人，人的心理常常是摇摆不定、非常难以琢磨的，尤其是在一个有定期选举的社会。我们这些年做了很多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但为什么在台湾一遇到选举就出现与我们想法相悖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心、民意的难以把握。有关台湾民心的工作还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预计还会走一段艰难的历程，才能达到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心灵契合”的状态。
此外，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差异的问题，台湾回归后，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即两岸实行不同的制度。这会出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以“资本”为核心还是以“人民”为核心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设计台湾“一国两制”方案的时候，应该提前考虑，相信会有助后续的实践。
李环：回看“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这25年，整体上是成功的，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香港回归以来年均GDP年增长排在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前列，人均GDP同样处于前位。社会治理方面大体有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不必讳言。在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波折。针对近年出现的问题，中央也果断出手纠正，包括出台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希望从制度层面、体制机制方面不断完善“一国两制”的运行。
香港回归25年里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少港人还未具备真正回归的心态，这也可以说是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表面，整个社会缺乏深入、踏实的思考。遥看回归之初，那时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距巨大，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多人倾向于“不变”，认为回归就是换一面旗帜，港督换成特首就可以了。但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年邓小平先生曾论及变与不变的关系，现在看来，变是一定的，僵化的“保持不变”心态阻碍了不少港人的认知，包括对自身、对内地、对国家和国际形势的认知。
香港回归后经历的一些社会波折，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区隔的心态在作祟。这种心态导致了政治上的不信任，进而影响到政制改革、经济合作、基建联通等诸多层面的事情。因此，对于香港来说，在今后的“一国两制”实践中，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更客观、更平和地看待自身和内地的发展，看待整个国家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一国两制”的运行更加顺畅，而所谓人心的回归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中评社香港1月18日电（中评社报道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五期学习活动2021年12月16日下午在北京总部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环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介绍新书《融入之路——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并回答了中评社青年记者们关于香港选举制度、香港管治团队、香港教育治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效果等问题回答了数十个问题。此次大咖讲书活动由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中评社香港总部和北京总部的青年记者、编辑、分析师等分别通过在线和线下的方式参与学习。以下为问答全文：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此次立法会选举的意义及长远影响？有人认为，此后的立法会是单声道、清一色，不利“一国两制”落实，对此您怎么看？
李环：选举制度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长远看还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当然，社会生态的变化要经过几次选举后才能大致看清楚。香港此次完善选举制度同样有改变社会利益格局、政治生态的作用，这将对香港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香港社会中出现有关“清一色”的声音，是由于这是新选制下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难免有人持不信任或观望态度。“清一色”这个词的使用会是阶段性的。实际上香港从来就不存在“清一色”的问题，无论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前还是之后，中央从来没有要专门针对哪一部分人，亦不可能专门禁止泛民主派参选。一直以来，立法会议员的参选标准都是爱国爱港，这从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也能看出，包括邓小平先生最早也是提出“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所以，所有的爱国爱港人士都可以去参加立法会选举，除了一些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例如年龄不够，或主张“港独”的人，就没有资格参与。
从前期整体报名情况来看，立法会候选人背景其实是非常多元的，不再是以往“二元对立”思维之下的情况。候选人不仅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有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还有一些“港漂”，而且竞选的主力军都年富力强。所以我认为，“单声道”“清一色”这样的概念也是暂时性的，未来会随着四年一次的立法会选举逐步淡化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