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大咖讲书：李环谈香港融入之路
中评社香港1月14日电（中评社报道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五期学习活动12月16日在北京总部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环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介绍其新书《融入之路——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以及写作初衷。此次大咖讲书活动由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中评社香港总部和北京总部的青年记者、编辑、分析师等分别通过在线和线下的方式参与学习。
“明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这25年里“一国两制”实践整体成功，香港和澳门保持了繁荣稳定，但也几经曲折，这些曲折的过程为‘一国两制’今后的实践提供很多值得汲取的经验与教训。”李环表示，《融入之路——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一书聚焦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情况，共分为四辑：第一是理论发展，第二是香港实践，第三是外部力量，第四是中评社专访。
李环提到，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治港的方式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年到2003年，是香港重新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初阶段。主要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种管治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到2013年，采取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理模式。在这个阶段，在可以作为的地方就做；一些暂时可以不动的地方就不动。第三个阶段是从2014年到今天，进入了全面管治的阶段，强调全面管治权。2014年中央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可以说是对当时香港形势的一种回应。
李环认为，现阶段“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可以概括为“一二三”。“一”是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之一；“二”是指两个特区政府，即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三”是指香港、澳门和内地三地民众。以后还会加上台湾，包括台湾的民众。“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每一方都有自己要负的责任。
李环亦指出，香港一直存在两条“斗争”主线，或称作管治主线。一是管治权之争，这属于政治问题，即中央政府的管治权能不能在香港落地，管治权到底在谁的手里。从回归到现在强调全面管治权、爱国者治港，说明管治权的争夺一直是存在的。二是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这属于社会、民生层面的问题，到现在不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彻底。在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有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的解决。
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在开场白中介绍，李环老师是法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访问学者，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安全理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发展与实践，国际涉港澳台问题。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负责李环老师新书的出版工作，这本书选取了从2012年至今李环老师在公开刊物发表的许多优质文章，包括理论发展、香港实践、外部力量和中评专访四个部分。这本书也是李老师对其过去十多年来从事港澳研究工作的梳理和总结，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李老师长时期以来对香港问题的思考脉络。
以下为李环主讲全文：
首先很感谢有这次交流的机会，也很高兴与北京站的朋友们和香港的朋友们一起聊聊香港。这本书能出版，特别感谢中评社和郭社长，如果没有郭社长的鼎力支持和鼓励，这本书不会这么顺利地出版。书中有好几篇文章都是发表在中评月刊上的，也感谢《中国评论》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支持。这本书马上要进入印刷阶段，出来之后也请郭社长和各位朋友指正。
想把以前写的文章集结成册，主要是考虑到这两年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各位身在香港、关注香港，想必都能看得出，这些年随着国际形势，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化，香港形势也处在快速变化之中。从2019年的“修例风波”到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出台，再到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三年的时间里香港形势快速变化，有人称之为中央力挽狂澜、香港由乱及治。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风起云涌，竞争面凸显。我想，现在是时候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尤其是在整个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明年下半年会召开二十大，从2012年十八大到2022年二十大，这10年刚好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的十年。这期间整个国家的形势，包括香港的形势都有了新的发展。2022年除了是二十大召开的时间，也是香港回归25周年。这25年里“一国两制”实践整体上是成功的，香港和澳门保持了繁荣稳定，但也几经曲折，这些曲折的过程为“一国两制”下半场或者说是之后的实践提供了很多需要汲取的经验与教训。基于这个思路，我选了这十年写的部分文章，经过编排、整理，又加入了今年的一些新作，集结成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融入之路”，我一开始想用“融合”，后来还是觉得“融入”更准确。因为“融入”能更好地表达一种动态的过程，可以更生动地反映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谈判开始、到1997年香港回归、再到今天香港逐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这其中有成功之处，也遇到了挫折。“融合”一词倾向于融为一体，比“融入”程度更深，我觉得至少到现在，港澳和内地还远远未达到“融合”的程度。即便我们在香港讲到融合，也主要是侧重于经济方面，就像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经常提到融合发展，且这是一种区域性的融合，也就是说我们从来不会讲“香港跟内地要融合”，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两地要融为一体了，完全没有“两制”的界限了。因此，我确定了书的题目是“融入之路”，而且只聚焦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一国两制”实践除了香港还有澳门，将来还可能包括台湾，我们现在也在讲“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本书中有些文章会涉及到一点澳门或台湾的情况，但是专门写澳门和台湾的文章没有收录进来。
这本书共有四辑，按照从理论到实践，从内到外的顺序进行编排，一是理论发展，二是香港实践，三是外部力量，第四辑我专门放了中评社专访，因为我与中评社不少记者有过互动，从问答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其中有分析“港独”的、有回顾和展望香港发展的，有评论“一国两制”实践的。它们虽然不是完整的文章，但也是深入思考的成果。
第一辑理论发展。基本上是我从2012年十八大以来，围绕着“一国两制”发展的思考，包括十九大宣告国家进入新时代之后“一国两制”的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等。
第二辑香港实践。主要围绕着四个层面来进行论述，一是中央的政策，二是特区政府的管治，还有香港社会风起云涌的变化和两地关系的起起伏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知道香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存在偏差，或者说有一些不是很好的记忆。所以香港对内地，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认识，都需要时间，而情感的连接在经历过“占中”、“修例”等事件之后，也需要修复，两地民众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深刻的“集体记忆”。这些我在书里都提到了。个别西方国家说要和香港站在一起，支持香港，实际上香港真正要做的是和国家站在一起，这对于“一国两制”未来几十年的实践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辑关注外部力量。香港是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很开放，所以外部力量本来是很自然的存在，当我们讲到香港的时候，实际上就暗含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这些外部力量究竟是建设性的，还是别有用心的，或者乾脆是破坏性的，我们要在香港发展实践中进行分辨。现在各国都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需要更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尤其是这两年，香港基本上成为中美博弈短兵相接的地方，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更为突出。但整体而言，正如我书中一句话所说，“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相处下去”，香港可以成为中美博弈，或者说大国博弈的缓冲地带，而不是破局之地。
第四辑就是刚才提到的中评专访。虽然是对话式的文章，但是我觉得探讨得非常深入，这源于记者的问题特别好，所以我将它们放入第四辑。
下面我稍微展开介绍一下这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在理论发展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尤其是从十八大、十九大到明年的二十大这十年的时间，中央治港的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在书中也专门提到了，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理论支撑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制度支撑上，也就是说相关制度在不断完善。如果我们的理论不断推进，有关“一国两制”实践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最终“一国两制”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什么样的目的，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我们通常会讲，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国家的文件和报告中也用这样的表述。但是繁荣稳定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具体有什么指标才算是繁荣稳定？经济增长要达到什么状态，社会要有哪些发展，民生要解决到什么程度？这些都需要深入的思考。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治港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年到2003年，是香港重新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初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讲的主要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种管治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2003年，香港发生“七一游行”，中央政府也没想到回归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到，“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
此后，从2004年到2013年接近十年的时间，我们采取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管治模式。在这个阶段，可以作为的地方，我们就做；一些暂时可以不动的地方，我们就不动。从2013年开始，香港社会出现一些有关政改的动员，“占领中环”行动在2014年爆发。这对香港形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占中”的一些后遗症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近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完善选举制度也是在解决当年“占中”时期就暴露出来的问题。
所以，从2014年到今天，我们进入了全面管治的阶段，中央开始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2014年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专门提出了全面管治权，可以说是对当时香港形势的一种回应。“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我在梳理政府文件的时候发现，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才首次出现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这样的说法，而在这之前，我们强调的都是“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对宪法是没有强调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应有之义，没有必要强调。但是没有想到香港在回归之后的十几年内不断因为政制发展问题出现争拗，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港澳的内容就开始强调宪法，此后每一年，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党的文件，还是与之相关的报告，都会提到“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强调宪法就是强调国家的宪制体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与基础。
中央治港思路大体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在“修例风波”之后，中央颁布实施了香港国安法，也完善了选举制度，说明我们仍然走在强调全面管治权的道路上，中央开始从顶层设计上完善与“一国两制”实践有关的制度，具体的体制机制等。这些工作有些是特区政府层面能做的，有些是需要中央政府来做的，需要各守其责，全面推进。
第二，香港实践部分内容比较多，因为“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有多个，实践的内容也很丰富。现阶段“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可以概括为“一二三”。“一”是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之一；“二”是指两个特区政府，即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三”是指香港、澳门和内地三地民众。以后还会加上台湾，包括台湾的民众。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每一方都有自己要负的责任。
我在书中专门提到了，中央政府要对“一国两制”的实践进行总体把握，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及时纠正。大家都知道，基本法第23条规定了特区政府就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但是回归2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完成。2003年有过一次尝试，后来撤回，此后特区政府觉得香港本地的立法条件不够成熟，所以一直处在“等待”的状态。2020年，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制定了香港国安法。这也可以看出，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中央政府也是一个主要的责任人或者说是实践主体。
特区政府层面，书中也专门讲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在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包括要实现行政主导、理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等。因为基本法条文中没有“行政主导”这四个字，所以只能说基本法的设计体现了行政主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等的关系互动中，如何体现出行政主导，对于特区政府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直到现在，即便是将来立法会议员均为爱国爱港者，特区政府在实践“一国两制”中依然会面临这些问题。
香港社会层面，书中提到了回归后香港社会的变化给年轻人带来的冲击，以及一些社会事件对香港的影响。窥斑见豹，香港出现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难题，非一日形成，也难以一日解决。
两地关系层面，在“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两地关系，有时是正面的，互有所需，共同成长，有时是负面的，摩擦不断，隔空叫骂。后者最明显的是“双非”、水货客等问题。两地摩擦在2010年左右比较明显，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来北京述职时，专门向国家领导人提到“双非”问题，可见这是当时特首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在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之前，大湾区各城市也有合作，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可见，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两地经济的融合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两地社会领域如医疗、教育等的对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两地民众间的互相理解同样需要时间。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需要理顺、解决的问题。
第三，在外部力量部分，主要关注了英国和美国。英国是香港的前“宗主国”，港英统治香港一百多年，留下了很多印记，对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仍有一定影响。书中有篇文章名为《大国博弈下的香港》，专门提到了香港在百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与外部力量“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文章简单回顾了过去一百多年中，香港至少有三次被摆上大国博弈平台的经历。第一次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予英国。
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铁娘子”碰上了“钢铁公司”，撒切尔夫人当然不想把香港还给中国，邓小平先生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坚决没有让步，“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坚决捍卫了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同于当年的国民政府。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一度想把香港拿回来，但是丘吉尔坚决不允许，丘吉尔当时还说过一句话：“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当时国民党政府就退让了。
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一次，从2019年“修例风波”开始，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香港又一次成为了“磨心”，一边是自己的祖国，另外一边是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人受到了美国制裁，包括香港官员、人大代表、内地涉港官员等，香港也被美国取消了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待遇，而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后续发展我们还要关注。当然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台湾了，今年网络上“武统”的声音比较高，相比之下，大家感觉香港形势暂时缓和了。
实际上，我们分析英国和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考虑可以发现，外部力量一直在“利用”香港，这种“利用”的效果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未来这种情况还会继续。我在书中有一篇英国对香港的政策考虑的文章，讲到了英国对“一国两制”的看法。西方国家理解的“一国两制”跟中方理解的“一国两制”是不一样的，这就像我们在台湾问题上讲到“一个中国”用的是One China principle，美国用的是One China policy，它们含义不一样。“一国两制”也是如此，英国为什么一开始对“一国两制”持正面态度，因为它更关注“两制”、更强调“两制”的区隔，即香港跟内地的区隔，所以英国一直都很担心，要是大湾区搞融合了，将来香港会不会变成跟内地一样？不光英国有这种担心，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担心。英国在香港2003年23条立法前后，都还会在半年报告中讲“整体而言，‘一国两制’运行良好”，但近年的报告不再提这一句，包括最近一期半年报告也没有提“一国两制”大体运行良好之类的话，这不仅是英国的官方表态，也说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跟随美国的步伐，当美国宣布不再给予香港特殊待遇之后，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自然调整态度。现在整个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是有一定默契的，这当然跟中美竞争态势突出有很大的关系。
书中提到，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基本考虑是服务、服从于整个对华关系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它对香港的态度。以前，中美关系比较和缓的时候，香港的问题不足以成为中美之间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尤其是这十年发展得非常迅速，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转向，由原来的接触政策转向更强调遏制，所以香港问题就成为中美博弈中的一张牌了。
明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经历了不少大事件、小事情。书中的一些文章也谈到了，其中有些事情，当时看很大，但时隔多年再看，又很小，如当年沸沸扬扬的“双非”问题，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当年有些人为了规避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到香港去生孩子，现在国家都鼓励生三胎了，所以说形势变化之后，有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但始终有两个核心的问题，是回归二十多年来的两条“斗争”主线，或者说是管治的主线。一个是管治权之争，这属于政治问题，即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权能不能在香港落地，管治权到底在谁的手里，是在爱国爱港人士的手里，还是会落到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支持的反对派手中。从回归到现在，管治权的争夺一直是存在的。我们从香港回归之后的几次政制改革可以看出，因为政改是最能体现管治权问题的。实际上中央政府这些年已经为香港的政制发展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推进的话，2017年就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但是在反对派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中，这个问题变成激化香港社会矛盾的一个政治性问题。在今年选举制度修改后，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香港的管治权之争暂告一段落。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深层次矛盾的解决，涉及经济民生等的深层次问题。到现在还有一些没得到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彻底。选举制度完善之后，社会的政治生态会有所变化。这将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经过几次选举大体上可以定下来。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经济民生等问题的解决。关于经济民生领域的问题，有些还在研究，以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有些已经在尝试推进解决。如香港的土地和房屋问题，从梁振英到林郑月娥，都非常重视。梁振英时期，将土地房屋问题作为施政重点，林郑月娥上任之初成立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在施政报告中先后推出“明日大屿”计划和建设北部都会区。但土地房屋问题涉及到香港的长远发展，且积重已久，解决起来难以一蹴而就，需通盘考虑，短、中、长期稳步推进。
最后，谈一点展望。书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因为不管是理论的发展还是具体的实践，都会涉及到“一国两制”的未来。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专门规定了“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个五十年到明年刚好一半，是一个节点，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会怎样，有很多人关心。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出版这本书。“一国两制”行至中程，又恰好遇上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站在这个节点看香港的下一个二十五年，想象中国和世界未来二十五年的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中国在朝着自己设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它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互动，将直接决定香港的未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最近很密集地出台了一些文件、报告。我们刚刚开过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今年还发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三本白皮书全都是围绕中国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制度、推进民主、保障人权展开。中国现在更为强调软实力的建设、价值观的构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其中就包含对香港的治理，以及相关理念在香港治理中的体现。
所以，香港国安法的出台、选举制度的完善，意味着“一国两制”实践下半程的新的起始点，今后的“一国两制”还会有台湾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这样一个起始点上，未来的二十五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包括在座的年轻的记者们，你们下一个二十五年的规划是怎样的？对于香港来说，如果能在实践中提炼出更多用于指导多元社会发展或社会治理的经验，将对内地城市的发展、国家的治理大有裨益。
我的分享就是这些，希望与大家交流互动的时候再进行深入探讨，谢谢！
中评社香港1月14日电（中评社报道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五期学习活动12月16日在北京总部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环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介绍其新书《融入之路——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以及写作初衷。此次大咖讲书活动由中评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中评社香港总部和北京总部的青年记者、编辑、分析师等分别通过在线和线下的方式参与学习。
“明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这25年里“一国两制”实践整体成功，香港和澳门保持了繁荣稳定，但也几经曲折，这些曲折的过程为‘一国两制’今后的实践提供很多值得汲取的经验与教训。”李环表示，《融入之路——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一书聚焦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情况，共分为四辑：第一是理论发展，第二是香港实践，第三是外部力量，第四是中评社专访。
李环提到，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治港的方式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年到2003年，是香港重新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初阶段。主要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种管治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到2013年，采取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理模式。在这个阶段，在可以作为的地方就做；一些暂时可以不动的地方就不动。第三个阶段是从2014年到今天，进入了全面管治的阶段，强调全面管治权。2014年中央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可以说是对当时香港形势的一种回应。
李环认为，现阶段“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可以概括为“一二三”。“一”是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之一；“二”是指两个特区政府，即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三”是指香港、澳门和内地三地民众。以后还会加上台湾，包括台湾的民众。“一国两制”实践的主体，每一方都有自己要负的责任。
李环亦指出，香港一直存在两条“斗争”主线，或称作管治主线。一是管治权之争，这属于政治问题，即中央政府的管治权能不能在香港落地，管治权到底在谁的手里。从回归到现在强调全面管治权、爱国者治港，说明管治权的争夺一直是存在的。二是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这属于社会、民生层面的问题，到现在不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彻底。在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有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