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志寰语中评:北都建设需加快设计周期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受访者供图)

  中评社香港12月8日电(记者 沈而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发表本届香港特区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其中提到的北部都会区引起热议。各界在纷纷称赞北部都会区蕴含的经济潜力的同时,亦十分关注其建设难点。对此,中评社记者专访了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

  鄂志寰指出,香港长期以来保持着“南重北轻”的内部经济布局,视新界北部为边陲地带,如今积极规划北部都会区,重要因素之一是外部形势的变化,香港必须抓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难得的窗口期。从内部因素来看,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选举制度完善后,香港迫切需要走出由治及兴的发展道路;特区政府的管治思路亦向锐意进取、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呈现聚焦发展、争取突破的新气象。

  然而,香港的建设速度饱受诟病,不少人忧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速度将过于迟缓。鄂志寰认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涉及香港北区和元朗300平方公里,占香港陆地总面积近三成,涉及非常庞大的发展内容,包括铁路交通、住房建设、科创研发等。特区政府应与各界进行充分的沟通,加快设计周期,推出具体方案和时间表,一方面加快规划有序落实,另一方面减少各方的疑虑,同心协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

  谈及北部都会区如何连接深港合作,她表示,深港加强良性互动是实现深港两地经济跨越发展的关键,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推进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带来更多的产业互补和整合机会,产生多轮驱动效应。深港可以考虑设立协同工作办公室,共同优化口岸交通基建,提升跨境交通网络便利性,促进港深跨境科研人员的流动与合作等。在前海扩容后,北部都会区可以率先与前海合作区对接,探索合作模式,在科创产业、贸易物流、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专业合作,扩展合作空间。

  鄂志寰,经济学博士,中国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博士在中国银行总行和纽约分行从事战略研究和管理20余年,参与中国金融改革重点课题及国务院研究室亚洲金融危机考察等工作,在中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人民币汇率等领域有深入研究,主持完成多个中国金融改革重点课题及中国银行业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逾百篇,并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项,出版或参与撰写学术著作近十部。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受访者供图)

  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看待北部都会区这一规划?对香港和大湾区有哪些积极意义?

  鄂志寰: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本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以建设北部都会区的重大战略设想,表明香港在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发展蓝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将为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新的动力。

  从香港自身发展看,把北部都会区作为与内地合作的新区域,可以更加直接地对接内地广阔的市场腹地、大湾区丰富的要素资源和巨大的创新动能,能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可以借此机会破解发展空间不足、产业单一、年轻人向上流动渠道狭窄等难题,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型。

  第二,从国家层面看,“十四五”时期,内地连续推出若干重大开放政策,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制度开放和体制、机制、规则衔接升级,为香港提供了一个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难得的窗口期。

  特区政府紧紧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推出长期规划,可以发挥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传统优势,为内地经济高品质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持。香港拥有的与世界接轨的商贸规则和营商环境,在服务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行业管理等领域达到全球高标准等优势能够进一步得以彰显。

  第三,从大湾区层面看,北部都会区完善了“双城三圈”的战略性布局。在“双城三圈”的格局下,香港境内城市建设资源对接深圳成熟及活跃的都市核心区,打造港深双城口岸经济合作带,将为加强港深两地合作提供更大空间,推进相互连接、协同发展的治理理念创新,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北部都会区能够与此前的《前海方案》相互配合,在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力、提供新机遇的同时,促进大湾区合作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记者:几年前港府在深港边境建造沙岭殡葬城,如今转为北部都会区。这体现了港府怎样的转变?这种180度的大转弯由哪些因素造成?

  鄂志寰:香港规划部门一度把垃圾填埋场和沙岭骨灰安置所规划在港深毗邻地区,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是香港长期保持“南重北轻”的内部经济布局,把维港视为核心区域,新界北部则视为以生态保护区、乡村及边远市镇为主体的边远区域。二是香港特区政府早年提出发展新界东北的计划及“北部经济带”概念,受到立法会部分议员否决。

  出现目前这样的转变,一个重要因素是外部形势的变化,香港抓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难得的窗口期,既有紧迫性也有内在必要性。第二个因素是内部因素,经过最近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香港国安法的落实和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实现了由乱及治的转变,迫切需要走出由治及兴的发展道路;特区政府的管治思路亦向锐意进取、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呈现出聚焦发展、争取突破的新气象。

  中评社记者: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形容理想中的北部都会区是“宜居宜业宜游”,不少学者认为必须在该区提供相当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宜业”。您认为港府在政治和经济上该如何配套规划,才能让北部都会区达致“宜业”的目标?
  
  鄂志寰:目前看来北部都会区与维港都会区各有分工,“北创科、南金融”相辅相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新界北工商经济活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居民留在北区上班工作,理论上可以解决“宜业”的问题。当然,在具体实践上则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例如香港发展面临地缘政治和民粹兴起的挑战,仍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吸引资金、技术和专业人士,形成并逐步提升北部都会区的竞争力。这需要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探索和完善。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北部都会区的一大目标是对接深圳,与深圳互补优势,重点发展创科,如果能够引入国际级大型企业、海内外顶尖科技人才等全球创科资源,将提升香港经济发展的后劲,也为港人就业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建设北部都会区有哪些难点?

  鄂志寰: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治理面临着土地供应、房屋问题等难点问题,需要突破传统思维,通过系统化的设计加以解决。北部都会区从概念构思到发展项目落地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只能为以上难点问题提供部分缓解的选项。

  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涉及香港北区和元朗300平方公里,占香港陆地总面积近三成,加上“双城三圈”的概念,涉及非常庞大的发展内涵,包括土地使用、交通规划、产业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涉及铁路交通、住房建设、科创研发等多个领域。目前,北部都会区只是一个初步框架,需要做出更多的规划和细节安排。

  特区政府预计北部都会区发展将需要20年时间“基本完成”,时间的确比较长,希望政府与各界进行充分的沟通,加快设计周期,推出具体方案和时间表,一方面加快规划有序落实,另一方面减少各方的疑虑,同心协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

  中评社记者:《施政报告》中提到,北部都会区不是以行政界线所划定的区域。您认为深港该如何良性互动,实现跨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深港各自需要有哪些认识?在机制上该如何保障?

  鄂志寰:深港加强良性互动是实现深港两地经济跨越发展的关键。双方应积极对接,加强配合,共同推动跨行政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从机制上说,可以将北部都会区率先与前海合作区对接,探索合作模式。目前,前海总面积由原来的不足15平方公里扩大七倍至超过120平方公里,累计注册港资企业1.15万家,注册资本1.28 万亿元,产业布局以金融业、现代物流业、资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等为主,充分发挥了香港金融、法律等专业优势与深圳市场、人才和体制机制优势,实现互利共赢。《施政报告》提出兴建“港深西部铁路”,在深圳前海和北部都会区西部建立直接连接,配合原有的公路网络,进一步提升区位优势及合作便利;洪水桥/厦村新发展区可以发挥靠近南山区后海总部基地和南山高新科技区等的地缘优势,服务前海的高端企业。随着前海合作区扩区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地,前海可与北部都会区在科创产业、贸易物流、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专业合作,扩展合作空间,推动并深化金融及专业服务业和科技服务的合作。   中评社记者: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曾指出,香港对接“十四五”规划包括思路对接和理念对接。您认为在深港合作发展北部都会区的过程中,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社会应如何与深圳进行思路对接和理念对接?

  鄂志寰:深港合作应强调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推进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带来更多的产业互补和整合机会,产生多轮驱动效应。

  目前,港深双方“已原则上同意共同推进北环线支线的规划研究,从新田/落马洲发展枢纽起,经港深创科园连接以‘一地两检’模式运作的新皇岗口岸”。接下来,深港合作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考虑设立协同工作办公室,共同优化口岸交通基建,提升跨境交通网络便利性,促进港深跨境科研人员的流动与合作等。

  中评社记者:您的其他观点补充。

  鄂志寰:在创科层面,应继续大力推动深港科技发展合作,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基础,加强新型研发机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金融层面,香港金融业应抓住北部都会区新机遇,为国际投资者通过港深两地投资中国内地的企业和资产提供更大便利,同时服务更多的内地投资者通过港深平台投资海外市场。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受访者供图)

  中评社香港12月8日电(记者 沈而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发表本届香港特区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其中提到的北部都会区引起热议。各界在纷纷称赞北部都会区蕴含的经济潜力的同时,亦十分关注其建设难点。对此,中评社记者专访了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

  鄂志寰指出,香港长期以来保持着“南重北轻”的内部经济布局,视新界北部为边陲地带,如今积极规划北部都会区,重要因素之一是外部形势的变化,香港必须抓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难得的窗口期。从内部因素来看,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选举制度完善后,香港迫切需要走出由治及兴的发展道路;特区政府的管治思路亦向锐意进取、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呈现聚焦发展、争取突破的新气象。

  然而,香港的建设速度饱受诟病,不少人忧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速度将过于迟缓。鄂志寰认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涉及香港北区和元朗300平方公里,占香港陆地总面积近三成,涉及非常庞大的发展内容,包括铁路交通、住房建设、科创研发等。特区政府应与各界进行充分的沟通,加快设计周期,推出具体方案和时间表,一方面加快规划有序落实,另一方面减少各方的疑虑,同心协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

  谈及北部都会区如何连接深港合作,她表示,深港加强良性互动是实现深港两地经济跨越发展的关键,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试,推进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带来更多的产业互补和整合机会,产生多轮驱动效应。深港可以考虑设立协同工作办公室,共同优化口岸交通基建,提升跨境交通网络便利性,促进港深跨境科研人员的流动与合作等。在前海扩容后,北部都会区可以率先与前海合作区对接,探索合作模式,在科创产业、贸易物流、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专业合作,扩展合作空间。

  鄂志寰,经济学博士,中国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博士在中国银行总行和纽约分行从事战略研究和管理20余年,参与中国金融改革重点课题及国务院研究室亚洲金融危机考察等工作,在中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人民币汇率等领域有深入研究,主持完成多个中国金融改革重点课题及中国银行业研究报告,发表研究论文逾百篇,并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项,出版或参与撰写学术著作近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