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重磅：田飞龙谈香港立法会选举
中评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张爽实习记者胡毓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随着国家制度性力量的决定性进场，整个香港社会面临一个社会结构的大转型，由原来反对派所主导的公民社会转向爱国者所主导的爱国社会。香港社会结构的转型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整体前提之下，在社会的一些具体的治理领域，快速发生着一些基本话语、力量和范式的转换。
“未来要担心的已经不是二次‘占中’或者二次修例风波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要担心的就是投票率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教育改造效果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国家认同，另外就是香港社会活力的问题。”田飞龙说。
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这是新选制下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目前提名阶段已经结束。田飞龙对中评社说，从报名竞争的情况来看的话，多元性确实不足，光谱急剧向爱国者阵营以及中间派、温和派集中。这一方面是制度门槛提高造成的，另一方面，新制度落地之后，香港反对派的基本盘整体上没有能够完成一个制度性适应，即转化成忠诚的反对派，他们没能够改造自己，重新进入这一场民主政治游戏，所以未来的投票率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比例。
田飞龙续指，新制度落地之后，在尝试实践的时候，各方都在观望，都在磨合，以至于没有产生一个积极的互信所造成的结果，我们要客观的去面对和理解。但多元性相对削弱，并不影响竞争性，竞争甚至会更加激烈。本次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无论是投票率还是最终当选者，会构成一个新的政治生态，其实会给香港的选民以及香港一些持观望态度的、怀疑这个制度的、比较犹豫的竞争者一个信号，即这个制度其实是鼓励不同立场但是能够在爱国问题上取得一致和共识的人来参与游戏，并且有很大几率胜选的。“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选举制度跟社会人心重新结构性磨合过程，但是我们很难期待它在第一次磨合的时候就会表现的那么完美。”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着有《香港政改观察》、《后占中治港》、《香港新秩序》等。
以下是访问全文：
中评社：我们注意到涉港学者群体与涉台学者群体存在很大的不同，后者明星多，更加炙手可热，您是青年涉港学者中的翘楚，是什么让您在香港问题还没有成为显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条路？您研究香港问题多年，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田飞龙：涉港、涉台问题我都在进行研究，它们是我国国家宪法与国家治理中都具有相当挑战性的课题。香港问题涉及到了已经法制化的“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怎样面对来自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的挑战问题。这些挑战在最近10年来越来越激进化、极端化，实际上在刺激着中央去思考和回应“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到底是什么？“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则到底是什么？
台湾问题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在制度上被搁置的问题，在法理上属于内战遗留的问题，目前来讲，并没有能够在制度上有一个系统解决方案。所以2019年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提到要去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涉台学者很多时候是靠想象力，靠已有的一些政策论述，以及靠美台互动的一些资讯来做相应的研究，没办法在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国家制度框架里面做研究，所以尽管他们声量更大，并且也更红、流量更大，但是所做的课题、所构想的方案路径以及所进行的论述跟表达，很多时候还在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做一个氛围的探索和营造。
港台问题因此就有很大差异，香港问题是有制度框架，是制度改良的问题；台湾问题没有制度框架，是制度探索的问题。所以严格来说，香港问题是一个法治问题，是一个有了制度框架之后，怎么用这个框架应对挑战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一个立法问题，是一个框架未定，需要去探索的问题，而这个探索又涉及到世界体系的激烈斗争与重构，就是中美关系的重构，涉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激烈博弈。
对我来讲的话，我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了香港研究上。这其实与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本身的专业背景有关，当然也与我做访问研究时候在香港大学的研究经历和机缘是有关系的。我由宪法专业切入香港基本法，刚好近些年由“占中”到修例风波，再到国安法立法和选举法的改革，一连串事件都触及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刺激了我的理论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在香港研究领域相对而言产生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力的理论作品。这些年我认为自己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上有一个能够自我肯定的表现。
在涉台问题上我同样也在做一些研究，但是人的研究精力是有限的，不过我认为港台问题是相通的，因为“一国两制”是因台湾而设，优先在港澳应用，所以香港问题上的利害得失，在我们思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构成了一个必要的知识前设和经验前设。因为我有香港研究上比较扎实的基础，在思考论述台湾问题的时候，就会比仅仅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在法制、制度构想以及论证方面更加扎实，也更加能够一步一步精细地去推进，而不会陷入天马行空或者循环论证，或者语义重复，或者老调重弹的状态。因为我有一个明显的参照系，并且有源头活水来了解到“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的重点在香港，但是我也关切台湾。而且我认为香港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对最终思考和破解台湾问题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评社：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颁布，您曾经说这标志着“一国两制”进入下半程。很多港人都感受到香港社会又恢复了平静。您觉得让香港社会回归平静的力量来自哪里？2014年“占中”之后，香港社会表面上似乎平静了，但是暗流涌动，您觉得现在的平静会是持久的吗？也有人担心，香港的社会会不会失去活力，您怎么看？
田飞龙：修例风波之后的平静与“占中”之后的平静是不一样的，因为确保社会回归平静的背后的根本制度力量不同。
“占中”之后确保香港回归平静的力量是香港本地的法治。因为“占中”运动本身是传统泛民主派与青年本土派之间政治权力交接的一个分水岭，“占中”运动以及其追求的“普选”目标的失败，就标志着传统的以“民主回归论”为纲领的泛民主派的整体性退场。
尽管他们其中一些人还有影响力，但是青年本土主义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和新的运动领导权，而新的运动正快速在香港内外汲取力量、凝练话语、获得资源支持，策划着后面一场更大的抗争风暴。这就到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一场打破一切既有平衡和表面和谐的政治风波。所以“占中”运动有反对派代际交替的意义，而青年本土主义的行动方式与传统泛民不同，他们不仅完全接受了“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破除了守法伦理的约束，而且他们追求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实现恐怖夺权，这个是传统泛民主派无法想象和实施的。2019年修例风波证明了香港的青年本土主义的主要危害和所爆发的政治能量。
修例风波之后所恢复的平静是不一样的——确保平静的不是香港本地的法治，香港本地法治没办法在修例风波当中实现止暴制乱。这一次进场的力量是国家的制度，国家通过香港国安法以及新选举法，在香港的街头和香港的选举制度环节，彻底清理了“反中乱港”势力，出现了“反中乱港”势力有关的组织和个人或者解散或者移民跑路的现象。剩下来的在香港政治生态和政治空间中的要么是爱国的建制派，要么是偏温和的反对派和中间派，不再存在极端势力能够兴风作浪、煽动社会撕裂、暴力抗争的制度土壤和社会空间。
而且由于国家制度性力量的决定性进场，整个香港社会面临一个社会结构的大转型，由原来反对派所主导的公民社会转向爱国者所主导的爱国社会。社会结构的转型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整体前提之下，在社会的一些具体的治理领域，快速发生着一些基本话语、力量和范式的转换，比如教育领域、传媒的领域，网络监管的领域，甚至司法的领域，以及整个香港与外部世界互动方式的这些领域都快速发生了变化。这里面，“港独”和“台独”联系和互动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至少在香港本地已经不存在“港独”跟“台独”之间能够明目张胆进行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的空间和土壤。这一次因为是国家的制度力量进场，“一国两制”当中“一国”的国家理性被彻底唤醒，所以彻底根除掉了香港的乱源。
当然，国家力量的进场以及国家主义强势的法理逻辑的降临，与香港社会所习惯依赖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和社会运动的文化，以及香港社会与西方之间难舍难分的认同和联系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严酷而持久的精神斗争。这种精神斗争，涉及人心回归的深层次层面，斗争过程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远远没有结束。从制度的基本面来讲，从香港的管治权安全来讲，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人心的回归，人心的软抵抗，包括在选举制度当中的一些选举揽炒的行为、“港独”的国际路线还远远不会结束，香港仍在“漫漫地归航”。
中评社：您觉得精神斗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一派彻底战胜另外一派吗？
田飞龙：香港的精神斗争有象征意义。实际上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平台具有中国和西方“文明冲突”的浓缩意义。因为斗争的一方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斗争的另一方代表的是西方自由民主阵营。尽管斗争的方式因为国家制度性进场而有一些转移和变化，但反对派背后有整个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的支持，所以他们还会在一些重要的议题、场合，甚至利用一些事件进行一些政治反攻。
比如香港有一些去殖民化的工作，在“爱国者治港”社会化过程当中会展开，就像香港大学的“国殇之柱”，涉及到如何移除以及过程是否顺利，是否有学生组织敢死队去保卫，移除之后民事的赔偿怎么处理，因为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还有比如支联会的解散问题；一些传统的国际人权组织在香港继续存在或者退出的问题等等。这些又会形成一个个焦点，未来还会成为香港牌上炒作斗争的议题，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已经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个局面。
下面要担心的已经不是二次“占中”或者二次修例风波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要担心的就是投票率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教育改造效果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国家认同，另外就是香港社会活力的问题。确实如你所看到的，香港作为一个西方化的公民社会，一些有活力的、比较有抗争能力的公民社会组织纷纷解散，但是这些社会组织原来所负载的功能也在消失——它既有政治抗争的功能，同时又有社会服务的功能。这些社会组织所代表的香港社会的活力多元化，爱国社会组织是否能够有效的填充？比如以教育领域为例，教协解散之后，教联会以及相类似的爱国教师组织，是否能够承担起对爱国者治教以及教师权益保护与职业发展方方面面工作的领导作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观察。
再看法律界，今年8月份是律师会选举，明年1月份是大律师公会改选。有很强的力量在推动实现爱国者要参选和主导。在法律职业领导的领域也要实现“爱国者治港”，这一推进和香港原来法律界的实力分布，还有司法独立以及香港法律界与普通法世界之间的正常互动交流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和紧张的关系？这些都要逐一的去研究、应对，可能并不是在每一个领域都平均处理或者一刀切，而是要考虑某些领域的改革，要因地制宜，根据这个领域的力量，对香港社会的贡献，尤其是对香港国际地位与涉外联系的支持度来衡量改革的力度和方式，而不能是在“爱国者治港”这个大原则之下都一刀切。一刀切的结果可能就会推动香港社会走向一种近似“清一色”而缺乏活力和竞争性的状态。
中评社：您刚刚提到发生在香港的精神斗争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一个浓缩，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东方和西方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股势力在香港的决斗，也是“一国两制”本身的应有之义，因此这样的斗争，就会一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会持续下去？
田飞龙：“一国两制”之下的“文明冲突”和斗争必须是有限度、被控制的一个斗争，它不同于中美在全世界空间里的无限竞争，或者用美国的讲法——战略竞争或者激烈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
“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主权的前提，“两制”的任何差异及其斗争都必须在强度上被控制，以便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以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当然是可以和平竞争，然后互动融合，但是绝对不能出现香港的“一制”及其社会力量产生颠覆性的效果或者威胁，使得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制度安全性受到损害。
所以“一国两制下”的“两制”所代表的“文明的冲突”以及制度斗争，它一定是有前提的，就是要保证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这个条件之下进行良性的博弈斗争。这种有限的博弈斗争会被立法者认为是有益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制度进步的。
中评社：接下来的几个月香港有两场重要选举，分别是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和明年3月27日的特首选举。这是新选制下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目前提名阶段已经结束。有人担心这场选举会不会竞争不够激烈，建制派大党“躺赢”，也有观点认为，选举会非常激烈，是港版“鱿鱼游戏”，您怎么看？
田飞龙：第一，新选制落地之后，其实香港的选举竞争和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参选者的门槛更高，边界更清晰，所以在前提上和结构上就是“反中乱港者”出局，“爱国者治港”得到更加全面的落实，这是在大的前提上去评价分析即将要展开的立法会的选举。
第二，从报名参选的情况来看，多元性确实不够充分，因为我们看到递交报名表的参选人，90%以上是建制派，即便一些独立参选的人，也不是非常明显的、标志性的反对派，是偏中间、偏温和的，所以香港政治光谱里面的反对派的大部分力量已经出局，或者说他们杯葛这一场选举，没有参选。
所以从报名竞争的情况来看的话，多元性确实不足，光谱急剧向爱国者阵营以及中间派、温和派集中。
另一个原因是新制度落地之后，香港反对派的基本盘整体上没有能够完成一个制度性适应，即转化成忠诚的反对派，他们没能够改造自己，重新进入这一场民主政治游戏，所以未来的投票率可能是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比例，比如可能相比以前的制度结构之下偏低。但这个偏低一方面是这个制度变了，另一方面是反对派转化成忠诚反对派的过程失败了，所以更多的责任其实是反对派没有转化好。新制度落地之后，在尝试实践的时候，各方都在观望，都在磨合，以至于没有产生一个积极的互信所造成的结果，我们是要客观的去面对和理解。
但另一方面多元性相对削弱，并不影响竞争性，竞争甚至会更加激烈。
原因是：一方面，这一次的内部竞争协调，或者说选举的协商过程当中的竞争非常激烈，在哪个界别或者哪个选区，什么人出选、出战，谁要放到选委会界别40人里面，谁放到功能界别，然后谁放到地区直选里面，在建制派的阵营其实是比以前要更加激烈，选举协调更难，这个时候选举协调难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建制派的候选人要充分表现自己是不是一个贤能的爱国者，或者说夏宝龙主任讲的“坚定的爱国者”，内部协调可能没有选民投票的介入，但是它是在一个更受限的范围里的政治竞争，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因此使候选人总体上要优于以前的选举格局。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每一个地区直选区域跟功能界别都出现了一些中间派跟非建制派的身影，他们虽然总体纲领是偏温和，但是他们本身会在香港成为吸纳和承载非建制选民基础的一个主要力量。一个铁杆的反对派选民看著名单上的这些人也许都不想投，但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可能倾向于投给那些不是明显的建制派的人，于是那些中间派和温和派，在这一次有可能成为选举的一个最大的赢家。这个其实是一个制度改变之后，政治生态适应性变化一个正常的过程。
新选制下第一次的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无论是投票率还是最终当选者，会构成一个新的政治生态，其实会给香港的选民以及香港一些持观望态度的、怀疑这个制度的、比较犹豫的竞争者一个信号，即这个制度其实是鼓励不同立场但是能够在爱国问题上取得一致和共识的人来参与游戏，并且有很大几率胜选的。
当他们看到那些非建制的候选人也有机会胜出竞选，并且他们也能得到选民的支持的时候，我相信未来有一些比如说立法会在补选，或者说下一届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就会有更多人去参与。
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选举制度跟社会人心重新结构性磨合过程，但是我们很难期待它在第一次磨合的时候就会表现的那么完美。
田飞龙：这要比较长线地去看。
忠诚的反对派是制度引导的结果，因为如果不能成为忠诚的反对派，而一定要做不忠诚的反对派，就会一直处于出局的状态。
反对派如果在这一次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政治转型和改造，以满足新制度所要求的爱国者标准，下一次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尝试去适应这个制度的标准，因为他们会非常清楚的看到，制度的标准不会因个人好恶而改变。
而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或者政治人物，他一定要思考自己的立场、纲领与制度之间的符合性，以便在已有的游戏规则里面追求自己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不以颠覆国家政权为己任的话，就一定得参照已有的规则做一个理性的适应。
我相信香港社会尤其是中产精英，那些相对成熟的政治人物，他们会考量到怎么样在新的民主制度框架之下，追求自己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中评社：有预测称，本次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只会有两成多，您怎么看投票率低的现象？
田飞龙：这一次地区直选的投票率，一定会成为反对派和反华势力重点炒作的指标，他们会借此说明新选制不得人心，没有民主社会的基础，强调这些候选人都是阿爷安排的，都是内部小圈子圈定的，攻击香港新选制的民主基础。
刚才我已经分析了，新制度就像一剂猛药一样，它所应对和解决的是颠覆性的“港版颜色革命”，所以新制度本身有一种德国宪法上所讲的防卫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性质。
这个制度就是要排斥在以往的运动和对抗中，被实践证明“反中乱港”的那些人，要让他们在政治上出局，所以这个制度具有非常明显的排斥性和政治生态改造的意义。出现较低的投票率，恰恰说明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按刘兆佳教授的说法，低投票率是一种必要代价。
这种做法将选举作为一种制度战争、一种对抗武器，而毫不顾及选举制度所根植的宪制秩序，以及完全不顾香港在当下的根本利益和发展前景。这些操作可能蒙蔽人心于一时，但是长远来看的话一定会被香港人民所识破、抛弃，所以低投票率是由多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它更多是由反对派的选举揽炒行为所造成的，也与香港民众对爱国者治港、对国安法、对新选举制度还不够了解、不够理解、认同度还不够高有关。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加强关于新选举制度的宣传动员的工作，让新的选举制度能够走入社区，走入各个界别，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
将来理想的、也是必然会呈现的香港的民主秩序就是“爱国者治港”和更多元的社会阶层的民主参与之间的一个结合。因为香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按照基本法的规划是一个均衡参与型民主，而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的激进民粹化的民主。
中评社：有一种说法“未经过淘汰赛，入局者的战斗力也会很弱”，在新选制下如何在“爱国者治港”和“选贤任能”之间取得平衡？立法会选举能做到“多元化、非清一色”吗？
田飞龙：首先选举的优胜劣汰，必须是在正确规则的指引下，否则再激烈的选举可能出来的结果正好是相反的。我们就以2016年立法会选举和2019年区议会选举为例，这两场选举投票率很高，本土势力跟外部干预势力操纵的痕迹很重，最终导致香港的宪制秩序一步步陷入危险当中。
所以这两场选举竞争足够激烈，可是不是优胜劣汰，是劣币驱逐良币，越是极端的口号、极端的组织、极端的势力越容易当选。
这暴露出来香港原有选举制度的风险和漏洞，而中央就是要堵住选举制度的风险和漏洞，使得香港的民主选举在正确、合理的规则指引下展开，因此竞争是否激烈，并不是选举结果是否理性、可否接受唯一的条件。
竞争的激烈必须结合制度的合理化，才能够保障一场选举是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和进步的。
今天来看，新选举制度更加合理严密了，“反中乱港”势力没有机会入场了，下面要做的就是这个制度在多个环节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选贤任能，能够实现忠诚基础上的贤能者治港，避免出现忠诚的废物和两面派，因为这些人被选出来的话，也会反过去证明新的这一套制度仍然有很大的漏洞。因为新选制固然能够保证反中乱港势力不入场，但不能保证贤能者出线的话，就会在功能上、功效上对新的选举制度造成打击，对信心造成挫折，所以我们的制度在确保安全性之后，必须要追求选贤任能。
中评社：香港一直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香港还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自由港是香港最大的标签，现在香港社会有声音呼吁香港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比如主动做一些规划以及解决一些民生问题，香港政府的此类动作也在增多。您觉得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吗？香港政府角色增多与自由港地位会有冲突吗？香港如何保持自由港的吸引力呢？
田飞龙：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种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典管治模式，在西方也已经失败，并且发生了转型。我们看今天的欧洲的政府，还有美国的政府，没有一个是小政府，他们本身都背负着非常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生保障、福利主义等等政府的管治责任和保障责任。所以实际上欧美的政府已经完成了一个福利政府的转型。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但是很快福利主义又卷土重来，所以不能简单的讲西方的优良治理模式仍然是小政府大社会，必须看到风险社会的到来，还有分配正义的严重的挑战，以及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阶层的撕裂和对抗，还有民粹主义的兴起等等所有问题都在挑战着传统政府的管治能力，都要求政府积极去回应和解决一些新的风险和挑战。在此过程当中，如果还固守小政府的教条的话，治理会普遍的出现失败。
香港回归以来的很多管治政策以及治理的失败，就归咎于香港一直教条化的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消极管治策略，放任香港市场的资本力量去捆绑政府的政策，去产生垄断，以及将香港社会正义予以压抑和边缘化。
今天的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要解放思想，走出既往的公务员“制度舒适区”，要积极保障民生，实现社会正义，并且加强规划与管治能力，以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社会动员来应对外部干预和制裁的风险。这些都必然塑造一个更加管治有为的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在今年施政报告中也特别强调未来的公务员要职“能者居之”。香港特区政府如果不往这方面转型、改变，它不仅会让国家失望，也会让香港人民失望。
中评社：“通关”是现时香港社会最关注的话题，有观点认为，香港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在通关问题上不等同于一般境外地区，您怎么看这一观点？您对通关有什么预测吗？
田飞龙：通关实际上是对特区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而且也已经在一些层面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但是香港由于它的制度，还有它本身控制疫情的基本措施是效仿欧美，并且保持着跟欧美之间较为宽松的一个疫情防控的管制措施，以至于它更多的实际上是在跟欧美通关，没有跟内地通关。当然这表现了两制的差异，也表现了特区政府的管制思维还停留在以前的模式上，因此特区政府应当用通关这道考题来好好考考自己，是不是真正对“一国两制”有一个透彻完整的理解，是不是真正能够内心由衷的去敬佩、借鉴、学习国家抗疫模式当中合理的并且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跟方法。这方面我看到特区政府也有在做政策的检讨跟努力，以便满足内地通关相应的要求，这其实是一个对两地人民生命健康都负责任的积极表现。
这就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特区政府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管治能力上展现“一国两制”之下，真正贤能爱国者的水准。如果他们真的能做到的话，不仅中央对他们会更信任，而且两地人民也会认为香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被包容进来，被证明是可以互通，这样也会重新赢得民心。相反如果通关失败，香港的疫情有起伏，并且不能够达到与内地之间的这样一个标准，我觉得特区的管治能力以及民怨，仍然会在浮动之中。通关与否，也是对“一国两制”的一种特别的制度能力测试。
中评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张爽实习记者胡毓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随着国家制度性力量的决定性进场，整个香港社会面临一个社会结构的大转型，由原来反对派所主导的公民社会转向爱国者所主导的爱国社会。香港社会结构的转型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整体前提之下，在社会的一些具体的治理领域，快速发生着一些基本话语、力量和范式的转换。
“未来要担心的已经不是二次‘占中’或者二次修例风波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要担心的就是投票率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教育改造效果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国家认同，另外就是香港社会活力的问题。”田飞龙说。
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这是新选制下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目前提名阶段已经结束。田飞龙对中评社说，从报名竞争的情况来看的话，多元性确实不足，光谱急剧向爱国者阵营以及中间派、温和派集中。这一方面是制度门槛提高造成的，另一方面，新制度落地之后，香港反对派的基本盘整体上没有能够完成一个制度性适应，即转化成忠诚的反对派，他们没能够改造自己，重新进入这一场民主政治游戏，所以未来的投票率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比例。
田飞龙续指，新制度落地之后，在尝试实践的时候，各方都在观望，都在磨合，以至于没有产生一个积极的互信所造成的结果，我们要客观的去面对和理解。但多元性相对削弱，并不影响竞争性，竞争甚至会更加激烈。本次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无论是投票率还是最终当选者，会构成一个新的政治生态，其实会给香港的选民以及香港一些持观望态度的、怀疑这个制度的、比较犹豫的竞争者一个信号，即这个制度其实是鼓励不同立场但是能够在爱国问题上取得一致和共识的人来参与游戏，并且有很大几率胜选的。“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选举制度跟社会人心重新结构性磨合过程，但是我们很难期待它在第一次磨合的时候就会表现的那么完美。”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着有《香港政改观察》、《后占中治港》、《香港新秩序》等。
以下是访问全文：
中评社：我们注意到涉港学者群体与涉台学者群体存在很大的不同，后者明星多，更加炙手可热，您是青年涉港学者中的翘楚，是什么让您在香港问题还没有成为显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条路？您研究香港问题多年，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田飞龙：涉港、涉台问题我都在进行研究，它们是我国国家宪法与国家治理中都具有相当挑战性的课题。香港问题涉及到了已经法制化的“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怎样面对来自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的挑战问题。这些挑战在最近10年来越来越激进化、极端化，实际上在刺激着中央去思考和回应“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到底是什么？“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则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