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变局中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意涵
【摘要】当前，国际局势依旧错综复杂，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治理格局在不断演变中。两岸融合发展面临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在严峻形势下，中央政府仍没有改变为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置业提供各种便利化措施的政策初衷。两岸融合发展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的必要阶段。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治理格局依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全球化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变革更需新方案。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的影响力显着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显着增强，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等理念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值，赢得广泛理解认同。①在这一背景下，两岸融合发展依然大道不孤，为推动祖国统一进程，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制度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开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践场域。
一、新冠疫情和新技术将叠加重塑全球治理改革方向
当前，新冠疫情仍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造成冲击，不仅直接表现在确诊感染人数居高不下，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复苏以及国际贸易、投资均产生幷造成严重冲击。除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外，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指标上均处在负值区间，其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节奏不同，但彼此间的关联影响仍在加深。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新冠疫苗供给的规模、速度和特异性方面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次疫情也可能加剧各国及其内部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长期影响。国际劳工组织评估结果显示：全世界42%非正规雇佣的妇女在严重的与受影响的经济部门，而这一指标的男性比例为32%。世界银行一项新的估计表明：全球范围内每5份工作中就有一份可以在家完成；但在低收入国家，每26份工作中祇有一份可以在家完成。
疫情影响对不同的产业影响高度分化，不仅表现在产业增长潜力上，也表现在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加速上。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多要素间形成更为复杂、弹性和动态的关联性。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催生出“云”会议、“云”贸易和“云”协定这些新的快速响应机制，挑战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长期塑造的既有“核心-边缘”结构，出现“去中心化”趋势。这一结构特征将在未来长时间内影响全球治理中国家间的传统权力结构分配关系。全球治理面临更多样性的治理主体多样性和目标多元化，同时治理中的协调成本也会显着增加。全球治理改革中面临着“全域”均衡和“局部”均衡的多重约束，危机响应的机制需要更为迅速。
二、解决“台湾问题”将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中国范式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保护主义、分裂主义和反智主义叠加的巨大挑战。这些发达国家政府和政党是否对全球治理改革能保持理性客观和冷静克制的态度仍存在巨大变数。全球治理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拐点。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期间已经完成了其自身从“调停人”到“危机制造者”的角色转换，严重侵蚀了全球治理改革成果。美国视“台湾”为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核心因素，要始终为美国利益服务，其“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幷未改变。我们知道：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环境中，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和现实主义是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历史上，人口过剩、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与帝国主义相连。②美国藉由“实体清单”、拉小圈子和“长臂管辖”，向其他国家“兜售”政治意识和过剩资源幷从中牟利的国家行为，这种行为不再以其国内政党偏好为根本出发点。美台之间在科技产业不断的“排他性互动”行为也扰乱了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市场逻辑。这终将损失掉世界经济的净福利。其他一些国家的“选边站”策略也处于自身现实利益考量。2015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Shahar Hameiri撰文指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魅力”出于商业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因此应利用对中国不断深化的援助、投资和贸易关系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内外政策目标。③
当前，中国已迈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中国创造性地解决了贫困问题，实现中国国内富起来的目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更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参加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域治理。面对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时，构建起两岸融合发展的韧性治理模式，有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将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塑造新的大国形象提供中国经验和范式。
三、两岸融合发展是台湾经济行稳致远的坚实支点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因此，建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型治理机制。两岸经济关系正式开启以来，双方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密切，在经贸额和投资总量上逐年增加，台湾是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二，两岸产业链垂直分工模式依然是两岸贸易紧密的基础。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阶段，通过OEM逐步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之后台湾抓住全球经济发展时机，通过建立全球生产协作网络与有效连接中国大陆市场，实现了经济增长。台湾经济内核是产销合一；台湾贸易与生产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塑造出了社会意义，带动了台湾社会转型发展④。台湾经济要实现接续发展，就应驾驭好宏观经济三驾马车；其驱动力在中国大陆。在两岸贸易结构中，电子零组件是最主要的产品，且中间品占比高。台湾电子零组件产业中，集成电路产业占比85%，其中晶圆代工占80%以上，DRAM约占10%；在其余15%的产业中，二极管（含LED）约占20%，印刷电路板约占35%，太阳电池约占8.5%，电阻器与电容器约占23%⑤。上述产品需求的最大客户群体就是大陆台资企业。这些台资企业在大陆从事加工生产，终端产品出口欧美市场。
三，中国大陆宏观经济稳定为大陆台商提供了最为优良的发展环境。2008年以来，大陆台资与大陆整体经济发展趋势相同。成本驱动与集聚经济驱动是对外投资的两种核心逻辑。早期台资企业选择大陆投资的原因主要寻求低经营成本。近些年来，随中国大陆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经营成本也出现增加趋势。此时，能够继续留在大陆幷增资的台资企业，或是新来大陆的台资企业更看重的是大陆经济稳定带来的正外部性，集聚经济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大陆的市场容量。台湾工商时报在《2020年大陆台商1000大》报告中指出：2020年台商在大陆投资额增长41.5%，2020年大陆台商千大企业营业收入为7903亿元人民币。面临中美经济脱钩风险，大陆台商经营的最大困境是对美出口碰壁，其他市场如隔山打牛。⑥因此，在大陆为台商继续提供公平竞争的开放稳定环境中，大陆台商的最优选择是同步与大陆市场关联。两岸间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贸易紧密度的增加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坚实支点。
四、两岸融合发展为岛内社会治理提供了宽阔愿景
近年来，岛内经济禀赋优势衰减，社会福利分配问题突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地区的GDP平均成长率达到10%以上，基尼系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一直维持在0.3以下的水平。台湾地区财政部门统计资料显示：台湾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显着加大了教育投入；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高于社会福利支出。1994年之前台湾地区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超过20%。从劳动力市场看，台湾地区自1981年以来，名义薪资水平呈现出整体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台湾通过教育投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均有跃升，劳动所得份额1990年达到51.74%的高点值（台“行政院”主计处数据）。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在开放金融市场、增加资金流动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⑦
进入2000年后，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岛内资源禀赋衰减，社会福利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台湾整体的平均薪资在200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就一直呈现出徘徊下降趋势。岛内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出现增长。金融自由化过度也导致了资产恶化、金融风险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台湾地区的痛苦指数（失业率和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之和）也一路飙升至亚洲“四小龙”之首。近些年台湾地区GDP的增速在降低，失业率却维持较高水平,储蓄率上升，投资率在下降。缺电、缺水、缺地、缺工、缺钱也日渐成为岛内当前经济发展的掣肘。近些年来，除消费物价指数增幅较小之外，在地区经济总量、进出口、生产、投资、人均所得等经济指标，以及在人口出生率与福利支出等社会指标上，其增长动能都明显减弱。在推动台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台湾当局已无计可施。“两岸议题”就成为民进党当局寻求问题出口的“蓄水池”。
两岸融合发展不是两岸间“内卷化”，而是共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双赢策略。从区域治理机制的视角看，岛内民进党当局一直采取所谓的竞争性区域策略（不寻求融合，而是用自己的优势反对国家力量，强调经济分权）。中国大陆采取的是融入型区域策略（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建立经济和文化桥梁）和自治性的区域策略（自治政府的历史和民族区域）。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设计需要有三个条件：符合既定规则；规则本身经受得起以共有的信仰为参照而进行的论证；重要成员对特定权力关系明确表示接受。⑧而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的“台独治理”方式却明显暴露出了其岛内政治制度设计的漏洞。民进党当局祇会将台湾带入更危险境地，岛内其他党团组织的治理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国家统一，一国两制”方略下，两岸融合发展不仅涵盖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心灵契合各层面；更在公共服务、同质生活体与网络社群等新经济形态的融合上也得到体现；这为台湾经济社会总体进步将提供超越经济指标意义上的宽广内涵。因此，两岸融合发展是两岸人民期待美好生活愿景下的共同心声与时代命题。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5月。
②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aveland Press,1979.
③Shahar Hameiri,"China's 'charm offensive'in the Pacific and Australia's regional order,"The Pacific Review 28,no.5 (2015),632.
④陈介玄.台湾产业的社会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⑤台湾外贸协会，2020年1-12月台湾出口情势分析，2021年1月。
⑥工商时报，2020年大陆台商1000大，联华书报社，2020年8月。
⑦朱兴婷，邓利娟，杨林波，1980—2016年台湾金融改革分析：总结与借鉴[J].亚太经济，2018(5):137-152。
⑧David Beetham,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Palgrave Macmillan,199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1月号，总第287期）
【摘要】当前，国际局势依旧错综复杂，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治理格局在不断演变中。两岸融合发展面临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在严峻形势下，中央政府仍没有改变为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置业提供各种便利化措施的政策初衷。两岸融合发展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的必要阶段。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治理格局依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全球化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变革更需新方案。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的影响力显着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显着增强，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等理念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值，赢得广泛理解认同。①在这一背景下，两岸融合发展依然大道不孤，为推动祖国统一进程，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制度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开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践场域。
一、新冠疫情和新技术将叠加重塑全球治理改革方向
当前，新冠疫情仍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造成冲击，不仅直接表现在确诊感染人数居高不下，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复苏以及国际贸易、投资均产生幷造成严重冲击。除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外，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指标上均处在负值区间，其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节奏不同，但彼此间的关联影响仍在加深。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新冠疫苗供给的规模、速度和特异性方面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次疫情也可能加剧各国及其内部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长期影响。国际劳工组织评估结果显示：全世界42%非正规雇佣的妇女在严重的与受影响的经济部门，而这一指标的男性比例为32%。世界银行一项新的估计表明：全球范围内每5份工作中就有一份可以在家完成；但在低收入国家，每26份工作中祇有一份可以在家完成。
疫情影响对不同的产业影响高度分化，不仅表现在产业增长潜力上，也表现在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加速上。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多要素间形成更为复杂、弹性和动态的关联性。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催生出“云”会议、“云”贸易和“云”协定这些新的快速响应机制，挑战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长期塑造的既有“核心-边缘”结构，出现“去中心化”趋势。这一结构特征将在未来长时间内影响全球治理中国家间的传统权力结构分配关系。全球治理面临更多样性的治理主体多样性和目标多元化，同时治理中的协调成本也会显着增加。全球治理改革中面临着“全域”均衡和“局部”均衡的多重约束，危机响应的机制需要更为迅速。
二、解决“台湾问题”将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中国范式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保护主义、分裂主义和反智主义叠加的巨大挑战。这些发达国家政府和政党是否对全球治理改革能保持理性客观和冷静克制的态度仍存在巨大变数。全球治理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拐点。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期间已经完成了其自身从“调停人”到“危机制造者”的角色转换，严重侵蚀了全球治理改革成果。美国视“台湾”为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核心因素，要始终为美国利益服务，其“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幷未改变。我们知道：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环境中，地缘政治、经济地理和现实主义是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历史上，人口过剩、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与帝国主义相连。②美国藉由“实体清单”、拉小圈子和“长臂管辖”，向其他国家“兜售”政治意识和过剩资源幷从中牟利的国家行为，这种行为不再以其国内政党偏好为根本出发点。美台之间在科技产业不断的“排他性互动”行为也扰乱了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市场逻辑。这终将损失掉世界经济的净福利。其他一些国家的“选边站”策略也处于自身现实利益考量。2015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Shahar Hameiri撰文指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魅力”出于商业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因此应利用对中国不断深化的援助、投资和贸易关系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内外政策目标。③
当前，中国已迈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中国创造性地解决了贫困问题，实现中国国内富起来的目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更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参加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域治理。面对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时，构建起两岸融合发展的韧性治理模式，有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将为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塑造新的大国形象提供中国经验和范式。
三、两岸融合发展是台湾经济行稳致远的坚实支点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因此，建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型治理机制。两岸经济关系正式开启以来，双方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密切，在经贸额和投资总量上逐年增加，台湾是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