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重磅：王英津析四个坚持与台独
中评社北京11月6日电（记者 海涵）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发院研究员王英津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此前的所谓“双十讲话”，尤其是其中的“四个坚持”论调进行深度剖析。
今年10月1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发表了题为“共识化分歧 团结守台湾”的讲话。讲话中关涉两岸的部分全面阐述了蔡当局今后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纲领。其中，最受争议的是她提出的所谓“四个坚持”，即“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台湾人民的意志。”上述“四个坚持”的核心旨意是什么？这“四个坚持”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四个坚持”会对未来两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本次访谈中，王英津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王英津认为，蔡英文所谓的“四个坚持”是其2016年上台以来最强硬、最系统、最直白的“拒统谋独”言论。其中，蔡英文所提出的“两国互不隶属论”比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在“台独”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具危害性、挑衅性、危险性。该论调从根本上违背两岸关系的历史、法理和现实，是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台独”论调，是对台海现状的重大改变，必会遭大陆的反制和严惩。今后大陆要严防蔡英文当局利用“修宪”从法理上落实“两国互不隶属论”。
王英津，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发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地方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治理、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出版《国家统一模式研究》、《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台湾地区政治体制分析》、《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分离与统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冲突与合作：海洋主权争端中的两岸关系》（第一着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分析》、《国际领土变更公投案例研究——比较视域中的“台独”公投》（第一着者）等著作，发表论文150余篇。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提出的所谓“四个坚持”，在两岸之间引起了高度争议，她提出这“四个坚持”的目的为何？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
中评社：您刚才从总体上谈了对蔡英文所提出的“四个坚持”的看法，下面想请您对“四个坚持”作逐一具体分析。首先，第一个“坚持”，即所谓“坚持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蔡英文想以此表达什么意涵？
王英津：实际上，第一个“坚持”并非新论调，在此之前，蔡英文曾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要“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这是蔡英文当局抗拒大陆统一的所谓“价值观牌”或曰“民主牌”。
一直以来，蔡英文当局将两岸统一说成是“大陆威权吃掉台湾民主”，将台湾的“拒统”说成是“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今年“双十讲话”中，蔡英文再次抛出“坚持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的说辞，旨意有三：一是借助台湾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一致性，将自己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捆绑在一起，有助于博得更多的国际同情，进而获取它们对台湾当局“拒统谋独”的支持；二是有助于获取岛内民众对其抗拒大陆统一政策的支持；三是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制度，当然也包括捍卫台湾民众运用民主制度所开展的民主行动，最重要的是通过2300万人的公投来决定台湾前途。
中评社：您认为，蔡英文的第一个“坚持”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台海问题上所打的“价值观牌”是否有一定关联性？
王英津：两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美国及其盟友将中国统一台湾说成是“威权吃掉民主”，进而将他们阻挠中国统一的行为说成是“捍卫西方国家和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制度”，其目的无非有三：一是为自己介入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统一寻找“合法性”借口；二是表达支持“台湾社会捍卫民主、抗拒统一”的意志，通过肯定台湾的民主制度，把台湾列入西式自由民主阵营，借此来表达美台具有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共同利益、共同立场，所以要支持台湾捍卫民主；三是通过打“民主牌”支持台湾，进而借此打“台湾牌”对抗大陆。所以，蔡英文的第一个“坚持”与美国及其盟友介入台海问题时打的所谓“价值观牌”具有融通性。
王英津：蔡英文当局宣扬的所谓“台湾民主与价值”，以制度差异作为抗拒大陆统一的挡箭牌，其实是无稽之谈，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两岸统一政策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月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台湾同胞的私有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由此来看，在“一国两制”安排下会保留台湾民主，并不存在“要吃掉台湾民主”，既然如此，蔡英文当局谈何“捍卫台湾民主”？说到底，蔡英文当局“捍卫民主是假，抗拒统一是真”。众所周知，国家统一问题不是单纯的“民主问题”，而是“主权问题”。蔡英文当局的“民主拒统”，实质上是以民主权利对抗国家主权，以少部分人的“民意”来对抗全体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对民主本意的故意歪曲，只顾“一部分民意”而无视作为共同所有者的“另一部分民意”，这不符合人民主权的逻辑。
中评社：蔡英文的第二个“坚持”，即所谓“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四个坚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且在两岸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国台办将其界定为“两国论”。您认为，该“两国论”与李登辉的“两国论”有什么不同？
王英津：蔡英文的第二个“坚持”可以简称为“两国互不隶属论”，我认为，该论调比李登辉的“两国论”更加激进。在台湾，关于“互不隶属”之类的说辞，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早已有之，但它们多是指“一个中国内部的两个政权互不隶属”，并且这“两个政权”之上不仅有一个“虚体一中”作为“屋顶”，而且还有致力于未来统一的表述。譬如，在李登辉时期，1991年的“国家统一纲领”、1992年的《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等重要文件均隐含有“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相关表述；1993年11月21日，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台当局代表江丙坤根据台“外交部”提供的文件发表书面声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历史、地理或文化含义的一个中国下，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1994年7月5日，台当局“陆委会”发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正式抛出“一个中国，两个互不隶属的对等政治实体”的定位，并指出这个“政治实体的含义相当广泛，可以指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或一个政治组织”，但又同时指出“双方既不属于国与国间的关系，也有别于一般单纯的国内事务”。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抛出了“两国论”，即“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李登辉所谓“特殊的”，其意涵是“两岸虽同属一个民族，但却为两个相互不隶属的主权独立国家”。很显然，这是他借鉴“东西德关系模式”的产物。
中评社：陈水扁在2002年曾提出“一边一国论”，您认为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与陈水扁当年的“台独”论调有什么异同？
王英津：从根本上说，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与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为底版的“台独”论调。但从发布论调的场合来看，两者具有不同。众所周知，陈水扁最早提出“一边一国论”，是在2002年8月3日，他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会第29届年会时的发言中所抛出，该场合属于非正式场合，且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然而，蔡英文抛出“两国互不隶属论”的场合则是“双十国庆”这个正式、重大的场合，且政治敏感度颇高。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比陈水扁“一边一国论”更具危害性、危险性和挑衅性。
中评社：您认为，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与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论调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性？
王英津：从“两国互不隶属论”的来龙去脉看，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此前的“（小）中华民国论”、“中华民国台湾论”、“中华民国重生论”、“大陆邻国论”等具有一脉相承性，且早已处于“呼之欲出”状态，她只是选择了今年“双十讲话”这样一个时机，将其合盘抛出而已。
事实上，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是将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论”以及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加以糅合而形成的论述，是赤裸裸的“两国论”。至于部分学者所争论的该“两国论”究竟是“一中一台”抑或“两个中国”，其实并不重要。我个人认为，该“两国论”在形式上是“两个中国”，实质上是“一中一台”，这从蔡英文这些年的理念、政策、行动和话语中就可得以印证。“两国互不隶属论”违背两岸关系的历史、法理和现实，是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台独”论调，是对台海现状的重大改变，必遭大陆的反制和严惩。
王英津：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大陆历来不承认台湾当局所谓的“宪制性文件”，因此，关于“违宪”一词，只是借用台湾学者的表述。我认为，如果按照岛内现行“宪制性文件”来看，蔡英文的所谓“两国互不隶属论”是改变现状、推进“台独”的论调，所以是“违宪”的。按照台当局现行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内不存在“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当前两岸关系为一个中国架构内的特殊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不过，我注意到，中国时报10月30日报道，10月29日，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出席“中国大陆政经社会变迁动向”国际研讨会时，有记者追问他，蔡英文所提“两岸互不隶属”是否“违宪”，他回应说，“宪法”从1991年后做了多次修订，不能用74年前的观点来看待现在。这既表明邱太三的狡辩，也表明1991年以来台湾地区所谓的“宪法”被七次“修宪”改得漏洞百出，同一条文可以存有不同解释方向。这正是大陆前些年对蔡英文当局所谓“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的表述一直未予直接回应的缘由，并将其称为“未完成的答卷”。现在看来，当时大陆关于“未完成的答卷”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中评社：鉴于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在两岸间引起的轩然大波，蔡英文办公室、陆委会和民进党部等接连发声，为蔡英文辩解，声称“互不隶属论”，主要是强调“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目的是捍卫“中华民国主体性”。言外之意，“互不隶属论”不是蔡英文升级“台独”论述。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些补充解释？
王英津：这纯粹是狡辩。“两国互不隶属论”不单单是“捍卫中华民国主体性”，更是在这一基础上向“两国论”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蔡英文当局仅仅是捍卫“中华民国主体性”，而不搞“台独”的话，他们就应该像两蒋时期、马英九时期一样，在坚持“中华民国主体性”的同时，坚持“中华民国政权的唯一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两岸关系问题被限定为是一个中国框架下的政权纷争问题，这虽然伤害中国的主权，但并不直接挑战中国的主权。然而，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已经超越了“捍卫中华民国主体性”的限度，将问题的性质彻底改变了，将矛盾升级了，这直接挑战了中国的主权。蔡英文办公室、陆委会等事后出来补充解释，主要是担心大陆的强烈反制。
中评社：您如何分析蔡英文提出的第三个“坚持”，即所谓“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蔡英文当局的“拒统谋独”，通常会打着“维持现状”的旗号，给外界以“不统不独”的假象。所以说，她推行“台独”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迷惑性，对此两岸人民应擦亮眼睛，注意识别。
中评社：第四个“坚持”，即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台湾人民的意志”。这其实是蔡英文一贯秉持的理念和观点，这次她又做了重申。这个论调有一定的迷惑性，它究竟错在哪里？请予以分析。
王英津：这是蔡英文当局为抗拒大陆的两岸统一政策而打的“民意牌”。两岸统一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应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峡两岸14亿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很显然，这是蔡英文借民主和民意来“拒统”而找的理由。蔡英文的这一论调具有迷惑性，但其实并站不住脚。
其一，台湾方面对于“现状”的界定本身就是错误的，台湾从来就不是“主权独立国家”。其二，这是对民主的异化和滥用，违背民主性公民投票的本意。台湾作为地方行政区域单位不能援引“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理论进行单方面的领土变更。所谓的“2300万台湾民意决定论”是对“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理论的断章取义，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评社：从“台独”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看，您认为，蔡英文所谓的“四个坚持”究竟是什么样的论述？通过“四个坚持”，能反映蔡英文当局什么样的政策意图及其走向？
王英津：我认为，所谓“四个坚持”是蔡英文当局精心设计的“拒统谋独”论述，是对其“台独”理论和政策加以整合与提炼的产物。从“四个坚持”的内容看，有的以前就已被多次提出过，而有的则是首次提出。据我不完全统计，第一个“坚持”，即所谓的“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或近似表述，她之前曾使用过30次；第三个“坚持”，即所谓的“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曾使用过20次；第四个“坚持”，即所谓的“坚持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曾使用过15次。只有第二个“坚持”，即所谓的“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系首次提出，但这是“四个坚持”的核心所在。
很显然，蔡英文借中美战略竞争、美国盟友纷纷介入台海问题、美国承诺保护台湾之际，利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这一重要时机抛出所谓“四个坚持”，直接将两岸关系界定为“国与国关系”，是为下一步落实“台湾国家正常化”作理论铺垫。
中评社：您认为，所谓“四个坚持”反映出蔡英文当局推动“台独”路线的策略和手法具有什么特点？
王英津：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模糊走向清晰。仔细回顾梳理不难发现，蔡英文的“台独”论调，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明晰的渐进过程。蔡英文上台之初，声称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并尊重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等等。然而，“四个坚持”的提出，则意味着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完全清晰化，其“台独”立场昭然天下。
第二，由隐晦走向公开。蔡英文上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她内心里秉持“台独”理念，但对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表述却相对比较模糊，其“台独”政策还多少带有点面纱，带有“犹抱琵琶半掩面”的色彩。但时异事殊，其方针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表达得更加递进、更加清楚直白。即便跟其前段时间所抛出的“邻国论”相比，也更加赤裸，因为“邻国”除了指大陆，他们还可以辩解为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等，至少在形式上不是“一对一”的指代。而“两国互不隶属论”则是直接就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来论述的。可以说，所谓“两国互不隶属论”的抛出，则意味着蔡英文当局原有的面纱全部揭掉，露出了赤裸裸的“两国论”面容。
第三，从“对自我身份定位”到“对双方关系定位”。以前蔡英文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多采取自我定位的方式，即着重强调自身的“主权地位”，而较少强调双方的“主权地位”。譬如，2017年5月22日，蔡英文发表“对大陆当局致函干扰我国参与WHA的谈话”时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个省。”而这次蔡英文采取了对两岸政治关系直接定位的方式，明目张胆地将两岸关系界定为“互不隶属的两国关系”，这无不表明蔡英文对大陆的态度已经无所顾忌，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英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宣布“台独”。截至目前，大陆官方尚未在技术操作层面具体界定什么是“台独”、以及怎样算是宣布“台独”。作为学者，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从所谓“两国互不隶属论”对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性质来说，无疑在“台独”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说，这个“互不隶属论”是非常恶劣的“两国论”。尽管其抛出“两国论”与宣布“台独”已非常接近，甚至只差“一步之遥”，但从性质、程序和结果上说，抛出“两国论”与宣布“台独”还是有所不同。前者仍停留在“论述”、政策宣示层面，而后者则进入“行动”、法理改变层面。通常理解，宣布“台独”一般要经过台湾地区公权力部门的相关法律程序、再经过台湾地区民众的公投确认，最后由台湾地区领导人依照公投结果作出宣布。这种情况，就是大陆绝不容忍的“修宪台独”。
回顾当年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最后也停留在了政策层面——2007年陈水扁企图通过推动“新宪公投”的途径从法理上予以改变，但后来迫于大陆的威慑和岛内各方的压力，公投最后“胎死腹中”，致使两岸有幸避免了一场战争。倘若“台独”势力将来通过“修宪”方式从法理上落实“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问题的性质就截然不同。届时大陆绝不会做出任何退让，只有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独”势力采取非和平手段予以沉重打击。
据我观察，蔡英文的“台独”策略是，把一切“台独”准备工作都做足，仅保留“中华民国”这一门帘，“屋子”里面的政治设施全部更换，把该做的、能做的“台独”工作全部做好。在她看来，只要不更改“国号”、公开宣布“台湾独立”，大陆就没有对台湾使用武力的理由。“剩余的任务”就是等待时机，只要时机到来，就趁势“独立出去”。对此，大陆应保持高度戒备。
中评社：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使用“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72年”等表述，这些表述是否表明其在“台独”道路上更加狂奔？
王英津：首先，我们来看蔡英文当局的“中华民国台湾”论调。她在4700多字的“双十讲话”稿中，有3次提及“中华民国台湾”。其实，近几年，蔡英文经常在重大场合使用“中华民国台湾”这一称谓。那么，蔡英文为何称“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台湾”？其意图是什么？众所周知，虽然“台独”势力杜撰出各种“台独”理论和论述，但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困境，那就是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他们一方面要借壳“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又要否定“中华民国”，图谋“台湾法理独立”。于是，蔡英文当局就将“中华民国”与“台湾”并列起来使用，须知，蔡英文当局强调的“中华民国台湾”与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具有一脉相承性，它继承了李登辉、陈水扁当局关于“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台独”论述，进一步完成了“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改造，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实现了“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合体”。
其次，我们看蔡英文当局“中华民国台湾72年”的论调。这是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进一步细化表述，在本质上属于同一个论调。在今年“双十讲话”中，蔡英文虽使用了“‘中华民国’110年历史”的表述，但立足点是“在台湾的72年”，并宣称“从1949年中华民国立足台湾以来，经历72年成就了今天中华民国台湾的崭新样貌”。据统计，通篇讲话共使用“72年”5次。蔡英文当局在时间上将所谓的“中华民国”限缩于自1949年以来，在空间上缩限于台澎金马地区，使之与1949年之前的历史及割裂开来，从而切断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接。蔡英文当局人为地改变所谓的“中华民国”纪元时间和领土空间，其政治意图非常险恶，那就是将所谓“中华民国”阉割成一个自1949年以来在台湾“重生”的、与台湾一体化的“中华民国”，与历史上大中国意义上的“中华民国”不论在时间抑或空间上都有本质不同。这是对两岸关系的法理、历史与现实的严重歪曲，是改变台海现状的“台独”论调。
中评社：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是在当下中美关系稍显缓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有人认为“四个坚持”不符合当下美国对华政策，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台在唱“双簧戏”。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王英津：截至目前，美国对蔡英文的所谓“四个坚持”没有公开表态，既没有看到支持的报道，也没有看到批评的报道，只是一些媒体做了一些猜测性报道。但这些猜测是否正确，目前不得而知。不过，有人认为，美国对蔡英文所谓“四个坚持”没有提出批评，就可以据此推断美国实际上默许蔡英文的所谓“四个坚持”。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政策历来具有两面性，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尤其突出，故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也同样具有两面性。有时拜登政府刚刚出台一个对华接触的政策，那么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对华对抗的政策；有时其经贸部门的官员释放友善接触政策，而其外交、军事部门负责人却发出强硬表态。蔡英文的所谓“四个坚持”发表于中美元首通话之后，即双方均采取措施防控中美之间出现重大危机、擦枪走火，且在经贸领域开始出现对话的情势之下。有人根据美国政府的“阴阳手法”策略，认为蔡英文的“四个坚持”是美台在唱“双簧戏”。从现实情况看，蔡英文抛出所谓“四个坚持”，不仅没有对美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拉近了美台之间的关系。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外界猜测的所谓“双簧戏”之说也并非没有可能。
中评社：蔡英文抛出所谓“四个坚持”，鼓吹“台独”、煽动两岸对立。请问蔡英文的“四个坚持”会对两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下一步台海局势的走向？
王英津：我认为，“四个坚持”是蔡英文当局向大陆的公开叫板，挑衅意味浓厚。尽管之前蔡英文当局一直不接受“九二共识”，但还存在模糊性，譬如，“九二共识”的历史史实，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等等。当下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等于彻底、公开、明确地抛弃了“九二共识”，这也就釜底抽薪地破坏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在事关一个中国框架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大陆绝不会有丝毫让步。在未来民进党执政的一段时期内，看不到两岸关系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台海紧张局势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甚至出现台海危机。
王英津：目前蔡英文的“两国互不隶属论”与“台独”的终极目标只差“最后一里路”，海峡两岸热爱和平的人们担心，蔡英文既然在政策上抛出了“两国互不隶属论”，今后可能会借助“宪改”从法理上落实“两国互不隶属论”。若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两岸和平就不复存在。
蔡英文在今年“双十讲话”提出的“工作部署”中，着重强调了“修宪”问题。但从10月21日“民进党宪政改革小组”最终确立的“宪改”六大方向看，2022年的“修宪”项目没有过于刺激大陆的议题。根据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出的“宪改”六大议题包括废除“考试院”、“监察院”；将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降低为18岁；降低“修宪”门槛；缩短新旧“总统”交接期间，缩减看守期等。表面上看，这次“修宪”议题，除了废除“考试院”、“监察院”存在着明显的“去中国化”的“台独”成分之外，其他没有特别敏感的关涉两岸的议题，但事实不然。我认为这次“修宪”最具危害性议题的是降低“修宪”门槛，一旦“修宪”门槛被降低，就等于打开了“台独的潘多拉魔盒”，无疑会对今后的两岸关系造成严重挑战，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相较于2022年“修宪”，大陆需要更加警惕台湾2024年的“修宪”。由于蔡英文一心谋求“法理台独”，并追求个人“历史地位”，加之美国也逢总统选举之年，所以不排除届时会有高度刺激大陆的议题。当然，现在距离2024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也可能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况且“修宪”公投的议题也并非完全由台湾自身所能决定，所以未来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不能过早推断，尚需进一步观察。但不管未来怎样，“修宪台独”一定是两岸关系发展中“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为此，大陆必须从现在就要做好应对“法理台独”挑战的万全准备。
中评社北京11月6日电（记者 海涵）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发院研究员王英津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此前的所谓“双十讲话”，尤其是其中的“四个坚持”论调进行深度剖析。
今年10月1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发表了题为“共识化分歧 团结守台湾”的讲话。讲话中关涉两岸的部分全面阐述了蔡当局今后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纲领。其中，最受争议的是她提出的所谓“四个坚持”，即“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台湾人民的意志。”上述“四个坚持”的核心旨意是什么？这“四个坚持”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四个坚持”会对未来两岸关系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本次访谈中，王英津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王英津认为，蔡英文所谓的“四个坚持”是其2016年上台以来最强硬、最系统、最直白的“拒统谋独”言论。其中，蔡英文所提出的“两国互不隶属论”比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在“台独”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具危害性、挑衅性、危险性。该论调从根本上违背两岸关系的历史、法理和现实，是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台独”论调，是对台海现状的重大改变，必会遭大陆的反制和严惩。今后大陆要严防蔡英文当局利用“修宪”从法理上落实“两国互不隶属论”。
王英津，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发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地方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治理、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出版《国家统一模式研究》、《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台湾地区政治体制分析》、《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分离与统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冲突与合作：海洋主权争端中的两岸关系》（第一着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分析》、《国际领土变更公投案例研究——比较视域中的“台独”公投》（第一着者）等著作，发表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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