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大咖讲书：洪雯谈两个香港鸿沟
中评社香港9月1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8月26日下午，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四期学习活动在香港总部举行。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国际金融学会研究员洪雯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围绕其最新著作《两个香港的弥合之路》进行主题分享，深入剖析了香港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并探讨了未来出路。
洪雯表示，香港早已裂变成“一号香港”和“二号香港”，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和此消彼长的鲜明对比及矛盾。“一号香港”集合了香港现阶段的主要优势和国际功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亚太区资本流通平台、高端服务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扮演着东西方之间超级联络人的角色，是全球化下的赢家，但其并不足以支撑全体港人的发展需求，只有其利益主体——主要是精英阶层能从中受益。而大多数中产和基层市民赖以安身立命的“二号香港”在过去多年出现了竞争力倒退、产业空心化、服务业日趋单一化、新发展动力难以成长、就业结构两极分化和劣质化、贫富差距扩大、中产向下流、年青人前景渺茫等等现象。香港过去多年的发展，“二号香港”并未能充分受益，反而承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冲击，其利益主体——包括大部分中产阶层和社会基层，为此付出了代价。
洪雯指出，由于缺乏前瞻性的战略和有远见的政策引导，“一号香港”的繁荣并没有带动“二号香港”的发展，两个香港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
她认为，两个香港的利益并不一致，但在现实中两个香港往往被混为一谈，其中之一受益便当作是香港整体受益，忽略了另一个香港可能因此受到的影响，以至于很多政策建议看上去仿佛对香港有好处，但有可能一个香港受益的同时，另一个香港为之付出代价。她强调，未来必须客观考察每个阶层的真实处境，辨析两个香港各自的利益所在和发展需求，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两个香港的弥合，洪雯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扭转只发展高端产业的思维，兼顾高、中、低产业；大力推动2.5产业的发展；建立科技产业的生态体系；推动贸易物流业的转型升级；改善《竞争条例》，促进市场竞争；调整与内地的合作模式，从单向优势转移走向双向优势互动；将大湾区的产业发展机遇、服务的需求带来香港，推动香港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多元化等。
洪雯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香港必须在危机下启动中长期的结构转型，巩固“一号香港”，更要推动“二号香港”的实体化、多元化；发挥所长的同时，更要弥补所短；向外扩张优势的同时，更要把全球和内地的发展机会带来香港，带给本地人。在这个过程中，特区政府要破釜沉舟，打破“自由市场”的禁忌，打破怕犯错的思维，改变自身角色，积极引导经济朝两个香港均衡受益的方向转型。只有让大多数人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启动两个香港的弥合，才能够实现所谓的“二次回归”，也就是人心的回归。
中评大咖讲书主持人、中评社编委林艶在开场白中介绍了洪雯博士的经历背景。她表示，洪博士在港已经长达20年，她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横跨智库、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目前是香港一家大型商业集团研究主管，曾在香港特区政府担任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和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事务主任，也在利丰研究中心担任过副总裁。洪博士长期跟踪内地重大发展战略和政策，观察香港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且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关于香港经济问题的时评文章。因此，她对香港经济所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有着系统化的思考，尤其是对香港的发展战略、产业转型和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等课题有着深入研究。此外，两地生活和教育经历也使她对香港问题的观察有着更加广阔的视角。
以下为主讲全文：
我从事研究多年，与人探讨香港的情况时，经常被问到几个问题：第一，大家都说香港人是经济动物，很崇尚经济理性，但为什么香港人什么都反？是不是“反智”？第二，国家给香港这么多好处，为什么香港人不感恩？香港是不是被宠坏了的孩子？第三，为何回归以来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反而最离心？
这些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在这本书中，我尝试从经济角度解读为什么香港会出现这些问题。在撰写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有几个期待：第一，放下内地人看香港的思维和心态，尽力推心置腹地去理解香港人。第二，放下政治分歧、价值判断，放下“黄”、“蓝”的分野，客观考察每个阶层的真实处境。第三，放下政策研究者的“想当然”，尽量去贴近现实。此话怎讲？我在特区政府工作的时候，其中一个工作内容是负责粤港联席会议下的粤港策略研究小组，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积极推动CEPA落实，研究如何推动香港的服务业企业能够顺利进入内地。2013年，我离开特区政府进入了香港一家大型商贸集团，非常凑巧的是，该集团正正是获得CEPA001号证书进入内地市场的香港服务业企业，这给了我一个完美的机会去考察这10年来CEPA给香港企业带来了什么？又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我的第一手调研结果告诉我，企业确实受益了，因为内地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企业可以在一个更接近生产基地、成本更低、市场更大的地方去运作。所以，这家商贸集团很快进入了中国的十几个城市，在上海、广东都建立了总部。可是，站在香港整体社会的角度是赢还是输呢？从2003年到2013年，该集团在香港的员工总数从4000多减少到2000多，减少的职位全都是中层职位。随着该集团将部分功能转移内地，这些职位都流失掉了。研究者“拍脑袋”的思维会认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搭上内地这辆高速前进的列车，对香港必然有好处。但是，怎样去搭？怎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让香港社会普遍受益？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面非常想去探讨的问题。
总体来说，从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寻找让本地经济、本地人能够充分受益的一些解决方案，这便是我撰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
平行时空中的两个香港
我的分享有四方面内容。首先我想谈谈“三重风暴”下香港的平行时空。“三重风暴”是指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美贸易冲突、新冠疫情。
不知大家近期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想去吃某一样东西时，打开openrice或者去实体店，才发现已经结业。不只是零售小店铺，连大型连锁店也出现大量结业的情况。7月27日“香港01”的一篇报道称，被誉为百业之母的旅旅游业复苏无期，呼吁市民“用消费券去救亡”。今年的十一黄金周马上到来，去年“十一”期间，媒体报道称，“黄金周上水药房风光不在，街上十肆九空”，广东道“服务员比顾客还要多”。据悉，当天入境香港人数是93人，而2018年修例事件之前是24.7万，这是一种戏剧性、断崖式的下跌。2020年7月、8月是香港失业率最高峰，旅游、餐饮、零售、酒店相关产业失业率达10.8%，建造业达11.3%。虽然今年数据有一定好转，但还需要经过考验。因为此前特区政府投入3000亿救市基金，很多基层是靠救市基金苟延残喘，之后何去何从还是未知。
但是，这些惨淡的现实倒也不是香港的全部。2020年入市的某新楼盘，成为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的“票王”，打破20年纪录，很多人一票难求。第一太平戴维斯高管也预测，香港未来10年的楼价还会持续升高。此外，香港旅游市场如此惨淡之时，金融市场资金却持续流入。事实上，不论是资本还是楼市买家，他们用脚投票和用钱，给香港投下了信心的一票。
这让我们仿佛看到平行时空中两个没有交集的空间。一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资本流通平台、超级联络人、高端服务中心。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之下，国家更需要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优势还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香港的代名词是“笼屋、 劏房”、产业单一化及空心化、 经济缺乏新增长点、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年轻人缺乏向上流通空间，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香港？事实上这两面都是真实的香港，因为香港早已裂变成两个香港，我将其称之为“一号香港”和“二号香港”。
我们先来看看“一号香港”的特征。拥有750万人口的香港，长期在各类世界经济排名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从2005年起就一直位居前五，且有四次登上榜首；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从2012年开始，香港一直名列前十，2019年是第三位；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从2007年起，香港就一直是排名前五，2019年是第三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2007年开始香港就一直紧随纽约、伦敦，偶尔与新加坡并列或者在其后，2020年修例事件之后跌到第六，但五大竞争力指标一直都名列前茅；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推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从1995年到2019年香港一直是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2020年位居全球第二。
“一号香港”还有什么特征？其一，一流的集资和财富管理能力。2019年，香港再登全球IPO（首次公开募股）集资排名榜首，是11年来的第7次，183家公司在香港上市，总集资额3000多亿。2020年为全球IPO集资排名第二。香港股市则长期位列亚洲第三，全球第五，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5万亿美元。此外，香港亦是中国与环球资本市场的主要的联通通道，全球离岸市场的最大人民币枢纽，也是亚洲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和第二大外汇市场。
其二，跨国公司的全球、地区总部聚集地。2019年，香港拥有超过1500间驻港地区总部，接近2500间驻港办事处。他们为什么选择香港？因为香港一直都是对外投资的平台，能够给他们在全球运作中带来平台效应。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每年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中，香港一直都排在前10位，2020年排名第七。2020年6月的《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指出，香港是连接两个电压不同的电路的变压器，以非常高超的技巧，联通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令资本可以在中国与外界之间顺畅的流动，这也让香港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三，早已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过去10多年，香港本地GDP或是人均GDP，无论是以购买力计算，还是以2010年的价格为标准来计算，都属发达经济体的行列，特别是2019年的人均GDP排名第11位。
其四，富人天堂。从2013年到2018年，香港的高资产净值人士增幅达到23%，增长非常快速。在香港管理的资产超过一半来自非本地投资者，全球富人都将香港作为财富管理中心。2018年，香港记账的跨境财富有1.3万亿美元，位居整个亚太区榜首。2019年，香港有96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排名全球第二。瑞信《2019财富报告》指出，香港成年人人均财富为50万美元。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特征，香港有了“纽伦港”的美誉。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Michael Elliott在《A Tale of Three Cities》一文中创造了一个词——“纽伦港”，就是纽约、伦敦、香港三个城市的合称。2008年，“纽伦港”是排名前三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三个城市位于不同的时区，连接起来正好涵盖24小时，具有互补性。三个城市所架构的金融体系，主导了全球资金的主要流通，而且三个城市具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特色，比如有较大比例移民人口、文化具有区域影响力等。所以，这篇文章将这三个城市称为全球化的典范，作者亦预计21世纪这三个国际大都会将持续引领全世界各大地区的发展潮流，可称为香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国际化是“一号香港”最核心的特征。香港很多国际功能是通过“一号香港”来发生，“一号香港”也集中了香港大部分的优势。香港是全球城市、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东西方超级联络人、人民币离岸中心、企业走出去平台、跨境公司地区总部基地、高端服务业中心、富人天堂等。这并非浪得虚名，全球的资本和企业的的确确用脚投票的结果。“一号香港”的产业有三大板块：金融、地产及所需高端服务业。香港是国际资本流通平台，金融业首当其冲是核心，而地产与金融高度绑定、高度融合；此外，金融、地产亦需要一系列高端服务，包括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等。那么“一号香港”的利益主体是谁？很显然主要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包括资本家、投资人、精英阶层和所紧密相连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些附属于精英阶层的中产阶层。但是，很可惜的是“一号香港”如此美好的景象，只不过反映了香港的一个小片段，不足以支撑全体港人的发展需求。
“一号香港”与“二号香港”之间的最明显的距离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2006年到2016年，香港最富裕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差距从34倍扩大到44倍。2016年，香港除税和福利转移之前的坚尼系数是0.539，这个数据非常惊人。除税和福利转移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降低坚尼系数，但2016年除税和福利转移后的坚尼系数仍高达0.473，比新加坡、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法国都高，且超过了临界界限。
香港对贫穷的定义是相对贫穷，将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定为贫穷线。《2018年香港贫穷报告》指出，香港有43.5万户超过100万的贫穷人口，占整体人口近15%。不只是收入的不平等，资产的不平等在香港更加明显。1993年到2020年，香港楼价指数上升三倍，但住户入息中位数只上升了67.3%，收入远远跟不上资产飙升的幅度。当资产升值时，香港拥有自置居所的整体住户的比例却在下降，从2008年的53%下降到2018年的49%。最近两年，楼价超过家庭入息中位数的20倍，香港已连续10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高、最难负担的城市。公屋的轮候时间长达5.8年，9.3万户、21万居民住在劏房里。
事实上，“二号香港”容纳了香港大多数人口，是大多数中产和基层市民安身立命的家园。香港比较传统的产业都在“二号香港”，包括贸易、港口、物流、旅游及相关的零售、餐饮、酒店、各种服务业等。“二号香港”里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部分企业由一两个人或者是家庭组成。因此，其利益主体就包括大量中小微企业、受雇于这些经济板块中的中产和基层以及依赖社会福利生存的非就业群体。
两个香港之间其实并非是“一刀切”、毫无关联，互相也在为对方服务。例如，“二号香港”的人也要去银行借钱买楼或处理一些金融需求，但金融的核心功能并不是为“二号香港”服务，它的核心功能是为国际金融流通服务。“二号香港”中一些经济活动事实上被“一号香港”的资本家所把持。我们经常讲资本霸权，“一号香港”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二号香港”，但他们之间的关联只是一面，另一面是二者之间巨大的鸿沟，此消彼长的鲜明对比和矛盾。经济学家经常谈到“涓滴效益”，事实上这种效应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二号香港”的状况。香港虽然被《时代》杂志誉为“全球化的典范”，但这并没有让大多数人受益。
需辨析两个香港的实际需求
第二，我想谈谈两个香港背后的深层次矛盾。“一号香港”与“二号香港”产生撕裂，这背后有一系列经济深层次矛盾。其一，产业结构单一化，特别是制造业的全面空心化。1980年，制造业占香港GDP接近25%，贡献了近40%的就业。2018年，香港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只有1%，而类似的单独经济体如新加坡，其第二产业占GDP的22%，瑞士则占24%。
其次是经济的过度服务化，同时也出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香港有四大支柱行业：金融服务、旅游及相关产业、贸易及物流、其他专业服务。2000年，这四个行业在GDP中占比为49.4%，2018年达到57.3%。新的增长点在香港一直成长不起来，四大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高，经济也越来越集中。
还有就是产业结构的两级分化和低端化。在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中，我们可以粗略地把金融视为高端，旅游及相关的零售、餐饮、酒店等视为低端，贸易及物流和其他专业服务则视为中端。从四大产业过去近20年间的增长速度中，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两极分化、中间塌陷和低端化的趋势，增长最快的是最底层的旅游业和相关产业，排名第二的就是最顶端的金融业，产业在低端化和高端化，而低端化显然更为明显。工商服务及贸易物流出现“中间塌陷”现象，对GDP的贡献从34%下降到33.1%。产业发展趋势两极分化、低端化，自然就导致了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和劣质化。比如说金融是香港最光鲜的行业，是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它贡献的就业人数只占总就业人数的6.8%，总人口的3.5%。就业人数变动率增长最大的是旅游，而贡献了大部分中产就业的贸易和物流处于萎缩的状态，阶层上升的通道开始收窄。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过度的金融化、地产化。金融化是指金融收益远远超越劳动收益，特别是非金融企业将越来越多的资源转入金融当中，其越来越多的收益来自于金融，而不是本业。当经济出现金融化和地产化的时候，就形成了财富推动型的增长模式，资产带动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快于靠劳动去赚取的薪金的增长，这种结果必然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财富推动型的经济和金融化、地产化的发展趋势，深刻影响了社会资本和人才的流向。香港每年的状元，除了选择学医，就是修读金融和法律，就都是“一号香港”的产业。而且，当经济过度金融化和地产化时，会大大压抑创新、创业、创意，所以香港这么多年来经济一直缺乏活力。我来香港20年，没有见过本地一家大型新企业出现，新产业更难以扩张。年轻人在这个社会中靠劳动谋生，收入增长永远是追不上楼价和通胀的。所以，他们关心的公平正义不再是如何去创新，如何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只聚焦于资源再分配，只关心分配上的公平，而不再关心社会发展的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平行时空中出现两个撕裂的香港，以及他们之间越来越触目惊心的对比。各种研究报告普遍给出的政策建议都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香港所长去服务国家所需”，这两点我非常赞同，而且我也认为是香港未来发展必须坚定去走的方向。可是，这两个方向是否足以解决“二号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香港未来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事实上香港一直都在国家大局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就是全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到今天为止，改革开放40年，香港贡献了全国超过50%的FDI（外商直接投资），在大湾区则达到60%—70%，个别城市到80%。香港一直都不是局外人。此外，就是“CEPA悖论”，企业将部分功能转移内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企业获利的同时本地的产业和就业是在流失的。
再有就是“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可是香港的“所长”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号香港”，受益的只有“一号香港”的精英。“二号香港”需要什么？需要补短板，需要吸收别人的所长。
所以，我希望能够去深刻辨析两个香港的实际需求，从各自的发展需求出发，找到有针对性的建议，从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出发，找到令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
两个香港撕裂的三大根源
我觉得主要有三大因素造成了两个香港撕裂的根源。第一，超级全球化下香港的三次既成功又失败的转型；第二，香港自由放任体制下资本霸权的形成；第三，移民因素的冲击。
什么是超级全球化？从1980年代开始，世界上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主要目标是推动市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现方式有几点：一是放松市场管制推动私有化，国家逐渐退出了很多社会的供给，为资本去松绑，推动金融汇率的自由化；二是80年代由美国主导成立的WTO、IMF、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来推动经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三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标，想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以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为蓝本的政治改革。
超级全球化与之前的全球化有什么不同？之前的全球化是以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为主，在全球流通的是最终产品，企业相对固定在一个地点：美国企业在美国生产，中国企业在中国生产，澳洲企业在澳洲生产，最终产品在全球流通。超级全球化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资本流通取代商品贸易流通，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动力。全球的直接投资开始迅速膨胀，带来的结果是企业不再局限在其基地，而是把产品的供应链进行拆解。一开始是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一些劳动力较丰富、成本较低的地方，后来发展到整个供应链每个环节都进行分解，通过离岸、外包，再整合成一个产品。跨国公司在全球追逐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和高额回报，成为了全球化的驱动力及全球价值链的控制者。
超级全球化后，全球跨境FDI飞速增长，在全球流动的不再仅仅是商品，还包括了资本、生产设备、产品设计、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乃至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有了流动性。
事实上，超级全球化是双刃剑。我以美国为例，来解释一下这一看法。很多人讲，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利最多，因为它是超级全球化最直接的推手，是全球规则最主要的制定者，而且全球化下的国际机构大多由它主导，包括WTO、 IMF等等。另外，它拥有全世界最多、最强的跨国公司。所以，很多人觉得美国的产业越来越高端，企业利润是留在美国的，美国获益最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过去20年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急速扩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本土就业的减少和劣质化趋势。数据显示，美国60%的劳动力是领取时薪或者是周薪的，这类工作非常的不稳定。此外，美国也出现了中产塌陷、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急降、底层无望的困境。全球化下很多制造业向外迁移，以前的蓝领白人工人丧失了工作机会，纷纷转向餐饮、零售等比较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但他们同时面临愿意接受更恶劣工作环境、更低薪的墨西哥、非洲、亚洲移民的竞争，如果他们有所怨言，又会被人指责为种族歧视、种族主义。过去这两年，此类矛盾非常凸显，美国人积累了越来越深的怨气，最悲观的是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下一代将比自己过得更糟，对他们而言，通过劳动改变命运、步入中产的美国梦已经幻灭。
我通过查阅数据发现，美国产业高端化的同时，出现了空心化的过程。资本在全球流动带动就业和产业的流动，高成本的国家是资本流出、产业流出的主要来源地。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和高端就业虽然留在美国或给了美国人，但获益人只是资本家以及与他们共谋的华尔街，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精英阶层，但实体产业及紧密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过去超级全球化的过程中大量流失，中层、基层就业也大量流失。与香港的情况非常相似，在超级全球化下同样也出现了两个美国。
Andy Grove是英特尔的创办人，他在2010年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怎样去创造就业》，在网络广为流传。他认为，美国对制造业的价值严重低估，过去这些年全世界都推崇美国的硅谷，但硅谷强大的创新机器并没有为美国人创造太多就业机会。他认为，车库中的发明创新非常重要，但R＆D的成果变成产业、商品的过程同样重要，可在过去这么多年，科技产业规模生产的过程已经不再在美国发生，硅谷的创新成果大多拿到其他国家去变成产业和产品，美国的就业机器开始空转了，无论再创造多少间INTEL、APPLE，就业都难以改观。他提到，在“美国研发、境外生产”的模式下，美国将变成一个由高附加值工作人群、无法转移的低端就业人群以及失业人群构成的社会。这是Andy Grove10年前的预测，关照今日的美国，可以发现他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持续会带来阶层的断裂，带来对立，这种争端已经出现。
在超级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同时还出现了资本霸权和过度金融化的趋势。在超级全球化之前，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个互相制衡、相辅相成的关系，勉强能维持平衡。可是超级全球化后，他们之间的博弈天平从此就失衡了。资本的全球流动赋予了资本一个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可以决定就业的地理位置，决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博弈转变成了由资本家控制的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竞争。从1973年到2019年，美国工会会员大量退出工会，工人退出劳动市场，资本霸权形成，财富成为赚取收入最有力的工具，工资的增速远远不及资本增速，拥有资本的人对经济的垄断性不断增强。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失业率并不能反映最全面的就业情况，因为很多人直接选择不就业。超级畅销书《从零到一》的作者Peter Thil有一个演讲，在美国2016年大选的时候被誉为“改写了教科书”。传统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自由贸易会让人人受益，但Peter Thil称自由贸易并没有惠及所有的美国人，反而是让美国空心化。美国失去成千上万的工厂、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让很多城市的核心沦为废土。他认为受惠的只是金融财阀和精英阶层；而政策制定者喜欢自由贸易，因为他们自己是赢家。
超级全球化还包括一个因素就是人的全球化，美国人还面对着移民冲击。首先是就业方面的冲击，移民更愿意去接受更低端、更恶劣、更没有福利的工作；其次是福利，移民更依赖社会福利和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此外有移民还会带来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族群矛盾。美国一个机构预测，到2055年，美国白人将少于总人口的50%，到2065年美国白人将只占45%左右。《 Hillbilly Elegy》一书，就描述了美国“铁锈带”上的城市，在全球化中产业流失后面对的情况，社区崩塌、城市衰败、社会底层濒临绝望。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也曾提到，其实“美国自身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
超级全球化在美国一路高歌猛进，到2008年迎来一个转折点，那就是金融危机爆发，把很多美国以往坚信的体系和价值观都摧毁了，引发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怀疑和反思。2010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举着“我们是99%”的牌子，愤怒地喊出他们的“被剥夺感”。2016年特朗普为什么会赢？这就是根本原因。若不是疫情这只黑天鹅，很大概率他还会赢。不光是美国，全球都出现了“特朗普化”的趋势，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反移民。我觉得资本主义发展到2008年，走上了一个转折点，人们开始去反思全球化、去调试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百年大变局，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香港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必须去审时度势，寻找自己合适的发展道路。
前面说了超级全球化是双刃剑。导致香港的撕裂第一大根源，正是全球化下香港的三次既成功又失败的经济转型。第一次转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香港迅速崛起为四小龙之首，这个崛起是通过工业化。当时联合国对中国禁运，香港无法继续转口港功能，找到一个新道路就是发展轻工制造，而且是以出口为导向的轻工制造。1970年制造业成为香港的第一大产业，对GDP贡献超过30%，对就业贡献超过40%。此外，本地生产和本地产品出口两方面发展极大地带动了相关生产性服务业，香港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发轫。1980年前后，香港成为了全球高收入地区，而且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香港非常成功的一次转型，忽略了其失败的一面。当时工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开始向外转移制造业，香港成为承接制造业的一个地点，靠的是大量的移民。香港大量移民都来自内地，每当内地出现战乱、政治风波，香港就会出现一波移民潮。这些移民有一种难民心态，香港前途未卜，他们是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一切只以眼前活得下去为第一目标，不太做长远的打算。这种难民心态对香港影响非常深远。此外，香港有浓重的重商主义文化，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它是一个转口港，功能非常单一，英国人在香港的运作是以服务商业为主，对资本非常宽容。这几重原因导致香港倾向于短期思维，不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发展方向，以至于1970年香港工业快速发展以后，缺乏内部推动力去转型升级，一直依赖低成本、以出口为导向的轻加工业。新加坡、台湾等地迅速冒起，而香港成本快速飙升，要靠低成本加工制造来竞争已难以为继，转型升级又缺乏内部动力。
正当香港面对这个瓶颈的时候，出现了天赐良机——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突然有了一个面积广、成本低且拥有大量劳动力的基地，所以，香港企业把生产环节搬迁到了内地，特别是珠三角，以“前店后厂”的模式参与全球竞争。当制造业中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服务业就出现了专业化的快速发展，香港变成一个粤港跨境生产服务中心，高峰时期曾在珠三角雇佣1000万劳工为港资企业工作。1980年到2000年，香港扮演着中国产品流入西方的最重要通道，是亚太区贸易物流中心。贸易物流业在这个阶段就变成香港最大的经济部门，2000年达到GDP总量的23.6%，2005年达到30%。
同时，由于内地制造业、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外资，香港成为了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和西方资本进入内地的通道，逐步演变为国际金融中心。2000年金融业占GDP总量的12.8%，专业和工商服务占10.6%。
这段时期，是香港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亚太区贸易、物流、航运、金融枢纽，大量中产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但同时，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香港简单地把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珠三角，并没有借机推动高端制造业、科技产业的发展，没有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1980年到2000年，香港制造业出现了全面的空心化，GDP占比从最高峰30%降到4.5%，本地出口从70%降到10%，经济走向全面服务化。新加坡没有像中国内地一样广阔的腹地，只能忍痛转型，但今天其产业结构比香港要完整、稳健得多。
第三次转型是2000年到2020年，其实就是香港回归之后。刚才讲超级全球化在过去20年快速发展，跨境资本流通大大增加。中国2001年加入WTO，与外界之间的资本流通和调配需求大大提升，给香港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香港成为世界走入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金融代理”。此过程带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会计、法律、咨询、研究、公关、广告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香港升级为了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以往为广东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慢慢走入了困境。首先，广东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前店后厂”模式难以为继；其次，中国加入WTO后自身服务业开始成长；第三，香港的服务业直接走到内地为港资服务，而不是从香港这个地方提供服务，“迁移”和“替代”效应开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离岸贸易开始取代转口贸易，成为香港贸易的核心，导致利润率的大幅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制造业流失后，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萎缩和空心化。
第三次转型直接促成两个香港的撕裂。中国当下正走向高质量发展，全球化的参与越来越深化，中美博弈下中国更需要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例如，有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退市来香港二次上市。未来中国会更加需要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一号香港”集中了香港的主要优势，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贸易、物流、旅游这些传统功能，以及一些中低增值产业的竞争力在下跌，开始空心化，中层就业规模越来越萎缩，行业增值下降，大部分人靠“二号香港”安身立命，但路越走越窄。
我们看到，两个香港彼此脱节和断裂。“一号香港”前景广阔，但不足以支撑全体港人的发展需求，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获益。金融业从业人士只占总人口的3.5%，而且金融功能是国际功能，联通全球和内地，不需要在香港扎根，就像中环很多内地精英都不需要讲广东话，不需要了解本地的情况。很多中资金融机构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是香港人。他们只需要国际视野和对内地市场的了解，不太与本地发生关系。所以，“一号香港是“悬浮”在“二号香港”之上的，基本没有交集。
我们总是说香港应“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现在融入的这种模式并没有让“二号香港”充分受益。哪怕在三重矛盾之下，资本还是不断涌入“一号香港”，但二号香港产业越来越单一化。涌入的资本到了金融市场、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楼价，加剧两极分化。再加上服务业企业走进内地，本地服务业更进一步空心化。本地基层赖以为生的旅游业，繁荣之时每年6000万人次的游客量，但增值低、依赖游客大进大出，一旦外界发生变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贸易的传统功能也在弱化，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在收窄。
解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中央给了香港这么多优惠政策，为什么香港人不感恩？”“为什么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香港人离心力最强”？我们看到，第三次转型直接促进两个香港撕裂，而第三次转型恰好与回归重叠。回归之后的这20年，促成金融中心发展，也促成“二号香港”空心化；香港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并没有享受到。事实上，香港的反修例事件等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反全球化运动，只不过香港的全球化与内地最为相关，内地成为全球化的代罪羔羊。而香港人在未经思考的情况下，把一切全球化的弊端归结在了内地身上——这是我个人对这两个问题的经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