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至君:中美有战略三误区 需尽快走出

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7月28日电(中评社报道组)7月上旬,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主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行。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七位中美问题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和中国的应对等问题深入交流。

  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在这次论坛上表示,如果要论述中美关系,脱离不了“战略互信”这个词,用国际政治中的概念表述,当两国均相信对方以 “绝对收益 ”、“非零和博弈 ”为主要目标时就应当视为拥有战略互信,反之则视为缺乏战略互信。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战略互信问题被提上了中美关系议事日程。2009年9月2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建议中美通过相互 “战略保证 ”增加战略互信。随后时任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资深主任贝德于11月6日提出中美“通过语言和行动建立信心和信任” 然而,中美关系风风雨雨40多年,两国始终用复杂的心情和目光看待对方,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反而在战略缺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是个超级现实主义国家,中国的快速全面增长会受到美国更多的防范与软硬抵制。中美在各个方面的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并且正在固化为常态。特别是,经过特朗普前政府四年的“折腾”与“破坏”,美国两党已基本确认,中国崛起的对外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甚至取代美国,按国际政治的理论概念来讲,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一对敌对关系,不存在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究其原因,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原因有:第一,双方真诚沟通不足,某些共识未见诸行动。第二,经济摩擦政治化削弱战略互信基础。第三,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 。王缉思和李侃如在2013年就提出中美战略互疑,认为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会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关切。近10年过去,可以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中美战略互信崩盘的过程已经加速出现,“战略互疑”的阶段已经过去,不夸张的说,中美之间在特朗普前政府执政后期,出现了可能彻底脱钩的危机,并且这个危机到现在还在暗流汹涌,两国关系并未出现一些人此前期待的转圜。   具体来说,郭至君认为,目前中美关系之中存在三大战略问题——误判、围堵、盲动。

  首先,拜登政府存在严重的对华战略误判,纵观拜登上台近五个月来的对华动作,我们不难看出,3C中的“对抗”的一面显然占比更重。拜登在2011年8月访华的时候,曾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说了这么一段话:战略互信是美中关系持久稳定发展的关键,双方应该增加接触,增进相互瞭解,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美方充分理解台湾、西藏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完全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0年过去,拜登不仅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还在新疆问题上搞大动作。作为一个相对瞭解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美国资深政客,拜登很清楚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事关中国主权、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是中国所界定的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但今天的拜登却执意在这方面推倒了两国的战略互信,走向战略误判。

  对比特朗普前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确有调整。可惜,它调整的不过是应对中国的手段和方式,而业已形成的遏制、打压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此前一些极端美国政客挑起的意识形态对抗已经成为整个华盛顿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刻意建立在战略误判基础上的,尽管中国领导人近些年在国际许多多边场合上都表明过中国无意争霸世界老大地位,也无意对美国本身形成威胁,但拜登政府仍然对中国充满战略焦虑,甚至喊出“不会让中国在其任内超过美国”的逻辑混乱的话。我认为,拜登政府这样的错误战略不仅不会改善中美关系,还非常容易借着现今高涨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继续将中美关系推至更危险的境地。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实行战略围堵,其多边主义浪得虚名。此前拜登试图在“欧洲行”期间传达重振多边主义价值观和“团结”盟友的信号,事实上,这样的表态其实从其上台之初就开始显现,但究其谈话内容,“中国”是始终绕不开的敌对话题。拜登花了相当多的精力说服盟友统一对华立场和行动,尽管G7联合声明提出将推动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捩点,但其实际意图恐怕是将2021年打造为抱团应对中国“威胁”的开局之年。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访问时表态担忧中美会走向“结盟冷战”的境地,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趋势,亟需警惕并且小心对待。

  中国人理解的多边主义是协商一致、合作治理、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曾强调,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王毅外长近期也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到,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但是现在拜登政府的做法是利用强权政治来挑动集团对抗,这不是中国所期待的多边主义,而是美国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这样的作法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更加虚伪、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

  第三,拜登政府对华存在战略盲动的危险,而中国希望平等、有底线的良性竞争。

  拜登上台近半年,对华制裁方面动作颇多,特别是在高新科技领域,“拉黑”了59家中企,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美国国会参议院更是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要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政府没有取消前任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还同时在投资、技术竞争方面频频出台法案“加码”,成立所谓的供应链中断工作组,这样的战略盲动必然重伤中美关系,令人担忧。

  中国向来不怕竞争也欢迎竞争,但竞争不是没有底线的攻击和想方设法的打压。我个人认为,中国希望拜登所说的中美“激烈竞争”的内涵,是建立在公开、公平、有原则、有底线之上的。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美国驻华公使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民近日接受专访时坦言,中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威胁,而美国为保住过去的垄断地位切断同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贸往来甚至通过军事手段威胁对抗中国崛起都是徒劳的。对此我们深以为然,战略盲动的魔鬼,或许就是隐藏其中的战争。   郭至君认为,目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存在战略误判、战略围堵、战略盲动这三大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重新构建中美战略互信基础这一根本问题。那么如何跳出这样的怪圈?她认为,还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冷战思维、狭隘思维,重新回到构筑战略互信的轨道上来,有以下“三步走”:

  首先,积极接触。因两国关系进入“下降螺旋”且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背景,现在双方各层级的交往少之又少,但两国领导人的除夕通话和三月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就是沟通交流的实例,不管怎么说,国际关系始终离不开人际交往,中美之间人员交流非常重要。中美两国应排除万难,双向靠近,重新打造两国之间稳定的沟通、交流管道。

  其次,逐步深入瞭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路线不会动摇,不会放弃重大战略机遇期,也勇于开辟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期。拜登政府应该清楚,打压、遏制中国是不可取也是不会成功的。拜登政府应该多瞭解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思维,调整自身的焦虑心态,正视中国的发展,承认中国的成就,不要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袭用特朗普时代的冷战思维和民粹主义,更不要“换汤不换药”地搞小圈子围堵、遏制中国。

  第三,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真正取得进展。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大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很多,可以携手的地方也很多。新冠病毒、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废水排放等等关乎人类共同和平与安宁的挑战就摆在我们眼前,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找寻共同议题,实打实地开始共同解决,而不是在面临挑战时一味地泛政治化,将可以密切合作的机遇束之高阁。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我们应当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

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7月28日电(中评社报道组)7月上旬,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主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行。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七位中美问题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和中国的应对等问题深入交流。

  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在这次论坛上表示,如果要论述中美关系,脱离不了“战略互信”这个词,用国际政治中的概念表述,当两国均相信对方以 “绝对收益 ”、“非零和博弈 ”为主要目标时就应当视为拥有战略互信,反之则视为缺乏战略互信。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战略互信问题被提上了中美关系议事日程。2009年9月2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建议中美通过相互 “战略保证 ”增加战略互信。随后时任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资深主任贝德于11月6日提出中美“通过语言和行动建立信心和信任” 然而,中美关系风风雨雨40多年,两国始终用复杂的心情和目光看待对方,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反而在战略缺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是个超级现实主义国家,中国的快速全面增长会受到美国更多的防范与软硬抵制。中美在各个方面的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并且正在固化为常态。特别是,经过特朗普前政府四年的“折腾”与“破坏”,美国两党已基本确认,中国崛起的对外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甚至取代美国,按国际政治的理论概念来讲,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一对敌对关系,不存在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究其原因,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原因有:第一,双方真诚沟通不足,某些共识未见诸行动。第二,经济摩擦政治化削弱战略互信基础。第三,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 。王缉思和李侃如在2013年就提出中美战略互疑,认为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会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关切。近10年过去,可以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中美战略互信崩盘的过程已经加速出现,“战略互疑”的阶段已经过去,不夸张的说,中美之间在特朗普前政府执政后期,出现了可能彻底脱钩的危机,并且这个危机到现在还在暗流汹涌,两国关系并未出现一些人此前期待的转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