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日美峰会与台海地区形势
中评社香港7月27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伟男副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红教授、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承柯研究员、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林光彬举办座谈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首席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美国与日本峰会以及台海地区形势，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以《日美峰会与台海地区形势》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日美峰会于4月举行，在峰会之前两国还举办了“2＋2”对话。在日美峰会落幕之后，各界出现了系列关于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是聚焦于美日双方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和动作。今天，有幸请到六位专家就“日美峰会与台海地区形势”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王英津：目前台海局势呈现“四个加剧”趋势
大家不难观察到，当下两岸关系是自1987年两岸开启互动以来的“最低潮”。更令人揪心的是，目前如此糟糕的两岸关系很可能尚未触底，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这不能不引起两岸人民的警觉。我认为，对于当下的台海局势走向，可以用“四个加剧”加以概括。
第一是促统与拒统的矛盾在加剧。从大陆促统角度看，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后，大陆进入促统新阶段。在大陆看来，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最后一场攻坚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在大陆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在大陆地区，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存在“左右之争”，而唯独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例外，大陆民众的态度高度一致，主张统一已成为最高共识。虽然大陆促统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其推进国家统一的决心却坚定不移。随着大陆的崛起，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势头不可阻挡。
然而，从台湾方面来看，“拒统”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共识。尽管蓝绿两大阵营内部有分歧，但在抗拒统一问题上却空前一致。从岛内政党格局看，民进党独大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除非有偶发性因素。民进党拒统谋“独”的两岸政策路人皆知，2019年民进党当局先后修订“国安五法”，目的就在于阻挡两岸交流，以此捍卫“台湾主体性”。而今后即便立场稍微缓和的国民党重新上台，其抗拒大陆统一的政策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大陆促统与台湾拒统成为新形势下两岸博弈的新焦点，并且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加剧。
从大陆角度看，反对“台独”的决心坚定不移、力度丝毫未减。面对“台独”步步紧逼，大陆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全面开展反对和遏制“台独”的斗争。在政治上，彻底揭露“台独”本质，指出其非法性、危害性与危险性，通过纪念《反分裂国家法》颁布15周年、拟出台“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等方式向“台独”势力发出“红色”警告。在军事上，通过绕岛航行、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涉台军演等来警告“台独”：倘若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大陆将不惜一切代价，给予坚决、彻底的粉碎。从近一年看，大陆在武力震慑“台独”方面的动作，其频次和力度都是空前的。在外交上，针对蔡英文当局“藉疫谋独”、企图参与国际组织的挑衅，大陆不给“台独”预留任何空隙，坚决予以遏制和打击。
第三是两岸民众的情绪对抗在加剧。从岛内民调看，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负面情绪越来越严重，肆意诋毁、攻击大陆的现象广泛存在。尤其在2019年香港出现“反修例风波”和2020年疫情蔓延后，情况更加严重。台湾当局扩大“国际活动空间”、“藉疫谋独”的目的被大陆击碎后，便将台湾不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WHA）活动的责任归咎于大陆的打压，故意煽动民意，激发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仇视和不满，致使岛内对抗大陆的民粹主义情绪持续发酵。
从大陆来看，近些年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对“台独”越来越没有耐心，武统声音甚嚣尘上，这从大陆网络上可以一目瞭然。随着中国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大陆民众的心态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变化反映在两岸问题上就是大陆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期待和呼声会更加强烈，对过去能够容忍的事情变得难以容忍、能等待的事情变得迫不及待。两岸民众在网络上的相互攻击、谩骂，表明两岸民众的对立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对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及未来和平统一造成了严重阻碍。
从中国反干预角度来看，大陆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非法干预。在舆论上，揭露和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背后图谋。在政策上，全面阐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反复申明坚决反对外来干涉的一贯立场。在外交上，跟干涉台湾问题的西方国家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军事上，积极练兵备战，以随时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台海局势。中国在反外部干预问题上的原则是不惹事，但决不怕事。
基于对以上“四个加剧”态势的分析，我认为，今后随着美国对大陆挑衅的升级、美国拉拢台湾对抗大陆动作的增多和升温，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到目前为止，美国拜登政府仍在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策略，继续蚕食一个中国政策，虽然尚未突破一个中国的既定框架，但不能排除未来有突破的可能性。
其实，面对当前中美对抗危机，蔡英文当局的态度是双重的、矛盾的。一方面，她很清楚台湾作为美国的棋子，夹在中美战略对抗之间，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故而非常审慎地加以应对，担心台湾成为中美战略对抗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她似乎又抱有侥幸心理，误以为中美战略对抗是“台独”的“历史机遇”，故又持有“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心态。如果蔡英文以后者思维逻辑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会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牵制大陆的“马前卒”，这势必会将台湾带向灾难的深渊。
除此之外，两岸对抗、中美博弈、亚太格局变化、世界秩序变动四者相互叠加，以及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及其共振效应，也使得台海问题更趋复杂化和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两岸对抗不断升级，台海形势日趋紧张。随着两岸关系恶化，以及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提升，美陆台三边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仍在增加。
王伟男：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什么是融合发展？我认为，融合发展，一般是指“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简单地说，融合就是一体化、趋同化，至少是互不排斥、包容共存。现实中的融合发展不仅强调一体化、趋同化，还强调合作互助，互利共赢。欧盟是迄今为止不同经济体、不同社会之间融合发展的典范，也是迄今为止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当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事实上，欧盟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融合发展，在政治、外交等领域也有一体化的安排。在许多国际统计和国际比较中，欧盟甚至被看作一个单一的经济体。
但两岸与欧盟之间至少存在两个不同之处。一是两岸虽然在国际法上同属一个主权国家，但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发展程度、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成员国（作为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差异。二是两岸双方对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根本目标存在着激烈冲突、甚至尖锐对立：大陆方面致力于实现两岸治权上的统一，台湾现在的主流民意却是拒绝这样的统一，同时还存在越来越强势的“台独”分裂势力；而欧盟成员国之间对于欧盟的发展目标可能也有分歧，但这种分歧的激烈程度、尖锐程度远不如两岸之间。因此，我们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难度，事实上远大于欧盟成员国之间推进融合发展的难度。
关于以两岸民间交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实际成效，坦率地说，这种成效并不明显，远未达到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最根本的政策目标就是推进两岸统一，在此根本目标下，还有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特别是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拥护两岸统一这样的具体目标。但现实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两岸民间交流，除了经贸领域已经实现较高水平的相互依赖外，两岸社会和两岸民心实际上是渐行渐远的态势。而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态势却并非现在的台湾当局所乐见，他们从1990年代起就先后推动“南向”和“新南向”政策，重要目标就是降低对大陆经济的依赖。
这种怪异的发展轨迹其实告诉我们，交流不是万能的，沟通不是万能的，经贸一体化也不是万能的。台湾民间早就有“越懂大陆、越爱台湾”的说法。当年大批陆客赴台后在台湾社会产生的纷纷扰扰，足以说明问题。七十多年来，两岸在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上的差异，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两岸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涉及到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观念、信仰和行为模式，是很难被克服的，往往成为摩擦和冲突的根源。更多的交流实际上提供了更多的展示双方差异的机会，当这种差异不被包容、难以克服时，就会产生摩擦与冲突，就会造成越交流越难融合的悖论与困境。
无论是几十年来两岸民间交流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还是经济全球化这种更宏观的人类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都一再表明，交流交往的频密、物质关系的拉近，并不必然导致精神关系的拉近。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相比，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可谓不深，中国已经成为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近年来外部环境的恶化、尤其是与多数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是有目共睹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关系的压舱石，反而成为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客观事实都已经表明，比经贸关系更重要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建立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
因此，在两岸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上的差异短时间内无法消除或缩小的情况下，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将是缩小乃至消除上述差异的过程，也是两岸在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等方面趋同发展的过程。这个趋同，可能主要是台湾方面向大陆方面靠拢，也可能主要是大陆方面向台湾方面靠拢，也可能是双方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共同向中间某个位置靠拢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两岸统一之前，也可能发生在两岸统一之后。如果两岸以非和平方式实现了统一，那么两岸在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方面能否实现融合和趋同，将是统一后台海地区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香港问题自1997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应该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轨迹具有某种参考意义。
唐永红：台湾社会生态的变化及其影响
近20多年来，台湾社会生态特别是其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已然发生了几个重大质变：一是政党发展方面，在“国退民进”的量变中实现了从“国强民弱”到“国弱民强”的质变；二是意识形态方面，在“蓝消绿长”的量变中实现了从“蓝大绿小”到“蓝小绿大”的质变；三是国家认同方面，在国家认同疏离的量变中实现了从“两岸一国”到“一中一台”的质变；四是统独意愿方面，在“统消独长”的量变中实现了从“追求统一”到“追求独立”的质变；五是统独力量方面，在“统消独长”的量变中实现了从“统大独小”到“统小独大”的质变。
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结构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基本上直观地体现在历届大选中国、民两党或蓝绿两大阵营所推出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的得票率及所谓“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两党或蓝绿两大阵营“立法委员”的席次的此消彼长的变化中。事实上，当前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的上述五大质变，也已为不公开的内部民意调查以及众多公开的民意调查所一再揭示。
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质变是由诸多因素长期综合作用形成的。以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为例。当前，台湾民众普遍偏向维持现状，不愿统一，倾向独立，特别是国家认同疏离及年轻世代“天然独”，既有客观层面的因素，也有主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但主要的根源性问题在于近20多年来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绿营政治势力刻意运用台湾社会内部的基于“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定位并运作的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与舆论体系，利用各种机会与条件，不断形塑“仇中”、“恐中”、“反中”、“台独”意识形态的结果，不断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的结果。事实上，近20多年来，在对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方面，民进党是长期坚持不懈、积极作为；而自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之后，国民党在反对“台独”方面，基本上长期作壁上观、消极无为。所谓“天然独”实则是“人造独”。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的走向，主要的内因在于台湾社会的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与舆论体系在两岸关系性质上的定位及其运作的影响；两岸交流袛是一个外因，需要藉助内因而发生作用。近20年来，台湾社会内部的基于“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定位并运作的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与舆论体系，作为内因日复一日地影响着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的走向，形塑着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完好地冲消了作为外因的两岸交流对于增进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的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台湾“大选”中，民进党很容易操作基于“一中一台”定位的“主权牌”及“统独牌”而获得被洗脑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的认同与支持。本人在2016年台湾“大选”后接受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采访时曾预言4年后如果台湾民生经济没有大的恶化的情形下，民进党继续执政台湾将是大概率事件，并可能有12年的执政机会。2020年“大选”已验证了本人的部分预言。2020年“大选”后本人再次接受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采访时已再次作此预言：4年后，如果台湾安全无虞，民生经济没有大的恶化，民进党当局也没有出现大的不公不义问题以及反民主反自由问题，民进党将继续执政台湾。
事实上，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上述五大质变是近20多年来逐步量变所形成的，一旦形成，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之类的量变过程中就具有一定的质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一个主要的内因。就2020年台湾“大选”而言，外部因素的影响看起来是蛮大的，但是外因能够起作用，主要是因为有内因的基础，毕竟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在这种内因的基础上，当台湾外部环境提供了民进党打“主权牌”、“统独牌”的契机时，外因的作用就会显得很强大。当然，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是会变化的，但从新的量变到新的质变则是需要较长时间的，而变化的方向更取决于两岸主要政党在改变台湾民心民意方面的有效作为。
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上述五大质变，意味着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已经进入到“政治正确”的政治收获期。平素不重视引领民意、选举时为了选票而以所谓顺应民意而“拿香跟拜”的蓝营在野党，短期上要赢得“大选”与执政权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于事无补的，除非在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执政下的台湾出现了严重的“国家安全”与民生经济问题，以及不公不义与反民主反自由问题。
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的上述质变，意味着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不仅有可能在台湾岛内长期执政，而且必将凭藉民意支持并藉机美国对华政策改变进一步在岛内外大搞“台独”分裂活动。事实上，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拒绝“九二共识”、大搞“台独”分裂活动，阻碍两岸交流合作，而且勾连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阻碍中国大陆的发展，已经在侵犯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发展等层面的核心利益。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台海和平、台湾安全将随时可能生变。
而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的质变，以及民进党当局对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与发展等核心利益的种种侵犯行为，已造成两岸之间主要矛盾性质质变，从先前争夺国家代表权的矛盾为主，演变为分裂国家领土及主权与维护国家领土及主权的矛盾为主。如果说前者是“内部矛盾”，那么后者则可谓“敌我矛盾”。这不仅已经造成两岸关系对抗发展，而且冲击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影响到统一的代价及统一后的治理成本。
包承柯：日本是美“印太新平衡战略”中的推手
美国总统拜登于4月中旬在白宫接待了他上任后首位外国政府首脑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两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中，52年来首次再度提及中国的台湾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对美日两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这一声明给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执政了100天的拜登政府推出的“新印太战略”已经显现。以实力为基础的平衡政策是拜登政府所推动“新印太战略”的基础，而这一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推手则是日本，利用日本的力量挑战中国的利益，美国站在日本背后充当战略平衡支撑，从而实现维护美国霸权的目标。
早在冷战时期，日本就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但美国并没有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对日本社会的多层次介入，管控着日本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发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作用再次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让日本在美国“新印太战略”中充当关键作用挑战迅速崛起的中国。日本也一直想利用美国的力量重返亚洲第一的地位，也许力有未逮的日本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袛能空燃“昔日帝国”的梦想。
印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已经出现，美国虽然在全球布局中有着独一无二的介入能力，但中国在特定区域中有着地缘战略的优势，美国想以传统的霸权逻辑向中国施压的想法不符合亚太地区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现实。崛起后的中国国家利益应该被得到充分尊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损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应该推进同美国进行的战略磋商，在中国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状况下，寻求同美国多层次的战略合作形成中长远战略共识，这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繁荣的重要途经。
拜登政府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损害了区域和平与稳定。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并没有向外界所预期的那样一改前总统特朗普的极限打压中国政策的基调，而是继续延续前政府“美国优先”的认识，用更加策略性的方式联合中国周边国家拉帮结派，构建起对华包围圈，加大力度全方位地同中国进行竞争。美其名曰竞争，实是以打压、围堵和制造麻烦等多种方式阻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尽管在二战时美日两国为争当亚太区域的霸主演变成殊死的敌人，二战后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冷战期间是如此，在冷战后亦是如此。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日本当作完全平等的国家，而是把日本当作实现美国战略利益的小伙伴而已。在中国迅速崛起之后，美国开始积极正视日本的作用，鼓励日本挑战中国，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推动“新印太平衡战略”，日本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素。需要指出，日本同美国的战略利益上有交集，但是美日两国在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却并不完全一致。今天的日本愿意积极配合美国，充当美国“新印太平衡战略”的挑战者还是由于长期隐藏在日本政治家心中的“私心”作祟，这一“私心”就是日本的地缘政治目标。
201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开始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打压力道越来越大。现在拜登政府在坎贝尔的策划下，拉日本出来一起挑战中国，制造麻烦，搅乱东亚地区的稳定局面，就是看到了日本的“私心”所在。美国同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是有着不同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今天的日本已经是无法与中国相比，而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正在被中国迅猛发展势头所追平。美日两国抱团取暖来平衡中国的崛起，也许是未来30年印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最为重要的区域特征。
中国是印太地区稳定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迅速崛起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一发展必然会对印太地区和周边国家产生影响。中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需要保护，“台湾问题”的解决也是势在必然。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是中国人长期的追求。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为了谋求世界霸权的台阶，即使这两项目标都实现了，中国也没有必要也不会谋取霸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霸权国家。中美之间是可以就未来的全球战略平衡和区域战略平衡进行战略性的协商和沟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条件下，应该可以同美国实现战略妥协，寻求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
中国的发展不会停止，这是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的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坚持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中国经济从低水平的原生态农业经济逐渐在世界经济的合作中，获得了较快的增长，现在个别的城市或者个别的群体正在接近世界经济较高的水平，但是社会的大多数群体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以2020年美国个人收入的水平看齐，达到这一目标可能是30年以后的事情了，因此中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同美国至少还有30年的差距或者更长。2020年末中国政府宣布初步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生活，但是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状态看，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也就是国外有的，通过拿来主义的过程，变换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中国经济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不小的代差，很多领域还呈现出不少的阶梯差，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现在拿来主义思维还在，还将继续是主导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主要思维。
可悲的是，拜登新总统上台之后并没有深入探讨特朗普政府时期所推行的极限施压政策是否合理，没有经过深入的反省和必要的沉淀，而是在特朗普政府短视性操作的基础上，急不可耐地以系统的手法和全方位的手段为短视性操作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操作袛能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分裂，袛能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对抗。坎贝尔的论文所提出的观点果真完全付诸实施，其结果是引导全球进入19世纪初期欧洲形成的那种混乱的战争状态，把世界引向灾难，没有丝毫积极性可言。
日本一直是中国的近邻，这一地缘政治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12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经济落后，社会效率低下。相比日本，庞大中国社会的转型显得更加缓慢而滞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较快的步伐用西学改变了日本。由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成功，使得胜利冲昏了日本为政者的头脑，以为日本可以为所欲为了。1945年日本战败，受到了制裁。这一被制裁的感受并不好受，但也是冲昏头脑的代价。如果日本的为政者无法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吸取有意义的教训，未来的日本也许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日两国是近邻，地缘政治的格局是让中日两国要和平相处。依据120多年前的史实寻求历史重演的想法，袛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开拓未来型的中日两国合作关系，构建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才是符合21世纪新时代的需求。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利益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放缓进程解决，但是不能不解决，也不能无限期放置下去。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也在于拜登总统的幕僚坎贝尔的强势作为，“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各方所关注的焦点。美日2＋2会议、美日首脑会议、七国外长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都把“台湾问题”当作制衡中国的手段来津津乐道。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台湾问题”居于印太地区爆炸性冲突核心地位的状态。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台湾回归或统一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和妥协，但是可以在台湾回归的方式和台湾社会回归后生存形态上进行积极的探讨，包括台湾回归后，中美之间在全球战略层面上的合作与妥协。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有机会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寻找世界和谐相处融合之道的深层次架构的，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战略思考。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美国袛以自己一国霸权地位为至上的目标，使得人类不得不徘徊在国家间冲突的政治利益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