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大咖讲书：中评青年对话王春新
中评社香港7月20日电（中评报道组）不久前，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第二期“中评大咖讲书”学习活动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院士王春新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分享《香港新思维》著作内容，并回答了中评社记者提出的十多个热点问题，包括香港房屋问题、香港楼价中长期走势、全球通胀如何应对、人民币中长期走势等。
提及香港长期存在的住房问题，王春新表示，香港特殊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造成了高房价，现在演变为供需不对称。近来香港楼价已创新高，预测今年将上涨5%～8%，而随着香港经济复苏，楼价还会继续上升。他认为，要彻底解决香港的居住问题，必须调整香港的房地产模式，对香港的居住权进行严格保护。而楼价要调整到市民能承担的水平，至少要调整七成。
对于人民币中长期走势，王春新表示看好。他提出，虽然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会有上下波动，但总体上会处在螺旋式的上升轨道，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增长。中国现在保持着6%左右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更快，因为很多改革和发展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比如城镇化；二是科技发展正在全面突破。未来代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中，中国已经掌握了几项非常重要；三是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比美国更严谨，还保持着正利率的水平，可有效保持人民币的购买力。
至于是否担心美国制裁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王春新认为，香港的金融体系是金融全球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支点，如果打击香港的金融市场，对美国其实损失会非常大，美国的金融霸权甚至会受到影响。从血液循环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是人体的心脏，香港至少是手脚，一旦手脚瘫痪了，心脏也充满了危险。
关于创新产业发展，王春新表示，香港若要发展好创新产业，需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创新产业的发展目标，除过去政府提出的生物科技、AI、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四大产业之外，更要根据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第二，确定香港创新产业的发展规划，其一是总体发展规划，包括目标、策略、政策措施及配套政策等；其二是各个重点产业的发展规划。第三，确立区域合作的模式，思考如何将更多的生产工序、创新工序放在香港。
此外，王春新还结合个人工作经历分享了其在福建省政府工作和香港中央政策组工作的不同体会。他表示，香港是以规范思维为主，行事要规范化、国际化。其他国家有做过的就做，没做过的就不做，这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创新思维改革模式，要讲高效的运作。内地政府在改革年代，改革措施两个月之内就可以推出，而香港三五年可能都无法实现。香港是一个艰难的共识政治，要达到共识，事事都要咨询，大家有共同意见才能推出。他认为，香港目前需要对管治架构、管治体系以及管治思维做出重大的改革和创新。
中评大咖讲书主持人、中评社编委林艳在开场白中介绍了王春新博士的经历背景，她表示，王春新是一位非常权威资深的香港经济专家。1991年，王春新老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福建省政府担任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负责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经济改革方案以及研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1993年，他来到香港开始投入香港经济问题研究，至今为止已经长达28年，他的经历横跨香港金融机构和特区政府。他先后担任过中银香港的经济研究员、高级研究员、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主要从事经济分析工作和银行发展策略研究；同时，他还曾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先后担任过第一位高级研究主任及第一位首席研究主任，并且担任特区政府粤港合作策略小组成员和泛珠三角策略小组成员，协助行政长官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作。
问答全文如下：
谈住房问题：必须调整房地产模式
中评社记者：香港住宅价格自2003年见底后持续上升，创下香港历来最长的房价上涨周期。可否请您分析一下，香港高房价的现状是如何形成的？
王春新：香港的高房价，其实是房地产发展模式所导致，不完全是因为货币宽松的问题。同样是货币宽松，新加坡、美国、欧洲就没有如此高昂的楼价。日本自从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楼价也没有拉升。香港特殊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造成了高房价，现在演变为供需不对称。
香港的房屋需求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本地的居住需求，这与市民收入对应，即“刚需”；二是本地的投资需求；三是海外的投资需求，虽然香港有“超级印花税”等限制，但还是有不少海外投资进入香港。香港市民的收入只能对应“刚需”部分，无法对应来自本地和境外大量的投资需求，所以要想解决住房问题，只能降低楼价，或实行“双轨制”。我认为实行可以兼顾双方的“双轨制”是最佳方案。一方面，“新居屋计划”与收入对应，可以让香港市民“上楼”，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另“一轨”解决投资的问题，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吸收更多的投资，给香港带来更多经济收入。
前几年我发明了一个指数——居住负担指数，该指数是计算楼价的长期增长与收入增长的比例。这个指数如果是1，意味着保持现有居住水平；如果大于1，意味着楼价的长期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居住水平会下降；如果低于1，意味着收入增长超过楼价增长，居住水平会改善。如果按照该指数来衡量，美国、欧洲约等于0.7，比较合理，新加坡是0.9左右，香港则是3.3。所以，楼价要调整到大家都能承担的水平，起码要调整七成。
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增加公共房屋供应，这是合理的。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香港的整个发展模式没有定下来；另外，香港的公共房屋中更多的是公屋，这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负担，除去建筑费用，政府每年要补贴公屋大约80亿。“新居屋计划”的好处之一是定价比较低，既能减少政府负担，同时又能够让大家以比较低的负担快速“上楼”。所以，要彻底解决香港的居住问题，必须调整香港的房地产模式，对香港的居住权进行严格保护。
我们看到最近楼价又开始上涨，今年前五个月大概上涨3.6%，五月份的楼价其实与最高峰时期只差0.8%，而今年估计会涨5%至8%。虽然经济和楼价的关系不大，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复苏，楼价会继续上涨。
中评社记者：您刚才提到，香港的楼价其实已经又创新高，今年估计会涨5%至8%。陈茂波司长日前公布，市民置业负担指数首季升至约73%。疫情之下，香港楼市并未出现震动，对此您怎么看？您如何预判香港楼市的长期走向？
王春新：如果按照现在的模式，香港的楼价肯定是涨得快、跌得慢。虽然有时会调整，但调整之后还会再涨，最终的结果就是房子越盖越小、越来越少。现在政府只能通过公共房屋来解决居住问题，但做得不够到位。1997年至2003年香港的楼价大跌，但是1985年到1997年间楼价大涨，循环周期大约为18年。但这个周期可能不会持续，因为现在的房地产模式在强化，供应量比过去少了很多，国际投资者则比过去多了很多。从2003年SARS后到现在，楼价大约涨了5.5倍，但是市民们的收入仍然跟不上。
香港楼价未来会有调整的机会，但主要取决于正负利率。如果利率高于通胀率，即为正利率，楼价会下跌；如果利率低于通胀率，即为负利率，楼价会不断上涨，哪怕出现下滑短期内也会反弹。从2003年到现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属于负利率的情况。美国近二三十年来加快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型，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利率一直在低位徘徊。2019年5月，香港楼价达到高峰，随后下滑半年。这是因为美国之前加息了九次，但仍然没有达到正利率水平，所以楼价下滑的幅度并不大。
我预计美国最快到明年底就会再加息，但受到高负债率限制，美国不会调整到正利率水平。此外，金融资本主义为了促进股市发展，本身就要求低利率，低利率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这两点因素形成现在加息慢、降息快的局面。香港的房地产模式受美国利率的影响很大，这也是我呼吁房屋“双轨制”的原因，我们必须避开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
谈创科发展：打造一流创新环境
中评社记者：您在书里提到，香港畸形的房地产业是导致香港“滞胀”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香港一直都试图发展科创产业，但逃不开房地产的“绑架”，例如数码港从高科技项目变成了房地产项目。现在香港正在发展河套地区和前海，您认为应该怎样避免重蹈数码港的覆辙，让河套和前海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
王春新：2020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附加值超过1万亿人民币，占深圳GDP的37.1%，是香港的50倍以上。香港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化比深圳好，政府也花了很多功夫推动创新产业，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思考。有观点称是因为香港市场太小，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CEPA下香港的创新产品可以通过零关税进入内地。所以，主要问题在于香港的创新环境不够好。我此前提到关于打造一流创新环境的八大要素，都是针对香港现存的问题提出，比如河套、科学园、数码港，本身不完全是创新驱动器，而是像一个平台，这就暴露出创新模式的问题。香港不注重在地自创模式，没有通过培养本地企业来创新，而是通过打造平台引进外国资金、技术、企业，所产生的效果不甚理想，大家有目共睹。
若要发展好香港的创新经济，需要从八大要素中寻找缺陷，然后进行弥补。比如创新模式有问题，就要把现在平台经济的模式改过来，如果河套地区继续用平台模式，我个人是不太看好。而且，河套地区的建设速度过于迟滞，按照规划，2024年首批设施才能逐步落成。反观深圳，港深创新科技园的深圳园区投资超过1000个亿，大量企业已经进驻，包括本地的自创初创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的功能拆分。发展创新产业需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香港创新产业的发展目标。除了过去政府提出的生物科技、AI、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四大产业之外，要根据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十四五”规划提出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100个左右细分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到2025创造的附加值能够占到GDP的17%，是国家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需要。香港高校有强劲的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水平，四所高校在全球排前50名，21个学科在全球排前20名，77个学科在全球排前50名。这是香港优势和长处，要想办法将其发挥出来，香港该如何配合国家需要进行发展，我们要定下目标。
第二，确定香港创新产业的发展规划。其一是总体发展规划，包括目标、策略、政策措施及配套政策等；其二是各个重点产业的发展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和若干子规划，动员香港一切资源来发展。
第三，要确立区域合作的模式。现在的合作模式还不够，需要思考如何把更多生产工序、创新工序放在香港，让香港的产业更好发展。Apple模式可以借鉴，设计、R＆D、产品开发在美国做，将增加值和高端就业留在美国，生产则布局在其他地方。香港以后的区域发展模式是与大湾区合作，也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我把创新的产业体系分为六个部分：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成果进行技术测试；三是开发研究，把研究成功具体化为专利权等；四是产品开发，把研究成果落实到生产步骤上；五是生产制造；六是市场营销。在大湾区的分工中，前面三步主要在香港做，第四步是与大湾区合作，第五步主要由大湾区的内地城市负责，第六步与大湾区一起营销，对外由香港负责，对内则由大湾区内地城市负责。
中评社记者：落马洲河套地区是被公认的未来深港两地融合发展、科创合作的标杆，但近年来建设速度迟滞，请问如何切实破解这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问题？近期特区政府将启动对新界北“边境卫星城市”的规划研究，被外界视为“湾区融合风向标”，您认为新界北是否有可能被打造为深港两地融合的中心区？应该如何结合十四五规划，加快对该地区的规划与建设？
王春新：我觉得不仅是卫星城，整体方向都应该改变。在港英政府管治时代，香港发展的重点放在港岛和九龙，那时候与内地是完全脱节的。现在香港与大湾区越来越密切，不管是共建国际都会，还是与深圳一起发展，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应该要向北，而不是向南。如果是向北，与深圳的边界是一定要开发的。比如毗邻深圳有一块地我们称之为“禁区”，面积有28平方公里。经过这些年，“禁区”的土地已经慢慢释放了2／3以上，但我认为不应该“小打小闹”，应该进行整体的规划与开发，甚至可以与深圳一起合作，将其打造成“城市新区”。
除北部以外，西部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开发。北部的28平方公里加上西部，再加上填海，香港未来起码有50平方公里可以发展，如果发展起来，可以建造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园区，建造成 21世纪的新城市，甚至特区政府总部都可以搬过去，与深圳相互对应。
港深共建国际都会首先得益于其地理优势，所以如果想要这个区域发展得好，现在的规划要做出重大调整，而不是搞一些小的市政建设，要有重大规划，该填海就填海，该保护就保护，没有太大环保价值的就可以开发。开发和保护没有太大矛盾，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比如半山虽然开发了很多豪宅，但环境依旧很好。
谈人民币走势：中长期有升值空间
中评社记者：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显着升值，而港币由于与美元挂钩表现疲软。您认为人民币汇率近来走高的因素主要有哪些？中长期来看人民币仍会维持走高态势吗？这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会有何影响？
王春新：我对人民币的长期发展看好，虽然可能出现波动，但总体会处在螺旋式的上升轨道。原因有三：第一，经济增长。中国现在保持着6%左右的增长，其实还可以更快一些，达到7%。中国很多改革和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比如说城镇化。
第二，科技发展正在全面突破。未来代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中，中国已经掌握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技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曾经说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5G＋物联网”。如果是这样，中国已经是世界领先，因为“5G标准”其实就是“中国标准”。我认为，未来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是“五大技术”，包括以石墨烯为代表的新材料、生物科技、AI、量子技术和可控核聚变。“五大技术”加上“5G＋物联网”，这六大技术代表着未来的新工业革命，其中有一半左右是中国领先或是与欧美国家平起平坐，而对另外几项技术的追赶，是带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中国的货币政策比美国更严谨。利率方面还保持着正利率的水平，可以有效保持人民币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当市场高度开放的时候，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会趋向于货币的平价购买力。随着未来中国市场的开放，人民币的汇率可能会在过程中趋向升值。
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考虑未来的结构调整，考虑平价购买力的各种因素之后，我估计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会有波动，但中长期来看有升值的空间。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能够在国际金融与贸易的局部领域替代美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了突破美国金融围堵和制裁的能力？您认为，数字人民币的横空出世，能否撼动美元霸权地位？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未来可以在数字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春新：现在人民币的数字货币更多是作为支付工具，目前的支付系统主要是SWIFT系统，如果数字人民币将来有机会被广泛使用，对我们以后的全球支付及结算管理都有好处，如果某些国家想制裁我们，未必会很容易。
至于人民币能不能平视美元，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量、结构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看全世界对人民币的信任度。美元能够成为世界货币是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军事等，跟数字人民币的关系不是非常大，关键还在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跟国际影响力。
香港在数字人民币未来的发展上可以发挥“试验田”的功能，因为中国内地很多东西要“走出去”，如金融等，可以在香港先试验。最早推行人民币清算，推行人民币的“四个业务”，都是先在香港试验，再向外扩展。如果人民币能够通过香港更好地走向世界，这对贸易投资和清算都有积极意义。
中评社记者：香港自1983年以来实行联系汇率制度，过去四十年这一制度为香港经济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但近年来国际风云突变，这一制度是否能够或者应该维持下去？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不可能三角”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香港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几年香港经济萎靡不振，尤其是疫情以来，香港各界要求港府作为的呼声越来越高，您认为香港是否有必要作出某些调整？
王春新：过去几年香港经济的萎靡不振，与联系汇率的关系不大。联系汇率本身虽然处于“不可能三角”之中，但是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影响在于创新不到位、经济转型转不够、居住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等。如果把香港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联系汇率，这是不公平的。多年来，联系汇率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起了较大积极作用。1973年开始香港放宽管制，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初步拥有亚洲金融中心地位；1983年联系汇率实施后，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强化。在联系汇率制下，中国企业不断赴港上市，香港变成亚洲的主要的资本市场；随后，人民币有了“走出去”的需求，又有了一系列的金融安排。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政策，而另一个重要推手是联系汇率带来对货币的稳定。
另一方面，联系汇率也有其消极作用，就是货币政策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上，导致我们无法通过货币政策调整香港的经济。但调整香港经济的方法有很多，而且相比货币政策而言都更加重要，因为香港的资金来自全球，不是靠自己制造出来，所以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算大。
我认为，香港的联系汇率依然有存在价值，因为香港是金融资本主义在亚洲的一个重要节点，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还有它的功能和作用，还能为我们提供资金。习近平主席2018年说过：香港的优势是独特的，香港的贡献是重大的，香港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以前讲的是“难以替代”，现在讲的是“不可替代”，这和香港的金融功能有很大关系。
正因如此，从现在来看，更重要的是发展香港经济，通过创新把香港经济发展起来，把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谈全球通货膨胀：美国不可能维持长期高通胀
中评社记者：受全球性量化宽松措施影响，尤其是去年以来美国美元大放水，全球迎来了大通胀。您认为，此次全球大通胀将对香港将会带来哪些风险与挑战？香港应该如何来应对？作为普通市民，应该如何避险？
王春新：关于通胀的问题，现在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现在是大通胀，有人就觉得太过担忧。其实我的看法比较折中，目前美元的大量发行与2008年不同，2008年真正进入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资金并不多，所以那个时候的通胀不大。但这次不一样，除了量化宽松进到金融系统以外，更多的是直接对民众进行补贴，随之进入消费领域。最近美国的通胀其实蛮高的，四五月份的核心通胀已经到了3.9%，当然这里面有个因素，就是去年的基数太低，所以平均大约是2.2%。其实这个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货币目标，以后可能还会更高。
现在有两点需要再观察：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局把通胀的容忍度提高了，通胀到什么程度，他们才会出手？二是通胀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我觉得关键看美国的经济表现。前一段时间的大量补贴不能长久，因为它不是生产，而是通过发行货币，未来偿还的方式可能会通过货币贬值、危机调整或是美国高新技术突破。
因此，我估计短期会有通胀，但美国维持长期的高通胀是不可能的。货币超额发行，未来对美国、对全球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特别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达到30万亿，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美国当前的政治模式很难阻止这个进程。一年多以来，美国整个资本市场膨胀了60%至70%，将来的某个时候肯定会出现更大危机。而更大的危机一旦出现，只有靠货币发行来“救火”。美国政府必须去救金融资本和金融资本家，这是无法控制的，2008年已经有先例。另外，美国的民众已经与生产脱节得很厉害，整个消费水平的提高要靠政府的补助。这样一来，就是两边都挤压政府。我们都知道，社会、企业和政府在西方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政府的最大功能是平衡社会和资本，但现在社会和企业都在挤压美国政府，最后政府可能会破产。正因为这样，如果美国顶不住，会出现大麻烦。
中评社记者：修例风波以来美西方频频发动涉港“制裁”，其中不少涉及金融、贸易等领域，请问您如何评估近两年西方制裁对香港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未来香港金融稳定主要会面临哪些“灰犀牛”风险、又可能遇到哪些“黑天鹅”风险呢？
王春新：我觉得这个制裁对香港来讲总体上影响不大，因为美国给香港的待遇是基于世贸规则的，这不止因为香港是自由港，也因为香港是WTO的创始成员之一。过去几年，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后，香港本地产品对美出口大概是5亿美元，商品本来可以零关税到美国去，现在不可以，影响的只是这一块。此外，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在审查方面可能比以前多一些程序，但实质影响并不大。
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一年，香港的贸易出口增加了7.3%。2019年、2020年中美贸易战打得比较厉害，再加上出现本地事件，香港贸易出口为负4.1%。2020年香港经济下滑严重，但贸易出口只下降了1.5%，比前年还要少。这是因为全世界生产能力下降时，只有中国还能保持，中国内地大量的贸易经香港转口，使香港的贸易量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今年全球经济稍有恢复后，前五个月香港的贸易出口快速回升，有三成反弹。贸发局估计，今年香港贸易出口会增加15%左右，我觉得可能还不止。
另外，有人担心美国制裁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金融体系是金融全球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支点，如果打击香港的金融市场，对美国损失会非常大，美国的金融霸权甚至会受到影响。从血液循环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是人体的心脏，香港至少是手脚，一旦手脚瘫痪了，心脏也充满了危险。
当然风险还是存在，金融一方面要防范制裁，另一方面要发展经济。香港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这与内地有关，也与大湾区有关。香港如何更好地与国家沟通，让国家一些好的政策来推动我们打造全球金融中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要做好自己，任何制裁我们都不怕，我们都会更有实力来对抗。
中评社记者：我注意到您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近些年香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呈现出十分典型的“三元经济”特征。您认为，应该如何让“三元经济”形成正向联动循环，让香港基层百姓能够从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中分享红利？
王春新：创新科技的发展与金融其实是密切联系的，因为现代金融以创新金融为主。创新金融就是为创新科技、文化创意提供融资的金融形态，包括风险投资、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香港的同股不同权和生物科技企业特别上市安排等。深圳的金融发展，其实更多是属于这一部分。深圳有一万多家基金投资公司，占大湾区60%以上。另外还有中小企业板，这两部分过去也是为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服务，现在的市值超过三万亿美元。上海的科创板、美国的旧金山板块也是这么来的，这个板块主要是前期投资，发展起来以后到纽约纳斯达克板，总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差不多是香港的三倍左右。
现在的趋势是创新金融，创新经济引导创新金融，或是创新金融为创新经济服务，创新经济反过来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所以，创新金融推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又带动金融业发展。过去这些年，香港股市如果没有创新金融的发展，根本无法成为今天的样子。
如何让民众共享金融发展？香港金融业只有26万就业机会，而整个香港380万人需要就业。金融创新的发展，实际上可以与民众有关。比如说创新经济做得好，创新金融发展，香港的财政收入就增加，就有更多的条件来改善居住和生活，民众的福利也会增加。另外，退休金都投到金融市场中去，创新经济如果做得好，退休就会更有保障。除此之外，整个金融业的发展会带来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未来香港如果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就业人数起码要到50万以上，其中有很多是高端、中端就业机会，民众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带动香港的零售市场发展。所以，“三元经济”是可以互动的。
中评社记者：海南在去年7月实施免税政策后，一夜成为购物天堂。深圳也在加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离岛免税城建设。您认为，海南和深圳的免税政策会对香港零售业带来多大的冲击？香港应如何应对？
王春新：一方面是自由港政策，这一点海南是非常开放的。全国来看，海南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开放的，比如金融。现在资金通过海南投资到香港，比在其他地方更方便一些。但是，海南在自由港方面要取代香港并不容易，因为香港的自由港政策有100多年历史，背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和特色，比如法治、国际关系网络。
另外一方面是购物。海南的免税购物已经有很多年，但也规模不大。免税购物很多地方都有，2013年以后，香港购物天堂的地位有所下降，很多的游客来香港还是会购物，但这种购物偏好已经在转变中。以前内地税收高，假冒伪劣的产品也多，所以心理影响下认为到香港来购物，和在海南等内地城市购物并不一样。海南作为购物中心未来会发展，但是要取代香港也不容易。
从这两方面来看，未来海南与香港更多的是互补关系，海南如果加速发展，香港也会有很多投资发展机会。一个地方的发展其实关键在创新思维、创新意识，政策方面当然也很重要。海南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提升结构，更多引进人才。深圳过去五年内引进120万人才，海南如果能够效仿，就能获得真正的发展空间。
谈个人经历：香港管治思维需重大改革创新
中评社记者：您此前在福建省政府从事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后来又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中央政策组任首席研究主任。想请问您在内地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工作环境、节奏、氛围有什么不同？您如何看待中策组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可以分享下在中策组最难忘的经历吗？
王春新：香港是国际都市，1986年到1988年我在福建省政府工作，那时福建刚刚开始启动改革，香港比福建发达得多。我来香港以后与福建的工资相比差20倍。那个时候内地比较贫穷，我在福建省政府工作时参与推动了好几个改革，而且效率非常高。比如有一个项目叫蔗糖改革，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福建省的甘蔗糖生产效率是全国最高的，生产一吨糖福建只需要一亩半土地，在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就需要两亩半到三亩土地。但福建蔗糖业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政府确定的价格太低，持份者无利可图。后来我们调查了大量企业，给省长提出改革方案，很快付诸实行并改变整个情况，效率非常高、非常快。
我在中央政策组工作的体会是，香港是以规范思维为主，行事要规范化、国际化。其他国家有做过的就做，没做过的就不做，这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创新思维改革模式，要讲高效的运作。内地政府在改革年代，改革措施两个月之内就可以推出，而香港三五年可能都无法实现。香港是一个艰难的共识政治，要达到共识，事事都要咨询，大家有共同意见才能推出。我认为，香港目前需要对管治架构、管治体系以及管治思维做出重大的改革和创新。
有人说要恢复中策组，我认为可以恢复，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应建立该顾问班底，可考虑建立行政长官特设顾问委员会，要比中策组的功能更强大。委员会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政治法律、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区域合作问题，每一部分都应该有一个顾问班子，每一个班子都应该有一个首席顾问，共同为政府和特首出谋划策，这样才能把香港发展得更好。
中评社香港7月20日电（中评报道组）不久前，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第二期“中评大咖讲书”学习活动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院士王春新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分享《香港新思维》著作内容，并回答了中评社记者提出的十多个热点问题，包括香港房屋问题、香港楼价中长期走势、全球通胀如何应对、人民币中长期走势等。
提及香港长期存在的住房问题，王春新表示，香港特殊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造成了高房价，现在演变为供需不对称。近来香港楼价已创新高，预测今年将上涨5%～8%，而随着香港经济复苏，楼价还会继续上升。他认为，要彻底解决香港的居住问题，必须调整香港的房地产模式，对香港的居住权进行严格保护。而楼价要调整到市民能承担的水平，至少要调整七成。
对于人民币中长期走势，王春新表示看好。他提出，虽然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会有上下波动，但总体上会处在螺旋式的上升轨道，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增长。中国现在保持着6%左右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更快，因为很多改革和发展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比如城镇化；二是科技发展正在全面突破。未来代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中，中国已经掌握了几项非常重要；三是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比美国更严谨，还保持着正利率的水平，可有效保持人民币的购买力。
至于是否担心美国制裁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王春新认为，香港的金融体系是金融全球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支点，如果打击香港的金融市场，对美国其实损失会非常大，美国的金融霸权甚至会受到影响。从血液循环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是人体的心脏，香港至少是手脚，一旦手脚瘫痪了，心脏也充满了危险。
关于创新产业发展，王春新表示，香港若要发展好创新产业，需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创新产业的发展目标，除过去政府提出的生物科技、AI、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四大产业之外，更要根据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第二，确定香港创新产业的发展规划，其一是总体发展规划，包括目标、策略、政策措施及配套政策等；其二是各个重点产业的发展规划。第三，确立区域合作的模式，思考如何将更多的生产工序、创新工序放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