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美日峰会与东亚区域关系
中评社香港6月25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办座谈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研究员、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董向荣研究员、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首席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后的美日互动，及其可能在东亚产生的影响，各自给出了独到的判断。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以《美日峰会与东亚区域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美日首脑峰会在最近举办，在峰会之前，美日还举办了外长防长“2+2”会议，几天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举行，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关心的重要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有请6位专家共同就此展开探讨。
袁征：从“百日新政”看拜登政府政策趋向
至4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已达百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文评论道，拜登执政百日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至关重要的100天”。分析上台执政百日的举措及表现，有助于我们研判拜登执政的风格和政策趋向。
第一，“百日新政”的突出特点。自1月20日上台执政，拜登签署了多项行政令，推翻了多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强化抗击新冠疫情的举措，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执政百日，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2亿剂，提前完成了拜登政府设定的目标。尽管还有起伏，但美国疫情相较之前已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拜登政府还实施了规模巨大的纾困救济计划，在经济复苏、就业、社会平等方面采取了举措。根据最新《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发布的民调，52%的美国人赞成拜登的表现。不过，只有13%的共和党人赞成拜登的表现。52%的支持率在战后历任总统中排倒数第三位，仅仅高于特朗普和福特。即便如此，《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认为，“在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时代，不被憎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
执政百日，拜登政府的施政突出地展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先内后外，重点突出。拜登上台，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议题上，包括抗击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强化社会保障、种族不平等、气候变化等。这些是拜登国内施政的重要路线图。在拜登看来，美国首要的就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恢复美国的民主机制，这样才能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提升美国的软实力。他表示，“我们将引领世界，不是因为我们所显示的实力，而是因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这也是拜登团队聚焦国内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大政府”色彩颇为浓厚。拜登政府的施政方案强调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扩充联邦政府的权力。上台伊始，拜登政府就强行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重点救助中下层家庭。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之一。3月31日，拜登又提出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称是“一代美国人的一次投资”。不过，这一基建计划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称作为“特洛伊木马”，认为拜登的目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和基建，而是包括了可负担的住房补贴、老年护理、社区设施和其他项目。为了确保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拜登政府有意大幅提升向富人征税，以便帮助中下层民众。其中，主张对顶部1%的富人加征39.6%的税收。这与民主党“大政府”的传统理念一致，但势必会招致共和党的极力反对。
四是立法效率颇低。尽管拜登团队有意模仿上世纪三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采取举措来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但在美国社会极化、党派之争加剧的情况下，国会立法阻力重重。在执政百日内，拜登仅仅签署生效了7项法案，和小布什一起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执政百日立法最少的总统，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在执政百日里签署了76项立法。
五是回归多边主义，意在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沟通与协调，改善与盟友的关系，维护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次是重新加入国际机制，力图发挥主导作用。
六是强调意识形态，用“民主社会”对抗“专制政体”，刻意用西方价值理念拉近与盟友的关系，加强西方内部的凝聚力。拜登政府声称要打造一个统一战线，今年年内召开“全球民主峰会”。
七是继续推进大国竞争战略，遏制和打压中俄。拜登执政百日，显然部分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采取遏制中俄的态势。
应该说，拜登政府“百日新政”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4月23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认为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是受欢迎的，也是姗姗来迟的回归常态”，给予了拜登正面的评价，认为拜登政府执政百日，虽然不完美，但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其施政日程，假以时日就会取得明显的效果。
第二，从“百日新政”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趋向。依据拜登执政团队的言行，结合当前美国的对华氛围，可以确认美国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总体趋势，战略竞争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拜登政府制衡中国、维护霸权的出发点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在策略和手法上会有明显的变化。
一是，在战略定位上，拜登团队同样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延续对华强硬政策。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布林肯把应对中国挑战列为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项，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竞争者”。按照布林肯的说法，中美关系会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投入，竭力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全力阻遏中国影响力的拓展。
三是，尽管拜登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但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会放弃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对等原则，两者目标也大体一致。拜登政府甚至会以取消对华产品附加的高额关税作为条件，要求中国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拜登也会寻求与盟国协调，联手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四是，中美科技竞争会白热化。美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和出口管制力度，会本着“小院高墙”的手法来防范中国对于高科技技术的获取，竭力阻挠中国“弯道超车”。
五是，拜登政府还有意通过各种规则来规锁中国的行为方式，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这涉及到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投资透明等多个议题。拜登表示，不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专注于国际规则。
六是，拜登政府注重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与合作，构筑排华小圈子，打造对华统一阵线。在全球层面，拜登政府有意推动“全球民主联盟”。今年年底，拜登政府有意组织和主办首届“全球民主峰会”，这是迈向“全球民主联盟”的重要一步。美国还会根据议题打造不同的“民主国家”小圈子，包括民主国家科技联盟、“芯片”联盟，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在地区层面，着力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朝着地区民主联盟的方向发展。尽管形成“亚洲小北约”军事同盟尚待时日，但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三个动向值得重点关注：其一，巩固既有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拓展合作的空间。其二，构筑新的多边同盟机制，打造地区和全球民主同盟体系。随着拜登上台执政，一直酝酿的“全球民主联盟”设想也将进入具体操作阶段。其三，推动各个同盟之间的联动性，加强欧洲与东亚同盟之间的勾连，北约进一步“东扩”。
七是，美国政界和战略界一些人士有意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转移国内视线，缓解美国内部的矛盾，增强国内凝聚力。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认知问题上形成共识，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美国国内的消极氛围将对拜登对华政策构成潜移默化的牵制。拜登团队已经表露出明显的苗头，就是利用中国问题来缓解国会立法进程中的阻力，以便推销自己的施政举措。
即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强硬的政策底色，但拜登上台执政给直线下坠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止跌的机会。从拜登执政百日来看，尽管氛围不佳，但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还是会逐步稳定下来。拜登团队有意识着眼美国自身，认为要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首先应当是从国内解决问题，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等层面加大投入，保持美国的绝对领先。拜登政府重视多边国际合作，中美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军控不扩散等全球治理议题上有更多合作的空间。如同阿拉斯加对话和克里访华表明，中美对话将恢复，两国的沟通将有所改善。这有助于缓和气氛，避免战略误判。拜登团队相对理性务实，执政风格可预期性较强。拜登本人及其团队均为主流建制派，从政经验丰富，在对华关系上既谈竞争，也谈合作，寻求一定的平衡。拜登政府强调，美方欢迎竞争，但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
尽管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但相较于反华歇斯底里、根本不讲规则的特朗普团队，拜登执政有助于中美关系逐步回归相对理性而有节制的竞争轨道。人们可以抱有期待，但幻想不可有。拜登团队将会受到多方力量的牵制，其对华政策调整将是有限的。拜登的四年任期基本上和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在时间上重迭，这期间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三，美日峰会释放的信号。4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发布了名为《新时代美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插手我香港、新疆和台湾地区事务，并表示将“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两国首脑峰会是拜登执政以来首次与外国领导人的面对面会晤，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征性意义。尽管白宫发言人曾表示会晤目标为“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但从双方《联合声明》内容看，该会议更像是以中国为核心议题的“专题讨论会”。
美日联合声明体现出美日同盟长期以来在对华战略层面的延续性，但涉华内容更负面，更具挑衅性。就联合声明看，海域问题俨然已成为美日关切的焦点。一是，在台湾问题方面，公开而明确地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列入两国共同关切的议题，同时也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二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公开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对中国主权形成严重侵犯。三是，《联合声明》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对我国新疆和香港事务进行了干涉和指责。四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双方强化高技术领域的合作。
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其一，日美同盟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也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菅义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首位与美国总统拜登握手的外国首脑。2016年11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几经努力，赶着第一个与特朗普会面，从而为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日蜜月关系创造了契机。菅义伟无疑也想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加快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步伐。
其二，美日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自的盘算，美日各取所需。在双方互惠性同意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成为日本坚定的后盾，日本则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最前沿。从日本对华战略而言，出于对钓鱼岛、台海和南海地区等安全利益的考量，乃至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渴望，日本更多从负面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更倾向于依托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从近些年日本政要的言行可以明确看出来。在科技合作领域，美日的利益考量也有微妙的差异。拜登政府要强化对华“科技战”，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而日本则能够有效协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制衡中国的“数字丝路”建设，是实现对中国技术遏制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加入此前由美国提出并主导的半导体供应链重建计划，有助于其在未来获得半导体规则方面的制定权及主导权，是强化自身在数字领域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其三，从国内政治角度而言，菅义伟支持率低迷，面临很大压力。抗疫不力，内阁丑闻不断，个人形象备受打击。如果拿不出政绩，那么就难以在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面临疫情、经济、奥运会等国内难题，因此菅义伟就更加看重美日同盟，希望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改善自己在国内低迷的支持度。
当然，日本也试图在中美间寻求一定的平衡。面对中国的坚决反对，菅义伟政府也试图缓和氛围，在诸如台海问题上进行一定的澄清。4月28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日本来说，中国和韩国分别是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尽快批准实施RCEP，将中日韩三国纳入同一自贸框架，对推动日本出口、拉升日本经济复苏有现实意义。即便如此，日本越来越鲜明的立场和在诸多问题上的言行，表明日本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已经选择站在了美国一边。
胡继平：日本试图推动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 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首先，这次日美峰会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同时美国因素将给中日关系带来影响。在特朗普时期，日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日本对特朗普政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特朗普对中国下狠手，一定程度上符合日本心理期待；“恨”的是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忽视与盟国合作，也不顾及盟国利益。奥巴马执政时期，美日关系相对较好，中日关系较差。特朗普上台给中日关系带来一定机遇。2017年之后中日关系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机，与美国因素有一定关系。回到这次美日峰会，因为拜登在竞选期间就表明要与盟国联手共同应对中国，比较符合日本的想法，所以日本对拜登政府非常期待。此次拜登上台后，美日关系磨合比过去美国政权更迭时更快，背景是双方战略目标比较一致。
从日本角度说，它将应对中国崛起视为外交安全首要课题，并已持续多年。拜登政府的战略方向符合日本的期待和利益，所以日本马上展现出了迎合姿态。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发挥了主动和积极作用。从美日一系列互动看，日本是以钓鱼岛问题为抓手，拉近美日同盟关系、挑拨中美关系。拜登当选以来，日美领导人及高层官员多次通话、会谈都将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形势作为重要甚至首要问题，这极不自然、正常，显然是有意图的，领土问题已经成为了战略工具。在台湾问题上，美日在共同文件中自1969年以来首次谈及台海问题，日本也试探着往前走了一步。由于美国因素的变化，日美关系基本上回到了特朗普执政前的状态，甚至可能继续深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未来的中日关系仍有变数。由于当前中美关系依然紧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拜登政府刚上台100天，中美关系仍处于磨合期，美国也强调在对华关系中并不寻求冲突，中美双方在争吵的同时，也都预留了合作空间，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可能是合作、竞争、对抗并存的复杂关系，日本在处理与中、美的关系时也将不得不适应这样的局面。另外，在经济领域，日本也离不开中国市场。在出口方面，美、中分别占日本出口市场的近20%。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20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日本企业仍然将中国作为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尤其是对内需增长乏力的日本来说，巨大且还在快速扩大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些都将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和稳定的正面因素。
第四，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需要坚强的政治引领。因为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老问题一直存在，中日关系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政治引领，就很难稳定发展。这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1972年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也曾遇到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甚至面临被右翼刺杀的风险。但现在，即使在日本国内，田中访华的历史性功绩也是不容置疑的。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日本国内舆论也非常不利，包括香港问题、疫情问题和东海形势问题，日本媒体的误导性报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现在还看不到有好转迹象。面对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中日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有责任维护双边关系和地区形势的稳定。两国领导人唯有从战略的、未来的角度出发，为双边关系制定长远目标并加以强有力的政治引领，才可能实现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带来繁荣和稳定。
刘江永：钓鱼岛问题已不是可“搁置”的局部问题
今年4月16日发表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堪称是3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的升级版。其中除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外，谋求美方就协防钓鱼岛再度表态等，基本上实现了日方既定的“中策”目标。其“上策”的高目标是，希望美国支持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但这一点未能实现。
有人认为，战后中日围绕钓鱼岛归属矛盾的产生是美国在中日之间打进的一个“楔子”。这是由于美国1971年擅自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造成的。但实际上，战后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当时日本的佐藤荣作内阁。1969年佐藤首相在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并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主权的范围之内，坚持对华“政经分离原则”，推行“一中一台”政策。而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正通过基辛格秘访北京，试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加之中国海峡两岸都反对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以美方并未完全接受佐藤的主张。美国政府与国会一致表示，美国对钓鱼岛主权不持立场，将这些岛屿的实施政权交给日本并不影响各方对该等岛屿主权的主张，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由此可见，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并非日本追随美国，而是日本主动“带节奏”。这导致中日关系无法实现正常化。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自民党推选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其对华政策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日方要求下，美方在这次首脑联合声明中再度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甚至增加了一条所谓“日美两国也共同反对一切有损日本对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施政的单方面行动”。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坚持把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错误立场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等于日美间接承认，实际上日本对钓鱼岛并未实现所谓有效“施政”或“统治”。与此同时，美方再度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的主张。
很显然，菅义伟内阁在台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不仅继承了当年佐藤荣作的立场，也贯彻了安倍晋三内阁的既定政策，在具体步骤上也沿用了安倍的套路。在这方面，拜登执政以来，包括日美“2+2”会议以及日美首脑联合声明，都是日本在“带节奏”，拿方案让美国认可。这必然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受损，有可能持续恶化。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钓鱼岛问题已不再像1972年时是一个可以“搁置”的局部问题。当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把它先放一放，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日方不再承认中日之间有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存在；第二，日方也不承认中日之间曾经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第三，从2014年奥巴马政府开始，日本连续向三届美国总统带节奏，敦促美国高层表态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第5条。第四，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适得其反，中方则后发制人，保持对钓鱼岛领海的常态化巡航。2008年日本的海保船撞翻了台湾省渔船后，中国政府表示抗议，迫使日方向台湾船主道歉。随后，当时的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领海进行了首次巡航。在这个背景下，日本自知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不占理也不占势，于是希望美国能够替他撑腰，应对中国，并将钓鱼岛作为一个战略支点，撬开中美关系，形成美日联合对华的战略格局。面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及今年2月出台的《海警法》，日方危机感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进一步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国内民族情绪，渲染“中国威胁论”，藉以推动日本国民支持修宪。
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及台湾附属岛屿，本无争议，但日方有不同看法，因此产生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的争议。实际上，钓鱼岛从来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群岛（如今的冲绳县）也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这是琉球学界的基本共识，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既然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归属认知不同，那么两国可以就此进行理性对话、交流和沟通。但日本当局自知钓鱼岛历史上不是他们的，所以回避1895年窃占钓鱼岛之前中国拥有这些岛屿的历史史实，封杀这方面正确知识的传播，竭力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进行单方面“洗脑”式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的灌输，包括修改教科书及建立固定的展馆等。
实际上，日方拿不出一件可以在国际法上站得住的证据证明钓鱼岛列岛属于日本。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通过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这期间日本民间人士在岛上的殖民开拓行为根本不足为据。战后伴随《马关条约》作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所有从中国窃占的领土归还给中国。日方所谓根据日美《旧金山和约》第三条，钓鱼岛属于日本同意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范围，但实际上所谓“西南诸岛”只注明琉球群岛及大东岛等，根本就没有钓鱼岛或日方所说的“尖阁诸岛”。所以，日本无论从历史、法理还是从现状，都没有任何根据占有钓鱼岛列岛。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客观情况看，涉及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钓鱼岛究竟是属于谁的，需要不断澄清争议。我认为，在日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以及日本民众对华感情的改善。